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的辉煌与悲怆

空山佑实

如果将上述大学校长的人生履历稍加区分，则大致可以划为三类：李达、王亚南为第一类，他们基本上是学者，1949年以前便在各大学任教授，1949年以后他们专任大学校长，并不兼书记；江隆基、彭康、郭影秋、常溪萍则属于第二类，他们都是专职的中共领导干部，被视为党内的红色知识分子，受中共委派出掌大学，兼任校长与党委书记；华岗、李广田则为第三类，华岗既是中共的资深干部，又曾经在大学任教授，有许多史学著作，李广田则既是校长，又是学者与作家。他们是“两栖式的”领导干部。

在上述大学校长中，李达的人生经历最为特殊，最具历史的典型意义。李达早在1913年留学日本时，就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与宣传者。1920年夏天回国后，他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推陈独秀为书记。陈独秀赴广东期间，李达一度代理书记，他并创办了中共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李达任主编。李达参与中共“一大”的组织、筹备工作，“一大”会址与代表住处都是由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联系安排的。在“一大”上，李达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并任中共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主编。在一年时间内，该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著作共十五种，李达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中共“二大”以后，李达因为同陈独秀意见分歧，脱离了中共组织。此后他致力于研究与宣传马列主义的理论，在各大学讲授经济学与社会学，是著名的“红色教授”。据《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一册）记载：毛在延安收到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后“读了十遍”，毛又曾经对延安理论界说“李达寄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中共建政前夕，毛泽东通过秘密管道带信给李达说：“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李达辗转来到北京后，由刘少奇作介绍人，毛泽东、李维汉等作为历史的证明人，重新加入了中共组织。

中共建政后，李达先后担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被推举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常委、中国哲学学会会长等职，还被选为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委等。他与毛泽东长期保持亲密的友谊，毛称呼他为“鹤鸣兄”，他则称呼毛为“润之兄”，这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是极为罕见的。

作为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对于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并不陌生。但是从本质上说，李达是一个学者，他的身上有着未曾脱尽的文人气质，不太懂得中共党内斗争的险恶。在中共建党初期他与陈独秀、张国焘关系闹得十分紧张，最后愤而离开上海，脱离了党组织。1949年中共建政初期，作为中共的早期党员、又是毛的亲密友人，李达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他若能洞察时局，优游其位，而不过问世事，采取某种超然、韬晦之计，或可免祸。然而李达的个性认真而又率直，他喜欢认死理，有些固执己见。大约1957年以后，李达对于时局的认识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他也许敏感到党的政策与路线出了偏差，敏感到毛的头脑发热了。据《李达传记》（P151）中说：1957年，李达曾将一个大名鼎鼎的右派请到家中谈心，说：“什么右派不右派，不过在鸣放时说错了几句话。”李达显然在内心深处，并不认同这种“阳谋”式的“反右”斗争。

李达热爱教育事业，他真心想要办好武汉大学，并且有自己的一套办学理念。他对于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破坏大学的教学秩序表示不满，曾说：“学生尽搞劳动，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呵？”又说：“七反八反，把教师都反光了，还怎么办学？”当时有人提出要打倒牛顿和爱因斯坦，李达说：“科学的权威是打不到的！”他还对学校以党代政十分不满，批评说：“书记挂帅成了一切书记说了算，以党代政，行政不起作用。各系总支书记挂帅，总支书记说了算，系主任甩在一边，教学又不懂。学校怎么办得好？” 当湖北省委决定增派一名党委副书记来武大任职时，李达认为此人不适合来武大，表示拒绝，又以“辞职”相威胁。因此他与湖北省委的关系闹得很僵，无意中触犯了“抗拒党的领导”的大忌讳。

1958年，面对毛泽东鼓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社会上“浮夸风”、“共产风”所向披靡的狂潮，李达十分不满，公开表示：“像这样搞下去，共产主义会变成破产主义，大跃进会变成大后退，人民公社会变成人民空社。列宁说过不能剥夺农民，我们为什么要剥夺农民？违反客观规律是要碰得头破血流的。”（《中共党史人物传》P70）。所在地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提出“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的口号，他也明确表示反对。

1959年，当他得知庐山会议上的情况后明确表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不可能是“反党集团”，说：“这些人会反党？不可能。党内出了怪事！”他又对身边的助手说：“现在本来应该反左，怎么反右来了！”（P71）1962年9月，他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去湖南零陵视察时，又明确表示“（1959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据一则私下的传闻说：1958年毛发动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集体食堂，各地大放卫星，浮夸成风，全国陷入一片混乱盲动之中。当时党内一批“老人”忧心如焚，但是无人敢于向毛泽东当面进言。他们商量的结果提出三个人，认为这三个人可以向毛当面进谏，又不致于有大的危险。一个是黎锦熙，他是毛当年在长沙一师时的老师，本身是语言学家，在北京当教授；第二个是毛的表兄王季范，据说毛家死了人都是王老先生收殓安葬的；第三个便是李达，因为李达与毛的关系始终在亦师亦友之间。当他们向黎锦熙提出时，被毛的这位老师一口回绝，说“你们这都是没有用的”，显然老师对这位学生的了解十分深刻。而当王季范老先生向毛进言时，毛恼怒非常，说：“我搞得不好，你来搞好了！”王季范老先生当然没有“篡党夺权”的野心，这事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他们找到李达后，李达如何答复不清楚。只知道1958年9月在湖北东湖宾馆，李达与毛之间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辩。据时任湖北省委秘书长的梅益回忆：争论是由当时广泛流传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开始的，毛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无限大”，李达则直接指责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下面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受大灾大难了。”总之两人都发火了，最后不欢而散。三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惨痛历史证明，李达的忧虑与预见是正确的。李达与毛的激烈争辩完全出于对国家、民族未来命运的深重忧虑，是一片公心。

李达对于六十年代党内思想的“左倾”倾向越来越不能接受。1961年8月25日，李达在庐山又与毛泽东长谈，“针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毛泽东则建议李达“将旧著《社会学大纲》修改重新出版”。作为毛的“诤友”，李达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当报刊上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时，李达又表示反感说：“现在好像要打倒老东西了。我也是个老东西，要不要打倒啊？”（《李达传记》P160）1966年，康生向李达传达所谓理论问题的“新精神”，认为唯物辩证法只有对立统一这一条规律（这其实是毛的意见），李达表示不同意，并说“这是学术问题，同谁都可以争鸣”（《李达传记》P161）。当林彪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时，李达又反问道：“是顶峰，不发展了吗？”

李达没有政治野心，他甘于做一个学者、当好大学校长。他对于毛泽东一直十分尊敬，但阿谀逢迎显然不符合他的性格。他曾对毛当面犯颜强谏，对林彪的说法加以反驳，对康生的意见不表赞成，对王任重的提法予以批评。他坚持了学者的本份，表现了知识分子的气节、良心、与正义感，但同时也埋下了他必死的祸机。

一场弥天大祸悄然降临。1966年文革运动爆发，与北京揪出“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邦”相呼应，以王任重为首的湖北省委抛出了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原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为首的“武大三家村黑邦”。此时的李达已经年届76岁，一直疾病缠身。在湖北省委的组织下，声讨李达“三家村黑邦”的浪潮席卷了武汉三镇，前来珞珈山游行的队伍围绕着李达的住所高呼“打倒李达”的口号，高音喇叭则安装在李达的床头。李达的身体终于被彻底地摧垮了。1966年7月16日，毛在武汉畅游了长江。当李达得知这一消息，立即给毛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求身边的助手将信件送往毛的住处。他相信毛看到他的信后，会拯救他的岌岌可危的生命。信上写道：

    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

这是李达在信中第一次称呼毛为“主席”（以前都是称呼“润之兄”）。这封呼吁救命的信并未直接交到毛的手中，而是被上交到省委派驻武大工作队负责人那里。一直拖到毛离开武汉后，李达的“救命信”才寄往北京。8月10日，毛在一份《简报》上看到李达“求救信”的摘要后，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此前的7月17日晚，中共湖北省委已经通过《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决定将李达“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管制劳动改造”。8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当时李达的病情十分危急，他要求自费住院，得不到湖北省委派驻武大工作队的批准。据石曼华的回忆：“为了把李达同志置于死地，甚至停止了对他的医药供应。他胃部大出血，糖尿病大发作，骨瘦如柴，面色如土。我们要求自己出医药费到医院治疗，也不被理睬。8月13日，李达同志摔倒在地，口吐鲜血，不省人事……血压已经降到高压90、低压50，高烧不退，大小便都失禁了。卫生科的医生同志要求立即送医院抢救，却遭到拒绝。李达痛恨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对待印度战俘，也是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你们把我当敌人，我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吧，你们也应当给我治病啊！’”一直拖到8月22日，李达奄奄一息时，才以“李三”（“李达三家村黑邦”之意）的化名送进了医院。两天以后，1966年8月24日，李达在医院含冤去世。

李达的悲剧具有典型的意义。他的人生履历十分奇特：早年参与创建中共、后来脱离中共、1949年重新加入中共、临死前被中共打倒并被开除出中共，构成他基本的人生轨迹。最为“黑色幽默”的是，这个中共的创建人之一、著名“红色教授”（毛曾经作为他的历史证明人），竟然被湖北省委发现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去世时，背负有“叛徒”、“三反分子”、“三家村头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地主分子”的多项罪名。中共湖北省委、中央文件竟然要将这位中共党的创始人之一、76岁的垂死老者“遣送原籍管制劳动改造”，这真是中共运动史中最荒诞、最丧失理性、也是最丑陋的行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