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岁月中的陶铸

峥嵘

2010年02月05日13:3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陶铸，1908年1月16日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1926年，18岁的陶铸进入黄埔军官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组织和指挥了闻名全国的厦门劫狱斗争。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武汉军管会副主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省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196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的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爱憎分明。在“文化大革命”那段非常岁月中，他坚持实事求是，对“文革”中的一些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临危受命 奉调北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同年5月底，陶铸去北京开会时被告知,他将有新的任命。返回广州后，他的心情显得相当沉重。第二天和爱人曾志一起吃午饭时，他才把这事告诉了她：“曾志，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

　　“干什么？”曾志问。

　　“中宣部长。”

　　曾志断然说：“你不合适，你胜任不了。”

　　陶铸点点头：“刚才我在省委常委会上讲了，有的同志也认为这个工作于我不太合适。”

　　“那你就向中央辞掉。”

　　陶铸为难地摇摇头：“辞是辞不掉的。除了中宣部长，还决定要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

　　他浓眉紧锁，缓缓地说：“这件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也想得很多，事已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呢？”

　　陶铸临危受命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已在全国公布。林彪、江青一伙正在利用这个集中代表“左”倾错误的纲领性文件，在全国大搞批判。

　　陶铸上任第四天，就飞往杭州参加中央的一个会议。会议着重讨论“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多数同志主张派。陶铸说：“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因为派驻工作组指导运动，这是我们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他还自告奋勇地表示：“我愿意负责组织派遣工作组的工作。”

　　毛泽东最后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陶铸刚到中央，就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本能地和刘、邓站到一起了。

　　陶铸调北京，是邓小平提名，毛泽东首肯的。在当时的形势下，深谋远虑的邓小平，推荐擅长实际工作的陶铸来京，用意是很深的。中央“文革”对陶铸起初还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陶铸曾长期在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工作。最初一段时期，中央“文革”对陶铸是采取拉拢的策略。陶铸到中央后，江青第一次见到他就亲切地说：“你来中央工作，我们很高兴呀！”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还任命陶铸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在党内名列第四。毛泽东在审定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时，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

　　陶铸当时对毛泽东说：“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同志后面。陈伯达同志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毛泽东说：“已经定了，不变了，陈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重要标志，是给党给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开端。在全会上，刘、邓虽仍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但名次排列上已明确无误地告诉了全国人民，他们已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已被拉下马，处于受批判的地位。在政治局生活会上，谢富治带头向刘少奇、邓小平发难，随后是陈伯达、康生等群起围攻。江青会前也私下找了陶铸，想让他在批刘批邓上“打头炮”，但陶铸不屑一顾。最后，只有周恩来和陶铸在几次生活会上，从头到尾都没有发言。

　　此时，陶铸依然真诚地按党的原则办事。他认为：刘、邓即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党的总书记。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对待。

协助总理　处理国事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江青、陈伯达一伙经过事前的充分密谋，向全会抛出了一个所谓对关于展开“文化大革命”的“二十三条”，妄图把他们所谓的对“黑帮”、“黑线”专政的反动观点，塞进党的正式文件。

　　忠诚的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接受他们抛出的旨在搞乱国家的这个“二十三条”。陶铸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和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一起，担负起修改这个文件的任务。陶铸坚决遵循周恩来的意见，把“二十三条”中有关所谓“黑帮”的内容和字样统统删掉，并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文件中着重写进了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也是可以改正的等内容。陶铸、王任重等还根据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的建议，在文件中写进了军队不搞“四大”，保持人民解放军的稳定的明确规定。陶铸、王任重等在修改中，将“二十三条”删改为“十六条”，这就是后来向全国公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文件改好后，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说：“这个文件改得好。”并亲自将其中一条，归纳简化为“要文斗，不要武斗”。

　　十一中全会刚结束，林彪、江青等就顽固对抗“十六条” , 破坏“十六条”，煽起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的妖风。江青煽动年轻幼稚的学生时，说：“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

　　十一中全会后，刘、邓实际上靠边站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就落在周恩来身上。陶铸几乎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协助周恩来处理各方面的问题。陶铸在接见群众代表的时候，以忧国忧民的坦荡襟怀，每次都反复叮嘱大家：“不要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的那一套，搞得党内离心离德，怨声载道，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历史教训。”

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这段时期，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亲自出面，保护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些部长和一些省委书记以及一些高等院校的负责人。

两发社论 矛盾激化

1966年上半年，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好的，与1965年同期比较，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20.3%，财政收入增长15.6% ，财政收入大于支出14亿元。然而《五一六通知》后，“文革”一哄而起，混乱现象迅速由学校扩及社会，全国工交企业开始发生混乱。

8月中下旬，煽动起来的红卫兵，纷纷冲出校门，给全国生产建设带来了很大冲击。这时，农村已是秋收、秋耕、秋种的三秋大忙季节，陶铸不断接到各地电报、电话告急：“造反派”揪斗县委书记和公社、大队书记，生产无人负责。为了防止农村事态恶化，陶铸于9月7日亲自为《人民日报》撰写《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号召各地“一定不要误农时，集中全力，抓好今年的秋收”。

一周之后，陶铸根据中央常务办公会议的精神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主持写出了“农村五条”和“工厂六条”，于9月14日同时下达到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和工矿企业，提出县以下农村暂时不搞“文化大革命”，严格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等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确保生产建设正常进行；学生和红卫兵不要进入这些单位去串连。

陶铸积极协助周恩来抵制林彪、江青一伙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使江青暴跳起来。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她指着陶铸吼道：“你这是用生产压革命。你们发的那个‘农村五条’、‘工厂六条’，你要立即下令取消。”

陶铸义正词严地回答江青说：“这是中央决定的，我没有这个权力。”

江青气急败坏，就在会上大吵大闹起来，逼着周恩来表态。

周恩来坚决支持陶铸的意见，对江青说：“生产搞乱了，我们都去喝西北风吗？”

11月8日，张春桥、戚本禹接见“北航红旗”五学生，不顾中央历来禁令，私下支持学生到工厂去串连。张春桥明目张胆地说：“搞工厂是个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

王力说：“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不可阻挡的。”

在这种情况下，陶铸奉周恩来指示，在11月1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这篇社论起草过程中，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王力等人在社论付印之际，背着陶铸，把社论中提出的“坚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这句话中的“各级党委”四个最关键的字抹去了，变成了“在统一领导下”，为他们“踢开党委闹革命”留下伏笔。

11月16日至12月初，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冶金、水电、铁道、化工、机械五部和京、沪、津、沈、哈、汉、穗七市以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全国工交座谈会。与会同志慷慨陈词，公开提出反对在工交战线上全面铺开“文化大革命”。座谈会期间，陈伯达、王力等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工业“十二条（草案）”成为斗争的焦点。这个“十二条”旨在搞乱全国工交战线，受到与会者的强烈抵制。

11月22日，周恩来、陶铸、谷牧等向毛泽东汇报工交座谈会情况。毛泽东当时表态说：“工交企业的‘文革’可以分期分批地搞，但是要支持工人群众建立联合组织。”关于文件的制定，毛泽东说：“十二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

在陶铸的主持下，余秋里、谷牧具体组织有关部门的同志，草拟了一份与陈伯达、王力等人搞的“十二条”相对立的文件《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即“工业十条”）。

12月4日至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工业十条”。会议主持者林彪开始就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二十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

会议最后一天，王力等人对陶铸发起了突然袭击，指责陶铸以生产压革命。

王力说，工厂“文化大革命”已经历两起两落，前两次都被镇压下去了，这次是第三次起来，又发了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在起草这个社论的过程中，陶铸就是主张要压。这个社论，不是鼓励革命，相反，骂得很厉害，批评得很凶，这些词句都是陶铸坚持的。

面对政治上的高压，陶铸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工业农业文化革命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我不赞成工人离厂串连，怕乱了生产，写了‘抓革命、促生产’的两篇社论。”他坦然地表示：“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各省的抵触还很大，思想不通，在许多方面表现有怀疑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

这次会议在指责、攻击陶铸等人的正确主张之后，通过了经中央“文革”小组修改定稿的“工业十条”，并于12月9日下达各地，“工业十条”的下发，标志“文革”的全面深入。

惨遭迫害 含冤病故

　　1967年1月4日，受林彪、江青蓄谋陷害后，陶铸失去了自由，被幽禁在住所里。在被幽禁的三年多的日日夜夜，他经常捧着他最心爱的那部《名臣录》，每每以那些古代的忠臣自比，愤笔疾书，写下自己不平静的心境。

　　1967年上半年，他每天除了在警卫的押送下，去中南海西门看大字报，就是连续不断被拉出去接受批斗。1968年8月间，中央“文革”小组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批斗刘、邓、陶大会”。大会在中南海设三个分会场，分别斗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

　　斗陶铸的有300多人，体弱多病的曾志，也被无情地拉去陪斗。在国民党监狱里，陶铸没有低过头，在这次批斗会上，陶铸仍是浓眉双展，昂头挺立。造反派要打掉陶铸的威风，几个人一齐上去，揪住他的头发，使劲把他的脑袋往下按。陶铸双手已被紧紧地反绑着，但他还是顽强地进行反抗，拚命把头昂起来。造反派气急败坏，就对准他的头拳打脚踢。这种残酷斗争场面，足足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陶铸和曾志回到家中，正在家养病的女儿亮亮，脸上挂着泪水，端着盆热水走过来，送到爸爸、妈妈面前请他们泡泡因久站而肿胀的脚。她看到爸爸额头上鼓起鸡蛋大的血肿块，刚要扑上去给爸爸揉一揉，陶铸一把将她推开，脸色惨白，双眼喷火，高声说道：“如果不是相信共产主义，老子今天跟他们拚了！”

　　曾志久病折磨，瘦得体重只剩下60多斤。她经受野蛮的陪斗之后，身体极度虚弱。这天，陶铸悲愤交集，指着曾志对江青一伙派来的看守说：“你们为什么斗她？难道这个样子斗我还不够吗？她是个病人呀！”说到这里，两行激愤的老泪顺着他憔悴的面颊缓缓流下……

　　江青一伙除对陶铸夫妇施行肉体折磨外，还对他施行精神酷刑。他们在陶铸的卧室的枕头上方，安装了一个耀眼的100瓦灯泡，白炽的灯光直射陶铸的脸上，使他彻夜难眠。陶铸面对这种非人的折磨，以超人的意志，处之泰然。他也作了最坏的设想，为明心志，他用毛笔写下了下面这段文字，端端正正地摆在桌上：

　　自杀，就是有见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问题弄清楚。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你去见了马克思，问题还是弄不清楚。那也不要紧，事实终究是事实，最后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相信我自己的四句话：“性质”纵已定，还将心肝掏。苌弘血化碧，哀痛总能消。

　　1968年国庆节前后，陶铸感到头晕、眼花，想呕吐；1969年1月，胃部不适，恶心呕吐，全身酸胀。曾志几次央求医生，仍然不被重视。直到3月陶铸才被送进302传染病院。入院检查后，发现胆囊部位已患癌症，需要立即动手术。病情上报给周恩来后，周恩来批示要转到301医院外科，积极治疗，并亲自指定北京、上海的几位著名医生，组成医疗小组。

　　1969年9月下旬，陶铸病情加剧，医生诊断为癌肿扩散。10月15日晚上7点钟，中央派人对曾志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

　　曾志问：“什么时候走？”

　　“明天。”

　　“明天不行。”曾志回答说：“陶铸病得很重，至多也只能活两三个月，我要为他准备一下。”

　　来人最后限定了一个时间：10月18日走。每月给陶铸100元生活费，生活自理。

　　10月18日这天，曾志炖了一碗鸡汤，烤了一片面包，送陶铸上路。由于陶铸的肠道已经梗阻，足足吃了一个小时。曾志要求送他去机场，未获批准，只能站在大门口为他送行。陶铸扶着手杖，庄严凝重地一步一步走到汽车旁。当天深夜，一架专机降落在合肥机场。忽然间全机场所有的灯火都熄灭了。在一片黑暗中，陶铸走下飞机，被送进停在机坪上的一辆轿车，轿车迅速地朝合肥西郊的一个解放军医院驶去。

　　在病魔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到10月下旬，陶铸病情明显恶化，不能吃饭，不解大便，完全不能起床。然而，直到11月15日，医院才得到批准，决定给陶铸施行手术。

　　陶铸的腹腔打开了，医生惊呆了：癌症广泛转移，癌组织满腹腔都是，大的如蚕豆，小的如绿豆。血管焦脆，稍碰即破，随时都会引起大出血，手术已根本无法进行。折腾了半夜，只好又缝起来。由于失血过多，手术后，陶铸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1969年11月30日22时15分，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下，无产阶级忠诚战士陶铸不幸逝世，终年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