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贬官是怎样上路的

郭新庆

贬官是罪臣，带罪之身形同囚徒。唐朝对贬官的处置是极其严酷的，凡遭贬谪，“自朝受责，弛驿出城，不得归宅”。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元稹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白居易集笺校》卷二《和答诗十首序》有记载说：“诏下日，会予（指白居易）下内直归，而微之（元稹字）以即路，邂逅遇于街衢中，自永寿寺南，抵新昌里北，得马上语别。”《唐律》规定：“依令，之官各有装束程限。限满不赴，一日笞（chī鞭、杖或竹板打）十。十日加一等。”据《唐会要》卷四十一《左降官及流》记载，贬官情状稍重者, 日弛十驿,有人押领，路上还要按纲典画时，违反规定会受到差官的处分。唐代“凡三十里一驿”，而正常一天，官差乘驿站四匹快马才走六驿；而贬官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还有差人押领，画时记数，翻山越岭，一天要走三百里，这是超出常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让人无法忍受。张九龄是玄宗时的宰相，他在被贬到荆州时，写给皇帝的《荆州谢上表》里说：“闻命皇怖，魂胆飞越，即日戒路，星夜奔弛”。戎昱在唐肃宗至德年间被贬为辰州刺史，他在《送辰州郑使君》诗里说：“惊魂随驿吏，冒暑向炎方”。诗人张籍《伤歌行》描写了柳宗元岳父杨凭贬临贺尉的情形：“皇门诏下促收捕，京兆尹系御史府。出门无复部曲随，亲戚相逢不容语。辞成谪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须臾留。身着青衫骑恶马，中门之外无送者。邮夫防吏急喧驱，往往惊堕马蹄下。”场景之酷烈，让人心惊魄散。韩愈五十二岁那年，因谏迎佛骨被贬到八千里以外的潮州做刺史。时值寒冬，韩愈一家老小加上仆从上百口，啼哭嘶嚎，窜奔离京。他的十二岁小女儿挐，病死在途中，也只能草草埋于荒山路野。贬谪途中的艰辛和痛不欲生的精神磨折让一些贬官死在路上。晚唐诗人杜牧的文友李甘，在做侍御史时因反对郑注为相，被贬死在路上。杜牧《李甘诗》记述了此事：“明日招书下，谪斥南荒去。夜登青泥板，坠车伤左股。病妻尚在床，稚子初离乳。幽兰思楚泽，恨水啼湘渚。怳怳三闾魂，悠悠一千古。”还没走到谪所，就再也不能“斗气”，“竟作炎荒土”了。柳宗元《故御史周君碣》祭悼的周子谅，是玄宗朝的御史。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因抗言奸相牛仙客，被杖朝堂，后在贬放瀼州途中死于篮田。柳宗元碣中说：“古之不得其死者众矣”，但周子谅死得其所。他“忠” 、“美”，谏死的行为，“独申其节，犹能奋百代之上。”作碣文时柳宗元二十四岁，为博学宏词。年青时彰显的做人气节和对人生死价值观的认识，印证了柳宗元一生的为人道路。他替别人作的碣文，也成了他自己“独申其节，犹能奋百代之上”的真实写照。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十三日，因参加永贞革新,柳宗元等遭贬,接到贬诏后,柳宗元带着年近七旬的老母卢氏，母亲卢氏的侄子，表弟卢遵和堂弟柳宗直等踏上了贬谪的路程。柳宗元和刘禹锡这些人，是宪宗皇帝和权宦们刻骨仇恨的罪人，其贬放路上的酷烈，必然远甚过一般。对此，柳宗元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记述，这可能与他的为人气节有关，他不会低声下气地去哀怨自己的苦痛。大概连柳宗元也没有想到，从他踏上了这条贬途起，他一生也没能从这里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