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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槐:试论周敦颐与程颢、程颐微妙关系
 
濂溪研究  加入时间:2012/4/24 17:18:00  admin  点击:3890

试论周敦颐与程颢、程颐微妙关系

 

张泽槐

 

内容提要:程颢、程颐是宋明理学鼻祖周敦颐的弟子,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也为诸多史料所证实。然而,二程终其一生,均不尊周敦颐为师;周敦颐其一生,也从不提及收二程为弟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在周敦颐与二程之间存在着三大鸿沟,即政治上的鸿沟、道德上的鸿沟、学术上的鸿沟。本文就周敦颐与二程之间是否存在师生关系,为何出现三大鸿沟进行探究。

 

关键词:周敦颐  程颢  程颐  师生关系  三大鸿沟

 

在周敦颐的一生中,与周敦颐关系最为微妙的莫过于程颢、程颐兄弟。纵观周敦颐的一生,其最大的成功之处,是收了程颢、程颐两位弟子,而其最大的失败之处,也是收了程颢、程颐两位弟子。说收二程为徒是最大成功之处,是因为二程继承并发展了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到朱熹集大成,使理学成为宋、元、明、清四朝不动摇的官学。说收二程为徒是最大的失败之处,是因为二程功成名就,却从来不尊周敦颐为师,甚至对周敦颐颇有轻蔑态度,使自己与二程的师生关系完全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关系。

周敦颐的弟子肯定不少,然而值得称道的弟子也就程颢、程颐兄弟与张宗范而已。这三名弟子中,只有合州的张宗范对周敦颐崇敬有加。不仅周敦颐在合州为官时崇敬他,他离开合州后,张宗范还给周敦颐立生祠纪念。其崇敬之情,可谓无以复加。但是,程颢、程颐兄弟完全相反。终其一生,兄弟二人从来没有尊周敦颐为师,甚至连周敦颐的名字也很少提到。即使偶尔提到,也是直呼其名“周惇颐”,或以“汝南周茂叔”相称。程颢、程颐兄弟是最讲究和重视师道尊严的。而他们对周敦颐显然是一个例外,是一种大不敬的态度。反过来看,周敦颐对二程也是如此,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提及二程。终其一生,周敦颐对收二程为徒之事也闭口不谈。特别是周敦颐去世前,二程已经大名鼎鼎。然而周敦颐并没有将自己死后的墓志铭、墓碣铭交由大名鼎鼎的二程去写,而是交给自己的挚友潘兴嗣、内兄蒲宗孟,以至后来招致诸如朱熹、陆九渊等人的非议。这些问题,不由得使人疑窦丛生。那么,二程为什么对自己唯一的老师都不承认?他们提及周敦颐时为什么竟然直呼其名?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二程并没有拜周敦颐为师,一种可能是还有其他难言之隐。

 

(一)程颢、程熙是否拜周敦颐为师

 

程颐作其父《太中公家传》中这样说道:“公在虔时,尝假倅南安军,狱掾周惇实年甚少,不为守所知。公视其气貌非常人,与语,果为学知道者,因与为友。及为郎官,故事当代举。每迁授,輙一荐之。”从程颐的这段话来看,他父亲程珦在南安军任副职时,赏识周敦颐的学问,与周敦颐成为好友。但是,程颐却隐去了程珦要程颢、程颐兄弟拜周敦颐为师的事。程颐为何要隐去这段历史,确实让人深为不解。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他们根本没有拜周敦颐为师,或者说周敦颐并未收他们为弟子。然而事实的真相如何?从诸多相关资料看,二程拜周敦颐为师,周敦颐收二程为徒,这是铁定的历史事实。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证实。

其一,朱熹的高足度正编辑的《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有记载。朱熹是二程的第四代弟子,度正则是二程的第五代弟子。而度正在搜集周敦颐的著述、考证周敦颐的行迹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周敦颐的生平行迹及著述情况有着重要的发言权。他在《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有如下记载:

庆历六年丙戌(1046),先生时年三十。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程公,假南安,视先生气貌非常人,与语,果知道者。因与为友,令二子师之。及为郎,每迁授当举代,以先生名闻。二子,即明道、伊川也。明道生于明道元年(1032),伊川生于明道二年。时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耳。故《明道传》云:“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周实论学,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先生手以《太极图》授之。”

这段记载,对二程拜师周敦颐的前因后果都讲得很清楚,并为后世所认可。其中引用的《明道传》一语,程颢虽然没有直接承认自己与弟弟程颐拜师周敦颐,但是从其“与弟颐闻周惇实论学”的说法,也可以间接证明二程曾经师从周敦颐。当时的二程,一个十五岁,一个才十四岁,不可能已经具备多么高深的学问。所谓的“闻周惇实论学”,其实就是听周敦颐讲课,直呼周敦颐之名,完全是把自己放在平等的位置上,确实是大不敬。退一步讲,即使是一般的听课,也是学生听老师讲课,讲者与听者之间也构成了师生关系。何况周敦颐还“手以《太极图》授之”!

其二,宋版《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等文献有记载。《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始刊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刊刻的地点在江州(今江西九江),是现存最早的宋刻本。该书保留了有关周敦颐的一些真实史料;资料收集广泛,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宋代诸儒对周敦颐思想的认同。同时,通过收集大量的《祠记》,反映了理学在宋代发展中的斗争。《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六《遗事》关于二程拜师周敦颐,有以下诸多记载: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状》曰:“先生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

河间刘立之叙明道先生事曰:“先生从汝南周颐问学,穷性命之理,率性会道,体道成德,出入孔孟,从容不勉。

程氏门人记二先生语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

又曰:明道先生言:“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又曰:田猎自谓今无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隐未发。一日萌动,复如初矣。”后十二年因见,果知未也。明道年十六七时好田猎,既而自谓“已无此好”。闻周先生此语,后十二年暮归,在田间见猎者,不觉有喜心。

哲宗、徽宗实录云:伊川年十四五,与明道同受学于舂陵周茂叔。

上面这些记载充分说明,程颢、程颐兄弟曾经师从周敦颐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因为,上面这些说法,既有二程自己所说,也有他人所述。特别是哲宗、徽宗实录,是记载二帝言行的,不会记载失实。即使《实录》记载失实或有篡改,也只会在一些涉及皇帝隐私或重大政治阴谋方面,而绝不会对二程是否拜师周敦颐这样的小事进行篡改。因此,《实录》所载不会有误。还有程氏门人所记二程“昔受学于周茂叔”之语,也应当是真实可信的。至于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和程颢“见猎心喜”二事,曾经散见于多种资料,其真实性也是可信的。

其三,周敦颐的《通书》(包括《太极图》与《太极图说》)是由二程最早刊印的。周敦颐的全部学术思想,基本上集中在《太极图》、《太极图说》与《通书》中。周敦颐的著作最早编定成书,是二程在世之时,朱熹称之为“二程本”。当时的《太极图说》包含在《太极图》中,而《太极图》又附于《通书》之后。朱熹在《周子太极通书后序》中说:

故潘清逸志先生之墓,叙所著书,特以《太极图》为称首,然而此图当为书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书后(原注:刑宽居之云)。

后来,通过朱熹的几次整理,最后将二程本《通书》调整为《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等三篇并列的著作。那么,二程为什么要刊印周敦颐著作?二程为何有周敦颐著作?如果二程与周敦颐没有师生关系,平时又没有什么交往,他们手里的《通书》又是哪里来的?不可能想象,二程是偶然发现了周敦颐的著作,突然心血来潮,于是将周敦颐的著作刊印出来,供儒士们学习、研究和参考。二程能够最早刊印周敦颐的著作,表明他们的手里早就拥有周敦颐的这些著作。他们之所以刊印周敦颐的著作,是因为周敦颐的这些著作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二程刊印周敦颐的著作,也是间接承认他们与周敦颐之间的师生关系,并以此作为不承认与周敦颐师生关系的一种补偿。

综上所述,二程曾经拜周敦颐为师,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二程在周敦颐那里呆了多长时间,却是难有定论。宋人饶鲁《金陵记闻注辩》载:

(程颐)又曰:古人有言,共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若一日有所得,何止胜读十年书也。尝见李初平问周茂叔云:“某欲读书,如何?”茂叔云:“公老矣,无及矣。待某只说与公。”初平遂听说话,二年乃觉悟。

  按照这一记载,当时周敦颐为郴县县令,李初平为郴州知州。周敦颐是于庆历六年(1046)在江西南安军收二程为弟子的。当时程颢十五岁、程颐十四岁。是年冬,周敦颐升任郴县县令。程颐自己说曾经见李初平问周敦颐读书之事,由此表明二程也随周敦颐由南安来到郴县,而不是随父程珦留在南安。周敦颐任郴县县令为四年,直到皇祐二年(1050)改桂阳县令。二程跟随周敦颐在郴县的时间有多长,是否直到周敦颐改任桂阳县令之前,尚不得而知。但是,二程能够随周敦颐由南安到郴县,足以说明程珦是完全把二程托付给周敦颐,不仅由周敦颐负起二程的教育责任,而且还要负责二程的生活。仅就这一点而言,就可以说明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二程拜周敦颐为师是毋庸置疑的。其二,拜师后的二程是随周敦颐学习与生活的,而不仅仅是周敦颐给二程讲讲课,二程的生活起居由父母负责,从而比一般的师生关系更为密切。其三,二程师从周敦颐的时间即使不很长,但绝对不会很短,更不是短时间内临时给二程讲讲课。

 

(二)程颢、程颐为何不尊周敦颐为师

 

自古以来,师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有“天、地、君、亲、师”的说法。天所以覆万物,地所以载万物,君所以治万民,亲者则生身父母之谓,师者授道解惑。五者并称,古今使然。天与地可以并称天地,父与师则可以连称师父,且尊师于前。在民间,更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不尊重师父是与不孝敬父母相提并论的,称为忤逆不孝;欺师与灭祖也是相提并论的,称为欺师灭祖。作为理学重要创始人的二程,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与利害。然而他们偏偏不尊周敦颐为师,对周敦颐毫无敬意可言。就程颢、程颐自己非常注重的师道尊严而言,从不正面提及与周敦颐的师生关系,刻意回避与周敦颐的师生关系,已经可以说是大不敬。而在提及周敦颐时,不称周敦颐为自己的老师,却只是直呼其名,称“汝南周茂叔”,这更是一种大大的不敬。宋版《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之八《金陵记闻注辩》有以下几段记载,也可以说明二程不尊周敦颐为师:

先生固尝受学于濂溪者,然明道荐贤于神宗,以父表弟及弟为首,何为不能显扬师道?

又尝言吾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乃不是四人,何也?

师之所存,道所存也。二程所与门人朋友问难往之书,不一而足,何独简于师门?

濂溪卒于熙宁六年,横渠卒于熙宁八年,二程之于横渠哭之甚哀,独于濂溪不闻其哭诸寝门之外也。程子尝有言,师不立,服不可立也。颜子之于孔子,当斩衰三年可也,况伊川以师道自尊,如是安有师存而遂忘之,师死而遂倍之者耶?

《金陵记闻注辩》的这些记载说明,在宋代,就已经出现很多关于二程不尊师的说法。上面的这些说法,只是当时一些有代表性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程颢荐亲不荐师。熙宁二年(1069),程颢为御史(权监察御史里行),荐举数十人,以父亲程珦的表弟张载、自己的弟弟程颐为首,却没有荐举周敦颐。第二种说法是二程及人不及师。在二程接触的诸多大儒中,他们只讲张载(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邵雍(字尧夫,号康节)、司马光(字君实,世称涑先生),而不讲周敦颐。第三种说法是二程重友不重师。他们与门人、朋友有很多书信来往,独不见与周敦颐有书信来往。第四种说法是周敦颐哭亲不哭师。周敦颐于熙宁六年(1073)去世后,二程没有去吊丧而哭诸周敦颐的灵堂,张载于熙宁八年(1075)去世后,二程却哭得很伤心,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金陵记闻注辩》的作者饶鲁,是就当时金陵(今南京)一带流传的诸多关于二程与周敦颐之间的疑问,进行记录整理,并逐条进行解释或辩论。上述这些说法,可以认为是当时很有代表性的说法。

二程是特别注重师道尊严的大儒,为什么对自己的老师这样大不敬?其中肯定有着一些不为人知的重要原因,或者说有着他们的难言之隐。从多种文献资料综合分析看,在程颢、程颐与周敦颐之间有着三道无形的障碍,或者说有三道无形的鸿沟:一为政治鸿沟,二为道德鸿沟,三为学术鸿沟。

1、政治鸿沟

周敦颐与二程虽为师生,但他们的政治思想或者说政治理念并不相同。周敦颐是倾向变革的,二程则是倾向守旧的。具体讲,在对待王安石变法问题上,周敦颐同情、支持王安石变法,二程则是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头面人物。这种政治立场、政治观点的不同,是导致二程回避与周敦颐师生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敦颐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将在后面专门述及,此处从略。

二程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在政治思想上颇受父亲程珦的影响,比较守旧。程颢举进士后,做过县主薄、县令等地方官。神宗即位后,在御史中丞吕公著的举荐下,调回朝廷做了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但是,当神宗召见程颢时,感到程颢之言不切实用,从而不感兴趣。程颢也知趣地请求退出朝廷,外补做官。后来,王安石主持朝政,实行变法,程颢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不受重用,于是潜心于学术研究。直到神宗去世后,哲宗年幼,由高太皇太后听政,反对王安石新法的人物被起用,重新掌握政权。这样,程颢也被召入京,授为中正寺丞。然而,这时的程颢已经病重,未及上路,便死于家中。

程颐年轻时一直未能为官,而专注于讲学授徒,在当时名气很大。然而,他在政治思想方面是保守的,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他没有直接反对的机会,就支持父亲程珦出面反对。同时,对于其兄程颢与王安石“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极力赞许。元祐元年(1086),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重新掌权。由于其兄程颢去世,从而给程颐带来了机会。他被召为秘书省校书郎,授崇政殿说书。然而,程颐以师道自居,对宋哲宗正色训诫,又主张一切都用古礼,从而引起了诸多朝臣不满。中书舍人苏轼认为他不近人情,每加讥讽。程、苏二人从此尖锐对立。在这种形势逼迫之下,他主动辞职回乡。尽管如此,绍圣三年(1096),新党再度执政,他仍被定为反对新党的“奸党”成员,流放到四川,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才被赦免回到洛阳。

二程的坎坷人生经历,可以说都与北宋时代的新旧党争相关。新旧党争最后的结果是旧党胜利,新党失败。当时,旧党的势力非常强大。而新党为了变法,推行新政,其手段非常强硬,大批旧党人物遭到贬谪流放。由于旧党最后得势,当时对新党的反对之声呈一边倒的状态。人们谈及新党人物,都有一种轻蔑态度,唯恐避之不及。而周敦颐在政治上是同情支持新党的。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二程不承认自己同周敦颐之间的师生关系,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表示自己与周敦颐不是同路之人,最起码可以说是与周敦颐划清了界线。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予以证明。这就是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极力地否定蒲宗孟所撰周敦颐《墓碣铭》中有关周敦颐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朱熹这样做,无非是为尊者讳,使周敦颐与王安石划清界线,使自己的祖师爷周敦颐免遭骂名。二程与朱熹的做法不同,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2、道德鸿沟

周敦颐和二程的道德伦理观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看到了伦理道德在维系封建统治秩序方面的重要作用,都主张加强个人道德修养,为“至圣”而努力。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们又有着不同的看法与主张,从而导致了道德观念上的障碍与鸿沟。

在周敦颐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中,礼是最具实际性的规范。他在《通书·礼乐》章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先礼而后乐。”在这里,周敦颐从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对礼进行了解释。从理论上讲,周敦颐释礼为理,即治理的意思。理的本意为治玉,即对玉料进行琢磨加工,引申为治民,治理社会。从实践方面来讲,周敦颐释礼为君必君,臣必臣,父必父,子必子,兄必兄,弟必弟,夫必夫,妇必妇,亦即使君成其为君,臣成其为臣,父成其为父,子成其为子,兄成其为兄,弟成其为弟,夫成其为夫,妇成其为妇,做到尊卑有序。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才能稳定。但是,周敦颐并没有专门对妇女提出什么具体要求。

二程继承发展了周敦颐的道德伦理思想,并提倡在家庭内形成像君臣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程颐还反对妇女改嫁,宣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给广大妇女带来了深重灾难。自夏商周以来,随着男性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妇女的社会地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对妇女的歧视与压迫则呈不断加强的趋势。到了周代,就已经出现了“三从四德”之说。“三从”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子夏传》);“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周礼·天官·九嫔》)。“三从四德”的实质,就是要求妇女屈从男权,遵守所谓品德、辞令、仪态、手艺的“闺范”。但是直到北宋以前,社会对妇女的所谓贞洁问题、改嫁问题,上至皇室公主,下至农家闺秀,都还是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对妇女追求婚姻自由,也持比较同情的态度。然而,自从程颐反对妇女改嫁,宣称“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宋代以后,全国各地用无数妇女的血和泪所建的贞洁牌坊等,都是程夫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所带来的直接恶果,都是一种十分扭曲了的社会道德观、价值观、审美观带来的严重恶果。

更严重的是,程颐反对妇女改嫁,恰好是在自己与老师周敦颐之间划下了一道巨大的鸿沟。这是因为,周敦颐的生身母亲郑氏就是改嫁之人。郑氏先嫁卢郎中,并生有一子叫卢敦文。时任黄岗县尉的周辅成,在妻子去世后续弦,再娶郑氏为妻,并生下周敦颐。程颐反对妇女改嫁,而老师周敦颐的母亲就是再嫁之人,无论程颐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都是没有为尊者讳。对此,周敦颐会作何感想?程颐既然反对妇女改嫁,师母却是改嫁之人,任凭程颐怎么解释都是解释不清的,而且无论如何都是没有说服力的。俗话说,打人怕打脸。程颐反对妇女改嫁,正好是往老师周敦颐及其母亲的脸上,狠狠地打了两记耳光。当然,程颐当时可能并没有想到这一点。而当他想到这一点时,他自己还有什么脸面来认这个老师及其母亲?程颐作为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儒,他所倡导的道德观念,当然会很快影响到社会风气。当反对妇女改嫁成为社会普世价值时,程颐自己已经被逼到墙角,没有任何退路,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好选择不尊周敦颐为师。在这种情况下,周敦颐也被逼到了墙角,没有了任何退路,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不再提及自己有程颢、程颐这两个学生。因此,反对妇女改嫁这个问题,可能是程颢、程颐不尊周敦颐为师,周敦颐也不再认程颢、程颐为自己弟子的重要原因,甚至可以说是终极原因!

3、学术鸿沟

理学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成果。从理学的酝酿、产生、成熟、完善,到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凝聚了宋代诸多大儒的共同智慧,决非一人之力,亦非一日之功。其中,对宋代理学创立贡献最大的莫过于四大学派,即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洛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此外,当然还有以邵雍为代表的象数之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也是宋代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中,濂、洛、闽三大学派还有着师承关系。然而,恰恰在濂、洛两大学派的师承关系上出现了问题。

程颢曾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程颢的这句话,是一句大实话。二程的学术思想确实是有所受,而且是师承周敦颐,这是历代学界的共识。“天理”二字确实是二程所悟。作为哲学范畴,“理”并非由二程所首创。但把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述出来,把“理”或“天理”作为世界万物的最高本原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化身,用“理”来代替中国上古哲学中“天”所具有的本体地位,应该说是从二程开始的。同时,二程以“理”为哲学的核心和最高范畴,集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人性论、伦理观、历史观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思想体系,这是二程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由于二程长期从事讲学,程颐还还曾被授“崇政殿说书”,也可以说是给皇帝当老师,因此二程门人如织,弟子众多,其中很多人如杨时、侯仲良等,后来都成为宋代大儒。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鸿沟与道德上的鸿沟,二程始终不尊周敦颐为师。那么,在学术思想上,二程当然也不能说自己源于周敦颐,或者说师承周敦颐。为此,他们在讲学过程中始终不提及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始终不介绍周敦颐的学术著作,以示自己与周敦颐没有学术上的师承关系。即使在一些问题上持与周敦颐完全一样的观点,他们也有意无意地用不同的表述方式来表达,以示自己与周敦颐无关。对于这一点,宋人饶鲁在《金陵记闻注辩》中,对当时有关周敦颐学术思想及其与二程关系的一些问题,做过专门研究。其中关于二程与周敦颐学术思想,记录了以下几个问题:

考之二氏(二程)之书,则诚不能无少不同。周子曰无极,曰静虚;程子曰无太虚,皆实理也,天下无实于理者。周子曰“静无而动有”;程子曰:言无则多字,言有无则多有字,有无与动静同。周子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程子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

周子谓一为要,程子谓主一无适为敬。周子谓无欲故静,程子谓敬而无失为中,静中须有物始得。此其文义类多有不同者。

程子之书,其发天地之秘,尽事物之情,亦已至矣。独未尝一言及于《图说》与《通书》者,固有深意也。事有发于毫厘之间,而其末流之差不倦寻丈之远者,穷理之君子所当辩也。

余不能答,姑以质之同志云尔。

最后,饶鲁以“余不能答,姑以质之同志云尔”作结。从饶鲁的这些记述看,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对二程与周敦颐之间的学术关系存有疑问。饶鲁虽然记述了诸多问题,却以“余不能答”作结。我们则可以从这些记述中看到,不管二程如何想撇清自己与周敦颐之间的关系,好像都是无济于事的。

二程有意无意地不提及自己的学术渊源,也就在自己与周敦颐之间划上了一道学术上的鸿沟,并在人们中产生一种错觉或疑问,即二程的学术思想到底是否有师承?是否真的只是“自家体贴出来”?久而久之,人们对程颢“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这句话,只知道后半句“自家体贴出来”,而不知道前半句“吾学虽有所受”。正是因为如此,不仅历史上有人否定二程之学与周敦颐学术思想之间的师承关系,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如此。冯克诚、田晓娜主编的《中国通史全编》第七章,在《高度繁荣的宋代文化》中这样写道:“谈宋代理学的从来都把周敦颐列为首位,实际上,周敦颐虽然写过《太极图说》和《通书》,他的学术思想在北宋并无传人(原注:程颢、程颐全不传他之学)……在北宋学术思想领域内,周敦颐是全然没有地位的。”

周敦颐是否应该列在宋代理学之首位,他的学术思想是否有传人,程颢、程颐是否“全不传他之学”?周敦颐列宋代理学之首,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首先,周敦颐最先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哲学命题,为宋代理学的创立奠定了本体论方面的基础。换句话说,在宋代哲学或理学的本体论方面,周敦颐是有很大贡献的。其次,周敦颐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过“理”的范畴,他的后学也并没有按他“无极而太极”的本意去研究宇宙的生成与发展,但他关于阴阳动静的运动观,却从另外的角度统括了理学,并统括了与理学相对的心学和性学,成为统摄宋代诸派之学宗。程颢虽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但在动静问题上却仍是周敦颐的“主静立极”之说。主张“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的程颢,其学说虽与程颐略有不同,但人的修养必须在动静上下功夫,却是完全一样的。朱熹更是认为:“静者诚之复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无欲而静,则又何以酬酢事物之变而一天下之动哉!故圣人中正仁义,动静周流,而其动也必主乎静。”和朱熹理学相对立的陆氏心学,尽管在无极太极问题上形若冰炭,但在主静问题上却都是高度一致的。所有这些说明,周敦颐的学术思想在宋代理学的创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与影响。而且从时间上来讲,周敦颐学术思想形成在前,二程的学术思想形成在后,加上二程是周敦颐的弟子,因此将周敦颐放在宋代理学之首,他是当之无愧的。由于二程是周敦颐的弟子,他们的很多学术观点明显受到了周敦颐的影响,因此不管二程承认与否,他们与周敦颐之间的师承关系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同时,不管他们承认与否,他们都是周敦颐学术思想的传人。

 

作者简介:张泽槐,男,湖南东安县人,1950年元月生。曾任永州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为湖南诗词协会常务理事、湖南省舜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南省舜帝陵基金会副秘书长、永州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已出版个人著作《永州史话》、《古今永州》、《舜帝与舜帝陵》、《名人与永州》、《舜帝陵诗文选》(选注)、《永州地名诗》等,先后主编《零陵要鉴》、《永州文化丛书》(共七册)、《舜帝陵丛书》(共四册)、《永州文化与故事》(共三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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