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的哲学思想（一）

                       郭新庆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繁盛的朝代，与经济繁荣相伴的是诗歌的昌盛，借陈子昂的一句诗比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与之相比肩的。唐朝是诗的国度，是出诗人的时代。可与之相对，盛世却思想沉寂，整个社会被佛道、谶纬迷信笼罩着，独之从荒蛮之地走出了一位耀眼的思想家——柳宗元。他在荒蛮中终老一生，仰天俯地，思今抚昔，对天地、人生、社会、历史，思之深，究之切，当时人没有能与之相比的。

唐代唯一值得称道的思想家柳宗元

天命论是历代统治者欺骗民众维护剥削制度的法宝，他们把君权神化了，把社会也等级化、固定化了；古人受生产力和科技知识水平的限制，对天地宇宙和自然现象的认识还处于蒙胧状态，为此当权者就用一些神秘的形式或迷信等鬼把戏欺世骇俗，以至成了人不敢触碰，不能逆声的膜拜之物。天命论最早见于夏代.。《尚书·召诰》里说：“有夏服（受）天命。”到商代则在与巫术相伴的宗教里，树起了至高无上的神灵“帝”或“上帝”，用“天罚”来吓唬奴隶，以维护自己的统治。《诗经·商颂》说：“帝立子生商。”说商的祖先是“上帝”的儿子，这显然是欺诈之说，用神权震慑奴隶。后来“君权神授”就成了历代统治者的巩固专制政权的口头禅。《易传·系辞》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远古人认识世界，不仅从身边事物出发，还涉及观察远离人类的宇宙天象。周幽王时的伯阳父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周内史叔兴说陨星 “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春秋随国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虢国史嚣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郑国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急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孔子是奴隶制的维护者，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他说：“未能人事，焉能事鬼。”(《先进》)这不是说他不信鬼神，而是他说不清楚。所以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可为智矣。”（《雍也他》）他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这是说，祭你不该祭的非本宗族的鬼，是谄媚。孔子实际上是相信鬼神的存在，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这是说，天虽无言无语，无声无息，却主宰着自然界的四时变化和万物的生死。这明显是相信天神的存在。孔子信天命论。他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把人的主张能否实现，都归于命。进而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墨子也信鬼神，他说：“古之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神，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神者。”（《墨子·明鬼下》）他虽然信鬼神，主张天有意志，却不信命，而提倡“非命”。他说：“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墨子这是反对孔子的命定论。战国后期的荀况反对“天命”、“君权神授”，主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他认为，应把天道和人事相区别，“明于天人之分”。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废除冬季），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缩小面积）。”(《天论》)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这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有划时代意义。但他主张保留祭祀、卜筮等宗教仪式，对天又存有神秘主义观念。汉初陆贾说：“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为也，乃国君者有所取之也。”（《新语·明诫》他把天道和人道相区别，指出社会治乱兴衰，是统治者恶政造成的，与天无关。但他又认为人事会影响天，这又坠于神秘主义的迷雾里。春秋时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这明显是主张天道不可知。

到唐代，佛道盛行，迷信谶纬迷世。以孔子传承人自居的韩愈，提出了“道统”说，即圣道承继的统系，这是韩愈思想的核心。韩愈《昌黎集》十一《原道》说：“斯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而这种圣道承继的“道统”到底是什么呢？韩愈在篇末做了直白的阐述：“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这显然是要固守等级森严的统治制度。韩愈“独尊儒术”，排佛道杨墨等一切他说，其思想本质是守旧保守的。韩愈排佛，其着眼点也是从“道统”思想出发的，并未深究佛理，从思想深度去论佛，以至后来也走向一般士大夫用佛道慰藉心灵求仙食丹的老路。韩愈的学生李翱有“不心动”的修养之说，这明显是佛教的东西，背后拖着禅宗“无念为宗”的影子。而柳宗元主张兼容并蓄，他在继承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上，提出了崭新的“天说”论，他反对天命，不信鬼神迷信和巫术；他终生追求的“大中”之道和“以生人为己任”的思想，是韩愈等传统士大夫不可比拟的，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从而构成了柳宗元新儒学思想的精髓。

石破天惊话《天说》

《天说》是柳宗元哲学思想的奠基作，其思想高度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代，章士钊说∶“子厚《天说》，固近乎今之唯物家言，照耀千年，如日中天”，以此确立他唐代最有影响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天说》写于永州贬居的后期，这是柳宗元哲学思想臻于成熟的标志。

《天说》，不是天在说什么，或者说天在告诉人们什么，而在这里是反其意用之，是柳宗元在论说天。天道尊远，人不可及。不论是儒释道，都怀着敬畏神秘的心情对待天。他们信奉天命，怕忌讳不敢说天。孔子就是这样。柳宗元说∶“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蚩chī痴呆，呆傻。)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①一针见血，一下捅破谜底∶从古到今，“所以言天者”，都是为了愚弄那些呆傻的人，而不是为那些聪明有智慧的人设置的。柳宗元直言说天，究天人之际，这在他之前是少有的。长年贬谪，荒蛮之居，不但没令其折服，反而磨砺出如此睿智的思想和胆识，令我们今人也钦佩不已。

《天说》是一篇数百字的短文，上下两部分。 占三分之二文字的上篇是引述韩愈关于天的说法，而柳宗元下篇的辩说只有不足二百字。韩愈的这些话，在他文集里找不到，至于韩愈为什么原因与柳宗元重又谈论天也不得而知。吴文治据柳宗元“子诚有激而为是耶”②这句话，推测是韩愈在贬为阳山令时向柳宗元私下说的牢骚话，可多年后没因由的又提这些不经意的话为文好象不大在情理，也不会为此引起刘禹锡连写三论来回应这件事。

韩愈认为天能“赏功而罚祸”，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因而“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柳宗元说这是荒谬的。柳宗元用他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解说了“天人之际”的思想，即阐明了他对天和人关系的看法。柳宗元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天没有意志，天地、元气、阴阳，与人能看到的果蓏③、痈痔④、草木一样都是物质的，它们的变化都是自然现象，那来的“赏功罚祸”。“功”“祸”是人世间自己的事，与天地没有关系。柳宗元说∶“功者自功，祸者自祸”，这是人类自身的行为，由不得天，也怨不得地。

短短数语，字字如雷。震撼了数千载，照亮了未来路。

天人之际的争辩贯穿了中国哲学史，其交点是“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关系。儒家的鼻祖孔子就是畏天命者，孔子《阳货篇十七》有这样的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意思是说，天说了什么呢?四季照样运行，百物照样生长，天说了什么呢？由于不明白天，这里显然对“天”是怀有一种恐惧敬畏的心理。老子主张效法“天”(自然)。 庄子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形容“自然”和“人为”，说“牛马四足是渭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他认为天然之物“人为”地套马首、穿牛鼻，这都是对对自然的损害。而主张把“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合一的，即天人合一，是子思和孟子。后来西汉的董仲舒也强调“天人之体，合而为一”⑤。可他把这一问题神秘化，提出“天人感应”说，味道就变了。董仲舒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⑥，天和人相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主张用某些宗教仪式，感动上天，促使它改变原来的安排。而韩愈的天能“赏功而罚祸”的思想显然是与董仲舒一脉相承的。与此相反，在柳宗元之前提出“天人之分”说的是战国末的荀子。荀子在《荀子·天论》里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认为天行自有规律，不会因人而存亡，与人间的贫病灾祸也没有必然的联系，那是人自己造成的。他主张了“制天命而用之”。柳宗元继承了荀子等人的思想，对往古以来的天人纷争做了总结性的论说，这在佛教和迷信盛行的唐代，其胆识和思想是没人能企及的。

韩愈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六月，由国子监博士改为史馆修撰，其间他给一个刘秀才写信，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之后，他又致书柳宗元论史，并附有《答刘秀才论史官书》。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正月二十一日，柳宗元写《与韩愈论史官书》回复他。韩愈的书信其集不载，我们无法得知他都说了些什么，引得柳宗元极其不快。柳宗元回信开首就说∶“获书言史事，云具《为刘秀才书》，及今乃见书稿，私心甚不喜，与退子往年言史事甚大谬。”这里“与退子往年言史事甚大谬”，柳宗元在之后《与韩愈致段太尉逸事书》说到这件事∶“昔与退子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錮，连遭瘴疠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说他们在侍御史位时，年青气盛，谈古论今，壮志不已。柳宗元经历近十年囚徒一样的贬谪生活，又几遭瘴疠病害，身体瘦弱，朝不就夕，叹息自己没有能力实现当年许下的志愿了。我们就史料解析，韩愈畏惧史事与他写《顺宗实录》有关，其间迫于宦官威势，韩愈曲笔就史，几移其稿。韩愈猜疑自己受贬阳山令与刘禹锡和柳宗元有关，仇恨革新派，敌视永贞革新。柳宗元书中有语“诚中吾病”，大概是说韩愈又为这些事在书信里责斥柳宗元，而柳宗元默然以对。

韩愈在《答刘秀才论史官书》里，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贱不敢逆盛指，行且谋引去，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若无鬼神，岂可不自心惭愧?若有鬼神，将不福人。仆虽騃(騃ái傻。)，亦粗知自爱，实不敢率尔为也。”并说∶“今馆中非无人，将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后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柳宗元直书回敬韩愈∶“且退子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回∶曲。引申为改变。);如回之，莫若亟(亟jí∶急迫地，急忙。)去其位。”“退子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子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柳宗元这是在批评韩愈躲避刑祸，背离中道。对韩愈“又凡鬼神事”，柳宗元说那是“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书尾柳宗元讽指韩愈自己不为，推诿他人的行经。“今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也。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

柳宗元与韩愈有关“天人之际”和史事的论战，是唐代思想史上的大事件，两者的关连是很明显的，其背后的政治原因也是显见的，柳宗元是在用自己的唯物论思想顽强地捍卫其政治主张，永贞革新虽然失败了，但“守中道，不忘其直”，却是至死不悔的。

刘禹锡在《天论》里说∶“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刘禹锡说有激而云的是柳宗元，他感到《天说》没有论说详尽，故作《天论》三篇继续辩折韩愈。这段文字其实道出了柳宗元作《天说》和与韩愈论史背后的真正起因。柳宗元为人内向儒雅，待人宽厚，而韩愈是情感化的性格。韩愈在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贬为阳山令时，他自己说，路上“岁弊寒凶，雪虐风饕。颠于马下，我泗君号。”他与同行的张署鼻涕眼泪地哀号着，以至“泪纵染林”。⑦这时韩愈“仰而呼天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可当他士途顺达，曲笔编史，把猜忌化为怨恨，说永贞革新是“小人乘时偷国柄”，说刘禹锡和柳宗元是“侥倖而速进者”，遭贬是天之赏罚也。难怪刘禹锡在《天论》首篇就愤愤地说∶“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恆在佞，而罚恆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具尽丧矣，夫实已丧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无实之名，欲抗夫言天者，斯数穷矣。”黑白颠倒，是非易位，赏在奸佞，罚在忠直，道义和刑赏“实已丧而名徒存”，还有何天理可言。

这一期间，刘、柳频有书信交流，柳宗元在得到刘禹锡《天论》后作《答刘禹锡天论书》说∶“发书得天论三篇，以仆所为《天说》为未究，欲毕其言，始得之，大喜，谓有以开吾志虑。及详读五六日，求其所以异吾说，卒不可得。其归要曰，非天预乎人也。凡子之论，乃吾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柳宗元说，《天论》是《天说》的“传疏”，也就是更详尽的解说。两人的论说没有什么不同，其核心思想“非天预乎人也”，也说∶“天之不谋乎人也”，即天不干预人事，与天人相分的观点是一致的。苏东坡读柳文甚有所得，他说∶“子厚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⑧真可谓一语中的，使唯物大义显。

《天论》虽说是《天说》的解说篇，但它对天人之际的论说更详尽精彩，其中“天人交相胜”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天人交相胜”，是说“天”和“人”各有其特定的“功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人相分，“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并说∶“人能胜天者，法也。”这一“法制”说也得到柳宗元的认同，《答刘禹锡天论书》说∶“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说天不是有意识地要胜人(天非务胜乎人)，是自然行为。而人是有意识地要胜天。春夏种植，秋冬收藏，就是人利用自然规律的主动行为。

刘禹锡《天论》里有不少论说精彩的片段，让人读了快意不亦。论“空”“无”，他说∶“空者，形之希微者也。”何为“希微”，有注说∶“无声曰希，无形曰微。”这是说“空”是一种物质形态。房屋中和器皿中的空间，是依赖“物”(房屋和器皿)而存在的。人眼夜里看不到的东西，动物可以看到。世界没有无形无象的东西，所谓“无形”，是说“无常形”。至于“苒苒之光，浑浑之轮”(指时间)，他说∶“时而言，有初、中、后之分。日而言，有今、昨、明之称。身而言，有幼、壮、艾之期。乃至一謦欬，一弹指，中际皆具，何必求三生以异身邪?”这是说，时间，有开始、中间、结束之分;日期，有今天、昨天、明天之称;就是人生，也有幼年、壮年、老年的不同时期。即使是咳嗽一声，弹一下指头这样短暂的一瞬，也具备这样的过程。人的生命只有今生，何必去求那身体以外的无谓的三生呢?这些论说，对佛教宣扬的“空”“无”和三生轮回的说教是多么尖锐的否定和批判啊﹗佛教是唐代社会的时尚。刘禹锡和柳宗元都没能摆脱这些时代的影子，他们都认为佛教有助于教化。在士途失意，常居贬境的痛苦中，他们都向佛教去寻求慰藉。但这些并不能掩蔽他们思想的光辉，今人更没有必要过多地去刻求古人。

①     见《断刑论》下。

②     激∶刺激，激愤，感触。这里是说韩愈是受到刺激才发出这样的议论吧?

③     果∶是树木的果实。蓏(luǒ裸)∶是瓜果的果实。

④     痈(yōng拥)∶是指颈后和头上的毒疮。痔(zhì)∶痔疮。

⑤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⑥     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义》。

⑦     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

⑧     《与江惇礼秀才书》，《东坡续集》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