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陶铸

宋凤英

2008年02月14日15:19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在创建新中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陶铸有党内才子的美誉。他戎马半生，和知识分子有着深厚的渊源，对知识分子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被知识分子视为良师益友。许多和他有交往的知识分子都深有感触地说：“知我者，陶铸也。”

知识分子的工作“比猪肉、花生复杂得多”

　　作为党的一名高级领导干部，陶铸不止一次地用“千金市骨”这个典故启发干部。他说，古代君王能用五百金买下马骨而终于得到千里马，我们共产党人更要不拘一格地去物色人才，尊重和信任知识分子。1952年12月24日，陶铸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革命之所以能胜利，首先是因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目前的经济建设，没有文化建设的配合，也是搞不好的。”

　　陶铸主管中南局和广东省的全面工作，日理万机，但他却以过人的精力，亲自过问文化、教育、科学、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大量日常工作。1950年底，陶铸调到广州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中山纪念堂附近盖起了一座在当时来说颇具规模的科学馆。随后，陶铸亲自决定筹建珠江电影制片厂。在当时经济恢复时期，他批准拿出百万港币，从香港进口摄影设备，建起了我国华南电影事业中心。在繁忙的政务中，陶铸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和文化界人士见面两次，谈形势，听意见。他把这戏称为“春秋二祭”。

　　在广东，陶铸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朋友。国内外的知名教授、作家、艺术家杜国庠、陈寅恪、丁颖、陈耀真、毛文书、红线女等，都是他的至交。他经常亲自登门求教，这些知名专家对他毫无保留。他与他们推心置腹，无所不谈。有关知识分子、知名人士的学术研究、职务安排、政治待遇以及生活上的住房、坐车、医疗等具体事情，陶铸都不时亲自过问，生怕亏待了他们。

　　1954年1月，陶铸在广州文艺界学习会上讲话，对文艺界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现在人民的要求是那么迫切，而我们的作品却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我看这是一种危机。猪肉有过供不应求，但经过号召农民多养猪，调整一下价格，也就解决了；食油也有过供不应求，但在扩大花生的种植面积后，也就解决了。但是文艺作品供不应求，却不是调整价格与扩大种植面积可以解决的。因为这一问题，要比解决猪肉和花生问题复杂得多。”在座的知识分子听到党承认他们的工作，解决文艺作品供不应求的问题“比猪肉、花生复杂得多”，都非常感动。因为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一直被斥为连普通的农民、工人都不如，因为他们既不能生产稻谷，又不能出产钢铁。陶铸接着说:“今后作家与作家协会的工作做得好与不好，就是要看创作出来的作品质量如何，这是唯一的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他的话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

　　为了给作家提供创作条件，陶铸拍板拨款在广州为作家建起了几幢创作楼。他很重视广东、港澳的文艺作品和文化艺术界人士，特批用文教事业的盈利，把广东著名画家的精品，用当时在世界上也算是第一流的精美印刷进行包装，出版了《广东名画家选集》；对于港澳文化艺术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如夏梦等，陶铸每年都安排他们回内地度假观光，和他们谈心，使他们感到新中国的温暖。陶铸到北京开会时，还在紧张的会议间隙，跑到北京的琉璃厂买宣纸、买墨，送给关山月等画家。

　　1956年3月13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举行广州高等院校教师招待会，到会的有广州5所高等院校的教职员工约5000人。招待会上，陶铸就知识分子问题讲了话，指出党今后要加强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提高他们的地位，使他们工作中有职有权，党团大门向他们打开，生活、工作上对他们给予照顾，保证他们每周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工作，肃反运动怀疑错了的，应迅速给予纠正并作出结论。

　　根据陶铸指示的精神，广州市各有关部门先后订出计划或者采取措施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如：拨款建知识分子宿舍，交通运输部门订出照顾高级知识分子乘车和轮渡的办法；假日增加到康乐、石牌的专车，或以九折优待临时派小汽车给教授乘坐，公共汽车设教师座位；增加高级知识分子的粮、油、糖的供应；给知识分子发医疗特诊证等。

新暨南大学的“母亲”　新暨南大学的“母亲”

　　暨南大学是清末时期建立起来的一所华侨学府，1949年上海解放后停办。陶铸认为，在广东这样一个接近港澳、海外华侨众多的地方，把暨南大学在广州复办起来，对团结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培育他们的后代，有深远的影响和作用。有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重建暨南大学。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广东省政协主席的陶铸，就成了重建暨南大学众望所归的主要负责人选。

　　重建暨南大学前，陶铸专门主持了省政协常委会，讨论筹办华侨大学事宜。会议决定成立华侨大学筹委会，由陶铸任主任委员，王宽诚、何贤、陈序经等12人为副主任委员。筹委会发动国内外热心教育事业的华侨港澳同胞，在财力和物力上给予支持，共同把华侨大学建立起来。

　　筹委会成立后，在陶铸的关心下，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新成立的华侨大学校名问题马上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多数人主张恢复暨南旧校名。陈序经认为，旧校名“考虑到暨南的历史关系”，“用暨南校名很重要”。1958年2月24日，陶铸主持筹委会时完全同意陈序经的看法，并在这次会上形成了一系列重建暨大的决议：决定恢复暨南大学校名，推举陶铸担任暨南大学校长。陶铸对校址选址、招生计划、规模、师资经费等作出了详尽安排。同时，华侨大学筹委会亦更名为暨南大学筹委会。在陶铸的亲自挂帅下，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的工作进程加快。

　　陶铸为暨大重建的办学经费、师资等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东地方财政非常紧张，但为了暨大的重建，仍然决定从地方财政拨款100万元给暨大。同时，陶铸倡议社会各界为暨大重建踊跃捐款，他自己带头捐了两个月的工资约1000元。在陶铸的带动下，王宽诚、费彝民等港澳华侨同胞都慷慨解囊。陶铸十分重视暨大各级领导干部的配备和自身队伍的建设等，出面多方招揽人才，如向中山大学借来多名教职员工等。这样，一批专家学者很快云集暨南大学，一时间暨南大学人才济济。

　　经过1年时间的紧张筹备，重建暨南大学的各项任务基本完成。1958年9月24日，重建后的暨南大学在广州石牌正式开学。在开学典礼上，陶铸阐述了重建暨大的重要意义，他特别强调：“学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人，暨大要办成一所新型的培养一代新人的大学，要以塑造全面完美的人为自己的目的。”

　　暨南大学重建后，大家请陶铸兼任学校校长。原筹委会副主任委员陈序经等说：“这个学校是陶书记支持办起来的，孩子生下来了，还要母亲哺育一下，希望陶书记兼校长。”尽管公务十分繁忙，陶铸仍然答应了大家的要求。他从多方面关心学校的发展。陶铸提出了暨南大学的办学方针：办成尽可能符合海外侨胞的愿望与要求，具有特色的综合性华侨大学。并按照“面向华南，面向东南亚，面向亚热带，面向海洋”的方向，进行系科专业调整。他关心学校的校风、学风和思想教育工作，主张学校领导和教职员工“一定要把教学工作搞好，千方百计教好学生”，强调学生不仅要学好功课，还要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陶铸关心师生的生活。在他的过问下，学校相继建成了教工宿舍、教工食堂、幼儿园和浴室等。

在中央的关怀和陶铸的领导下，暨南大学各项工作迅速走上正轨。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暨南大学已经成为当时中国著名的华侨高等学府。考虑到政务繁忙，暨大校务已经走上正轨，暨大涉外事情较多，身为中南局书记的陶铸深感兼暨大校长不便，于是决定不再担任暨南大学校长。同时，他推荐著名经济学家、东南亚史研究专家、具有丰富办学经验的陈序经担任暨南大学校长。

亲自筹办《羊城晚报》

　　陶铸十分注意发展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新闻广播事业。他到广东工作先后倡议创办了《羊城晚报》和《广东画报》，大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报界，普遍以苏联《真理报》为模式，连版式都基本相同。《羊城晚报》不走《真理报》的路子，另辟蹊径。陶铸认为，一个城市出两份报纸，都是相同的，是很大的浪费。他指出：“社会主义报纸可不可以办得多种多样呢？我看是可以的”，“我们教育人民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文章写得风趣，不一定没有马克思主义”。陶铸提出，《羊城晚报》的特色应是“移风易俗，指导生活”，“寓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他认为，晚报的对象就是广大的市民，办晚报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在茶余饭后得到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增加一些知识。来一点琴棋书画，踢球歌唱，帮助人们消除一天的疲劳，总比打扑克好一些。他又提到：晚报的形式要多种多样，品种要多，要图文并茂，不要太单调了。要多搞一些文化生活、文化教育方面的东西。

　　1957年10月1日，由陶铸题写报名的全国第一家大型晚报《羊城晚报》创刊。创刊的第一天，《羊城晚报》就卖了8万份，比《广州日报》还多2万份，显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

　　1965年7月，《羊城晚报》改为隶属中南局。又是晚报，又是机关报，怎么办？陶铸精辟地指出：“应该办成基本上还是晚报的样子。”那时，正是“文革”的前夕，活学活用的社论铺天盖地，但是陶铸对此并无多大兴趣，那么多的“道理”，群众能听得进吗？陶铸说：“要让具体的材料事例来宣传，不要概念化。例如宣传焦裕禄、欧阳海、麦贤德，我们的干部都像他们，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陶铸告诉报社的同志，不要板起面孔，要多用事例。

　　从1965年6月至1966年3月，陶铸对《羊城晚报》给予特别的关注，连续10次同晚报的同志谈如何办报。他强调晚报要注重创造自己的特色，不要人云亦云。他说：“广州市三张报纸（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你一大版，他也一大版，差不多一个样子，那就没有味道了。”他还说，“国内、国外大事，从日报可以看到，但晚报的内容，别的报纸看不到。人家看你的报纸，你总要满足一下人家的需要吧！”如何才能办到呢？陶铸提了三条：“打破框框、有取有舍、会做编辑工作。”陶铸说，今后登消息要有特点，没有就不要登。消息一定要有新观点，有些书生开会讲话不着边际，最没有意思，可以不登。要多登广州的科学、艺术、发明创造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消息，要以广州为中心。陶铸还多次谈到《晚会》专版，说《晚会》是一个知识性副刊，办得生动活泼，很受读者欢迎。《晚会》不能挤掉，要天天有，要有特点。陶铸总结说，寓教育于趣味之中，既要有趣味，又能给人增长知识，富有教育意义。

　　《羊城晚报》的风格迅速影响了全国。全国的著名作家都以在《花地》和《晚会》发表作品为荣。从中央领导到三轮车夫都爱看《羊城晚报》，报摊前常常排起长队。毛泽东曾对陶铸说：“我看《羊城晚报》。”周恩来也说：“《羊城晚报》可以出口。”“文革”时候要封《羊城晚报》，广东市民有数万人跑到报社护报，可见人民群众对它的喜爱。

率先对知识分子实行特供

　　在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陶铸亲自提出一个对高级知识分子和归侨、港澳同胞中上层知名人士2000人实行分级特供的名单，要广州市委保证供应。所谓“特供”的东西，数量虽很有限，但体现了党对他们的关怀。如每人每月补助食油0.5公斤，每户补助粮食5公斤。

　　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是20世纪我国著名史学家。广州解放前夕，胡适和傅斯年屡次来电报催他到台湾去，被他一口回绝了。蒋介石也曾几次派人去接陈寅恪，但是均未如愿。没能把陈寅恪这样的“国宝”带到台湾，蒋介石一直感到很遗憾。陶铸对陈寅恪十分敬重。陈寅恪住房小，书摆不下，著述没有助手，陶铸马上通知学校给他解决；陈寅恪视力差，看报吃力，陶铸送给他一台当时算是很名贵的收音机让他收听时事新闻。陶铸还关照中山大学党委，让他们在陈寅恪经常散步的院子里，专修一条白色甬道，使他散步时不致迷失方向。1954年，中山大学新上任的党委书记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判陈寅恪的思想“陈旧腐朽”。陶铸知道后，严肃批评了这位党委书记，并要他亲自登门向陈寅恪赔礼道歉。

　　1962年7月，72岁的陈寅恪不慎在家中淋浴时摔倒，跌断股骨。陶铸闻讯，亲自去医院看望，并和医院研究治疗方案。因为陈寅恪跌断股骨，只能长卧床上，陶铸指示，特为陈寅恪配备3名护士，同时，在住房、吃饭、穿衣上，都给予特殊照顾。两年后，有人说:“我们都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陶铸听后，勃然大怒，说：“陈先生74岁，腿断了，眼瞎了，还在一天天著书。他自己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像个不能独立活动的婴儿一样，难道不需要人特殊照顾吗？”陈寅恪的夫人唐　后来对她的朋友说：“只有陶铸，才真正懂得陈寅恪的价值。”

　　1957年，“反右”扩大化，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受到了冲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陶铸只能尽其所能，保护那些他称之为“国宝”的知识分子。1958年，文字学家、书画家、中山大学教授容庚下放到东莞农村劳动。陶铸去东莞检查工作时，特意去看容庚。这使容庚异常感动。一个受群众批判的人，省委负责人亲临茅舍探望，意义非比寻常。陶铸探望容庚之后，他的处境有了很大的改善。

第一个提出为知识分子“摘帽”

　　从1957年的“反右”开始，知识分子一直成为批斗的对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白专”等大帽子，让他们觉得挺不直腰、抬不起头。一些诸如“知识越多越反动”、“外行领导内行是个规律”、“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等观点广为流传，知识分子被排斥在社会文化中心之外，他们心怀畏惧，情绪低落。

　　196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几年来受过批判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陶铸参加会议返回广州后，立即雷厉风行地给在运动中错斗、错批的知识分子，“脱帽”赔礼道歉。

　　9月28日，陶铸邀请广东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到从化温泉，参加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这是一次被广东知识分子称为“久旱逢甘霖”的座谈会。陶铸说：“12年的实践不算短，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成患难之交。几年来物质条件比较困难，没有猪肉吃，大家还是积极工作，没有躺倒不干。酒肉之交不算好朋友，患难之交才算‘疾风知劲草’，‘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现在的问题，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不够，对他们信任不够……现在我们是要把团结提高到新的水平，一是尊重，二是关心……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同时，我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顶帽子很伤害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第三，不准用‘白专道路’的帽子……”

　　陶铸的讲话，铿锵有力，充满感情。当他说到他代表中南局向台下受过错误批判的专家赔礼道歉时，受过委屈的老专家们，都当场流下了热泪。

　　10月11日，陶铸主持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时期，知识分子不仅有心结，还存在因物质匮乏带来的困扰。陶铸在讲话中讲到了两种关心：一是政治上的关心，二就是物质上的关心。首先要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当时，知识分子不仅科研书籍比较匮乏，更重要的是开会太多，搞业务的时间不多。陶铸很明确地表示要少开会。他说：“现在高级知识分子感到时间不够、助手不够或不合要求，资料供应有问题。工作环境不好，我们要注意帮助解决。”其次，要解决生活问题。在座谈会上，海南石碌铁矿工程师黄冠民说：“矿里很久没有食油供应了，工程师除了每月有一斤猪肉，一条普通香烟外，再没有什么东西照顾。”对此，陶铸表示：“要完全解决物质生活现在还有困难，大家还要吃两年苦。不过，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稍加改善是可以的。现在大家的要求不高。中山大学一位老先生只要求给他的面粉里不要有沙子，鱼不要是死的就行了，这个要求不高嘛。”

　　知识分子听到陶铸这些坦诚贴心的话，非常感动。中山大学教授董家遵说：“陶书记说产业工人先加点薪，以后知识分子加一点。这样公开说说有好处。说清楚我们有困难，要大家克服一点，有步骤照顾，这样就好。”

　　1962年3月5日，全国剧协会议和全国科学会议在广州召开，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亲临指导。周恩来和陈毅对陶铸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十分赞赏，尤其对他提出的“不要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句话，尤为赏识。周恩来、陈毅也分别发表了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重要讲话，在全国知识界引起极大反响，受到热烈欢迎。

　　去除“紧箍咒” 关心文艺工作

　　1965年七八月间，中南地区举行戏剧汇演。此时，正值“文革”前夕。陶铸针对当时文艺界普遍感到彷徨和忧心的一些创作问题，以鲜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提出了他的看法，回答了作家们最为关心，最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如什么是歪曲工农兵形象？什么叫方向性问题？什么叫才子佳人戏？什么叫毒草？什么叫中间人物等，毫不含糊地表达了他的意见。参加汇演的3000多戏剧工作者，听到陶铸的这番讲话，一扫心头的阴霾，精神大振。

　　在当时，湖南花鼓戏《补锅》引起不少争论。《补锅》写一位农村少女与一位青年补锅匠恋爱，女方的母亲看不起补锅的，而她家的锅又坏了，于是这两个青年乘机设计了一些喜剧性细节，来促进女方母亲思想观念的转变。女方母亲最后觉察到了真相，问道：“你们俩演的什么戏啊?”二人同时回答：“湖南花鼓戏。”故事就以这样的喜剧形式结束了。

　　有人认为，《补锅》是新的“才子佳人戏”，是毒草。还有人讲，李谷一表演的那个小姑娘，表演动作“不够庄重，有点色情味道”。正在争论不下的时候，陶铸出来说话了。他是湖南人，最懂得湖南花鼓戏。他在讨论这个剧目时说：“《补锅》是一出很好的戏，怎么能说是新的‘才子佳人戏’呢？世界上有男的有女的，就会有恋爱，正大光明的恋爱为什么不可以？两个高中学生，一同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参加劳动，互相爱慕，那是很自然的，况且其中一个是向来不被人重视的补锅匠。”陶铸以十分赞赏的口气，出人意外地肯定这出戏说：“这出戏提倡这种革命的爱，阶级的爱，我赞成。”

　　接着，他对李谷一表演的那个小姑娘，也作了表演艺术上的肯定。他说：“有人讲那个小姑娘表演动作不够庄重，我看这个批评不恰当。相反，我认为她把角色演得天真活泼，有青春的活力，非常可爱。这个戏在湖南演了2000多场，很受群众欢迎，这次90%以上的人都叫好，难道这些人都有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思想吗？如果《补锅》就是新的‘才子佳人戏’。那革命现代戏就只好表现老头子、老太太了，所有的人物都道貌岸然，面孔绷得紧紧的了，这难道合理吗？”陶铸讲到这里，全场3000多编剧、演员等，顿时发出一阵欢笑，接着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大浪淘沙》，倾注了陶铸很大的心血。《大浪淘沙》是根据上海市房管局局长朱道南和他的秘书于炳坤联合创作的革命斗争题材小说《大革命洪流》改编的。导演伊琳是1938年从演出街头话剧走上革命道路的老八路，曾执导过《留下他打老蒋》、《刘巧儿》等新中国早期著名影片。影片于1963年中旬开拍，1966年5月“文革”前夕结束，前后历时3年多时间。

　　陶铸非常关心这部电影，经常到珠影厂了解拍摄情况。厂领导乘机提出改善设备、器材方面的要求。陶铸基本上有求必应。有一次，厂领导向陶铸抱怨厂区有条道路狭窄难行，第二天，隆隆的推土机就开进了珠影。1963年底，陶铸带着中南五省的书记到现场看拍戏。休息的时候，早年曾在黄埔军校警卫连任职的陶铸给演职人员讲了许多北伐时期的往事，他说：“你们做得好啊！你们这些艺术家们能把这样的电影拍出来，呈献给广大的群众、青年同志，让他们看看有好处。你们做了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1964年，摄制单位将影片部分完成片送陶铸审查。陶铸在首先肯定影片的同时，特别指出其中一些情节不合理、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要求把影片改好。根据陶铸的指示，这部影片的部分样片又分别送给了周恩来、董必武、罗瑞卿等人以及一些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请他们提意见。陶铸还两次亲临珠影厂，与影片的编导、演员和主创人员一起进行细致的讨论。影片的修改方案经厂党委通过后，再次报请陶铸审查。

　　1965年，陶铸邀请陈毅、张际春、胡耀邦、王震等人来到珠影厂观看影片，大家一致对影片表示赞赏。1966年初，根据陶铸的意见，影片拍摄和修改完成。陶铸又专门邀请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等老帅来到珠影厂观看影片，并请他们几位审查，发表意见。在几位老帅看完之后，陶铸笑着问：“你们看，这部片子还可以吧？”陈毅举起双手豪爽地说：“我举双手赞成！”随后，陶铸又和陈毅继续对这部影片交换意见，认为有个别镜头在细节处理上还不够完善，并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供导演参考。影片在中央高层领导中放映时，除毛泽东、刘少奇外，其他中央领导人都看了，都给予高度评价。

　　但“文革”中，当陶铸从党内的四号人物被当作大走资派进行批判的时候，关心这部影片的创作遂成为陶铸的一大罪状。有人上纲上线，别有用心地把剧中人“金公寿”的名字说成是陶铸的隐喻，说什么陶铸是在借影片为自己树碑立传。《大浪淘沙》遂被定为“严重歪曲革命史实”的“反革命”影片和“十大毒草”影片之一，被迅速查封，不准公开放映。1977年，电影《大浪淘沙》才得以正式公映，成为这一年上座率最高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