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元衡为何结怨柳宗元

郭新庆

柳宗元遭贬不用，由其是元和十年再贬与武元衡有关。史说子厚有嫌于武元衡，而武有怨。《唐诗纪事》卷三十九说:“禹锡附叔文，人不敢斥其名，号二王、刘、柳。武元衡初不为宗元所喜，自中丞下除右庶子。及是执政(指元和年武元衡任宰相)，禹锡落魄。”章士钊认为这是史误：“句中宗元字，疑是禹锡误植”。宋人吴缜就对此事做过纠谬。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刘禹锡与柳宗元为监察御史时，武元衡为御史中丞，是二人的上司。相传永贞之际，王叔文使人诱元衡以为党，元衡不纳。子厚尤不喜元衡为人，坐是彼此成仇。可按柳宗元为人，不会无原由与人生隙。而这期间，刘禹锡求为判官，武元衡不许，两人结怨是情里中事。新旧《唐书•武元衡传》对这件事都有记载:“顺宗立，王叔文使人诱以为党，拒不纳。俄为山陵仪仗使(指主事德宗陵墓)，监察御史刘禹锡求为判官，元衡不与，叔文滋不悦。数日，改太子右庶子。”从这一记载看来，武元衡对永贞革新虽然没公开站出来反对，但也是抵触的。武元衡的怨恨责不在柳宗元等人，是他自己政治取向所致。查看柳集，柳宗元曾代御史中丞武元衡作《谢赐樱桃表》。章士钊认为，二人交恶，文章不会留在集中。宪宗即位，元和元年讨平刘辟叛乱后，因主持讨罚的高崇文是一武夫，虽“理军有法，而不知州县之政”。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宪宗让武元衡以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去四川时，“高崇文既发成都，尽载其军资、金帛、帟(yì小帐幕)幕、伎乐(舞妓，女乐)、工巧(巧匠，良工)以行”。“蜀几为空”。这一情节隐约透露出中唐节度兵制的情形。武元衡到蜀后，“绥靖(安抚)约束，俭己宽民。比(等到)三年，上下完实，蛮夷怀归。”史称他“监正有守”，“雅性庄重”，“淡于接物”。武元衡元是一文人，诗歌与白居易齐名。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武元衡在蜀特意作书抚问柳宗元，柳集有柳宗元的回信《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谢抚问启》。可是有时人的情感和处事态度让人难以琢磨。元和八年，朝中有人拟以刘禹锡等人为远州刺史，想渐次使用他们，可冾巧武元衡回京为相，由于他的反对，已写好的任命诏书就作罢了。这其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遣使上疏请赦叛乱的吴元济，来使“悖慢不恭”，遭到武元衡的叱去，随结怨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初三日，王承宗派人埋伏在上早朝的路上刺杀了武元衡，并把头砍下来带走了。同时遭刺杀的还有御使中丞裴度，幸运的是裴度侥幸逃过了一劫。《旧唐书·武元衡传》对此事记载说：“上讨淮蔡，悉以机务委之。……武元衡宅在静安里。(元和)十年(八一五)六月三日，将朝，出里东门，有暗中叱使灭烛者。导骑诃之。贼射之中肩。又有匿树阴突出者。以棓击元衡左股。其徒驭已为贼所格奔逸，贼乃持元衡马东南行十余步害之，批其颅骨怀去。”武元衡死时，五十八岁，大柳宗元十五岁。在天子脚下，公然敢明目张胆地刺杀朝廷重臣，其藩镇横行猖獗可见一斑。而此前，这一年三月，被招回京的柳宗元等人却因身为权相的武元衡，不加援手，又贬出京城。怨恨易结不易解。宪宗对革新派的仇视，武元衡等朝臣的怨恨，经世不消，让柳宗元等人又跌进磨难里去了。而柳宗元为人宽厚，他到柳州后，听到武元衡死讯，并不是为之幸灾乐祸，而是作诗《古东门行》谴责这件事：“赤丸夜语飞电光，徼(jiào巡查)巡司隶眠如羊。当街一叱百吏走，冯敬胸中函匕首。凶徒侧耳潜惬心，悍臣破胆皆杜口。魏王卧内藏兵符，子西掩袂(mèi袖子)真无辜。……绝肌断骨那下补，万金宠赠不如土。”柳宗元嘲笑朝廷无能，对只向死者大赠宠金了事的作法表示了不满。宽怀大义，不以怨相报，真君子也。对于武元衡的死，刘禹锡作诗《代靖安佳人怨二首》：“适来行哭里门外，昨夜华堂歌舞人。”同一件事情，刘禹锡的作法就有别于柳宗元。《刘宾客集》有《谢门下武相公启》，这是刘禹锡再贬后写给武元衡的。本为其所陷害，可他却给武元衡作谢启，其中原由，后人不得而知。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武元衡回朝为相时，刘禹锡也曾作《上门下武相公启》。这类官样应酬之作，多时不能当真。但这从中可看出刘禹锡灵活的做人的风格。柳集里就找不出这类无来由的东西。说到为人行事，志同道合的生死挚友也不相近。刘禹锡有《酬淮南牛相公述旧见贻》诗，自称“寻为丞相扫门人”。这对柳宗元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做的事。有说这是刘禹锡为人豁达，能屈能伸。在中唐官场暗晦，党争激烈的情形下，没有点柔软的身段是很难生存的。查看《刘禹锡集》有不少与牛僧儒酬答的诗。当时朝中牛(僧儒))李(德裕)党争，刘禹锡虽与李德裕交厚，又不得不和牛僧儒随遇周旋。牛僧儒为永贞(公元805年)进士，刘禹锡当时正为时望所归，牛僧儒以晚辈新进谒见过刘禹锡。而时隔二十五年，即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牛僧儒为相，刘禹锡时任礼部郎中，这次是刘禹锡要见牛僧儒，故以丞相扫门人自称，这在官场上是习已多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