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松之盛 似兰斯馨”——陶铸情系桂林

黄禹康

2011年03月02日11:31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陶铸在建国初期和“文革”前曾多次到广西桂林调研、蹲点。他办事果断，雷厉风行。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他关心群众生活疾苦，注重经济建设。他谈吐坦诚，笑声爽朗，动作敏捷。这一切都在广西桂林地区广大干部群众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在桂林人民心目中，陶铸正如他女儿陶斯亮在一篇文章中所称颂的那样：“如松之盛，似兰斯馨。”

肩负领袖重托深入匪患区带领军民　清匪反霸建新政

　　1949年10月的桂林，秋风萧瑟。在衡宝战役中受到沉重打击的白崇禧，在白公馆内召开了一次桂系军阀党政军高级要员会议。会议决定将全广西划为六个军政区，实行总体战和“一甲一兵一枪”的战略战术，誓与共产党打游击战，以作最后的顽抗。会后，在全地区纠集流氓地痞、散兵游勇及惯匪等，组织起110股约3万多人的土匪武装。在解放初期，这股政治土匪抢劫群众的耕牛、财物，杀害城乡干部及其家属，伏击和攻打我解放军下乡工作队以及乡、区、县人民政府，气焰十分嚣张。如1950年1月25日到28日，前国民党桂系军阀第七军中将副军长钟祖培集中土匪3000余人，长短枪2460支，攻打恭城县人民政府，杀害解放军指战员、地方干部达143人，在县城洗劫商店59家，损失旧币3.28亿元（折合人民币3.28万元）……有关匪情的紧急报告不断地从桂林报到北京，呈送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

　　面对这种严重局势，毛泽东在很短的时间内，曾经接连两次亲自起草电报，严厉批评了在1950年最初几个月内广西剿匪工作上的不力，明令广西省委、广西军区领导立即向中央作出检查。1950年11月14日上午10时，毛泽东第三次发出急电。这个急电是直接发给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的，电文如下：

　　陶铸同志：

　　为了防止台湾蒋军可能会乘机向我广东沿海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这一方面因为广西匪患到目前为止，仍在以更加嚣张的势头继续发展而无丝毫减弱之表现，确已令中央十分担忧；另一方面，只有先肃清广西匪患，才能从广西抽出部队增强广东，以应付广东方面可能的事变。希望你接电后，迅即前往广西（担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帮助工作一个时期，全力以赴，限期肃清匪患。

　　毛泽东

　　1950年11月14日

电报送到陶铸办公室时，陶铸刚从外地回到武汉。他接到毛泽东急电后，只是简单地交待了一下工作，连距离几百米远的家都没顾得上去看，就带着秘书和几名工作人员从武汉乘飞机奔赴南宁。

　　陶铸到达南宁后，当天晚上就把军区副司令员李天佑和其他几位领导找来，认真听取他们关于当前广西全省匪情的汇报。中间他特别询问了大瑶山（桂林、柳州交界地区）及南宁、钦州等几个匪情严重地区的情况，并在自己的工作手册上作了详细记录。

　　第二天一早，陶铸又带着军区的两位领导，乘车直赴南宁以南的钦州去了解匪情。

　　11月下旬，在叶剑英、陶铸的主持下，召开了广西省委第三次高干会议。会议进一步明确把剿匪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号召全省军民力争在1951年上半年肃清全省股匪。会议同时还决定将全省分为南北两个重点地区，限期完成任务。

　　高干会议结束后，陶铸便深入到各地调查研究，指导剿匪斗争。1951年1月25日，他从南宁奔赴桂林，一路风尘仆仆，下车后顾不得休息，立即召集一四七师师长兼桂林军分区司令员郑贵卿、政委王建忠、副政委沈冬屏等汇报剿匪情况。26日晚上，在军区大礼堂（现师范大学礼堂）连夜召开动员大会。陶铸在讲话中，首先肯定了广西一年来“取得消灭土匪10万人的重大成果”。接着，他号召广大干部群众要认清广西目前在国内外所处地位的重要性，认清残存的土匪顽抗性很大，要用最大的努力发动群众，拔掉土匪在广大山野农村中的分散据点，才能彻底完成肃清土匪的光荣任务。要求在开展剿匪的同时，努力搞好农村土改。会后，他还深入到匪患严重的永福、临桂、灵川、兴安、阳朔及荔浦等县区看望在剿匪第一线的解放军指战员、县、区干部、民兵等，了解匪情及土匪活动的特点，听取基层干部意见。回桂林后，他和一四七师、军分区领导及地委书记肖一舟等连夜召开会议分析研究，重新调整剿匪部署，贯彻重点进剿的方针。

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进剿围攻的情况下，各剿匪重点区结合清匪反霸，进一步发动群众，肃清残存股匪和散匪。在陶铸的深入调研和亲自领导指挥下，到1951年4月底，基本肃清了全地区的股匪及大部分地区散匪。到6月底止彻底肃清了散匪。据统计，全地区共歼匪3.2万余名，缴枪2.2万多支，还有一大批其它轻重机枪、炮、电台等，如期完成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交办的任务，为建立巩固的基层政权，完成土地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受到党中央和中南局的表扬。

心系民众疾苦深入基层　探索适合农村发展的富民之路

1962年6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来到了桂林市龙胜县。下午，陶铸就听取了龙胜县委书记覃泰恩的情况介绍和工作汇报。龙胜是一个侗、瑶、壮、苗、汉多民族聚居的山区民族县，全县10万多人，耕地14.6万亩，山高坡陡，群众居住分散，三户一支，五户一寨。覃泰恩讲道：解放后的头7年，在党的领导下，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1958年后，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和生产上的瞎指挥风，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6800万斤，却上报了11000万斤，平均亩产1003斤，获得红旗县称号。1960年下降为4200万斤，仍上报为4800万斤，高估产带来高征购，高征购使得社员口粮下降。1960年据108个大队的调查，社员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的有93个大队，占86%，有的生产队还不足150斤。因此，在1960年至1962年这段时间里，部分群众上山找野菜、挖蕨根，补充口粮。由于营养不良，连续两年出现浮肿干瘦病和非正常死亡现象。在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部分农民为寻找生活出路，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对于这个问题，县里各级干部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这是恢复单干，走回头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人认为这不是单干，因为生产资料还是归集体所有；有人认为，即使方向路线错误，也可以先搞一两年渡过难关，再回头来搞集体劳动也是可以的。面对这一关系百姓生存与政策路线矛盾的现状，县委不知如何处理才好。陶铸听了汇报后，久久地沉思着，他想了很久才说：“对这个问题，我也不好轻易表态，还是下到生产队去，找农民谈一谈，问问再讲。”

6月6日上午，陶铸带领着自治区、地、县的领导来到离龙胜县城30里的日新公社都坪大队交坪生产队。这个生产队面对饥荒和饿饭的困扰，冲破了“左”的框框，在劳动管理上实行生产责任制，有效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在多数生产队减产的情况下，这个队仍然夺得了粮食丰收；这里地处半山腰，山高岭陡，上山的路是羊肠小道，汽车不能行走，陶铸就下车步行。路边的青草差不多盖住了路，草上的露水把他的裤子都打湿了。为了便于行走，他索性把裤脚高高挽起，一边走，一边和生产队干部交谈。他肯定了这个生产队的经验，他指着屋边一块大田问旁边的生产队干部段怀英：“你们山区分散，不如包产到户去种好，这样可以调动社员积极性，这块田承包给你干不干？多得到的尾巴归你。”段怀英听了以后，思想上转不过弯来，便说：“这样搞不是变成单干了吗？”他听了后笑了笑说：“集体所有制的形式不是单一的，它准许存在多种形式，从目前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形式是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集体分配，统一组织劳动；第二种形式是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实行常年包工包产；第三种形式是：土地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包产到户吃尾巴（包产内部分统一分配，超产部分归己），这也是集体性质的，我赞成定额到田，到山，也可以包到组、包到户，搞责任制，这不仅仅限于农业，工业也要这样做……”陶铸的一席话，说到了广大农民的心坎上，引来了周围干部群众的热烈掌声。

在交坪生产队作了调查，陶铸还感到不够踏实，下午又来到中岭生产队。他访问了中岭生产队女社员粟秀芬，问她为什么要包产到户。粟秀芬说：“当时我们搞包产到户，确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肚子饿得难过，我们一家三口每餐才分得7两米，菜又没有油水，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啊！所以大伙商量，除林木材、桐茶山、耕牛由生产队统一经营外，水田、山地全部包产到户，第一年我家就收到了3000多斤谷子和2000多斤红薯，还有其他蔬菜、杂粮，不久，我生了个小男孩，取名叫‘老妥’，意思是包产到户生活就妥了。”听了粟秀芬一席话，陶铸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他又到横水塘生产队作调查。

　　通过三个生产队的调查，陶铸心里踏实了。7日晚上在龙胜县委扩大会议上，他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发展山区经济的构想。他说：“绝不要认为实行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经营管理要有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在谈到山区生产方针时，他说：“龙胜是林业县，要以林为主，林粮结合，山权要定下来，造林形式一种是集体造，一种是包给户造，两种形式都可以用，集体造的不能吃大锅饭，造得多的工分也要多得；包给户造的，三年内林中的粮食作物全部给个人，不计口粮和征购，抚育幼林也可包给个人，大片的可以集体搞，分散的也可以包给个人。从栽树一直到砍伐，林副产品归本人，林产品分成，砍树时也分成，这样可以快一些发展林业。这两种办法看群众赞成哪一种，能加快造林，就是好办法。政策要宽些，可以多奖励，光是提政治口号不行，要有具体政策，要靠政策造成群众性的造林运动。总之，给群众的好处要大些，使农民从栽树到砍树都有利益可得。”他又说：“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根本原则是自愿和示范两条”，“工作的重点是努力办好一批生产队，做好示范工作，而不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去‘纠’或‘扭’那些单干户！”

6月8日，陶铸离开龙胜后，根据在龙胜调查的情况以及和广西区党委、桂林地委、龙胜县委座谈的意见写成座谈记录——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上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7月22日，毛泽东对他的这个报告作了批示：“即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印发给地、县两级去讨论。”

1962年11月，龙胜县委根据陶铸的指示提出了“以林为主，林粮结合，全面发展山区生产”的方针，第二年荒芜的土地便得到了全部开垦，粮食生产摆脱了困境，生产得到了发展。从1962年到1966年4年中，公社、大队、生产队大力采种育苗，垦荒造林，护林防火，平均每年造林5万多亩，林业生产形成了迅速发展的局面。

深入基层蹲点在与农民“三同”中建立新农村致富典型

1965年，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全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面展开。

10月的一天，秋高气爽。广西桂林地区灵川县甘棠公社（今灵川镇）同化村社员秦运七家里来了一个50多岁的中年干部。党支部书记对秦运七说：“这是中南局的金科长，他是到我们村来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以后住在你家里和你们一起生活了，希望给一些方便。”党支部书记介绍后，那位中年干部操着湖南口音和蔼地说：“我是来向农村基层干部、社员学习的，今后就是一家人，不要分什么彼此或上下级了，在生活上还会给你增添许多麻烦。”秦运七看到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心情也就不像开始那样紧张了。

从这以后，不断有自治区、地、市、县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来同化村向“金科长”请示汇报工作。过了一段时间，秦运七才知道这个“金科长”就是国务院副总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

陶铸在秦运七家里，处处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农村生活比较艰苦，吃住条件都比较差，秦运七看到陶铸年纪比较大，白天同社员一同下田劳动，晚上还要组织社员学习、开会，工作比较劳累，肠胃又有毛病，每餐只吃一小碗饭，感到过意不去，就到河边去捞一些鱼、虾来改善生活。陶铸知道后，就多交一些伙食费。

同化村，地处高寒山区，生产耕作粗放，全村从来没有推广优良稻种，粮食平均亩产才二三百斤，多种经营也没有开展起来，全村每年人平均收入才四五十元，大部分社员生活十分贫困。针对这个情况，陶铸向党支部“一班人”提出：“奋斗几年，让同化村实现粮食亩产800斤，人均收入800元”的生产发展规划。

一天，陶铸拿了一袋无核蜜桔给秦运七尝，问：“好吃不好吃？”秦运七答：“很好吃。”“那好，给你带些果苗来。”于是他专门从家乡湖南运来了1500株柑桔苗，同化村栽植了1300株，办起了第一个果园场，另外200株，送给县果园场栽植。

这里，过去大部分一年只种一季中稻，品种老化，生育期长，易倒伏，产量低。为了提高单产，陶铸又从广东调来了早熟高产品种，请来广东潮汕的农科人员，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大力推广双季稻，还从广东调来了一部手扶拖拉机，同时规划修筑简易公路，安装电线。

45年过去了，如今同化村的柑桔已发展到30多万株，果园场从一个发展到家家户户都建成片的果林，村里还办起了面粉厂、红砖厂、酒厂、柑橘加工厂等，平均亩产粮食已超过1000斤，家家户户有余粮，人均收入达3000多元，村党支部还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陶铸生前的愿望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