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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天)王会悟:红色守望者
 
纪念文章  加入时间:2012/6/20 9:03:00  admin  点击:3945

王会悟:红色守望者

 

李心天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85周年之际,晚报记者电话采访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李达同志的哲嗣李心天教授,李心天的母亲也就是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桐乡乌镇人。她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全部进程,实际上是党的第一位会务工作者和后勤工作者,也是她建议“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召开的。

 

  今年82岁的李心天教授,已届耄耋之年,但是对于来自家乡的电话,依然十分热情与健谈。李心天1948年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退休前任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北京医科大学医学心理学教研室主任。他记忆清晰,条理分明,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向记者介绍了母亲王会悟的革命经历。

 

  母亲是中国第一批共青团员

 

  王会悟于1898年出生在浙江桐乡乌镇,在家排行第二,共有兄弟姐妹4人。父亲王彦臣是一位饱读诗书的秀才,在家办过私塾。著名文学家茅盾也曾和她是同学,论起辈分来,王会悟还是茅盾的表姑,茅盾称她姑妈、表姑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接触了大量新思想、新文化的王会悟从桐乡去了上海,直接去找陈独秀先生。她刚到上海的时候,住在黄兴的妻子徐仲汉家中,之后又搬到陈独秀家居住,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秘。那时李达刚从日本留学回来,也住在陈独秀那里,经常要写文章批评时政,王会悟总是帮他誊抄。在1920年下半年,志同道合的李达、王会悟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的客厅里,举行了婚礼,操办人是陈独秀的夫人君曼。

 

  李心天笑着说,“母亲和刘少奇、柯庆施他们都是1921年发展的中国第一批共青团员。”

 

  王会悟选定“一大”会址

 

  从1920年起,由于陈独秀工作繁忙,就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一职交由李汉俊代理,后来李汉俊辞职后,又由李达代理书记一职。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党的“一大”于是开始筹备,李达和李汉俊分头通知各地代表来沪参加建党会议,李达就把食宿、开会地点等后勤事务交给王会悟操办。

 

  “母亲打听到当时上海的法租界有个博文女校已经放暑假了,教室空着,她觉得那里不错,也不会引人注目,就去和校长说想借用一下,于是就租了下来。母亲还亲自去买了些芦席铺在楼板上,安排代表们住下。还有少数代表住在旅馆里。”会址的确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王会悟最后选定在当时还比较偏僻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

 

  红船上的守望者

 

  在上海召开的“一大”在进行中,由于被法国巡捕发现,已经不能开会了。李达提出来,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当时周佛海提出去杭州西湖,代表们意见不一。后来,王会悟回忆道,“我想到我的家乡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艘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后来,就由王会悟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与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坐头班车去嘉兴。

 

  在嘉兴,王会悟去鸳湖旅馆租了房间,作为代表们的歇脚之处,又雇了一艘中等画舫,要了菜肴,做好了开会的准备工作。王会悟还建议代表们带一副麻将牌上船,以作掩护。她自己则坐在船舱外瞭望,见有别的船靠近,就马上敲窗提醒代表们注意。

 

  为“二大”站岗

 

  李心天回忆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在上海召开,会议的第一天就是在我父母亲上海的家里召开的。母亲抱着刚出生的姐姐在门口放哨,做警卫工作。”

 

  

 

  中国革命和妇女运动的先驱

 

  “一大”以后,王会悟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共产党的革命运动中,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李心天说,“共产党最早的妇女刊物《妇女声》,就是由母亲王会悟担任编辑的。时间大概在1921年至1922年6月这段时期,约半个月出一期,共出了10期,其中的8期都由我母亲编辑,也有她的文章。”

 

  李心天说,“1922年秋,父亲应毛泽东的邀请,和母亲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姐姐去长沙,协助毛泽东办湖南自修大学。湖南自修大学是一所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父亲还主编了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那时,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刚出生,母亲就帮杨开慧裁剪小孩的衣服。毛主席看见了,就赞扬衣服的南方特色,说是很合用,做得好。”

 

  在白色恐怖下,李达夫妇还经常力所能及地帮助同志和朋友们,这是革命者之间的友谊。在上海的时候,有一次,当丁玲和左联烈士胡也频被捕后,李达和王会悟把他俩的孩子带在身边,照顾了一段时间。“那时,冯雪峰也常到我们家来,可以说,我的启老师是冯雪峰,我现在还记得他给我买的玩具。”李心天说。  

 

  提到抗战时期的家庭情况,李心天回忆说,“抗战以前,父母和我们都是生活在一起的。母亲从事革命工作的活动能力是很强的,常常以她的各种身份来掩护地下党活动。日寇攻打贵阳独山时,毛主席还特地寄了一笔钱给母亲,所以她就到了重庆。到1945年,母亲和我妹妹都在重庆,毛主席到重庆接见民主人士时,特意说‘王会悟来了没有?来了就让她留下’。后来,母亲要和妹妹趁此机会也去延安,到了机场,飞机座位都满了,所以没去成。”

 

  抗战胜利,日寇投降后,李达写信给邵力子先生,请他帮忙安排在重庆的王会悟和女儿一起回上海。之后,王会悟在上海、浙江从事革命工作,其间还回故乡乌镇住了一段时间。1949年,王会悟收到李达从北京寄来的信说,“润之兄昨天来看我,问起你。希望早点来北平为好。”于是,王会悟就北上北京工作了。

 

  李心天对父母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也一直关注着母亲故乡的相关报道,也希望相关的纪念馆能够办得有特色。

 

  在结束采访时,李心天先生笑着说,“我也算是嘉兴人呢。”因为他于1924年出生在嘉兴的一座福音医院内,当时父亲李达在上海教书,母亲在嘉兴生产的时候,父亲还特地赶到嘉兴照顾。他说,“母亲在家时,一直乡音不改。你听我的声音,还带着南方的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