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陈力希公侯  许国不复为身谋”

吕国康

理想是人生的路标，是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柳子刻苦攻读，自学成才，从小胸怀大志，想干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年轻时，他怀着“辅时及物”（辅助时政、惠及百姓）“利安元元”（以有利于民众的安居乐业）的理想积极投身“永贞革新”，“冲罗陷阱，不知颠踣（ｂó）”。革新失败，遭贬永州，流言蜚语，刻毒攻讦。《旧唐书》说他“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遂堕素业。”而韩愈为他鸣不平：“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尽管政敌落井下石，自己遭受残酷打击，但他正直倔强，刚正不阿，坚持真理，毫不妥协。他在《冉溪》诗中写道：“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lěi累）囚。”前四句抒发了希望建功立业、以身报国的抱负，自叙流落南荒、壮志受挫、形同囚犯的处境。“缧囚终老无馀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湘西，指潇水之西，柳宗元常常以湘代潇。后四句述说了卜居冉溪、愿学樊重种漆南园以利天下的心志。对奋斗目标及时作了调整。“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在《笼鹰词》[微软用户1] 中，更是借饱经摧残的苍鹰意象，抒发了冲破牢笼、展翅高飞的宏伟理想！

柳子在《愚溪对》中，曾借梦中和溪神辩论，表达自己的意图。

先是溪神责问柳子：你为什么侮辱我，使我成为愚？有其实才有其名，例如恶溪、弱水、浊泾、黑水都是名实相符的。现在我很清很美，又为你所喜欢，我的功劳可以普及田地，力量可以运载渡船，你看中这地方，非但不感激反而诬枉我？

柳子回答说：你的确无愚之实质，但因我之愚而偏偏喜欢卜居于此，你怎么逃得掉这一坏名声？明王之世，智者用，愚者伏。你这地方离王都三千馀里，偏僻荒凉，只有犯罪受辱愚陋的人才适合伏身。你想得到智之名么？那么，为什么不去召呼聪明精悍、手握重柄、主宰天下的人来居住呢？

溪神说：这话倒也有理，但你的愚陋怎么会牵及到我头上呢？

柳子答道：我的愚即使涸（hé）尽溪流，也不够濡(ｒú)沾我的笔端，逢到冰雪严冬，人家穿皮裘我却穿单衫，大热天人家迎风纳凉我却靠近火堆。脚踏陷阱，头抵木石，跌倒在毒蛇蜥蜴身边，也不知道恐惧警惕。被提升，我不因此感到满足，被斥退，我不因此感到气馁。我冷漠昏愦(kuì)，始终不能自拔。我因此而使你受污辱，可不可以呢？

溪神闻而大为叹惜，以至涕泣交流，举手而辞。

柳子还在《愚溪诗序》中说：宁武子“邦无道则愚”，颜渊“终日不违如愚”，都算不得真愚。现在我出生在有道之世，行为却是违理悖事，所以，任何人都比不上我的愚陋。借一“愚”字发泄胸中之郁抑。“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潄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意思是：我虽然不合世俗，也还能稍用写文章来安慰自己，洗涤各种事物，囊括各样形态，而无所避忌。改溪名以言志，抒写了愚不可及、矢志不渝的品格。

柳子在永州写的《惩咎赋》，直接淡及“永贞革新”，表面上是悔志，实际上是坚持理想毫不动摇。他说：假如说在有生之年我还有所悔，那绝不是继承前贤而正道直行。即使为了志向而死在蛮夷之地，也是死得其所，即使给予显扬和宠幸又有什么了不起？以大中之道作为我的准则，谅这天命又能拿我怎么样？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写道：“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bìn）弃，不更乎其内。大都类往时京城西与丈人言者，愚不能改。”大中，即大中之道，他认为大中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最恰当最正确的思想主张。这句意思是说，只要谨守圣人的大道，以“大中”为处事原则，即使遭受到千万次的打击抛弃，我也不会改变内心的志向。我讲的这些，多半象在长安时跟您谈的那些，很愚蠢，至今没有多大改变。志向坚定，态度鲜明。他在“永贞革新”后期为王叔文母亲刘夫人所写的墓志，称赞“少曰叔文，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在改革面临失败的情况下，仍肯定王叔文“有扶翼经纬之绩”，“弥纶通变之劳”，“和钧肃给之效”。王叔文被赐死后，成为大逆不道的小人，柳子不仅保留此文，还认为“大夫死忠兮，君子所与。呜呼哀哉！敬余忠甫。” 苌弘是春秋末期人，他是周王朝的大夫，曾集合诸侯修建周的城墙以巩固王朝防御，最后却在晋人的压力下被周人杀害。相传苌弘死后，其血三年化而为碧玉，乃精诚之至。柳子写《吊苌弘文》颂扬了苌弘为国捐躯的忠义品格和临危不顾的勇敢精神。文章最后说“苟端诚之内亏兮，虽耆(qí)老其谁珍。古固有一死兮，贤者乐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为。”他认为，假如一个人内在品质不好，即使活到七、八十岁高龄，也没有谁去珍视。自古以来人人都有一死，但高尚的人都是在应该牺牲的场合愉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表达了自己对苌弘的崇敬和认同，也寄托了为王叔文洗雪伸冤的深微之情。章士钊认为“子厚吊苌弘，实乃吊王叔文”（《柳文指要》）。这说明他与王叔文志同道合，是对“永贞革新”的肯定，也显示了他的气节和胆略。

他被政治所抛弃，仍关注政治，追求真理。[微软用户2] 他精心写作的《贞符》、《封建论》、《天说》、《四维论》、《天爵论》、《非国语》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以大无畏的精神批判“天命论”，否定“君权神授”，提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主张废天命而行仁义，“厚德简刑”，“利于人，备于事”等，强调了人民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强调了仁德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这是古代民本思想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主席1965年6月在与刘大杰的谈话中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毛泽东在上海》）。他的自然哲学思想，继承了荀子“天人相分”的朴素自然观，汲取了庄子的朴素唯物主义成分和辩证观，成为古代哲学思想的新高峰。他不惧权威，公开批评《国语》。儒学经典肯定的是分封制，他在《封建论》中却反对分封制，肯定郡县制。博采众家之长，他为儒学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反对章句师，探索圣人之道的经世致用，在儒学从汉唐经学到宋代理学的转折点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理论著作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宝库，为跻身杰出思想家、哲学家的行列奠定了基础。他为实现理想抱负呕心沥血，敢于批判，勇于创新，通过奋斗，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成为生活的强者，民族的脊梁。

“并时才力韩公笔  异代江山屈子思”

在贬永途中，柳子专程来到汨罗江凭吊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写下声情并茂的《吊屈原文》，赞颂了屈原的品格和坚贞不屈的精神。伤心人别有怀抱。柳子对屈原的高度赞扬，展示了自己与之灵犀相通的志向，抒发了对人生忧患的傲视和执意克服的精神。“其人其行，犹如屈原在世。其情其志，可与日月争光。”清代吴大受称赞柳“并时才力韩公笔，异代江山屈子思”（《愚溪柳先生祠》），意思是说柳子的文学才华与同时代的韩愈齐名，爱国爱民思想则与不同时代的屈原相媲(pì)美。他以屈原为楷模，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

柳子出生于唐王朝由盛而转入衰败的中唐时期。“安史之乱”“建中之乱”后，唐王朝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社会弊端日益严重。柳的家庭、长辈亲历了动乱巅波，柳本人也亲眼目睹了种种矛盾。于是他渴望祖国的强大统一。贬永之初，四川的刘辟反唐，他忧心忡忡。唐宪宗派严砺率兵征剿，他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变化，留心着王师的“攀天蹈空，夷事阻艰，破裂层垒，殄(tián)歼群顽”（《剑门铭》），大获全胜后才放下心事。“伏惟汉、魏以来，代有铙歌鼓吹词唯唐独无有。”他想到自汉魏以来，每一个朝代都有铙歌鼓吹词，只有唐朝还没有。“思报国恩，独惟文章”。于是，柳子创作了《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并序），其目的是“治兵振旅”，“有益国事”，表白了忠君爱国的拳拳之情，希望宪宗李纯发扬高祖太宗的文功武德，以重振朝纲，再创盛世。晚年在柳州，他心系国事，关注朝廷讨伐淮西吴元济等人叛乱的行动，得知力主平叛的宰相武元衡被刺身亡的消息，他大为震惊，写下长诗《古东门行》，对武元衡的遇害表示沉痛哀悼，歌颂了讨伐淮西战争的正义性，痛斥了藩镇割据势力的阴险毒辣和嚣张气焰，讽刺了主张对反叛势力妥协纵容的朝中显贵。经过三年多的讨伐，大将李朔率军雪夜袭蔡州，活捉了元凶吴元济，淮西之乱终于平息。柳子闻知后异常兴奋，写了《平淮夷雅》两首长诗，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这一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胜利。

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百姓的疾苦，敢为生人鼓与呼。他在《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中说：我发现古代那些能够理解人生的艰难困苦、生老病死和痛苦无奈的豪侠贤能之士，总是给饱受苦难的人们以怜悯同情，为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奔走呼吁；他们救济贫困，使饥寒交迫者有饭吃、有衣穿，扶助孤寡，使孤立无依者有依靠、有寄托；他们忧心忡忡，东西南北四处奔走。柳宗元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永州一位姓蒋的农民，一家三代人曾冒着生命危险去捕捉毒蛇，为的是向官府用交毒蛇来抵赋税。这个农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被毒蛇咬死的，可是当建议他往后不再捕毒蛇而恢复交赋税时，农民竟悲痛地哭泣起来。毒蛇固然非常可怕，可是赋税比毒蛇更加可怕。《捕蛇者说》描写了蒋氏这一个在赋敛重压下艰难生存的捕蛇者的典型形象，揭露了“死者相籍”的残酷现实，刻画了征收赋税的官吏的凶悍，公开发出了“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呐喊！对农民的苦难萦怀于心的忧患意识，希望赋税改革的民本思想，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永州的民间传说中，有不少关于柳子的故事，塑造了一位满身正气、忠肝义胆，为弱小者打抱不平，惩治贪官污吏、可亲可敬的清官形象。如柳子修毕方塔，镇住了火鸟，平息了火灾；柳子射死了大蟒，射杀了鱼妖，救了好多人的命；柳子治理冉溪，改善生态，为大家创造了美好的生活环境；柳子驱赶瘟神，为穷苦人施药治病；柳子断案，伸张正义，打击邪恶，为弱势群体撑腰；柳子诉文镇妖怪，扫荡邪佞(nìng)，还老百姓一个清静的生存空间；柳子以正压邪，严惩地痞恶霸，让劳苦大众免受欺压，获得人身自由，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柳子以其人品和文才而成了大家仰慕与尊敬的理想人物。柳子虽然置身官吏的营垒，却并不粉饰官场，不官官相护，反而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予以揭露与谴责，对受害的穷苦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柳子忧国忧民、敢爱敢恨，对正直开明、卓有政绩的吕温、段秀实、薛存义等官吏热情歌颂，对救死扶伤、具有高尚道德的药商宋清充分肯定，对那些贪赃枉法、欺压百姓、追求高官厚禄和私欲无穷的官僚，则采用寓言的形式进行无情的揭露、讽刺和批判。

前面，对柳宗元的人生理想、处世哲学及爱国爱民情怀做了介绍，那么，永州十年，柳宗元是如何实现理想抱负、加强自身修养的呢？请收看下集。

第二讲

内容提要：永州十年，柳子虽身处逆境，却自强不息。他及时调整心态，刻苦攻读，笔耕不停，取得了超越时代水平的成就。他采取“内方外圆”的方式加强个性休养，讲究斗争策略，成为民族的精英。

投迹山水地  放情咏《离骚》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子政治失意，“辅时及物”的理想遭受挫折，他逐步调整心态，调整人生目标。一方面游览山水，一方面读书写作，是刻苦自励和排遣胸中块垒的一种自适方式。他下定决心，“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寄许京兆孟容书》）激励自己发奋读书著述，以求名垂于后世。

有一个成语叫“汗牛充栋”，形容藏书非常多。此成语出自柳子的笔下：“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陆文通墓表》）书存放时可堆至屋顶，运输时牛马累得出汗。柳子在长安时“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已三易主，书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系心腑，然无可为者”（《寄许京兆孟容书》）。他心中十分挂念。柳子举家南迁时，因为路途遥远颠波，多有不便，所以只带了部分藏书。住在龙兴寺四次失火，又被烧毁损失了一些。因此，为了读书与写作的需要，他又广为搜求，不多久又积聚了数百卷。他在给朝中同事李建写信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人君子立志之分……今仆虽羸馁(léi něi)，亦甘如饴矣。”作为“闲员”司马，无政务缠身，因而有更多的时间读百家书。由于遭贬的巨大打击，精神受到摧残，加上水土不服，柳子未老先衰，三十多岁就身患多种疾病。如“痞疾”，指慢性脾脏肿大症；“腿疾”，指腿肿的疾病；“心病”，指心脏病；“脚气病”，指因缺乏维生素B1而引起的疾病。尽管面临种种干扰，仍克服困难，坚持苦读。以读书为乐，虽然瘦弱饥饿，但感觉像吃了糖浆一样甜美。贬永初期，柳子钻研过禅经，一方面求得精神解脱，一方面从佛学中吸取对儒学有用、相通的内容。在永州，通过钻研、扬弃，对佛教有了更深的了解，借他山之石，以儒统释，这是值得肯定的。此外，他对佛教也曾提出过批评。如对僧尼“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家蚕桑”表示不满，对禅宗谈空太过，造成离奇荒诞、戒律不存的弊病提出批判，对那些“假浮屠之形以为高”的“纵诞乱杂”者予以坚决反对。可见，柳子的读禅不是肤浅的生吞活剥，而是“深入理窟”，为我所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柳子有计划地研读儒家经典、史书和诸子百家的书。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自述，他所读的书包括《书》、《诗》、《礼》、《春秋》、《易》等根本典籍，《谷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等重要著作。将根本的东西作为取道之本源，参考的东西作为文章之法。根据不同书籍的特点来确定自己学习的重点，或取其“质”，或取其“断”，或博其“趣”，或致其“幽”，决不是一概而论。他的《读书》诗，较为全面地描述了病中攻读的乐趣：

幽沉谢世事，俯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

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缥帙（zhì）各舒散，前后互相逾。

瘴痾kē扰灵府，日与往昔殊。临文乍了了，彻卷兀若无。

竟夕谁与言，但与竹素俱。倦极便倒卧，熟寐乃一苏。

欠伸展肢体，吟咏心自愉。得意适其适，非愿为世儒。

道尽即闭口，萧散捐囚拘。巧者为我拙，智者为我愚。

书史足自悦，安用勤与劬（qú）。贵尔六尺躯，勿为名所驱。

今译：

贬谪幽居丝毫不问世事，

每天默默地把唐尧、虞舜钻研。

从上下千年细察古今世事，

其间的苍海桑田变化万千。

遇到高兴的事便暗自窃笑，

感到悲哀时只好叹气连连。

裹书的帙套都已解散，

书卷的前后紧紧相连。

瘴气闷人扰乱心境，

记忆一天天衰减。

阅读时猛然觉得清清楚楚，

丢开书本却百事无缘。

从早到晚可以和谁去说话？

只是与典籍日夜相伴。

疲倦了便倒头而睡，

睡够了精神又渐渐复元。

伸着懒腰舒展肢体，

吟咏诗文感到心情欢愉。

读书得意是因为与书中之意契合，

并不是想成为世间的大儒。

把书中的道理阐述清楚就闭口，

心情闲散抛弃了拘囚的束缚。

那些心机巧妙的人会认为我笨拙，

那些聪明的人会认为我愚蠢。

阅读史书足以使自己快乐，

何必为追求名利而劳碌?

珍惜你大丈夫的六尺之躯，

不要被名利驱使而丧失了自由。

这是柳子读书的自画像、宣言书。[微软用户3] 身遭贬谪，幽名沉沦，远离朝廷，似乎不问政事，然而默默地读着圣贤书。从书中知道古今的兴替和社会变化的道理，思考历史长河的波澜起伏，千变万化。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悲伤，一会儿叹气，与书中人物命运同悲欢。克服了遗忘、疾病的干扰，一天到晚都与书相伴。读倦了就躺下休息，醒过来便吟哦朗诵。好一个书痴的形象。读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得意适其适，非愿为世儒。”王充《论衡·书解》说：“著作者为文儒，说经为世儒。”作为崇尚尧舜之道的柳子，其思想体系主要是儒学，但对那些只会传授经学的儒生、庸俗的儒生是不屑一顾的。读书的收获不仅在于获得知识，更在于精神获得自由，抛弃了拘囚的束缚。后六句作了概括，反映了不为名利所驱、不为世俗指责的心态，体现了诗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高尚情操。

柳子系统地研读经典，领会它们的精神实质，并独立思考，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在《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中说：“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然务先穷昔人书，有不可者而后革之。”即是要求广泛深入钻研前人著作，剔除其不正确成分，然后创造新的理论。他大胆挑战权威，敢于否定，即使是经典著作也并不盲从。他对《诗》、《书》直至孔、孟、杨雄、董仲舒等人的著作或言论都批判过。《非国语》就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文章短小精悍，观点尖锐，鞭辟入里，令人耳目一新。柳子自己也比较看重《非国语》这部著作，还征求过吴武陵、吕温的意见。他还谈到读书对写作的帮助：“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至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与杨京兆凭书》）。永州十年，通过刻苦钻研，柳子大大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和文学修养，形成了以儒家为主，融汇百家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写作技能日臻（zhēn）成熟，大量佳作传之于世。

内方外圆  外柔内刚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它强调一个人的性格是天生的，是很难改变的，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但一个人毕竟离不开环境的熏陶，性格的形成与生活密不可分，因此，人的性格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也是可以变化的。柳子就是典型一例。他贬居永州时，经过深思熟虑对“内方外圆”[微软用户4] 发表了精辟见解，对青年加强个人修养，适应环境的变化，做到外柔内刚，具有启迪作用。

柳子在总结“永贞革新”的经验教训时，曾反思过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他自述“年少气锐，不识几微”，“年少好事”，“性又倨野，不能催折”，但从未承认参加革新是错误的。由于性格外向，意气用事，容易得罪人。他回忆道“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息，挺而行，踬而伏，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冲罗陷阱，不知颠踣，愚蠢狂悖，若是甚矣。”（《答问》）意思是：只知道开口高谈阔论，闭上眼睛就睡觉休息，站起来就行走，卧倒在地而俯伏，不穷尽喜与怒的原因，不探究事情的曲与直之所在，冲罗陷阱，不知道跌倒挫折，很愚笨，也很狂妄，象这样非常厉害。“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与杨诲之第二书》）意思是：经常受到别人的讥笑辱骂，不是在当面，就是在背后。韩愈也说他是“不自贵重顾藉”。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一是贞元十四年（798），柳子在长安刚通过吏部任命官职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不久，遇到国子司业阳城遭贬，太学生们阙下请愿。他毫不顾忌，公开与朝廷唱反调，给太学生写信，热情赞扬阳城，声援他们。二是刚到永州不久，他撰写《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对父亲柳镇的朋友褒贬不一，少有忌讳。他称已故宰相崔损“畏慎，为相，无所发明”，称当时还在世、两次为相的郑余庆是“始天下皆以为长者，及为大官，名益少”。我行我素，“面轻辱好讥议”，不晓得什么是得罪人，确实是刚有余而柔不足。柳子在永州，给内弟杨诲之写过两封信：《与杨诲之书》、《与杨诲之第二书》，还写过议论文《说车赠杨诲之》，重点阐明了“内方外圆”的处世哲学。杨诲之在元和五年（810）前往临贺看望父亲杨凭，途经永州，柳子接待他，并为他送行。这时，正好有一辆车从门前经过，柳子便指着那辆车告诉他说：“你知道这车之所以能担负重任而行于道路的原因吗？制作的材料良好，加工完备，外面做得光滑滚圆，里面做得方方正正，这就是原因。”后又给他写信，申述《说车》要旨。唐代世风不正，有“君欲求权，须方须圆”之说，元结曾说“宁方为皂隶，不圆为公卿”。柳子的方圆之说，曾引起诲之的反感与误解，回答说：“我不能唯唯诺诺，去迎合流俗来博得声誉。”故柳子解释道：“但是我所说的圆，并非像世人所说的圆滑虚伪以夸耀自己，为自己谋利益。本意是像车轮那样，不仅着眼于它可以前进，快而不停；亦在必时可以后退，安全不倒；希望如循环那样无穷运转，不希望像滚动着的弹丸一直向下滚去。刚健锐进，运转不息，附着地面，安全进退，这难道不是圆才能办到的吗？为什么要厌恶它呢？”他还认为性格纯刚纯柔都于己不利，“刚柔同体，应变若化”才“然后能志于道”。并劝告杨诲之要学会内方外圆的处世方式，方以守志，圆以行道。“方”就是要坚持自己的志向“大中之道”。还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诫诲之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在永州，他的性格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有时自称“负罪臣”，“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披上一层保护色，目的是迷惑政敌，以利战斗。柳宗元坚持原则，对大是大非问题毫不含糊，决不妥协。同时又讲究斗争策略，有时不惜委曲求全，“旨在于恭宽退让，以售圣人之道”（《与杨诲之第二书》）。柳子加强个人修养，思考问题日趋成熟稳重，十分注意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不仅与老百姓打成一片，还与几任刺史的关系处理较好，被邀请参加宴游、祈雨等活动，使心灵得慰藉。

在永州十年，柳子寄情山水以排遣苦闷，通过溪水、鱼石来表现自己的喜乐哀怒。“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对历史、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以哲学眼光洞释社会。在针贬时弊时，有时采用曲笔，如运用寓言形式进行辛辣讽刺，连《捕蛇者说》揭露“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矛头直指唐王朝，也套用孔子“苛政猛于虎”的大帽子，使政敌抓不住把柄。于是，他的性格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前面，对柳宗元通过立言来实现伟大理想，采取“内方外圆，外柔内刚”的方式加强了个性修养，讲究斗争策略。那么，柳宗元的一生在交友方面有哪些性格？在从政中又有哪些品德？请收看下集。

第三讲

内容提要：柳子一生珍惜友谊，忠信真诚。他与韩愈、刘禹锡感情深厚，肝胆相照，成为千古佳话。他关心青年，诲人不倦。他虽然从政时间不长，但勤政爱民，为官清廉，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吾友柳子厚  其人艺且贤”

柳子喜欢交友，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人，一生珍惜友谊，忠信真诚。他与韩愈同在朝廷为官，均是诗文高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永州，他与韩愈一起倡导“古文运动”，高扬“文者以明道”的旗帜，提倡文风文体改革，并身体力行，推动了唐代散文的发展。尽管两人在政治上并不是同道人，在天人关系上也存在分歧，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有友谊。柳子以“罪人”贬谪南荒，这时亲交故旧多已断绝关系，但韩愈对他的不幸表示惋惜、同情，并保持书信往来。有人向韩愈请教文章，他却极力推荐“系囚”柳子。在诗中称赞“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当韩愈写下讥评时弊的奇文《毛颖传》，被人指责为“戏谑(xuè)之言”，柳子却盛赞此文，写下《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给韩愈以支持。元和六年，韩愈任史官修撰，柳子致书激励，并提供史料，写成《段太尉逸事状》。元和十四年，柳子病逝于柳州，时为袁州刺史的韩愈悲痛欲绝，立即写了祭文、墓志。对柳子的学问、文章、政绩作了充分肯定，尤其对柳子舍己为人的品质热情赞颂。柳子临终前曾写信给刘禹锡、韩愈托孤、编集，韩愈勇于承担责任，可见韩柳之间的友谊非同一般，它不是势利之交，而是感情深厚的君子之交、文学之交、生死之交。

柳子与刘禹锡志同道合，肝胆相照。两人同年进士及第，后同在朝廷为官，结为挚友。他们积极参加“永贞革新”，王叔文集团被称之为“二王、刘柳”，可见两人都是改革派的骨干。革新失败后，两人同贬湖南，柳为永州司马，刘为朗州（今常德）司马。两人书信往来，心心相印。经过十年磨难，元和十年正月，柳、刘满怀喜悦奉诏同奔长安，结果是大失所望。三月十四日，一同回朝的五司马改放远州刺史。柳子得柳州，刘禹锡先得播州（贵州遵义）。当时，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而播州路途遥远，行程颠沛。柳子考虑到其母在永州不幸病故的前车之鉴，毅然上疏朝廷，请求与刘对调。经多方努力，终于使宪宗收回成命，改任刘禹锡为连州刺史。韩愈对此事大发感慨，说：“呜呼！人在困窘时才最能表现出他的气节和道义。当今的人们平日里互相敬慕爱悦，相邀饮宴，追逐游戏，强颜欢笑以示谦卑友好，握手发誓以见肝胆相照，指天画日，痛哭流涕，表示死也不会背弃朋友，似乎像真的一样可信。然而一旦碰上小的利害冲突，哪怕只有毛发一般细微，也会反目相向，装出从来不认识的样子。你已落入陷阱，他不但不伸手援救，反而乘机排挤，往下扔石头，前面说到的那种人都是这副嘴脸。这种事情恐怕连禽兽和异族都不忍心去做，而那些人却自以为得计，当他们听到子厚的为人风度，也应该感到稍许有些惭愧吧。”（《柳子厚墓志铭》）人间真诚，无私无畏。柳子出于友情，敢于牺牲的优秀品格永垂青史。两人在衡阳依依惜别，互相赠诗，字里行间，有对共同命运的概括，对前途多蹇的感慨，对晚年“当为邻舍翁”的企盼。在任所，两人鸿雁传书，赠诗唱合，柳集中可查的达10篇之多。当刘禹锡的母亲在连州病重时，柳子曾三次派人前去慰问。柳子临终前，将自己的作品寄给刘禹锡，并写了托孤遗书。接到讣告，刘禹锡异常悲伤，惊号大哭，痛写悼文。后精心编辑柳集，抚养孤儿，有情有义，传为千古佳话[微软用户5] 。

柳子关心亲友，提携后学，接人待物，态度诚恳。他对堂弟宗直、宗一，表弟卢遵等进行谆谆教诲，体现了手足情深。对远道而来的韦七、柳谋、柳澥、吕让等青年后生，一一指教、勉励，寄予厚望，洋溢真挚的情感。早在长安时，柳就“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他热情辅导青年，“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报袁陈秀才避师名书》）》。柳考虑自己的处境，政治斗争的复杂，再三表示不敢为人师，但从来没有放弃对青年后辈的教育。在永州、柳州十四年，前来求教者不少，“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录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柳子厚墓志铭》）。公元813年，韦中立不远千里从京师来到永州，向柳求教，后又写信要拜他为师。柳子虽回避师名，却热情指导，并回信传授写作经验，韦于819年进士及第。严厚舆、袁君阵、韦珩(héng)、廖有方、崔黯(àn)、吴秀才等青年学子都曾登门求教，柳都“口讲指画”，耐心面授，褒掖(yè)后学。对来信求学者，一一回函，予以鼓励，介绍为人为学为文之道，感情诚挚；对“好辞工书”者、阿谀奉承者委婉指出，循循善诱，不愧为青年的良师益友！一位叫杜温夫的青年，在元和十四年（819）专程从湖北荆州到柳州向柳子求教，并在两个月内三次写长信，还寄了十卷文章给柳子。柳子对他好学上进的态度给予了热情的鼓励，但批评了他的阿谀奉承，“把我说成是是周、孔一类人”，简直是胡言乱语，还对文章中所用的助词不符合文法一一指正。最后，还教育他为人处事要小心谨慎。

“惊风乱飐芙蓉水  密雨斜侵薜荔墙”

柳子努力实践“利安元元为务”的民本思想，勤政爱民，为官清廉。处事公道，不徇私情。早年在长安任御史里行，即在朝廷的监察机构御史台见习，公正廉洁，对跑官者坚持原则不讲情面。在“永贞革新”时，时年33岁的柳宗元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正六品上，掌礼仪、享祭、贡举之政。他“以文字进身”，可以推测，当时的诏命制诰是由他起草的。而起草这类文件，直接关系到政令、人事等重大问题的决策。除文字工作外，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还负责参与谋议、采听外事。可见他在革新斗争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后来自认“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书》），也可证明。清代王鸣盛评价永贞革新[微软用户6] ：“改革积弊，加惠穷民，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及此者。”“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十七史商榷》）。对革新做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当代黄云眉、章士钊等人也为柳子做了翻案文章，等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

柳子主张“君子谋道不谋富。”（《吏商》）他在给饶州刺史元洪的信中讨论赋税改革，认为为官者不只在于完成国家赋税，供给官吏薪俸，满足自己需要就算了；还特别要使人民生活富裕，人丁兴旺，并大兴教化等等，作为自己的重大职责。做为官员，柳子缺少的是奴颜和媚骨，然而精于政理，勤于政务。晚年，他任柳州刺史4年，“岂容华发待流年”，以“恪勤为公”为座右铭，努力实践大中之道。他以病弱之躯，投入繁忙的政务之中，“惠民善政，施德于民”。改革弊政，解放奴婢；挖井开荒，发展生产；兴办文教，传播儒学；讲究条法，社会和谐。“柳民既皆悦喜”。这可以看成在小范围内对“永贞革新”的继续。他为柳州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奉献了全部热情与心血，“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美好的事物无端遭受摧残，一颗耀眼的明星坠落在南荒，柳子年仅47岁便离开人世，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一生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作为一个州的最高长官死后却无钱办理后事，全靠上级及好友桂管观察使裴行立捐款资助，八个月后才由表弟卢遵将灵柩从柳州送归长安安葬。柳子身后留下长子周六，才四岁；次子周七，是遗腹子；大女儿殷贤不到十岁；小女儿应比周六大些。还留下一个怀着周七的“外妇”。柳子病逝前，曾分别给刘禹锡、韩愈写信托孤、编辑文集，四个子女托付给表弟卢遵及刘禹锡、韩愈、崔群照顾。刘禹锡在扶母亲灵柩北归途经衡阳时，接到柳子的讣书，不禁五内俱摧：“惊并大叫，如得狂病。良久问故，百哀攻中。涕泪迸落，魂魄震越。”（《祭柳员外文》）刘立即派人给鄂州夏口的一个姓李的朋友送去一封信，请他协助办理柳子的后事。次年正月，柳子的灵柩运回长安落葬之前，他派使者黄孟苌前往祭奠，并写了《祭柳员外文》。“何人不达？使君终否！何人不老？使君夭死！皇天后土，胡宁忍此？”刘对朋友坎坷悲惨的遭遇和早逝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极大的哀痛，对最高统治者发出了强烈控诉！八个月后，柳子的灵柩归葬长安万年时，他又写了《重祭柳员外文》。柳子的遗作由刘禹锡整理编成《河东先生集》刊行。“誓使周六，同于己子。”刘还将柳的长子周六（名告，字用益）抚养成人，在柳子逝世四十四年后，柳告进士及第，曾官仓部员外郎。韩愈在赴袁州途中得知柳子去世的消息，立即写了《祭柳子厚文》，派人前往柳州吊唁。后又写了《柳子厚墓志铭》、《柳州罗池庙碑》。前者对柳子卓越的文学才华和创作业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他关心民间疾苦，交友注重信义的优良品德极力赞许，并为他贬后未能得到救助，以致流落穷荒达十四年，最后死在贬所的遭遇表示惋惜和同情。后者对柳子在柳州的政绩做了充分肯定。早在唐代，柳州人民就在柳宗元生前喜爱的罗池畔修建罗池庙纪念他，清代改称柳侯祠。永州人民祭祀柳宗元始于北宋，在华严岩学宫东面建“柳子厚祠堂”，后迁建于愚溪之北，称柳子庙。

一千多年过去了，人民对柳宗元的崇敬和景仰之情没有淡化，而是日益增长，这就是柳子的伟大人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