李达小传

在离零陵县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地处湘南边界，背靠湘水，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落。这就是李达一家祖祖辈辈耕作生息的地方。李达家向地主租种二十多亩田。每年秋后，金灿灿的稻谷，一担担地挑进地主的粮仓。一亩薄田要交租九斗九升，遭遇灾害，也不得少交一粒。眼见此情此景，李达的父亲极感心痛，愤愤不平。

　　李达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父母特别喜欢他，因而他在兄弟中独享专心读书的厚遇

　　。李达的父亲想，就是勒紧裤带，也要凑合几串铜钱做束修供他念书。1895年，李达刚满5岁，便跟父亲识字，读《三字经》、《百家姓》。7岁，他跟胡樊卿先生读书。胡先生是前清秀才，算是零陵乡下的一个“大学问家”，和李达母亲同乡同姓。胡先生见李达聪明好学，特别喜爱。无论在哪里教书，胡先生总是带着李达在身边跟读。胡先生在李达父亲面前一再夸奖：“鹤鸣这个孩子真了不起，书点到哪里，他背到哪里，一本书教完了，他也就背完了。……鹤鸣前途无量!”

　　儿时，李达又聪明又顽皮，在唐家祠堂读《幼学》、《千字文》之类的启蒙书。到了少年时代，李达不调皮了，听讲认真，作业工整，到校最早，走得最晚。他读过的书，注解和眉批写得密密麻麻。他不满足于背诵老师指定的课文，常在课余时间大量阅读《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文学名著。他特别喜爱数学和自然常识。他好学多思，碰上难题，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它搞懂弄通。

　　1905年，永州府开办了永州中学。李达刚满15岁，就以优异成绩考入这所学校。考试时，考生中李达年纪最小，个子最矮，特别引人注目。许多人都惊讶地围过来，端详这个乡下少年。主考老师好不容易才把试场周围的人赶走。李达不慌不忙、胸有成竹地回答了所有试题。他的数学成绩优异，结果，他被录取了。他的数学成绩特别好，别的同学解决不了的难题，他很快就解决了。从第二学期起，直到毕业，他的各科成绩总评一直名列前茅。李达品学兼优。从十五六岁起，他就开始懂得为劳动者着想，为贫苦农民做好事，并自发地起来同官僚地主作斗争。有一天，他到县城办事，看到农民交粮。官老爷故意刁难农民，多算了粮。农民说：“你们算错了，怎么要多算我的呢?”收粮的那家伙听了大发脾气，拍桌子，瞪眼睛，威胁说：“我算错了，你自己来算吧!”李达挺身而出：“我帮他算，你不要欺侮人!”李达算出了正确的结果，那人被迫认输。在永州中学读书期间，李达已经有了初步的阶级意识和诚挚的爱国思想。

　　一次，徐特立给修业学校学生作时事讲演，把一些国耻沉痛地告诉学生，悲愤至极，讲完，他立即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当场斩下自己的一个手指，写了血书，借以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激励学生反对列强的欺凌。徐特立的这一充满爱国激情的行动，深得各界人士的钦佩，也极大地激发了李达的爱国主义热情。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在爱国主义思想激励下，李达发愤读书，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09年，李达中学毕业，可没钱读其他高等学校。这年秋季，他打听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招收新生。于是，他父亲筹集一笔川资，让他到北京投考这个学校。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偏僻的农村，到外地去。在武汉、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大城市，他目睹了许多令人愤慨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李达抱着学好科学知识、振兴祖国的宏伟志向考入了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此时，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到这种地步，是由于科学不发达。中国只有发展教育事业，普及科学知识，唤起人民的觉悟，才能国富民强。于是他有了教育救国的理想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认为中国得救了。但不久，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北洋军阀取代了清王朝。李达很失望。是年秋，京师优级师范暂时停办，他返回故乡。次年，他到祁阳中学教书半年，继而就读湖南工业专门学校。两月后，因缺食宿费，李达转入湖南优级师范。这时，他受孙中山“大办实业，以利国富民强”的思想影响，决定“放弃‘教育救国’的理想，主张‘实业救国’”，“决定不学师范，改学理工科”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他参加统考到日本去留学，就是抱着这个目的。

　　1913年，李达以优秀成绩考取了湖南留日官费生。他想借这个机会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实现自己“实业救国”的志愿。在日本，他用一年时间就学会了日语，后又学会了英文和德文。因用功过度，李达得了肺病。贫病交加，他不得不于1914年辍学回国。回国后，他在家与人合伙开办一个药店，一面当药剂师，发药卖药，一面养病。过这种“药商”生活将近三年。1917年春季，李达第二次去东京，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学理科。那时，我国政府规定：凡是考进日本的五个国立学校之一的，都给公费。这种学校就有第一高等学校，该校是最著名、最为当时青年所倾慕的。“一高”非常难考，李达终于考中了。他觉得这下不单是经济问题可以解决，“实业救国”的理想也可以实现了。入学以后，他天刚亮就起床，晚上十一点才睡觉，每天学习十二、三个小时。为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李达贪婪地学习每一门课。1914年的卖国条约，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极大的义愤。当时李达和全国人民一道，开展了“反日救亡”运动。李达痛苦地感到，日子过不下去了，如果不找新的出路，中国一定要灭亡。可是，新的出路在哪里呢?后来，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斗争实践的基础上，李达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救国救民的普遍真理。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为了抗议日方的暴行，唤起国人救亡图存，学生们纷纷罢学，组成“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李达、李汉俊等人都是这时回国的。他们回国后，以上海为大本营，派代表到各地进行宣传、联络。留日学生赴京救国团为首的就是李达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最后，请愿斗争失败了，给李达震动很大，他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也是一种幻想。

　　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五四运动以后，李达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和宣传者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

　　1919年5月4日，我国爆发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当时，李达在日本。他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6月，他得知五四运动的领袖陈独秀被捕，立即赶写了《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寄回国内发表。他的文章除了热情赞扬陈独秀、强烈谴责段祺瑞政府外，还坚定地表示要用革命的“新思想”改造旧制度，建设“新国家”。五四以后，我国掀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社会主义思想运动。这个运动刚刚兴起，李达在日本就积极为国内报刊撰稿。早在1919年6月18日和19日，他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公开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这是现已搜集到的他最早的两篇珍贵文稿。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各种主义鱼目混珠的情况下，对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李达还以《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为题，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连续发表了九篇短文，向国内介绍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为了及时而系统地在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1918年秋至1920年夏，李达在国外翻译了三本书，即《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这些书于1921年5月前后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这对于我国的先进分子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中学习、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很有作用的，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译著和文章的发表，是李达由爱国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标志。1920年暑假，李达从日本回国以后不久，就和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积极投入了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斗争。张东荪的反动主张刚一抛出，就遭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迎头痛击。李达用江春的笔名写了《张东荪现原形》一文。后来，又写了《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的商榷》两篇重要文章。在这场反对假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李达是一员坚强的主将。1921年5月，李达发表了《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的论文，这是一篇讨伐假社会主义最有分量的文章。建党时期开展的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大论战，是关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改造中国采用革命的方法还是采用改良主义方法问题的大争论。在这场大争论中，李达最早参战，发挥了先锋作用和骨干作用。从1920年起，当时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以《新青年》和《共产党》为阵地，展开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李达积极参加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他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主要代表之一。1920年11月以后，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第一号到第五号的《短言》对无政府主义也作了批判。特别是李达发表了《社会革命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之解剖》两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有力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的荒谬主张。经过李达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系统而又击中要害的批判，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理论武装被解除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基本划清了。这不仅使许多原来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知识青年转变了立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且纯洁了共产主义者的队伍，清除了当时混杂在共产主义小组中的少数无政府主义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11月7日，李达以胡炎为笔名在《共产党》创刊号上发表了《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文，谴责第二国际搞的“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和资本家妥协”的“改良主义”、“议会主义”。为了从根本上批判修正主义，李达于1921年1月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五号上发表《马克思还原》一文，揭露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李达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看作是无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体系。

　　1920年夏天，李达抱着“回国寻找社会革命”的目的，从东京回到上海。他首先访问了陈独秀，与他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的事。陈独秀告诉李达，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并邀李达参加。李达欣然同意。当时，李达住在《新青年》社内，与陈独秀交往非常方便。他以留日学生会理事的身份，参加中国学生联合会的工作。八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发起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是我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2月，李汉俊和陈独秀在商谈党组织采用中央集权制还是采用地方分权制问题时，发生分歧。李汉俊因此辞去代理书记职务。李达便调停于二者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把一切转给李达，要李达代理书记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为了党的团结，李达接受了这个职务。从这时起到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李达一直主持党的发起组的全面工作。李达是党的上海发起组的重要成员，在宣传马列主义、介绍列宁建党学说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6月，根据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讨，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党的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李达担负了党的一大的筹备工作，具体部署召开大会的各项事务。1921年7月，李达作为上海的代表出席了“一大”。大会期间，李达除参加起草文件外，还负责处理大会事务。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1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一大”会址的选定和转移以及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都是他负责解决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李书城家中开幕了。 “一大”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局作为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这样，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李达作为会议的筹备人和组织者，为“一大”的胜利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21年10月，陈独秀和李达商议在上海创办一个平民女校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1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经过三个多月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一切筹备就绪。1922年2月，我党领导创办的第一所平民女学在上海正式诞生了。这所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是李达，他的公开身份是校务主任。其夫人王会悟协助管理学校的行政事务。1922年初，在《先驱》第一、二期上，李达用李特的笔名连续发表《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专文。7月，李达出席了党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大”代表

　　第一天集会就是在他的寓所里。同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到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他与毛泽东、何叔衡等同志同住清水塘，共同担负起培养党的干部、研讨马列主义的光荣任务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2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毛泽东任校董，何叔衡、李维汉等人曾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过。自修大学是湖南革命的摇篮，培养造就了一批革命干部，这些同志以后逐渐成长为我党的骨干。为了宣传马列主义和研讨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和李达等人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了《新时代》月刊，李达任主编。

　　可是，党成立只有两年，1923年秋，李达却脱离了自己曾积极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2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脱党以后，李达就专任大学教授，过书斋生活。这是李达脱党的重要原因之一。李达脱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意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组织形式，加上对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不满。

　　1923年11月，湖南自修大学被军阀强令解散后，李达到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任学监兼教授。后来，该校改为湖南大学法科，李达继续任教授。他编了一部讲义，题名为《新社会学》。1926年6月，该书出版时定名为《现代社会学》。这是李达在过去多年从事唯物史观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用文言文写成的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专著。

　　大革命期间，李达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1926年10月，李达应邓演达的邀请来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招生工作，代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马日事变”后，李达隐居零陵乡下，四个月未出家门。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搜捕，家乡不能立足。9月下旬，他又秘密返回长沙，后又到武汉，受聘于武昌中山大学。1927年11月中旬，桂系李宗仁部攻入武汉，疯狂镇压革命，残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12月16日，桂系武装出动约两个营的兵力包围武昌中山大学，逮捕和杀戮了一批进步师生。次日下午，国民党左派李汉俊等也被逮捕，当晚在汉口惨遭杀害。16日那天，李达因故迟到，在校门外看到风声不妙，见机逃走，幸免于难。当晚十二点，李达上船逃亡上海。在上海，李达全家避居在法租界一个偏僻的弄堂里，直到1932年夏。在上海期间，由于白色恐怖，李达的处境十分困难。李达特别着力从事革命的学术研究活动，翻译和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著作。李达翻译的著作有《法理学大纲》、《妇女问题与妇女运动》、《现代世界观》、《社会科学概论》、《经济学批评GN GU 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农业问题之理论》、《土地经济论》、《经济学入门》等。1928年至1932年7月，李达在上海和泰山的全部活动表明，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用自己的笔和舌顽强地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并向人民大众和爱国志士作革命宣传，为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做出了贡献。

　　1932年8月，李达由上海转移到北平，应聘担任了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中国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同时还兼任朝阳大学等校教授。为了扩大进步势力，李达推荐黄松龄、吕振羽等人到中国大学任教。后来，他还把兼任的中国大学经济系主任职位让给黄松龄担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和中国大学的进步师生较多，有“红色大学”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3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之称。李达和黄松龄、吕振羽等则被誉为“红色教授”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3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1933年5月，李达受北平地下党组织委托，到张家口第二次给冯玉祥讲学。名义上是去讲辩证逻辑，实际上是去说服冯玉祥联共抗日。1934年4月20日，由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提出，宋庆龄、何香凝、李达等1700多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李达是十名领衔签名者之一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卷第3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七君子”被捕后，为抗议国民党当局的非法逮捕。李达在北平与许寿裳等109位知名人士联合签名，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爱国“七君子”。

　　30年代，李达在北平的教学活动，是他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迫使广大的爱国青年探求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前途、命运。这时，李达热情讲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对于寻求出路的青年是大有益处的。李达在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同时，积极地投身到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的伟大潮流中。他旗帜鲜明地拥护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李达在北平期间，坚持做学术研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和货币学，翻译和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著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哲学方面，李达撰写了《社会学大纲》一书和《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等论文，还与人合译了爱森堡等著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正因为这样，李达获得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名教授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