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的哲学思想（二）

郭新庆

能对《天问》的第一人

《天对》是柳宗元对屈原《天问》的对答。屈原的《天问》也是倒装句，不是天向人发问，而是屈原向天发问。汉代文学家王逸说∶“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王逸作《楚辞章句》，这是《楚辞》最完整的注本，历来为后世学者所重视。王逸哀悼屈原的《九思》也收存在这里。游国恩说∶“《天问》就是天的问题。‥‥‥天统万物，无所不包，一切天文、地理、人事的纷然杂陈，变化莫测的现象，都可以统攝于天象天道之中，所以名曰《天问》。”这一说法，对人们解析和理解《天问》应该有帮助。谭介甫研究《楚辞》，八十岁后著有《屈赋新编》。他对《天问》有一新的解说，说《天问》本作《天运》。他在《屈赋新编》里说∶“问”和“运”皆在同一“痕”部，自可通假为用。《庄子》有《天运》篇，共分七章，首末二章言天地现象的变化，中间五章皆言人事，其取义颇和《天问》相同。”从思想和文化传承的角度看，这一说法应是可信的。鲁迅在《摩罗诗力说》评价屈原的《天问》，说它“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为前人所不敢言”。其气势之豪放，涉猎之广远，可为前无古人。

屈原《天问》的写作时间找不到史料的佐证，但从它涉猎的宏大悠远的内容看，显然不是一时一事所激就能挥就的，应是屈原一生思想积累的喷发，也应是反应了战国时期人的思想认识。王逸《天问序》说∶“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川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常年放逐荒野，游历沅水、湘水间，在楚国首都郢城被秦兵攻破后，屈原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了，抚今追昔，寻古觅远，屈原奔走呼号着，他问天，问地，问苍生。他用生命的呼唤写出的《天问》，让后人去追思，去探寻。

屈原是楚文化的积大成者，他学识渊博，思想放达;《天问》上天下地，人间奇迹，不论自然万物，古史今事，它对许多传统的观念，都提出了怀疑和质问，体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天问》有一百七十多问，大多来自古代神话传说，不少已经失传，后人很难理解。其实对天地万物的思考和探寻，古已有之。《庄子·天下》篇有惠施的“历物之意”载∶“南方有畸(畸∶jī奇异，神奇。)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徧(徧:遍，都，全部。)为万物说。”司马迁《史记》也记载了一些这样的人和事，其中有个叫鄒衍的作《终始大圣之篇》，说“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天问》历代被“精典神圣化”，前清的屈復说∶“《天问》者，‥‥‥不可情原，不可理论，不可言诠，不可事判，是之谓《天问》。”清代蒋骥说∶“塞语则不能对，谩语则不必对，隐语则无可对，浅语则无俟对。”①柳宗元不愧为“大儒”，他以非凡的气魄和过人的学识，把屈原之问归结为一百二十二条，也用四言排比的句式，逐一作答。谭介甫称《天对》为“奇作”，“奇文”。吴文治称《天对》是“柳宗元的哲学著作中，规模最为宏伟的名著”。蒋骥说∶“此震霆塞聪之智也”②。宋代黄伯思说∶“《天问》之章，词严义密，最为难诵。柳柳州于千祀后，独能作《天对》以应之。深弘杰异，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难遽晓，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对别附于问，庶几览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为艰深也。”③ 宋代严羽称∶“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若皮日休《九讽》，不足为骚。”④柳宗元是史上唯一能对答屈原《天问》的人，也是“深得骚学”的第一人。

屈原《天问》涉及天文地理、人事历史，远至开天辟地，人类起始，近及自然山水，封建群争，奇思妙想，问难千古。柳宗元对答精到，辟古开今，令人久读难以释手。我们仅就问答天地的几则来解析，其绝伦之势尽显。

1。神话中说盘古氏开辟天地后才有世界，所以古人用开天辟地说宇宙的起源。

屈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天问》开首，屈原就一连提出了五个问题。说有关远古起始的情形，是谁传说下来的?天地还未形成，溷沌无垠，根据什么来考察它?白天黑夜明暗不分，谁能穷极它是怎么回事?想象中的没有形象的状态，怎么去认识它?明暗循环，昼夜交替，这是怎么造成的?

柳对∶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曶黑晢眇，往来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

柳宗元说，有关天地形成之前的虚妄说法，都是荒诞的人传述的。而巨神开天辟地的传说，混乱不清，没什么好说的。昼夜交替，往来运动变化，蒙昧中生出万物，这都是因为元气的存在，那里是谁创造的。

2。万物由何而生?柳集《天对》篇有注说∶“《谷梁子传》∶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王逸以为天地人非也。”《淮南子·天文篇》说∶“‘阴阳’合‘和’而万物生。”这里的阴、阳、和，是指阴、阳、天或阴、阳、天地(地是附属于天的)。这就是三合之说。柳注“王逸以为天地人非也”，显然是否定有“人格神”的存在，这与柳宗元《天说》里主张的天人相分思想是一致的。

屈问∶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阴、阳和天参合成的宇宙，什么是本原，又是怎样变化的?

柳对∶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

阴、阳、天参合在一起，由元气统控着。元气变化生出冷暖，而交替作用又促使万物变化。

3。古人有天方地圆之说，并认为天有九重。

屈问∶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说文》∶“圜，天体也；圆，圜全也。”这是说天是圆的。屈原问，天圜九重，谁能围绕它作过度量呢?如此大的天体啊，是谁当初把他造出来的?

柳对∶无营以成，沓阳而九。转輠浑沦，蒙以圜号。冥凝玄厘，无功无作。

天没人营造而成，阳气积聚形成九重天。天体浑沦，象车轮旋转，被加上“圜”的称号。阳气在高远幽深处凝聚自然形成天，这不是谁的功劳，也没谁创造。

4。闻一多说∶“古代关于天体的传说，多缘星象而生。”北斗七星，斡为七星之柄，而“制斗之转者为柄”⑤。“《汉书。天文志》说，北斗七星转，它后面的维星亦转，天随之。为此把“斡维”说成是运转的枢纽。

屈问∶斡维焉系?无极焉加?

天的枢纽拴在什么地方?(不会下坠)天的边际架在何处?(古人把天体看成大房子)

柳对∶乌徯系维，乃麋身位！无极之极，漭弥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

那里用拴绳子来固定天的位置！天无边无际，没有尽头，要能加放在什么上面，又怎会称其之大呢！

5。《淮南子·地形篇》说∶“天地之间，九州八柱。”王逸注∶“言天有八山为柱”。《淮南子·天文篇》引《列子汤问篇》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屈问∶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八根擎天柱撑在哪?东南为何亏损?

柳对∶皇熙亹亹，胡栋胡宇！宏离不属，焉恃夫八柱?

天广大无际，运动不息，那来的栋梁和房檐！宏大游离不相粘连的天空，要什么八柱来支撑！

6。传说黑水边有仙人，长寿不死。

屈问∶延年不死，寿何所止?

长年不死的仙人，寿命有多大?

柳对∶仙者幽幽，寿焉孰慕。短长不齐，咸各有止，胡纷华漫汗，而僭谓不死。

传说的仙人虚无缥缈，这样的长寿谁羡慕。人生命有长短，终都要死的。为何编造的没有边际，说什么仙人不死！柳宗元向来不信鬼神，更对迷信妄说不屑一顾。

7。王逸说∶“言天道神明降与人之命反側无常，善者佑之，恶者罚之。”天命论，柳宗元《天说》已辩驳无疑。《天问》辞尾屈原提出“天命反恻，何罚何佑?”之说。

柳对∶天邈以蒙，人幺以离，胡克合厥道，而诘彼尤违。

天高远迷蒙，人渺小与天相离，为何要把两者扯合在一，责问天赏罚不公呢！

仅仅数段对答，已充分展示了柳宗元“天人之际”的哲学思想和反天命、反迷信的思想。 《天问》和《天对》象一对姊妹篇，它们是流传千古的绝唱。宋代高似孙说∶“柳宗元《天对》，精深环古，成一家之言，《离骚》而后，一人而已，”⑥

①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楚辞余论卷上。

②     同上。

③     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校定楚词序》。

④     严羽《沧浪诗话》。

⑤     见《春秋运斗枢》。

⑥     高似孙《纬略》卷二《天公笺》。

柳宗元把《国语》倒过来看

 商、周时，人信天命，好迷信，遇事喜卜，以此来推断福祸、吉凶。我国最早的甲古文就是用于记录占卜的。左丘明的《国语》记述了许多这样的事情。

左丘明，是春秋时的鲁国人，姓左，名丘明；还有一说他是复姓左丘，名明。左丘明做过鲁国的太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官职。西周、春秋时，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还兼管国家典籍，负责天文历法、祭祀等大事，能担任这样职位的重臣在当时应是很有学问的人。有关左丘明的生平年代，历史上史家多有争论，汉代刘歆说左丘明是孔子的弟子，《汉书·刘歆传》说∶“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孔子”，《后汉书》也说光武帝“知丘明至贤，亲受孔子”，但这些说法与司马迁的佐证不符，朱东润认为这显然是他们为当时某种需求编的说词，所以史界说左丘明与孔子同时，或在其前。《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国语》实际是一本语录体的书，他记载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约公元前967—前453年)周鲁等八国贵族的言论。 当时还有一部相传也是左丘明编著的写春秋史实的书《左传》，和《国语》是姊妹篇，因而《国语》又被称为《春秋外传》。《国语》里写晋语最详，周、鲁、楚三国次之，齐、郑、吴、越四国又次之。《国语》和《左传》是儒家推崇的典籍，《左传》是《十三经》之一，它们在文学上也有极高的价值，是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文人顶礼膜拜的经典，而敢于公开连篇累牍的非《国语》这在历史上只有柳宗元。

《非国语》是柳宗元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全书六十七篇短文，分上下两卷∶上卷三十篇，书前有一段小序；下卷三十七篇，篇尾附跋文一篇。《非国语》是读书观感式的写法，先引要非的话，随后加以批驳。《非国语》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一小段一小段，一小篇一小篇，无论政治、历史，思想、人伦，品之有味，入眼快人。

《非国语》写于元和三四年间。书写成后，柳宗元于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分别致书给贬在道州的好友吕温和元和三年贬来永州的吴武陵论答《非国语》。他在给他们的信里说∶“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尨，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悦焉。”而他贬来永州，“身编夷人，名列囚籍”，①象生活在罩子里一样孤独无援。他追求的理想行不通了，更没有机会用这些来施于政事，困境中他收集整理，强撑着编写《非国语》，记述下自己的心中感悟。柳宗元写《非国语》的原因，他在书前的小序有详尽的解说。《非国语》序说∶“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眈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 《国语》是儒家经典，世人迷恋崇信它。可《国语》有许多荒诞不经的东西，它文辞华丽内容杂乱，喜好诡异之说，背理错乱不通，伴着离奇古怪和荒诞无稽的事情，以光彩明亮的样子引诱后生，这是“用文锦覆陷阱也”(这是用文采华美的外表罩着陷阱啊)！不明确地揭示其真相，被华丽文采迷失跌倒的人就更多了，这样人们就不会守中庸而信奉尧舜之道，为此柳宗元作《非国语》，在书里标记出《国语》的种种的诬妄之说，以告示天下的读书人。

柳宗元在《非国语》序，以及《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和《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反复提及“大中”之道，这是他终生遵循的做人准则和行为规范，也是《非国语》评价是非的准绳。“大中”之语，柳宗元在行文上亦称“大中之道”、“中道”、“中和”、“中庸”、“中正”，或简称“中”，以此来作人行事，品评是非，以至论佛判教。《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开篇用一整段谈论此道。柳宗元说，近世谈论治道的多了，可遵循大中之道的却没有。口头上说是儒家之术，实际上拐弯抹角，漫无边际，不知说些什么。联系世事，则又苛刻死板，僵化不灵变，根本不入大中之道。更有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这样胡说八道，用天命鬼神装神奇，恍恍惚惚让人如坠幻境不知所以。如此大中之道不显于天下，学习此道的人就更少了。《非国语》写成后，柳宗元多日闷闷不乐，他深为大中之道难明而他上面说的习俗不可改变而苦脑，他痛苦地发问，知我者谁也！柳宗元慨叹“后之来者，则吾未之见”。多少让人有点象屈原“世人皆醉，吾独醒”的感慨。可柳宗元有吕温、吴武陵这样一些知心朋友让他感到心慰。《非国语》写成后，柳宗元反复与友人驰辨，受到吕温、吴武陵的热心称道和支持。柳宗元对吴武陵说∶“拘囚以来，无所发明，蒙覆幽独，会足下至(指吴武陵元和三年贬来永州)，然后有助我之道。”这显然不是出于客套。

柳宗元与吴武陵讨论《非国语》时，阐述了他的为文之道∶“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柳宗元年青时就有文名，可并不把它放在心上，只是看成象棋艺游戏一样的擅长。柳宗元不以文沽名钓誉，而是积极投身于永贞革新的社会实践，追求辅助时政、惠及百姓的事业。如今身陷贬境，“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

柳宗元的《非国语》流传千年，至今穿过时光仍还放射出那么耀眼的光彩。还在起着惠及今人的作用。

《非国语》是《天说》的笺释篇，柳宗元把反对“天命论”和“天人感应”的思想引申于对《国语》“诬淫”之说的批判。我们翻检《非国语》，这一类篇章占了近一半。柳宗元通过对大量事例的批驳，详尽地阐发和诠释了自己的思想，语言之精彩，论说之透辟，说理之生动，这不仅反应了柳宗元思想和文学的功力，也可看出他写作时付出的艰辛。

1。斥“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说

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泾、、渭、洛三条河流域发生地震。大夫伯阳父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他用阴阳二气颠倒解释地震，这说明已具有初始的唯物观认识。可当时人又不可能逃出“天命”的束缚，伯阳父最终还是把地震原因归于人事，并认为这是周要灭亡的征兆。他预言说∶“天之所弃，不过其纪。”古时一纪为十年。周幽王公元前781年即位，公元前771年被西方的犬戎部族杀死，西周灭亡了，其间正好十年。左丘明以此宣扬命运天定。这些都是天人感应之说。柳宗元在《三川震》批驳说，山川河流，是天地间的自然物。游移天地间的阴阳元气，“自动自休，自峙自流”(峙∶zhì屹立，积聚。)怎么会为人打算考虑?“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怎么会为人做安排?就象老妇用锅煮饭时汤水沸腾溢出，老农用井水浇地水流奔腾激荡一样，这都是自然物自身的事。天地无边无际，阴阳无穷，弥漫交错，“或会或离，或吸或吹”，象车轮象机械，谁能知道它?西周灭亡是人事所为，把它归罪于山川地震，柳宗元说他不能赞成这些说法。

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谷水、洛水泛滥，将淹王城，灵王不听儿子太子晋的谏说，堵水避灾。而国语》认为这是违背“天意”，因而导致王室衰亡。柳宗元《谷洛斗》说，“天将毁王宫”而不堵水，这是作王的大罪，不这样做怎么能守得住先王的国家呢?所以他认为“壅之诚是也”。“王室之乱且卑，在徳”，不能用谷、洛这件事征兆王室的衰败。

《国语·晋语》记载，晋大夫赵宣子听说宋人杀死宋昭公后，要求出兵伐宋，认为这是反天地违背人伦的事，要受天的惩罚。晋为宋的盟主不去讨伐，也会遭祸的。《伐宋》批驳了这一说法，说天怎么会知道好恶惩罚呢?古时候杀君夺权远过于宋人的多了，照样长寿过着享乐的日子。这显然是直刺天能赏罚的谬说。可柳宗元在这里并不反对伐宋，认为盟主讨罚杀君的人是应该的。

《国语·周语》还记载了宣王料民太原的事。宣王在幽王之前。料民，就是普查户口。大夫仲山父反对说∶“民不可料也。……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嗣。”宣王不听，“卒料之”，结果到幽王时，西周灭亡了。前面说三川震，“源塞，国必亡”，这里又说宣王料民“妨于嗣”而致国亡。柳宗元在《料民》篇批驳了这一“天人感应”的说法，“吾尝言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故孔子不语怪与神。君子之谏其君也，以道不以诬；务明其君，非务愚其君也。诬以愚其君，则不臣。”柳宗元责斥这种“愚诬”之说，指出那不是“明其君”，而是“愚其君”。他认为西周的灭亡是幽王“悖乱”造成的，而不是“料民”遭天所恶而受到的惩罚。

2。批神怪迷信

《国语》里有许多谈神说鬼、荒诞迷信的的东西，“甚至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②。柳宗元从来不信这些，《非国语》逐个对它们进行了批驳。《神降于莘》揭露了“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谬说的虚弱本质，指出∶“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谓足，足乎道之谓也，尧舜是矣。”无道者乞求鬼神，力量虚弱的人信奉神灵、鬼神之说，仅仅几句话，其荒诞不经就被批的彰显无遗了。《曹刿论战》记载的长勺之战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例，《问战》首先肯定了曹刿“言狱”取信于民是“知战之本”，但对《国语》祭祀不丰足神灵不会降福的说法，也予以批驳。说对国家存亡和有关百姓命运的事，不求实际而求神道，这是很危险的。柳宗元认为，战争必须做好必备的各种准备，如果但凭曹刿的几句问话去打仗，那是会误国害社稷的。《卜》论辩占卜之事。柳宗元说∶“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所无用也。”对这些无助于治世之道的没用的多余技艺，圣人用它，“盖以驱陋民也”，这显然是骗民之术。《董因》批驳星象预测的迷信。《叔鱼生》批驳据婴儿像貌和哭声断定吉凶祸福。《黄熊》是驳梦卜的。柳宗元对怪梦解释说，这是“好事者为之”。他认为，凡是人受到了过度的刺激，就会“魄动而气荡，视听离散，于是寐而有怪梦”，哪来得什么神奇鬼怪?这样解说恶梦，今天看来也是很有道理的。

3。驳乱政害民

《非国语》的内容很丰富，比较全面的反应了柳宗元的用世之道。《命官》反对“任人唯亲”的作法，主张任用官吏要按照人的才能，而不应依据姓氏门第。《戮仆》批评公子扬干犯罪却斩杀他无罪的仆人顶替，柳宗元认为这无法严明刑法，还会遗害后人。《大钱》谈论钱币轻重的利害，柳宗元以利民为判断标准，体现以民为本的理政思想。《不藉》批评藉田饰礼的骗民作法，柳宗元认为，这样装模作样的“劝农事”，“未若时使而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殚其财”，“取之也均以薄”来得实际。求福，“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这简直象对封建礼教扇耳光。苏东坡在《答江季恭》里说∶“子厚为学，大抵以礼乐为虚器。”这算是说到点上了，那个时代没有第二人会这样。

柳宗元是以极大的勇气冒风险写《非国语》的。他在给吕温和吴武陵的信里说，自己受“黜辱”，就象泥土里的蚯蚓和蚂蝗一样，发出来的声音，谁会去听?可他坚守“世之知言者”的评价准则，而不理睬那些没有见识人的指责。他认为自己的书有教后生，“宜垂于后”，如果因此而受到罪罚，就是千秋百代，他也不会感到遗憾和惭愧。柳宗元的为人之道是唐代历史上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他长期遭贬，不但位卑职轻，又居于偏远的荒蛮之地，可他的为人品格征服了许多人，他的思想和文学又象璀璨的启明星一样，照亮了唐代社会，至今还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发出耀眼的光华。

宋、元时，有人作《非非国语》，“泛泛如浮云掠空而过”③，今已不得见，可柳宗元的《非国语》岿然不动，还在受到人们的喜爱，仍然在传诵着。

①     夷人∶古代对少数民族的称谓，蔑之谓蛮夷。囚籍∶囚犯的名册。

②     见柳宗元《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

③     章士钊语。

                      《时令论》和《断刑论》

   《时令论》和《断刑论》是柳宗元哲学思想的两篇重要代表作，写作年代不祥，可据文章内容考论，有人推断应与《蜡说》同时，写与任监察御史期间。施子愉《柳宗元年谱》把这两篇文章放在元和九年(公元814年)一节里，并留有批注说∶“二论谓天道与人事无关，驳斥汉儒‘五行政治’之谬说。”《断刑论》与《时令论》是相辅而行之作，名则论断刑，实则是对《时令论》观点的进一步阐发。章士钊评《断刑论》说∶“本文旨言断刑，而不啻为《天说》之铁板注脚，谋之人心以熟吾道一语，是子厚一生经纶①最得力处。”何为“谋之人心以熟吾道”，这是柳宗元《断刑论》里说的话，所谓“谋之人心”是说研究谋划人的心理和想法；“以熟吾道”是要引导人了解和遵奉他所主张的思想和道义。柳宗元这里说的“道”是他一生遵守并反复论说的“大中之道”。观其一生，柳宗元的思想体系在他年青时已初步形成，虽没得施展，可他为“谋之人心以熟吾道”奋斗了一生。今天我们细细品读柳集，寻觅唐宋以来的社会历史，渐解柳宗元千余载遭众多士大夫文人非议的迷惑之因。柳宗元所主张的“大中之道”与当时社会流行的所谓儒术不一样, 柳宗元处处非议他们，他用自己的“大中之道”溯本清源，让当时维护社会的那些东西没了颜面，从某种意义讲，柳宗元是那个时代“礼法”制度的叛逆者。柳宗元为守护自己的“大中之道”，一生孤独痛苦着，他是唐代三百年唯一值得称道的思想家。

                                     二

    《时令论》是批驳《月令》的。《月令》篇出之《礼记》和《吕氏春秋》。《礼记》是儒家经典，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汇编，相传是西汉戴圣编篡，为此又称《小戴记》或《小戴礼记》。《礼记》共收录四十九篇，《月令》是其中之一，大多是孔子的弟子及二、三传弟子记录的。《吕氏春秋》，亦称《吕览》，是战国末秦相吕不韦和门人编写的。全书二十六卷，内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一百六十八篇。《月令》居《十二纪》篇首。《礼记》里的《月令》篇是有人从《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抄合”编就的。为此柳宗元在《时令论》开篇说∶“《吕氏春秋·十二纪》，汉儒论以为《月令》，措诸《礼》，以为大法焉。”柳宗元说，《月令》是汉儒从《吕氏春秋·十二纪》中编论放到《礼记》里的，随之被当作治理国家的根本法规。唐代对《月令》十分重视，玄宗开元中，大臣张悦以高宗显庆年的《礼记》注解前后不一样，要求重新刊定作为唐礼，这就有了《开元礼》，也称《大唐开元礼》。到贞元年间，朝廷又对《开元礼》和《月令》做了修定，简直到了神圣不可犯的地步。柳宗元在《监祭使壁记》里,详细地记述了他“主祀事”，行《开元礼》的情形。繁杂刻板的礼仪形式，牲牢酒醴菜果贡品的耗费，他认为其礼其乐，“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教有余也”②。他说∶“圣人之于祭祀，非必神之也，盖亦附之教焉。”柳宗元反对鬼神迷信，他主张用祭祀来佐教化，事天地教敬，事宗庙教爱，事有功烈劝善。《时令论》批驳《月令》，是反对假借时令行神道这一思想。

《时令论》开篇就指出以《月令》“为大法”不是圣人所为。圣人所做的是按一年十二月七十二节候，推测天时，记算节气，以顺应寒暑变化的规律，让万事万物不违时宜，让人类提前做好生产生活的准备。圣人这是要告诉人们什么呢？柳宗元的结论是∶“然而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可《月令》里说的不是这样，“观《月令》之说，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离圣人之道，不亦远乎？”《尚书·洪范》里有“敬用五事”之说。五事，指貌、言、视、听、思。这应包括人的所有行为。五行，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古人用这五种物质来解说世界万物的起源和物质的多样性。五行说最早见于《左传》、《国语》和《尚书·洪范》。五行说后来被人神秘化，由其是汉代，充斥了大量的宗教迷信。柳宗元认为，把节气时令和五事、五行混在一起用来推行政令，这是有背于圣人之道的。

  柳宗元认为∶“凡政令之作，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需要按时令而行的，如春天修水利，夏季除草施肥，上秋种麦蓄菜，入冬修仓习武；不需要等待时令而行的，有选才任贤，审判案子，修改法令，抚恤孤寡，经商买卖等等。《时令论》里各列出了几十项。柳宗元说∶“变天之道，绝地之理，乱人之纪，舍孟春则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荡上心，舍季春则可以为之者乎?”《月令》里规定，孟春不能做“变天之道，绝地之理，乱人之纪”的事，季春不能“作淫巧以荡上心”。柳宗元反问，难道过了这样的季节就可以做这些的事吗?《月令》说，反时令会遭各种天灾人祸，以至寇戎来掠，“兵革并起、道路不通、边境不宁、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迁徙之变”。柳宗元说：这都是“瞽史之语，非出于圣人者也”。

 《时令论》有上下两篇。下篇批驳“取仁义礼智信之事，附于《月令》”，妄言《月令》为“防昏乱之术”。柳宗元说：“未闻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时而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语怪而威之，所以炽其昏邪淫惑而为祷禳、厌胜、鬼怪之事，以大乱于人也。”做善事还要规定时间，还用“五行”等迷信祷告以及怪异的话和事来胁迫人，这是“以大乱于人也”。柳宗元说∶“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信也。”不除去《月令》这样的“大惑”，不树立“大中”之道，而去讲圣人之道，柳宗元说他是不会相信的。柳宗元最后发誓说∶“用吾子之说罪我者，虽穷万世，吾无憾焉尔！”柳宗元反对《月令》这一类“淫巫瞽史”，所面临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而他义无反顾的勇气和胆识，刺透纸背，让人每读至此久久难以释怀。

《断刑论》仅存下篇，是答辩之文。柳宗元在篇首说，为《断刑论》(上)，有人写《释刑》给他，说了不少批评的话，他不得已写文章回复他。从内容上看， 《断刑论》延展了《时令论》的论说，突显天道与人道相分的思想。柳宗元说，圣人赏罚是为了惩劝人。而说“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这是骗人的。秋冬做了好事，要等到春夏才奖赏，做好事的人怠慢消极了；而春夏犯了法，要等到秋冬才惩罚，做坏事的人也不在乎，这是驱使天下人犯罪。只有即时刑赏，才能“驱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也”。柳宗元认为，讲天命而不讲人事，这是糊涂不知事理。“苍苍者”上天怎么会知道和干预人事，又为什么要勉强迁就时令去谄媚它。自然界的雷霆和雪霜，不过是一种物质性的气罢了。春夏雷霆，“破巨石,裂大木”，是木石犯大罪了吗?秋冬雪霜，摧残草木，是草木有大罪吗?难道是雷霆和雪霜惩罚万物吗?柳宗元说，雷霆和雪霜那会什么惩罚，这是效法“天命”人的糊涂之说。柳宗元主张∶“顺时之得天，不如顺人顺道之得天”。这种非天，讲人事，重人道的思想太难能可贵了。它象在昏暗的夜空里爆出的一束闪电，划过了历史的长河。柳宗元期盼能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这就是天时得以顺应，大和能够到来，他追求的“大中之道”得以实现。这里说的大和，也称太和，指阴阳之气调和，自然界没有灾害，社会没有战乱的升平景象。可惜柳宗元至死也没能看到它。

 ① 经纶∶本意是经整理过的蚕丝，这里指政治才能。

② 柳宗元在《监祭使壁记》篇首引用《礼记·檀弓》的话。

《蜡说》与《贞符》

    我国古代在农历十二月里有合祭百神的习俗，称之为蜡(zhà)，也谓腊(là)，由此农历十二月又被叫着腊月。唐代司马贞补《史记·三皇记》里说∶“始教耕，故号神农氏，于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以报啬(啬∶sè农事。)也。神农氏是传说教百姓种五谷的神，在农历腊月作蜡祭，用染成红色的鞭子鞭打草木，以劝农事。后来蜡祭成了一种愚民手段，充满了迷信的色彩。唐代设一百八十七方神，年末依据发生旱灾、水灾、虫蝗、瘟疫的情况，取消有灾一方神灵的供品，不祭祀它们。

柳宗元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月任监察御史里行，按唐代礼制监察御史监祭祀。年终蜡祭时，柳宗元“主祀事”，可他却背行自己的身份写《蜡说》，直接批驳蜡祭的虚伪。柳宗元说∶“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见也。祭之飨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诞漫惝恍、冥冥焉不可执取者。夫圣人之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盖于人也。以其诞漫惝恍、冥冥焉不可执取而犹诛削若此，况其貌言动作之块然者乎！是设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神什么样，谁能看到?祭祀的东西神吃没吃，谁知道?这实在是荒诞不经，又看不见摸不着的事。柳宗元认为，古代圣人设蜡的用意，必定有道理。这就是“非于神也，盖于人也”。一言蔽之，圣人只为民而不为神。而设蜡祭神是为了警戒人事。柳宗元进而结合社会实际说，旱灾、水灾、虫蝗、瘟疫等自然灾害，不是人为造成的，所以要惩罚神；而残暴、昏庸、贪得无厌、懒惰无能等社会行为，不是神造成的，这应该惩罚人。现在古圣人之道不显了，蜡祭只有表面形式流传下来，徒有虚名，原先设教的本意也被隐没了。柳宗元以蜡祭之事分割幽明，是要申张“天人相分”的思想，其目的是趋重人治。

柳宗元反对拿传说牵强附会。他说“致雨反风①，蝗不为灾，虎负子而趋②”等传说，不过是“偶然”现象而已。这样解答，虽不尽有力，但还是很巧妙，很有说服力的。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贬来朝州，说发生了鳄鱼迁走的事情，他为文张扬，说这是为道驱邪的力证。而拿这种事情说事历来不是名士所为，所以后来追捧韩愈的人极力为他遮蔽这件事，可是清代桐城派却不顾脸面，张大其词，夸为神异。

柳宗元在《蜡说》篇末慨叹道∶“苟明乎教之道，虽去古之数可矣。反是，则诞漫之说胜，而名实之事丧，亦足悲乎！”在唐代迷信猖行的社会，敢说出知道圣人蜡祭的道理，就可以去掉祭祀形式这样的话，这是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啊！章士钊说，柳宗元“虽去古之数可矣”的论断，象《天说》一样，是“一石破天惊”。此语应不为过。柳宗元为荒诞弥漫之说盛行，而蜡祭名存实亡，感到可悲。

符瑞和蜡祭一样也是附会之说。柳宗元的《贞符》就是论说符瑞的。贞在甲骨文里似鼎形，鼎是古代的传国重器，正也，即国家正中的，不偏不斜的象征。贞字金文里加卜，将卜问的含意加以强调。符是祥瑞的征兆。贞符在这里是说占卜符瑞的事情，而从文中看，《贞符》是柳宗元写给皇帝看的，标题的意思自然是与帝王说符瑞，而不会象一般文章那样立题就直言什么是真正的符瑞，这不符合那个时代的行文礼数。《贞符》写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完成于永州。一说成文于元和末年。柳宗元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曾为《贞符》写过一段序引，说他在为尚书郎时写《贞符》，遭贬后中断了。后经吴武陵劝说，又下决心写下去。

我国古代流行符瑞说，称天赐祥瑞与人君，以为受命的凭证，进而神化成“君权神授”，不可动摇，天经地义的事。《汉书》卷七七《刘辅传·上成帝书》说∶“臣闻天之所与必先赐于符瑞，天之所违必先降以灾变，以神明之征应，自然之占验也。”西汉董仲舒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以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③ 为此历代出现过大量编造假说附会的事。为此，柳宗元在《贞符》的开篇就直批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谬说，并说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子固等人宣扬的“推古瑞物以配受命”的言论是“淫巫瞽史④”。司马相如这些人都是汉代所谓的大儒，是后人不敢碰的庞然大物。司马相如写《封禅书》，说帝王受命于天；刘向鼓吹阴阳灾变说，著《洪范五行传》；扬雄仿司马相如《封禅书》作《剧秦美新》，用符命说美化王莽；“彪子固”是班彪的儿子班固，这父子俩是东汉人，父亲有《王命论》，主张“君权神授”，儿子有《典引》，说明汉朝是受“天命”而建立的。“君权神授”和“天命论”是封建帝王“涵于肤”⑤的护身符，柳宗元却冒天下之大而不畏竟赤裸裸地把它撕下来，说它们是“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的东西，其胆识之大史之少见。柳宗元之后，没见有人再写这样的文章，《贞符》是留在中国思想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

柳宗元用大量篇幅从“古初朴蒙空侗”一直述说到唐代，以说明“德实受命之符”，即“仁德”才是维护君王统治的护身符。并揭露“妖淫、嚚昏(嚚∶yín愚顽，不说好话。)、好怪之徒”，编造的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鸟等符瑞瞎话。大电∶说黄帝的母亲看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怀孕生黄帝；大虹∶说舜的母亲看见大虹，怀孕生舜；玄鸟∶燕子。传说商汤的祖先契是他母亲吞了玄鸟蛋所生；巨迹∶说武王先人稷是母亲踩巨人脚印所生；白狼∶说商汤时有嘴叼钩的白狼入朝；白鱼、流火之鸟∶说武王伐纣时有白鱼跳到船上，过河后又见火光变为赤鸟。古人认为这些都是吉祥之兆。而柳宗元指责这些是“诡谲阔诞”，是“淫巫瞽史”捏造的骗人之谈。柳宗元还列举出许多正反事例，符瑞说吉祥的国家灭亡了，说凶兆的，努力治国，却享安康。为此柳宗元说∶“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 休符是说美好的符瑞。柳宗元在这里明确指出，君王受命不在天，而在人；美好的符瑞不是编造的那些上天降于的什么祥瑞之兆，而要靠行“仁”来求得。即受命于其人，休符于其仁。而君王从来没有丧失仁德能久长的，也没有依靠祥瑞而长命百岁的。”

章士钊认为，《贞符》有大义二，一反对封禅，一以仁为归。著《唐鉴》的宋人范租禹说∶“经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禅为非。”柳宗元在《贞符》里说∶“俾东之泰山石闾，作大号，谓之封禅，皆《尚书》所无有。”据《汉书》记载，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四月，曾到泰山石闾祭祀天地，进行封禅。柳宗元说汉武帝封禅，虽然起了一个堂皇的名字，可没见儒家经典《尚书》里记载先圣做过这种事。显然说这是荒谬的。韩愈曾以封泰山镂玉牒劝宪宗。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说∶“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做为歌诗，荐之郊庙，纪泰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下闳休，扬厉无前之伟烈，编之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之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让。……陛下承天宝之后，接因循之余，六七十年之外，赫然兴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乐章，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显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当此大际，所谓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韩愈遭贬，求救不择其言。文中低声下气地哀求，夸张粉饰地谄媚。为取悦宪宗，极力劝其封禅。其道与柳宗元大相径庭，其文也不可同日而语。

清代林纾《论贞符》说∶“谓《贞符》一篇，实能超出马、刘、扬、班之樊⑥，舍天事而言人事，得立言旨矣。入手即斥五家之文为淫巫瞽史，不足扬显功德，已醒出通篇主意。……至永州后，因吴武陵一言，始行进呈耳。”柳宗元因参入永贞革新遭宪宗嫉恨，为文又不知象韩愈那样顺情取媚，反逆宪宗言讳，虽然今天我们找不到史料记载宪宗看到《贞符》的情形，可从柳宗元独自一人一直被贬死在蛮地小州还是可以猜想到其中一二的。近来偶然翻看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其文称：《贞符》“这样的文章，写于那个时代，从思想说，是高不可及的；从为人说，却是愚不可及的。尽管文章讲到‘人之戴唐，永永无穷’，而列举高祖太宗直至德顺宗‘十圣’，却不突出当朝天子宪宗，这是不能容忍的。宗元写这样的文章，虽然自谓‘一明大道’，但在当朝天子看来，却未免离经叛道，至少是不可赦的。宗元之一贬再贬，和他这样的文章未必毫无关系。”历史上，大思想家往往都是离经叛道的，因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其行为就显的愚不可及，自然不会为那社会所接受和容忍。如果反之，还会有这样震耳发聩的文字和思想吗？伟大的思想家在常人看来有时很愚很痴，以至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柳宗元在《贞符》序引里说∶“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人世)，死无所憾，”读来多少有些悲壮。《贞符》里阐明的大道正如柳宗元所愿一直在后世传留着，这应是对先哲最好的慰藉吧！

柳宗元是那个时代的叛逆者，也是历史传统的反叛者。他的“愚痴”和“不识时务”，让他经历了一生的磨难和痛苦，而正是这一经历，才磨砺和撞击出如此耀眼的思想火花，不但照亮了那个时代和后来的人们，也把他自己熔铸成唐代最著名的思想家。

①致雨反风∶据《尚书·金縢》记载，周成王听信流言，逼走周公，天起大风，雷电交加。成王后来悔悟了，到郊外祭天，天立即反风，下起雨来。

②蝗不为灾，虎负子而趋∶说东汉宋均任九江(今安徽寿县)太守时，九江多虎灾，宋均认为是官吏贪暴所致，他整顿吏治，除去捕虎陷阱，虎渡河而去。这时江淮一带闹蝗灾，可蝗虫飞到九江界就散去了。又传说东汉刘昆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以北)太守，当地也多虎灾，可刘昆任内三年，虎都带子渡河而逃。这些传说有明显的附会迷信色彩。

③董仲舒《对贤良策一》。

④淫巫瞽史∶装神弄鬼惑乱人的巫婆和象瞎子胡说一样的编史者。

⑤涵于肤∶象盔甲一样披在身上。

⑥指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班固以及他国写的《封禅书》、《洪范五行传》、《剧秦美新》、《王命论》、《典引》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