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佛教思想（下）

郭新庆

柳宗元是佞佛还是究佛    

     苏轼说柳宗元“儒釋兼通”，唐莫休符称柳宗元是“大儒”。莫休符岭南人，即广东川封(今封开县)人。他是大中五年(公元851年)钦提头榜状元， 宣宗朝很有影响的人物。时隔柳宗元不过几十年。莫休符曾在广西做官，当过融州刺史。晚年退居桂林，留心搜集奇观轶事，有《桂林风土记》传世。莫休符对柳宗元这一评价应该是真实地反应了唐人的看法。柳宗元究佛，以儒为体，兼通儒释，唐宋没有人能出其右。此处用的“究”字，本意是溪流的尽处，引申为穷尽，终极。谢灵运《答王卫军问辨宗论书》有∶“词证理析，莫不精究。”此话用来比喻柳宗元究佛，当不为过。柳宗元是唐宋究佛第一人。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里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通其说”与盲从迷佛不是一回事；韩愈说柳宗元佞佛，显然是信口之说，千百年来后人随之，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这件事的起因，是韩愈为《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26]罪责柳宗元不斥佛图。后来，柳宗元不得已在《送僧浩初序》里提及此事：“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佛图言，訾余与浮图游。近陇西李生礎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余。且曰，见送元生序(即《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不斥佛图。”我们现在已看不到韩愈罪责柳宗元的书信，元十八山人也不详其名。[27]可韩愈是看了《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以后罪责柳宗元的，而他又自此一直与元十八保持交往，这我们从他贬赴潮州时多次赠给元十八的诗里也得到了证实。[28]韩愈《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里说：“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吾未识子时，已览赠子篇。寤寐想风采，于今已三年。不意流窜路，旬日同食眠。所闻昔已多，所得今过前。如何又须别，使我抱悁悁。”又曰：“胡为不忍别，感谢情至骨。”十几天，两人同食同眠，相伴在一起，对元十八的学问韩愈表示由衷的佩服。前此厉声严辞，遇难低声下气。难怪章士钊责斥韩愈说∶“退子函责子厚，不当为元南游滥草赠序。口沫未干，被谴之山人踵至，而退之竟五体投地，倾服倍至，子厚笃于友情，宜未闻反唇而相稽。”这时，韩愈思念起柳宗元，托元十八写信抚慰。柳宗元也有与元十八道别情的诗∶“黄鹄(hú 天鹅。)一去，青冥(青色的天空)无极。”其儒雅之气飘然，与韩愈相比，明眼人望之，何容置喙。

《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和《送僧浩初序》是柳宗元佛教思想的代表作。僧浩初是龙安寺海禅师的弟子，柳宗元在永州时应浩初之请作《龙安海禅师碑》。在这里，柳宗元是借给浩初序回应韩愈罪己不斥佛图，向韩愈发起挑战的。《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说∶“太史公(司马迁)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即杨朱、墨翟、申不害、商鞅。)，刑名纵横之说(即刑名纵横家)，其迭相訾毁抵捂而不合者，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后有释氏”，而释氏，柳宗元认为也是孔氏之异流。其实这是两种不同本源的东西，而中国化的释教也不过是为迎合读书人而吸收和融合孔儒的一些东西罢了。柳宗元主张各种思想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不以一家所局限，也不因夷狄而排斥，这在现在看来也是进步的，其实这在中国慢长的民族融合中是经常碰到的。韩愈以儒家道统自居，排斥孔儒以外的其它思想，可他在后来写的读《墨子》一反常态，主张孔、墨相为用，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显然是受了柳宗元的影响。说到与元十八交游，柳宗元在序文说，“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闳旷而质直，物无以挫其志，其为学恢博而贯统，数无以踬其道(历经挫折也不改其道)。”还说元十八“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元十八与当时许多达官名士交好，儒者僧形，这应是柳宗元与之游的原因。

在《送僧浩初序》里，柳宗元直言其辞∶“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奭(shì)然∶消散貌。即洒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与孔子异道。”“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剃发为僧)，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韩愈排佛在“其迹”、“其外”，而遗“其中”，也不知藏在石中的“韫玉”。很明显，柳宗元不斥佛是看重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而对释徒害民违背礼教也不高兴。这完全是从他儒家立场去判佛的。柳宗元说∶“吾之所以嗜浮图之言以此，与其人游者，未必能通其言也。其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29]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

浮图游以此。”柳宗元这里说的“未必能通其言”，想必不是说他不通浮图所说的那些佛事语，而是说他不是因喜欢浮图说佛事那些话，才与浮图游。恰恰相反，是浮图说儒语他喜好，才与之游。柳宗元身处贬所，对官场的尓虞我诈深恶痛绝，他与“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的浮图游是为了舒缓自己的苦闷。柳宗元本族有一年轻人，“读孔氏书，为诗歌逾百篇”，可是不愿为“文儒事”，“遁而之释，背笈篋，怀笔牍，挟海泝江，独行山水间”，“游其心以求胜语”。这就是文郁师。柳宗元本想让他继承文儒业，以光显柳氏家族，因而“诚怪而讥焉”，但“终不可变化”。柳宗元“思当世以文儒取名声为显官”，入朝遭嫉妒受贬斥，连家乡都回不了的十有八九，就放他去了，并写序赠之。还为自己困苦官场“退而自讥”。柳宗元交游的浮图大都是儒者僧形，象本序的浩初，“闲其性，安其情，读其书，通易论语，唯山水之乐，有文而文之”，“则其贤于为荘墨申韩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者其亦远矣”。俨然一介远离官场，放浪山水的儒生。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结尾说，他让李生础“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视何如也”。不知韩愈看后做何感想，没见他有只言片语的回复，只能让我们后人自己想象了。

唐代是封建家天下，最高统治者的思想引领社会的潮流，儒释道在当时都是主流思想。公元625年，高宗李渊下诏叙三教先后，老先，次孔，末释。并让三教同堂讲《孝经》、《波若经》、《老子》。唐太宗李世民。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明智之君。李世民不信佛教，他在《贬萧瑀手诏》里说“至于佛法，非意所遵”，只是因为相信佛教对“治国”有利，才加以利用的。唐太宗在战争中杀了很多人，亲手杀的就有千余多，他为之立了很多庙，这显然是欺骗麻醉人的作法。但唐代信佛崇佛的皇帝更多，就是唐太宗晚年也迷失佛教。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四月，唐太宗幸翠微宫诏玄奘陪住，谈玄论道，问因果报应及佛教遗迹。在统治者的推崇下，佛教之风日盛，不仅民间百姓迷失，官僚士人也习之成风。柳宗元《下殇女子墓塼记》记死于永州女儿说∶“下殇(未成年而死)女子生长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愿以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发为尼，号之为初心。”唐时佛教之滥，不是当时人所能避开的。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以排佛出名的韩愈在潮州与大颠和尚亲昵，这在当时已传的沸沸洋洋。时为户部侍郎、太子宾客精佛理的孟简，在吉州听说后，致书韩愈询问此事。韩愈答《与孟尚书书》，语多掩饰。文中赞大颠“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改任袁州刺史时，还与大颠留衣服为别。韩愈与大颠交往时，有手简三首，刻石在潮州灵山院。唐代儒释交混的情形现代人是很难理解的。韩愈与许多佛图有交往，象我们前面说到的文畅和元十八。韩愈《别盈上人》诗∶“祝融峰下一回首，即是此生长别离。”沾恋不舍之情跃然纸上。又见《广宣上人频见过》诗∶“久惭朝士无禆補，空怀高僧数往来。”韩愈也奔走于禅房净域之间。韩愈晚年蓄伎纵欲，食丹药硫黄。他有诗句说∶“围棋六博醉，花月罗婵娟。”直将倡优僧俗混作一团。可这些都被他的名声罩住了，历代许多人还有意帮韩愈做掩饰。

柳宗元与韩愈不同，他是一个坚守“大中之道”的儒雅之士。而影响柳宗元，并让这一思想伴其终生的是陆质。陆质原名淳，因避宪宗讳而改名。陆质精通《春秋》，柳宗元称他为“巨儒”，说“《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30]，陆质“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31]。陆质尝著《春秋微指》二篇，《春秋集注》十篇，《春秋辨疑》七篇。柳宗元和吕温等人曾随陆质治《春秋》。柳宗元后来《答元饶州论春秋书》里记述了这件事，说他在韩泰处“始得《微指》”，在吕温家“始见《集注》”，于是就“恒愿归与陆先生之门”。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二月，“及先生为给事中，与宗元入尚书同日，居又与先生同巷，始得执弟子礼”。陆质贞元二年为太常博士，后在刑部、仓部等多处为官，还做过信州和台州刺史。陆质与永贞革新派友善，《旧唐书·陆质传》说∶“顺宗即位，质素与韦执谊善，由是征为给事中、皇太侍读，乃改赐名质。”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九月，陆质病死。死后，门人世儒“以先生为能文圣人之书通于后世”，谥[32]为文通先生。这时柳宗元遭贬邵州，他为陆质写了墓表。

《春秋》是儒家经典。柳宗元伏读陆质的集注，“见圣人之道与尧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独取其法耳”[33]。柳宗元《陆文通墓表》说的更精彩∶“明章大中，发露公器[34]。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苞罗旁魄(指蕴含着博大的思想)，膠轕(交错)上下，而不出于正。其法以文武为首，以周公为翼，揖让升降，好恶喜怒，而不过乎物。”这昭示了《春秋》微言大义的精妙。彰明大中之道，发露天下共用之物。以民生为主，以尧舜为榜样，庞杂变化而不出其正。遵循文武、周公的礼法，一切顺从自然。这是柳宗元一生的追求。柳宗元笃信大中之道，其源始于《春秋》，其教为之陆质所讲授。柳宗元自十八岁对外为文以来，随处可见到他说大中、中、中道的诗文，往复申述，不下百十次。就是在为浮图写的序和碑里，也是这样。

庞合猥附，不夷其高。中一外融，有粹孔昭。(《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

师之教，尊严有耀，唯大中以告，后学是效。(《南嶽云峰寺和尚碑》)

佛道逾远，异端竟起，唯天台大师为得其说，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

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权。(《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

章士钊说，中道者，子厚治儒治佛，皆本乎此。何为大中、中道，乍一触眼，不得其解。反复细品柳文，略有所悟。这是柳宗元信奉的儒家用世的道德标准。传统的说法为中庸，指处事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态度，这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中道与中庸相近，即中正之大道也。中道以诚信为本。孔子的学生子思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古代帝王自认为所施政教，得其正中。柳宗元的大中之道含括着弘通包容，佐世助教等丰富的内含。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里道出了其中的真谛，“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本，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老百姓)为务”。大中者， 皇极(位于最高的正中处)也。其实许多时候，柳宗元是把大中之道当成一种精神象征，用它来规范行为举止，处人为事；也用它判断是非，指陈时弊；甚至把它当成一种思维方式，以顺中道。这正合从貌、言、视、听、思，“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的理念。大中出，儒道彰也。《春秋》之道如同日月，不用赞美而自明。

佛教也讲中道，但它是一种诡辩术，也就是林琴南说的“诡僻之言”。柳宗元深究佛理，不可能把佛教的中道和儒家的中道混同起来。柳宗元《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范文澜是力主排佛的，他也说∶“柳宗元认为清规合于儒家的礼法，说明佛教教义经禅宗改造已经中国化，佛教戒律经怀海[35]改造也中国化了。”

柳宗元在《送琛上人南游序》说：“佛之迹，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为经，翼而成之者为论，其流而来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则备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经之大莫极乎‘涅槃’。世之上士，将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经论则悖矣。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柳宗元究佛理，穷源溯流，认真之极。治儒学他反对“道听途说”；究佛理，反对“言禅者”，“ 妄取空语”、“ 颠倒真实”。

我们说过，儒释是两种本源，追求的终极不同。儒家用世，助君道。而佛家出世，求涅槃。儒释相互有影响，但不可能相融如一。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36]只是他的一种愿望罢了。儒者僧形，这是佛教中国化出现的一种独特现象。柳宗元从思想家的角度看佛教，他的一些看法不应受到如此非议，其实这也是当时社会的实际现象，我们从大量的史料可以看出，儒释道在唐代已经出现了合流的趋向，而佛教在中国发展中也还是留下一些可吸收的东西。柳宗元《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说∶“吾姓也，其原无初，其胄无终。”这一思想从现在大宇宙观看，不是也很深刻吗?我们甚至找不出比这更精道的字眼来表述这一现象。难怪章士钊说∶“此真是打穿后壁语”。可把浮图这话再往前推一步，就背离柳宗元自己的唯物思想之本源了。《南嶽弥陀和尚碑》铭文说∶“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初下无终。离而为合蔽而通，始末或异今焉同。虚无混冥道乃融，圣神无迹示教功。”虚无混冥中融生的神秘佛道，圣神无迹却彰显着教功。这显然与柳宗元唯物主义思想背道而驰。这是柳宗元早年写的碑铭，带有明显的应酬痕迹。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用简单的黑白法，对复杂的思想评价更是如此。历史本身就是从混沌中走出来的。柳宗元说的好，“庞合猥附，不夷其高。”真正集大成者，合者庞杂，附者猥琐，也不伤其高也。在这里，我们只是想把被历史掩蔽住的东西揭示出来给人看，还历史一个公道，也还柳宗元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