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谊存师表，辞章映后昆

                          ——怀念吴文治先生

尚永亮

吴文治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学者之一。

拜识吴先生之前，他整理、编纂的几部大著，如由中华书局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出版的《韩愈资料汇编》、《柳宗元资料汇编》和四卷本的《柳宗元集》，就已成为我的案头读本了。当时读这些书，只是感叹作者用力之勤、腹笥之丰，颇有高山仰止之感，从未想到日后能亲炙风范，并在治学之途屡屡受益于先生。

初次见到吴先生，是在1990年济南召开的首届国际赋学研讨会上。席间谈起我当时的研究方向是元和五大诗人，先生极感兴趣，话题遂多，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谦虚的态度和平易的风格。1991年，我到北京大学做高访，先生正在主持《宋诗话全编》、《明诗话全编》诸项浩大工程，数次来函，邀我参与其事，并嘱我利用北大、北图的藏书，尽量多搜集些相关资料。这段时间，与先生联系多，所受教益亦夥。由京返秦不久，一家出版社约我主编《中国古典文学观止丛书》，其中《唐诗观止》一册在约请作者时，我首先想到了吴先生，但又恐先生名高事繁，不一定能答应。便试着写信说明其意，没想到先生很快回函，表示支持，并在不长的时间内，寄下与朱崇才合撰的数篇大作，为书稿增色良多。通过这些交往，使我对吴先生的道德文章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也深化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吴先生担任中国柳宗元研究会的会长，开始负责学会的主要工作。在他和柳州谢汉强先生的领导下，柳宗元的研究得到了持续提升，呈现出勃勃生机。遗憾的是，由于生性疏懒或赴海外讲学等主客观原因，在2007年之前，我一直未能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失去了多次向吴先生当面讨教的机会。但先生对我的关爱却并未因此中断，2002年8月在永州召开的第二次学会理事会上，我虽然缺席，却被选为学会副会长，这其中就有吴先生对我的厚爱；此后，由吴文治、谢汉强两位先生主编的《柳宗元大辞典》，又邀我做编委和撰稿人；2005年前后，先生还数度给我电话，谈及对柳学会未来的设想，希望我能为学会做更多的工作。其言辞之恳切，思虑之深远，至今忆及，仍为之动容。

与先生第二次谋面也是最后一次相聚，是在2007年永济召开的第四届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是我首次参加柳学会，也是因吴、谢二先生几次嘱托，在另一个学术会议未结束之际从新疆匆匆赶到山西的。现在想来，能参加这次会议，真是一大幸事，因为在这会议上，我得以与年过八旬抱病参会的吴先生和年近八旬身体依然健朗的谢汉强先生再次相聚，其间几度长谈，屡屡受益；在闭幕式的总结报告中，我得以代表学会同仁向被誉为“柳学功臣”的两位前辈当面表示深挚的敬意和感谢。没想到的是，此次会议结束不久，谢先生和吴先生即先后驾鹤西归，我们这次相聚，也就成了人生中的诀别。

记得在这次会议的闭幕式上，吴先生作了简短的即席讲话，说他此次能前来永济，亲自看一看产生柳宗元这位大人物的人文环境，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感觉非常高兴，血压也正常了。此外，他还深刻地指出：要使柳宗元研究深入开展，首要的任务是要扎根于柳的诗文细读，而不宜跳出诗文进行空泛的抽象论说。现在回想起来，吴先生的人生之旅应是非常圆满的：他一生以治柳学为主，临终前得以到柳氏故里亲自考察，得偿夙愿，岂不是一件功德终始的圆合？吴先生研治柳学而硕果累累，卓然大家，在他生命的最后途程，能够向海内外学者提出深有体悟的治柳忠告，岂不是其学术生命的凝结和延续？

学海无涯，人生有尽，辨章学术，薪火相传。在得知吴先生于2009年6月3日逝世的消息后，我写了一幅挽联：“名高天下，平生风谊存师表；魂返道山，一代辞章映后昆。”前一句写吴先生的道德人品，也隐含着多年来先生与我的交谊和对我的影响；后一句写先生的学术贡献，也喻示着后学对其治柳业绩的敬仰和传承。谨录于此，以表达我对先生的怀思和记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