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贞革新辨

郭新庆

柳宗元参加的永贞革新运动，是中唐时一件重大政治事件，虽半途夭亡了，可对当时社会和后世都产生了深厚的影响。永贞革新运动也是柳宗元一生值得称道的大事，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走了一条背离传统仕途的道路。对永贞革新运动历来纷争奇异，成了政敌和旧派士人指责柳宗元等人的口实。时至今日，一些研究者还认为柳宗元坚持永贞革新运动的守正之道是不识“世态人情”的“愚拙”，是不识时务之举。其实柳宗元如寻势利而为，我们就看不到今天柳宗元的样子了。历史是一种博弈，正是因为有许多不惧恶势力的“愚拙”的坚守付出，以至流血牺牲，才有今天社会的发展。

革新运动的起因

永贞革新是今人的提法，历史上称“二王八司马事件”。所谓革新，从字面解释指革除旧的，创造新的。作为政治运动，是讲除旧弊，立新政。《新唐书•宪宗本纪》赞曰：“德宗猜忌刻薄，以彊(jiàng倔强，不随和。)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惩戒，惩治。)，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彊(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详观史料，革新派已久怀此志，所以一掌新朝，就急不可耐的对德宗朝的三大弊政下手。风风火火地推行起改革的新政来。可惜革新只持续了短短的六个月时间，还没来得及展开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在宦官、藩镇和旧派朝臣的联合围剿下失败了。

顺宗李诵是德宗的长子，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正月生，比柳宗元大十三岁，比王叔文小八岁。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十八岁的李诵被立为皇太子，在储位长达二十六年。新旧《唐书》说，顺宗“性宽仁有断，礼重师傅”，“喜学艺，善隶书”。德宗“每赐大臣方镇诗制，必命书之”。泾原之乱时，太子李诵随侍德宗逃难，在朱泚围攻奉天时。他“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战，督励将士，无不奋激”。德宗晚年宠信宦官，任用倖臣裴延龄、韦渠牟为相，排陷陆贽等人，人不敢言，而李诵从容论争。每次向德宗进言，从不顾及宦官的脸色。史家论赞说∶“居储位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史载顺宗居储位，久图有为，在东宫时，即蓄意欲除宦官。宦官俱文珍等人必久怀仇怨之心。

王叔文，永贞革新的主帅，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出身寒微。父亲做过城尉，左金吾卫兵曹一类小官。《旧唐书·王叔文传》说∶叔文“粗知书，好言道理”，受到德宗赏识，以棋待诏入东宫侍读太子李诵。叔文常言人间疾苦，“以道合于储后，凡十有八载”①。可见两人君臣相交之深。柳宗元等人与王叔文交结也有十几年，他们品评说∶“叔文实工言治道，能以口辩移人。”②其人“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③。《旧唐书·王叔文传》记载说∶“太子尝与侍读论政道，因言宫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见上，当极言之。’诸生称赞其美，叔文独无言。罢坐，太子谓叔文曰∶‘向论宫市，君独无言何也?’叔文曰∶‘皇太子之事上也，视膳问安之外，不合辄预外事。陛下在位岁久，如小人离间，谓殿下收取人情，则安能自解?’太子谢之曰∶‘苟无先生，安得闻此言！’由是重之，宫中之事，倚之裁决。每对太子言，则曰∶‘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与韦执宜、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数人，定为死交；而凌准、程异，又因其党以进；藩镇侯伯，亦有阴行赂遗请交者。”从中可以看出，王叔文是一个很有城府的人，他与太子李诵图谋革新政治的谋划远非一日，很早已在人事上做了部局。

史书记载，德宗猜疑刻薄，晚年昏庸，为郜国公主事杀死太子李诵的妃子(郜国公主的女儿)，几次要废太子另立④，为此事李诵一度想饮毒酒自了，后来幸仗宰相李泌的救援得免。可能是长年压抑和心绪不宁，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九月，太子李诵中风失语。这时德宗也患病不起，哭着要见太子，宦官俱文珍等人，图谋作梗，不让德宗见太子。“凡二十余日，中外不通，莫知两宫安否”。⑤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死，宦官扣住德宗遗诏，三日密不发丧。在此危难之时，王伾以翰林待诏入住皇宫，稳住东宫太子。《旧唐书·卫次公传》记载说∶“东宫疾恙方甚，仓卒召学士郑絪等至金銮殿。中人或曰∶‘内中商量，所立未定。’”面对内廷宦官的诡词，“众莫敢对”⑥。而革新派翰林学士凌准“独抗危词”⑦，王伾也在一旁助势。德宗旧臣卫次公说∶“太子虽有疾，地剧冢嫡，中外属心。必不得已，犹应立广陵王(李诵长子李纯，即后来的宪宗皇帝)。不然，必大乱。”⑧郑絪等众人附和，宦官的阴谋才没能得逞。这时，“太子知人情忧疑，紫衣麻鞋，力疾出九仙门，召见诸军使，人心粗安。”⑨一个病弱的皇帝就这样在革新派地架扶下走向了皇权的宝座。

短命的永贞革新运动

顺宗即位，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这是侍奉皇帝左右的近臣。翰林学士玄宗时始设，德宗以后成了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和秘书，经常值宿内廷，承命撰拟任免将相和册后立太子等文告，有“内相”之称。按唐制，中唐以后的皇帝诏命均由翰林学士草制后，交由阁台宰相集朝臣宣读施行。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直接参与朝政决策，位尊权重。王伾被任命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可以随意在内廷走动。 王伾，杭州人。始以翰林侍书待诏入侍东宫，深为顺宗宠信。王伾是书法家，可惜没有墨迹传世，但从顺宗善隶书看，他必定精于隶书无疑。王叔文引用韦执谊为宰相，主外廷。又引荐柳宗元、刘禹锡、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程异等人，同襄朝政。表面上连成了一个犄角之势。

此间，柳宗元被升迁为礼部员外郎，专管诏书和奏章一类重要事务。《旧唐书· 柳宗元传》说∶“顺宗继位，王叔文、韦执宜用事，尤奇待宗元。与监察吕温密引禁中，与之图事。转尚书礼部员外郎，叔文欲大用之。”据史书记载，永贞年间，政令每每都经“叔文与柳宗元等裁定”⑩。王叔文对柳宗元和刘禹锡的话“言无不从”，“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⑾柳宗元自己后来说∶宗元“以文字进身”⑿，“无异能，独好为文章，始用此以进，终用此以退”⒀。又说∶“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⒁柳宗元是永贞革新的主将，至死他都没改变当年的初衷。

顺宗因中风失音，不能理政，朝廷大事都由王叔文、柳宗元等人主理，其间施政的主要内容有∶

一、除臃免税等。正月二十四，顺宗即皇帝位，二月初六，就罢除翰林阴阳星卜医相复棋诸侍诏三十二人。二月二十四日，罢除各种杂税乱赋和例外进奉，并免掉了百姓历年拖欠的诸色逋负。据《旧唐书·顺宗纪》记载，当时免除的诸色课利租赋钱帛共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期间还放还宫女和女乐九百人，并禁进乳母。施政伊始，诏停内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员官俸钱。史评家说，这为中、晚唐绝无仅有之大事。停俸的十九个宦官显然是扰民害市之尤奸恶者。韩愈的《顺宗实录》不敢书此事，两《唐书》也不记载，幸《册府元龟》中保存此条，今得一见。

二、罢宫市，禁五坊小儿。所谓宫市，名义是替皇帝采买东西，实际上是直接向百姓抢夺财物的口实。这些替皇帝采买东西的人，德宗时由太监充任。他们依仗皇帝的权势，往往随意抑价，“率用直百钱物，买人数千钱物”(《唐会要》语)，甚至白取白拿。贞元年间，长安市里置“白望数百人”⒂。何谓白望?《资治通鉴》有注云∶“白望者，言使人于市中左右望，白取其物不还本价也。”这些人同他们的主子，承办宫市的宦官一样，是一群明抢明夺的强盗。白居易的《卖炭翁》诗，就是“苦宫市也”。一车千余斤木炭，宦官用半匹红纱一丈绫，就抢走了。烧炭翁在冰天雪地里，衣单口饥，欲哭无门。《新唐书·食货志》说∶“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宦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

    五坊是替皇帝饲养打猎用的鹰犬等物的地方。小儿是对在五坊里当差人的称呼。这些人和白望一样，借权势，为非作歹，到处残害百姓。《资治通鉴》卷二三六里记载说，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者，皆为暴横以取人钱物，至有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张井上使不得汲者，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即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或相聚饮食于酒食之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殴詈：或时留蛇一囊为质，曰∶‘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令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愧谢求哀，乃携挈而去。”王叔文、柳宗元等宣布罢除这些弊政，消息传出后，“人情大悦”⒃。

三、贬惩李实，召用贤臣。李实出身皇族，为人奸诈凶险，残暴多恶。在做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时，“刻薄军士衣食，军士怨叛谋杀之”。可德宗喜欢信用他。李实任京兆尹后，持宠为非作歹，肆意残害百姓，弄得京城附近怨声载道。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京城长安一带大旱，到处都在闹饥荒，百姓苦不堪言。可他为了“聚敛进奉，以固恩顾”，竟上书说∶“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硬是强迫百姓按丰年交纳租税。至使百姓叫苦连天，纷纷“徹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艺人成辅端作辞讽刺说∶“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李实听说后，以诽谤朝政罪把成辅端活活打死。还“毙人于府者十数”，“京师贵贱同苦其暴虐”。王叔文主政，就把他贬为通州长使。消息传出，“市人皆袖瓦石投其首”，李实得知后，从小路逃出京城。“人人相贺”。这些《旧唐书·李实传》都有记载。革新派主政这一年，京城长安附近九县从正月到七月，没下一滴水，又是大旱之年，柳宗元为京兆尹王权写《为京兆府昭应等九县诉夏麦旱损状》，请求朝廷豁免租税。

与贬李实的同时，王叔文等“精加访择”有才干的人为官，用故相抚州别驾姜公辅为吉州刺史，前户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别驾苏弁为忠州刺史。又诏令有“名德才望”的陆贽等人回京。《资治通鉴》卷二三六说∶“德宗之末，十年无赦，群臣以微过谴逐者皆不复叙用。至是始得量移。壬申，追忠州别驾陆贽、郴州别驾郑余庆、杭州刺史韩皐、道州刺史阳城赴京师。”这里说的陆贽与柳宗元拜师习《春秋》的陆质不是一个人。陆贽(公元754-805)是德宗朝的重臣，十八岁举进士，做过县尉，监察御史，因精于吏治，被德宗招为翰林学士。动乱时期，他随德宗颠沛流徙，出谋划策，号称“内相”。翰林学士是职掌草拟诏令的，他写的诏令精明大义，情理折人，“虽武人悍卒”，“闻者皆感泣思奋”。⑤陆贽固守儒道，为相时，词锋尖锐，不为德宗和幸臣所喜。他说∶“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⑥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十二月，陆贽因裴延龄谗言，被罢太子宾客。翌年四月，又遭谗险被杀害，赖群臣救免，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别驾是刺史的佐吏，因别驾乘车随刺史出行得名。陆贽贬后，“避谤不著书”。陆贽提携青年后进，韩愈、王涯、元结、李绛等都是在他知礼部贡举时选拔的，后来都成了出将为相的人才。 陆贽前后在朝十余年，他的治世理念和政绩为柳宗元和革新派所敬重，所以革新派一掌权，就立刻下诏召陆贽等人回京，可惜遭贬十年的陆贽还没等到诏书，人已病死了。年仅五十二岁。阳城也没等到诏书已死在贬所了。

四、掌控盐铁转运权。《新唐书·王叔文传》说∶“叔文贱时，每言钱谷为国大本，将可以盈缩兵赋。可操柄市士。”之前，盐铁转运使由浙西观察使李锜兼任。他借机中饱私囊。地方官吏和盐铁使也假借给皇帝“进奉”，任意抬高盐价，收刮民脂民膏。一般老百姓买不起盐吃，只好喝淡汤度日。王叔文罢去了李锜的盐铁转运使，控制盐铁收入，把盐铁转运权收回朝廷，任用杜佑为盐铁转运使，他自己充度之、盐铁副使，实掌其事，并让刘禹锡转屯田员外郎、判度之盐铁案，帮他属理。不久，王叔文又出任户部侍郎。在此期间，“盐铁使月进钱”和额外“进奉”都被罢除了，老百姓自然欢喜。

   五、抑制藩镇。这一年五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副使刘辟见王叔文求领三川。韦皋(公元745—805年)是一个文官出身的节度使，曾因平定朱泚叛乱有功，升任陇州刺史，奉义军节度使。贞元元年转任西川节度使，驻蜀地二十一年，是一个领得三十一州的强藩。韦皋智谋过人，他因与南诏通好，打击土蕃侵扰有功，顺宗加授他检校太尉。可他“自持重臣，远处西蜀”，有些傲视革新派，他让刘辟对王叔文说∶“太尉使辟致微诚于公，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当有以相酬。”⒅王叔文听后，大怒，厉声拒绝了韦皋的要求，并要以杀死刘辟做为回击。王叔文等人抗藩的勇气和气节可嘉，可这时革新派已四面受敌，形势相当严峻。王叔文等人虽有计谋，可缺少权谋，一副读书人的憨状，暴露出革新派缺乏政治应变的弱点。

六、谋夺宦官军权。随着施政的开展，革新派与宦官的矛盾日益尖锐，王叔文等人策划夺宦官掌控的神策军兵权。他们选老将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让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实际掌控中央禁军。《顺宗实录》记载，开始中人尚未悟，待边将来报，才发觉兵权将被人夺去，俱文珍“乃大怒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于是“密令其使归告诸将曰∶‘无以兵权属人。’”范希朝至奉天，诸边将避而不见。“韩泰白叔文，计无所出……”。消息走露，是直接导致夺兵权失败的原因。可这么机密的大事，怎么会事前让边将得知消息呢?据史料记载，范希朝本为神策军夙将，受宦官袒庇，想必与神策军边将有密切的交往。为此，宪宗即位，范希朝不但没有受到王叔文等人牵累，反而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三月初二，由神策行营西节度使升任为右金吾大将军，充朔方灵盐节度使，这里的奥秘就不难想象了。《旧唐书·俱文珍传》说∶“贞元末，宦人领兵，附益者众。”其实，这时宦官的权势已大的难以撼动了。

谋夺宦官兵权是王叔文等人施政最大的一件事，它的失手，加速了永贞革新的失败。

失败的原因

革新的失败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宦官和藩镇做梗，以及革新派内讧是其主要原因，而革新的基础脆弱和施政的失误，更加剧了这些矛盾。历史经常会有偶然性，可判断和行动的不慎只能让其走向反面。王叔文错用了一个范希朝，本来“欲以自固”(《顺宗实录》语)的谋夺兵权却直接把自己剿灭了。

一、一个病弱的皇帝，一条脆弱的执政链条。据《旧唐书》王叔文传、俱文珍传和《顺宗实录》等史料记载，顺宗失音，疾不能言，王伾即入，以诏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决事。伾以叔文意入言于宦官李忠言，忠言转于皇帝身边的美人牛昭容，美人受旨于帝；帝宣之于忠言，忠言授之于叔文，叔文与朝士柳宗元、刘禹锡、韩晔等图议，然后下中书，俾韦执谊施行。天下事皆专断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为之内主，韦执谊行之于外。王伾主往来传授，柳宗元、刘禹锡、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房启、陈谏、凌准、程异等人谋议唱和，采听外事。《旧唐书·王叔文传》称其为“转相结构”。这样的执政手段，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政令都没法施行。《旧唐书·王叔文传》说∶“内官俱文珍恶其弄权，乃削去学士之职。制出，叔文大骇，谓人曰∶‘叔文须时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带此职，无由入内。’王伾为之论请，乃许三、五日一入翰林，竟削内职。”本来脆弱的链条，这样就更加不畅了。而专外的韦执谊与王叔文“交恶”不时“异同”，也让施政难以推行。宦官俱文珍等最后完全掌控了顺宗，革新派就土崩瓦解了。

二、薄弱的执政基础。贞元末年，顺宗即位前，已居相位四人，贾耽、杜佑、郑珣瑜和高郢；翰林学士五人，卫次公、郑絪、李程、王涯和凌准。九人里除杜佑、凌准外，七人都抵制和排斥王叔文等人。《顺宗实录》卷二贞元二十一年三月里有这样一段纪事∶“丁酉，吏部尚书平章事郑珣瑜称疾去位。其日珣瑜方与诸相会于中书。故事(指老规矩)∶丞相方食，百寮不敢谒见者。叔文是日至中书，欲与执宜计事，令直省(执事官)通执宜。直省以旧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惧，入白执宜，执宜逡巡惭赧(有所顾虑而难为情)，竟起迎叔文，就其阁语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箸以待，有报者曰∶‘叔文索饭，韦相已与之同餐阁中矣。’ 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惧叔文、执宜，莫敢出言。珣瑜独叹曰∶‘吾岂可复居此位！’顾左右取马径归，遂不起。前是左仆射贾耽以疾归第未起，珣瑜又继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归卧，叔文、执宜益无所顾忌，远近大惧焉。”《旧唐书·刘禹锡传》说∶“宗元素不悦武元衡，时武元衡为御史中丞，乃左授右庶子。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论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韩皋凭藉贵门，不附叔文党，出为湖南观察使。”朝廷内外不时传出强烈的反对声，就连杜佑后来迫于压力等原因也站到了王叔文等人的对面，拥护宪宗监国。韩皋是革新派执政时召回京起用的，这时也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

三、内讧。韦执谊立异，乃王叔文之致命伤。韦执谊为人有心计，很早就居显位。他贞元二年(公元785年)撰《翰林院故事》，已任学士。对韦执谊的投机作法，新旧《唐书·韦执谊传》记载说∶“韦执谊者，京兆人，父浼，官卑。执谊幼聪俊有才，进士擢第，应制策高等，拜右拾遗，召入翰林学士，年才二十余。德宗尤宠异，相与唱和诗歌，与裴延龄、韦渠牟等出入禁中，略备顾问。德宗载诞日，皇太子献佛像，德宗命执谊为画像赞，上令太子赐执谊缣帛以酬之。执谊至东宫谢太子，卒然无以藉言，太子因曰∶‘学士知王叔文乎?彼伟才也。’执谊因是与叔文交甚密。”《唐音癸签》据《唐实录》记载这样一件事，说“韦执谊从兄夏卿为吏部侍郎，执谊为翰林学士，受财为人求科第，夏卿不应，乃探出怀中金，以纳夏卿袖，夏卿摆袖，引身而去。”顺宗立，王叔文用事，乃擢韦执谊为宰相。“执谊既为所引，然外迫公议，欲示天下党与者，乃时时异论相可否，而密谢叔文曰∶‘不敢负约，欲共济国家事尔。’叔文数为所梗，遂诟怒，反成仇怨。”《顺宗实录》具体收录了两件事∶“贬宣州巡官羊士谔为汀州宁化县尉。士谔性倾躁，时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党相煽，颇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闻之，怒，欲下诏斩之，(韦) 执谊不可，则令杖杀之， 执谊又以为不可，遂贬焉。由是叔文大恶执谊，往来二人门下者皆惧。先时刘辟以剑南节度副使将韦皋之意于叔文，求都领剑南三川，谓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呈于公，若与其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当有以相酬。’叔文大怒，亦将斩之，而执谊固执不可。辟尚游京师未去，至闻士谔，遂逃归。”这期间，王叔文为裁抑藩镇势力，曾计议任命革新派成员房启为荆南节度使，也因韦执谊的阻拦迟迟不能实现，已经在荆南等待接任的房启，只好改做容管经略使。偏巧此时王叔文又因母死得去职守丧，这对革新派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见大势已去，“执谊益不用其语，(叔文)乃谋起复，斩执谊与不附己者，闻者忷惧。”⒄施政链断了，矛盾已至水火，这恰好给宦官和藩镇可乘之机。

韦执谊在人品上实无可称道之处。《新唐书·韦执谊传》说∶革新失败，韦执谊“知祸且及，虽尚在位，而临事奄奄无气，闻人足声辄悸动”。其惊恐哀泣之状让人有些不耻。

    四、宦官和藩镇联手对付革新派。先是宦官立宪宗为皇太子与王叔文抗衡。王叔文等人与宪宗早期的关系，不见史传，但在立太子一事上显然是另有他想。《新唐书·郑絪传》载：“顺宗病，不得语，王叔文与牛美人用事，权震中外，惮广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絪草立太子诏，絪不请辄书曰：‘立嫡以长。’跪白之，帝颔乃定。”顺宗担心宪宗强势和工于心计，欲另有所立。可在宦官和旧臣的威逼下，没有行动能力的顺宗只能屈从了。《顺宗实录》说：宦官与旧臣议立时，“叔文默不发议”。《旧唐书·王叔文传》说∶“叔文未欲立皇太子”，当宦官扶立宪宗后，“叔文独有忧色，而不敢言其事，但吟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末句曰∶‘出师位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同而歔欷泣下”。这显然对革新派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宪宗为太子，“时执谊惧太子怒己专，故以(陆)质侍东宫(做太子侍读)，阴伺意解释左右之。质伺间有所言，太子辄怒曰∶‘陛下命先生为寡人讲学，何可及它?’质惶惧出。”⒅可见宪宗为立太子事与王叔文等人结怨之深。顺宗让位后，不久就不明不白地暴崩了，这显然是宦官和宪宗作手脚害死的。

这一年六月，藩镇韦皋等人开始向王叔文发难，先是“韦皋上表请皇太子监国，又上皇太子笺。寻而(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表续至，悉与皋同。” (《顺宗实录》语) 接着，三节度使又连上表要皇太子勾当军国政事。而朝中的宦官俱文珍等，与藩镇沆瀣一气，内外互应。其实这是宦官在背后操纵串通的。唐代的宦官从玄宗开元时起已成内朝权力之执掌者，成为与外大臣宰相并称的内大臣。到后来，外大臣的宰相也要依附于宦官，就是皇帝也由宦官随意废立。而宦官之所以能这样呼风唤雨，是他们所掌控的禁军比任一个驻边的节度使都强大。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德宗时禁军已扩大到十五万。后来武宗时左右神策军“每军有十万”⒆。而当时节度使手下其能作战的最多不过三五万，少的仅一万。唐代士人和外藩依附宦官求媚取利求官的时有所见。而“贞元末，宦官领兵，附益者众。”⒇《旧唐书·裴垍传》说∶“严绶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监军(宦官)李辅光，绶但拱手而已。”《 李辅光墓志》云∶“元和初，皇帝践祚(指宪宗即位)，旌宠殊勲。”显然是指参入操纵严绶等藩镇上书请宪宗监国立功一事。又据《新唐书·裴均传》∶均为大珰(珰∶dāng指宦官)窦文场之养子。其上表受宦官指使不言自明。

这时，王叔文等人已没有了抵抗的能力。据《新唐书》王叔文、王伾传说，叔文母丧，他在翰林院置酒，邀宦官李忠言和俱文珍等人，他说自己离职，百谤会至，想求各位帮忙，结果当场遭到俱文珍的驳斥，而叔文无言以对。想凭杯酒释憾于宦者，书生气可怜也。“叔文既居丧，伾日请中人及杜佑起叔文为宰相，且总北军，不许，又请以威远军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复不可，乃一日三表，皆不报，忧悸，行且卧，至夕大呼曰∶‘吾疾作。’舆归第。”大势已去，王伾也称病躺倒了。

这年八月五日，宪宗即皇帝位，永贞革新彻底失败了。

五、泥沙俱下，谤者纷起。《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六说，王叔文主政时，“谋议唱和，日夜汲汲如狂”。革新派不分白天黑夜，夜以继日地谋划着施政大计，以至如醉如狂地地步，从中可看出当年革新派的精神风貌和如火如荼的革新氛围。随之追利求官者也纷至沓来。“于是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昼夜车马如市。客候见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饼肆、酒垆下，一人得千钱，乃容之。”投机求利者之盛，可以想见。这时，革新派内部也出现了腐败受贿的现象。《旧唐书·王伾传》记载说∶“伾与叔文及诸朋党之门，车马填凑，而伾门尤盛，珍玩赂遗，岁时不绝。室中为无门大柜，唯开一窍(窟窿)，足以受物，以藏金宝，其妻或寝卧于上。”而这些人一旦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反目成了革新派的仇人。柳宗元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在《寄许京兆孟容书》里说到这件事，“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讟dú∶怨言，诽谤。)，以此大罪之外，诋诃(诋毁，斥责。)万端，旁午搆扇(纷纷蓄意煽惑。)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21)。”永贞革新失败后，谤言纷起，以至多年以后还追着柳宗元等人不肯散去。

①      ③柳宗元《王侍郎母刘氏誌》。

②     《新唐书·刘禹锡传》。

④考《旧唐书》，顺宗为太子而几废者屡焉。《旧唐书·李泌传》载∶“顺宗在春宫，妃萧氏母郜国公主交通外人，上疑其有他，连坐贬黜者数人，皇储亦危。泌百端奏说，上意方解。”

⑤⑥⑧⑨⒆《资治通鉴》卷二三六“永贞元年”。

⑦此语见于柳宗元《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凌准死于连州贬所，柳宗元作该文及《后志》悼之，并记述此事∶“德宗崩，迩臣议秘三日，乃下遗诏，君独抗危词，以语同列王伾，画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发丧，六师万姓安其分。”又有《哭连州凌员外司马》诗哀悼他，诗中也提到凌准抗颜宦官密不发诏这件事∶“`孝文留弓剑，中外方危疑。抗声促遗诏，定命由陈辞。”

⑩《旧唐书·俱文珍传》。

⑾《旧唐书·刘禹锡传》。

⑿《柳河东集》第三十六卷《上河阳乌尚书启》。

⑿《柳河东集》第三十六卷《上李中丞献所著文启》。

⒁《柳河东集》第三十卷《寄许京兆孟容书》。

⒂《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五，唐纪五十一。

⒃《唐语林》卷六。

⒄《新唐书·王叔文传》。

⒅《新唐书·陆质传》。

⒆《大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荆南

⒇《旧唐书·俱文珍传》。

(21) 这里指西川节度使韦皋与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相互联结，反对王叔文等人。

历史上对永贞革新的纷争

史家往往以成败论英雄，成者王侯，败者宼。永贞革新时，强藩横行，宦官欺世，一群手无寸兵而位卑的年轻人，守着病瘫失音的弱皇帝，在施政的初期，就已显露了败象。柳宗元《感遇二首》诗说∶“迴风(旋风)旦夕至，零叶委陈荄(荄gāi∶草根。)。所棲不足持，鹰隼纵横来。”应是说这时的危象。革新失败后，柳宗元等人遭贬受谤议是很自然的事。韩愈带头反对永贞革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王叔文主政后，没有起用他，直到那年夏秋宪宗继位时，才把他转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韩愈为此痛恨王叔文，并迁怒于柳宗元﹑刘禹锡。韩愈求仕有时不择手段。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三十五岁的韩愈，出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可不知什么原因，贞元十九年去职了。这期间他有《上李尚书书》，向工部侍郎京兆尹李实献文求助。这一年京城附近大旱，李实欺瞒德宗，继往横征暴敛。可韩愈却在上书里献献媚称颂李实说:“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余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贼，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赞李实“忠于君，孝于亲”。韩愈随书献文章两卷十五篇，以为谒见之资。上书不久，韩愈做了监察御史。这时他又一反前态，立刻与张署、李方叔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的奏疏，揭示旱灾实情，“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请求“特敕京兆府”当年“税钱及草粟等”。宋代洪兴祖《韩子年谱》据韩愈近人李翱所作的行状和皇甫湜所作神道碑，对此事记述说：“是时有诏以旱饥蠲(juān免除)租之半，有司征愈急，愈与张署、李方叔上疏言，请宽民徭而免田租。卒为幸臣所谗，贬连州阳山令。”幸臣，李实也。新旧《唐书》也有记载。韩集中也收有此状。这样的结果是韩愈没想到的，本为求进的奏疏不但没让他获益，反因得罪李实被贬到偏远的阳山做县令。这件事本来与两年后才主政的柳宗元等人没有相干，可韩愈却借此机会发泄永贞革新时不被起用的恼怒。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的长诗里把他的遭贬归罪于柳宗元和刘禹锡。他说∶“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洩，传之落冤仇。”这显然是在泄愤，又故意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以向旧派朝臣求援。韩愈还作诗《永贞行》，攻击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小人乘时偷国柄”。并颠倒黑白，说宦官掌控的禁军是“天子自将非他师”。还抵毁革新派，说“天位未许庸夫干”。韩愈的这些话完全是反对王叔文的宦官﹑藩镇和旧派朝臣的腔调，而他说的更激切﹑刻薄。王叔文成了小人，柳宗元等人是依附小人的“速进者”。两《唐书》沿习此说，后代又一直有人随之。《新唐书·柳宗元传赞》曰∶“叔文沾沾小人，窃天下柄，与阳虎取大弓，《春秋》书为盗无以异。宗元等桡(náo弯曲不直)节从之，徼(jiǎo求)幸一时，贪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规权遂私。故贤者疾，不肖者娼，一偾(fèn毁坏，败坏。)而不复，宜哉！彼若不傅匪人，自励才猷(yóu计划，谋划。)，不失为名卿才大夫，惜哉！”宋代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读柳宗传》说∶“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终能毋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耳！复何议彼哉?”苏轼朋党论说∶“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共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名臣矣。”

清人王鸣盛是知名学者，他在《十七史商榷》里反复申说王叔文革新之公忠体国。他说∶“叔文与宦官为难，……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立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官，跋扈之强藩。”他认为，王叔文革新，使贞元弊端廓然一清，“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及此者”。清朝同治时的陈其元写了一本《庸闲斋笔记》，他在论述“古人被冤”时，为王叔文等人申冤。施子愉《柳宗元年谱》说∶“韩愈以与王叔文政敌俱文珍有旧之故，其《顺宗实录》于王叔文自多贬词曲笔，未可尽信。”详观史料，此语实为公允之说。《顺宗实录》对俱文珍又多有讳饰。如《旧唐书·俱文珍传》及《新唐书·刘贞亮(即俱文珍)传》皆以俱文珍为宦官中拥立宪宗之首，而《顺宗实录》则以刘光琦居首，以俱文珍次于刘光琦之后。其用心可见。尽管如此，宦官对直笔的一些记述还是不满。《新唐书·路隋传》说:“初，韩愈撰《顺宗实录》，书禁中事为切直，宦官不喜，訾(zǐ诋毁，诽谤。)其非责，帝诏隋刊正。”《新唐书》又说:“自韩愈《顺宗实录》，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全篇。”《旧唐书．韩愈传》说：“其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出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我们今天在《韩集·外集》里看到的《顺宗实录》，已不是原始那个样子了。

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关系一生荣辱，后世人多为此惜之，可我们观遍他留下的文字没见到有一丝的悔意。

王叔文之死是历史一大冤案

王叔文是一代儒者伟才，宪宗继位后被贬出京城，转年就被赐死杀害了。可韩愈和《唐书》却说王叔文是小人，可又举不出一事证之，何也？《顺宗实录》里收录了王叔文可度支盐铁副使制说∶“起居舍人王叔文，精识环材，寡徒少欲，质直无隐，沈深有谋，其忠也尽致之大方，其言为政之要道，凡所询访，皆合大猷，宜继前劳，佇光新命。”这可能是柳宗元或刘禹锡等人写的，韩愈照录，是无法完全避掉现实。北宋范仲淹说∶“刘禹锡、柳宗元、吕温坐忘叔文党贬废不用。览数君子之述作，体意精密，涉道非浅，如叔文狂甚，义必不交。”清代冯景《读柳子》说∶“且夫叔文固小人，然素自爱，其过在专权自用，欲诛宦官，强公室，反为所胜被祸耳，亦无他殃民误国之罪。”又说∶王叔文“其人机辩，亦非无深识远虑者可比”。冯景也说王叔文是小人，可列举出的都是堂堂正正的善行；说八司马“皆天下才子也”，可又都困羁于小人王叔文，这不合于常理，但却成了说王叔文和八司马的一种定式。章士钊说∶“依史实观之，叔文即八司马，八司马即叔文。”王叔文和八司马的为政理念和人生追求是一致的。柳宗元在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写给《与肖翰林俛书》说∶“与罪人(指王叔文)交十年，官又以是进。”可见心气相通，相知之深，绝非苟合之辈可论。而千百年来之所以延续扭曲的说法，是封建统治的传统理念和门阀士族的阴霾作祟。唐世重门户，而王叔文出身寒微，又以棋诏入政，自然会被政敌当成攻击成小人偷国柄，庸夫干天位的口实。王叔文曾自言王猛之后。王猛是十六国时的前秦大臣，出身贫寒。史书记载，他曾扪虱而谈天下大势，求为人谋士。后来，他得到苻坚的信用，累迁司徒，录上书事，入朝为丞相。他主政后，整顿吏制，压制不遵守法令的门阀贵族。王叔文把自己说是王猛之后，显然是为了抬高自己身份。我国自魏晋时代士族①地主兴起以来，社会上重门阀修谱牒成风。到唐代士族地主虽日见衰败，可讲门阀、修谱牒之风仍修很盛行，有些人为了抬高身分故意伪造世系给自己套些阔祖宗来，就连最高统治者皇帝也会这样。《新唐书·刘禹锡传》说∶“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后，有远祖风，东平吕温、陇西李景俭、河东柳宗元以为信然。”看来时人并不认同。永贞元年三月，与陆贽、阳城一起召回京的还有郴州别驾郑余庆和前京兆尹杭州刺史韩皋。韩皋名德与陆贽、阳城同列，其从弟是八司马韩晔，虽召迁任尚书左丞，可他自持出身高贵，不肯亲附王叔文，其原因也在于此。《顺宗实录》载:“皋自以前辈旧人。累更重任，颇以简居自高，嫉叔文之党，谓人曰:吾不能事新贵人。”遂斥为鄂岳观察使。这些旧派朝臣看不起出身低微的王叔文，诬之为“暴起领事”，新旧矛盾之尖烈是不难想象的。柳宗元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在永州曾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六逆论》为王叔文正名。章士钊说∶“子厚之《六逆论》，明明为王叔文而发。”柳文里表面说史论前朝事，实际明鲜是为身边事在发感慨。所谓“六逆”之说，见于《左传·隐公三年》，即“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说这些是“乱之本也”。柳宗元举出其中与王叔文被污说相关的“三逆”，即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进行论说。柳宗元说，“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因为这个缘故“贱”妨碍了“贵而愚”，这正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原则；同样，“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因为这个缘故“远而新者”取代了“亲而旧者”，这也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原则。如果舍弃这些而听信上面那些谬说，“必从斯言而乱天下”。为此，柳宗元感慨道∶“呜呼！是三者，择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乱之大本也。”后来柳宗元在《与杨京兆凭书》里，把那些靠门第关系做官受奉的人比喻成“土木类”(土块木头一样)。他们以“长者”自居，受到举荐宠幸。其实都不是古人所说的贤能“长者”，而是一些跟土块木头差不多的人罢了。把这些泥塑木雕一类的东西摆放在朝廷上，给他们穿上礼服，配给仆从护卫在他们身边奔走，对解救百姓劳苦有什么用?这样的人地位愈高对社会的影响愈坏。“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圣人之道不能有益于社会)，都是用人不当啊!

    说到“择君置臣之道”，是否也暗涉立宪宗太子位之争，不得而知。但据常理，王叔文不至于因议立宪宗太子时“ 默不发议”，就遭致杀头之祸。顺宗二十三个儿子，邵王约为第八子，曾为国子祭酒，才名流闻，而暴死于元和元年。章士钊说，应于立储被宦官所害，可能宦官提名备储未成，因不得不杀之以灭口。另胡致堂说∶“伾、文忌宪宗在储位，有更易秘谋，未及为而败。”恐怕这才是让宪宗恨之入骨必杀王叔文的原因。

说王叔文等人是小人偷国柄，也是不实之辞。王叔文与顺宗相交之深，史书多有不争的记述。《旧唐书·顺宗纪》称顺宗为太子时“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顺宗深恶宦官跋扈必定引起宦官的嫉恨，主政后支持王叔文削宦官俸禄﹑罢宫市﹑夺宦官兵权都是情理中事，这就更加激化了与宦官之间矛盾。王叔文等人，儒者风气甚伟，是一群循规蹈矩的封建文人，不会用权谋，少机变，用阳谋对宦官和藩镇的阴谋，仅仅依靠一个病弱的皇帝和“转相结构”的执政手段，在强藩横宦面前就显露出自己苍白﹑稚弱的致命处。

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危败之时，为王叔文母丧事写《王侍郎母刘氏志》，全篇称道叔文，显然是借此写王叔文为之张目，其勇气和君子气概尽现。柳宗元敬佩王叔文的为人，虽因此遭贬，他也终生不悔。柳宗元在文中，赞王叔文“修经术以求圣人之道，通古今以推一王之典”。说王叔文为人“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有弥纶(包括，统摄。)通变之劳，副经邦阜财之职”。从史料观之，王叔文是个很有气势的人，他在翰林议事，发狮子吼，众默默不敢对，旧臣高郢﹑贾耽也折服于叔文。史又称叔文与李忠言(太监)议事，忠言辄不敢置对。柳宗元与王叔文相交，在道不在利。他们共同追求的“利安之道，将施于人”。这里的“利安之道”就是柳宗元终生奉行的“利安元元(百姓)之道”。他公然宣称∶“户部(王叔文)之道闻于天下。”但可惜的是行“利安之道”的大义之举没能彰显于天下。寻觅史料，元和初年曾有人试图为王叔文翻案鸣冤，可在宦官当道的天下，这些都与世无补，只能成为历史的余音在时空里飘荡着。

柳宗元在永州作骚体《弔苌弘文》。苌弘，周大夫，史书说孔子尝从问乐。苌弘为强周室，后来被周人杀害了。“大夫死忠兮”，柳宗元这一弔赞其实这是为王叔文而发的。“自古有一死兮，贤者乐得其所。”这显然是说王叔文死的其所，他同上古的贤人一样会被后人传颂的。

八司马为天下奇才

这是宋代王安石语，《唐书》和历代多主其说。而韩愈《顺宗实录》却说八司马等人是“欲侥幸而速进者”，这显然是诬枉之说。施子愉《柳宗元年谱》说∶“按柳宗元﹑刘禹锡以贞元九年登进士第，至贞元二十一年已十二年；陆质在贞元二十一年为给事中前尝为左拾遗，累迁左司郎中，历信台二州刺史（见《新唐书》卷一六八《陆质传》）；凌准在贞元二十一年为翰林学士前尝历崇文馆校书郎，邠宁节度掌书记，节度判官，浙东观察判官等职（见柳宗元《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实皆不得谓为躁进。以交王叔文而遭贬逐之‘八司马’中，柳﹑刘无论矣，据史传所言，韩晔有俊才；韩泰有筹画，能决大事；陈谏警敏，一阅簿籍，终身不忘；凌准有史学；程异性廉约，精于吏职，善理财（见《旧唐书》卷一三五《王叔文传》﹑《程异传》；又《新唐书》卷一六八《王叔文传》﹑《程异传》。）；要皆各有所长。王叔文若徒为一佞幸，固无从引用诸人，而诸人亦不至与之为‘死交’也。”

对柳宗元﹑刘禹锡史书多有评说。《旧唐书》柳宗元传后有评语说∶“史臣曰∶贞元、大和之间，以文学耸动搢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之詠歌帝载，黼藻(美化，文饰)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

程异在八司马中为下乘，而在当时朝中群僚里，自是高流。程异遭贬时，李巽领盐铁事，以程异有心计善理财，请拔擢用之。元和初授侍御史，复为扬子留后，迁淮南等五道两税使。这期间，程异对江﹑淮钱谷之弊，多所铲革。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程异为盐铁转运副使，裴度平吴元济叛乱，全靠他调度运筹供应军饷。《新唐书·程异传》说∶“故异所至不剥下，不加敛，经用以饶(多，充足。)。”淮西之乱平后，程异即奏罢茶盐店，以减轻百姓负担。随后程异被升为盐铁使兼御史大夫。转年，宪宗用程异﹑皇甫鎛为相，但遭到裴度﹑崔群等人的极力反对，裴度说“程异﹑皇甫鎛，钱谷吏耳，非代天理物之器也”②《旧唐书·皇甫鎛传》记述此事∶“程异虽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处之烦剧(这里是指处理繁杂危难事情的能力)，或亦得力，但升之相位，便在公卿之上，实亦非宜。”这算说了句公道话。程异为参与王叔文永贞革新事，“自以非人望，久(一个多月)不敢当印秉笔”③可这时宪宗对程异已相当倚重， 尽管裴度等人“腾口掉舌，以为不可”。又“三上疏论之，请罢己相位”，宪宗也不理会。当时，西北边境军政不治，程异建议设置巡边使，并自请行。其用心良苦和内心压抑是可以想见的。但诏令还未下，程异就于元和十四年四月死了。巧合的是举荐程异的李巽也死于同一年。这时，柳宗元还在，可却自始至终没有一字提及程异，按照柳宗元的为人行事，如此默然以对，这只能留给后人猜说了。程异性廉约，死时，家无余财。章士钊说∶“子厚平生挚友，凡享年长于己者，大抵多所建树，有禆于国。”④八司马之才俊可见一般。

柳宗元论说宦祸警世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 柳宗元于永州司马任上写了一篇议论宦官之患的文章《晋文公问守原议》。这是我们所见到的他一生唯一一篇专门论说阉祸之作。文章不长，仅有三百余字，分三段合成，可文字受到后人极高的评价。清人蔡铸在《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评语卷七说∶“按唐代宦官之祸最烈，是时宦官方典禁旅，子厚借勃鞮(宦官名)以为言，见得国家用人行政，总不可谋及寺人（宦官）。虽极曲折，然步步承接照应，仍是一气相生。”文章的内容从题目上看一目了然，是论议晋文公问宦官守原一事的。晋文公是春秋时晋国的国君，姓姬，名重耳，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在位，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是献公妃狐嫉所生，因遭骊嫉之难，在外逃亡了十九年，后来秦穆公送其回国为晋君。原是地名，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晋文公从周王那里得到这一地方，他为派谁去守原向宦官询问主意。柳宗元对此事评议说∶“晋君择大任，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不博谋(广泛征询意见)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这是“贼贤失政之端”，即说此举是伤害贤臣祸乱国政的根源。在层层论议中，柳宗元列举一些古时宦官祸国害政的事例。齐桓公“进竖刁以败”⑤；秦孝公宠信宦官景监，任其干政；西汉元帝任用宦官掌管中枢机要，擅权用事，结果生成“弘、石得以杀望之”⑥。柳宗元说，上面这些宦官乱政，“误之者晋文公也”。是说晋文公宠信宦官开了先例，才导致后代发生这样的事。明眼人一望尽知其影射时政之嫌。清人林纾说∶“柳州聪明，读古书，能以理析之。如《六逆论》《问守原议》《翦桐封弟辩》，皆明澈醒人眼，造语极古，而析理又极明达，不著一闲话，于此见用意之精。”论及《问守原议》说“《守原》一议，论者谓柳州悯当时宦者之祸，故有此作。……柳州论失政之端，明斥晋文，实隐讥德宗之迁政于阉人。”明代王志坚说∶“子厚此篇有感时事，借古人发议耳。”柳宗元时，尤其是宪宗朝，宦官对外掌控禁军，对内操纵枢秘之机，其权最重。难怪乾隆《御选唐宋文醇》卷十一说∶“当时震于宦寺之威，不敢论曲直耳，乃至于今，尚尤之不止，岂非惑哉?”

柳宗元《晋文公问守原议》发出的宦祸警示，为其后的唐史印证了。宪宗以下的九个皇帝，好似任宦官摆布的襁褓小儿，为之废立，甚至成了宦官的刀俎物。宦祸和由此引发的争斗，日趋激烈，并发生了两起震惊史界的惨烈事变。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唐文宗与宰相李训和凤翔节度使郑注等人，密谋借观石榴树上的甘露，诱杀宦官仇士良等人，不幸伏兵暴露失败。仇士良率兵捕杀李训、王涯、郑注等人，并诛杀了京官一千余人，一时间几乎京中看不到朝官，史称甘露之变。昭宗时，宰相崔胤联合藩镇诛灭京城数百位宦官，并令各地诛杀宦者监军，致使宦官尽灭。唐朝“宦官时代”结束了，唐王朝也随之灭亡了。

文章末尾，柳宗元说∶“余故著晋君之罪，以附《春秋》许世子止、赵盾之义。”⑦柳宗元揭露晋文公的过错，是要与《春秋》责斥许国太子止弑父君、赵盾弑晋灵公的义理相比附。乍一看，有些唐突。全篇都是论议问宦官守原的事，没有任何过度和引由，临尾猛然冒出说通篇说晋君之过都是为了与斥弑君之义理相比附，这显然是在点题，但读此一时让人不知其所云。可静心细想下来，再联系永贞之变的前后史实，柳宗元这是在暗喻宪宗和宦官俱文珍弑逆顺宗之事。为避人眼目柳宗元特意在引太子止弑父君之后缀上赵盾弑晋灵公以作掩隐。刘禹锡死前写有《子刘子自传》，因已事隔三十载，他对此事有更加直露的记述∶“太上久寝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召对，宫掖事秘，而建桓立顺，功归贵臣。”这时王叔文等都被隔绝了，“宫掖事秘”，全由贵臣俱文珍等操控。“建桓立顺”这一典故，见于《后汉书·宦官列传》∶“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这里说的是东汉顺、桓二帝，都是由宦官操控，杀戮另一派确立的。桓帝之立，是由梁冀用投毒的煮饼，毒杀质帝，行其弑逆。参与其事的宦官曹腾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侯。

柳宗元在永州还写了一篇与《晋文公问守原议》相近的驳辩文章《桐叶封弟辩》。话题是借周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言封唐⑧展开的，虽为戏言，可周公却以天子不可戏促成其事。在封建社会，家天下的帝王被神化为天子，宣扬所谓“君之无戏言”，说帝王的话不论对错，一言即出都得照做，可柳宗元反对这一套，他说∶“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周公应适时和成王说，不用待戏言时促成其事；不当封，因戏言而把土地和人民交给弱小的孩童，这算什么圣人之道。如果王以桐叶和宦官开玩笑，也都按照戏言去办吗?柳宗元认为，帝王的徳行，在施政的好坏。为此，“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层层论说之后，柳宗元一转就把佐君之道归于他一生主张的大中之道，而“桐叶封弟”这种事，柳宗元嗤之为“小丈夫缺缺⑨者之事”，不仅不能照着做，也不可信。以史观之，凡论史之作，皆为劝戒于今。柳宗元借“桐叶封弟”一事，明显是影射宪宗的朝政。宋代谢枋得评品《桐叶封弟辩》说∶“七节转换，义理明莹，意味悠长。字字经思，句句著意，无一句懈怠，亦子厚之文得意者。”后人在赞美柳文时显然已看破文字背后的寓意。

柳宗元痛恨寺宦刺骨，向来羞与宦者为伍，观其一生行迹和文字，他是一个傲骨硬汉子，从不向宦官低首献媚，而仅有的两篇涉及宦官的文字却又是直刺痛批宦官之害的，这应是柳宗元长年遭贬终生不得任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代依附宦官求仕为官的，本为习见之事。刘禹锡岳父薛謇受刘禹锡之累，本不为宪宗和宦官所喜，可他曲事宦官薛盈珍，被擢拔为福建观察使。刘禹锡后来在为薛謇写神道碑时透出此事的端倪，说薛謇在“授监察御史里行充京兆水运使”时，“诏以中贵人护之，声震塞上”。这个贵人应为宦官薛盈珍。柳宗元岳父杨凭，元和四年贬临贺尉，元和七年复官，也被疑为走了宦官的后门。但这些行径都为正直士人所不齿。韩愈为求进取与宦官交结，曾给俱文珍作序并送诗，成了为后人诟病的一件事。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韩愈为宣武军观察推官，而宦官俱文珍时为宣武军监军，。这一年春，俱文珍回京，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命僚属为诗送之，韩愈作《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其序说∶“故我监军俱公，辍侍从之荣，受腹心之寄，奋其武毅，张我皇威，遇变出奇，先事独运，偃息谈笑，危疑以平。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⑩有同乐之美。”溢美之辞及其谄媚，说俱文珍平兵变“偃息谈笑”间，奋武毅，张皇威，解君愁，和同乐。后人编韩集时，为避媚宦之嫌，此序不入正集。韩愈因与俱文珍有旧，编《顺宗实录》时多有曲笔，有意掩盖俱文珍的恶迹；为平宦官对记实的不满，还多次对《实录》进行修改。为此事韩愈后来为文辩解，说史官有“人祸”、“天刑”，他不想为此遭难。其为人处事与柳宗元相比其高下是显而易见的。

诗歌是语言艺术的精华。诗歌表意有时很隐晦，政治性诗歌往往更是如此，因为在险恶的处境里直杼胸臆会引来灾祸，而古人用大量的典故包裹着，今人就越加不易读懂它。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秋天，在王叔文被赐死后，柳宗元作《感遇二首》诗，悲叹王叔文“鸿鹄去不返”。诗中柳宗元对永贞革新做了回述，对革新派失势险境的描述，令人触目惊心。“迴风(旋风)旦夕至”，革新派象“零叶”一样被吹到陈根乱草里。“所棲不足持，鹰隼纵横来”。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柳宗元读书有感，又作《詠史》和《詠三良》诗弔祭王叔文。三良影射二王，乐毅暗指王叔文。诗里发泄了对王伾赂财的不满，又斥韦执宜的为人是“蠢螨”⑾(即蠢动的螨虫)，对革新派内讧深感痛心，还刺讽宪宗信谗贬贤。这三首诗词旨幽邃，音节豪宕。正如藤元粹《柳柳州诗集》卷四说∶“正论堂堂，可以一扫纷纷之论。”章士钊说∶“尝论《唐史》芜秽，莫甚于永贞。”柳宗元的诗歌唱破《唐史》的芜秽。但愿我们今人能还历史一个清白，也给柳宗元等人一个公道。

①士族:东汉以后社会逐渐形成的世家大族。这些人在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享有特权，也称“”世族、“势族”。《宋书·恩倖传序》说:“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郡县掾史，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势族。”

②《旧唐书·裴度传》。

③《新唐书·程异传》。

④ 柳宗元《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

⑤齐桓公宠信宦官竖刁，结果造成宦官专权，杀群臣，擅废立，齐国大乱。

⑥汉元帝的老师肖望之，做过元帝的宰相，因上书反对宦官专权，得罪宦官弘恭和石显，被迫狱中自杀。

⑦ 这是两个典故，均为弑君之事。一是子弑父。《左传·鲁昭公十九年》载∶春秋时，许国的君主患疟疾，吃许世子止的药就死了，世子止逃到晋国。《春秋》记载为“弑其君。” 世子∶古代天子、诸侯的嫡长子称谓。止∶是许国悼公嫡长子的名。另一是臣弑君。《左传·鲁宣公二年》载，正卿赵盾为避晋灵公杀害出逃，未出境，族人杀灵公于桃园。因其“亡不出境，返不诛国乱”，太史董狐责之“赵盾弑其君”。

⑧“桐叶封弟”一事见于《吕氏春秋·重言篇》和刘向《说苑·君道篇》。《史记·晋世家》也有记载∶“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古代帝王诸侯举行礼仪时所用的玉器，上尖下方。)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西周初期的史官)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⑨小丈夫∶指那些不懂大中之道的平庸之人。缺缺∶耍小聪明。

⑩ 方伯∶古代诸侯统领的称谓，意为一方之长，这里指藩镇。

⑾章士钊主此说。而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说∶“‘谁顾蠢螨群’，此句怒而怨矣。乐生报书，自温厚也。此诗以燕惠王比宪宗。”那就是说“蠢螨”是比说宪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