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搜索
|
柳宗元研究百年回顾之三 柳学动态 加入时间：2012/3/23 16:51:00 admin 点击：3336 |
从研究领域的开拓和研究方法的多样，看二十年来柳宗元研究的新特点和新气象 在百年柳宗元研究中，宏观论著不多，只有50项左右。选题主要有: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创作个性、创作心态、人格和性格等。但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后，柳宗元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的开拓： 一、接受研究开始起步，出现了约12篇从接受美学角度研究柳宗元的文章。开风气之先的是陈文忠的《柳宗元〈江雪〉接受史研究》 66 。作者变换视角，引进新的理论，细密爬梳了《江雪》在后世的传播接受过程，勾勒了宋明清三代由注视表层的诗中之画、到发现画中的傲然渔翁、再由此联想 其象征的诗人人格这三个阶段，并确立了苏轼为“第一读者”的接受地位。该文虽然只是一部名篇佳作的微型接受史，却在古典文学作家作品的接受史研究方法上作了开创性的尝试和探索。此外，一些学者还注目于柳宗元对前人的接受状况，或从文学语言、创作精神入手，如王一民《柳宗元对先秦汉语的继承和发展》 67 、刘洪仁《“参之离骚以致其幽”——论屈赋对柳宗元创作的影响》 68 、吴正岚《论屈原与柳宗元的精神契合》 69 等;或就诗歌、辞赋、寓言各种文体来剖析柳宗元的接受渊源，如姜淙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论柳诗“深得骚学”》 70 、施长州《庄子寓言对柳宗元寓言创作的影响》 71 、刘洪仁《柳宗元辞赋对屈赋的继承和发展》 72 等。论者们普遍认为，柳宗元主要接受了先秦文学特别是屈原和庄子的影响。 二、以贬谪为主题的文学研究已显山露水，并在柳宗元身上得到突出体现。贬谪是古代文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人生经历，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而柳宗元其人其文则可谓贬谪文人和贬谪文学的典型代表。这方面，尚永亮起步较早且较系统。他的《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 73 将视线凝定在贬谪文学最为鼎盛的元和时期，对柳刘元白韩五大诗人尤其是柳宗元予以深入论析，以其政治悲剧为重心，对柳氏心理、性格、思想、意识及其诗文艺术特点、表现方法作了多角度的考论，进而对贬谪文化的整体走向、贬谪文学的精神和特质作了细密的挖掘探析。其系列论文《冷峭:柳宗元审美情趣和悲剧生命的结晶》 74 、《论柳宗元刘禹锡执着意识的三大特征》 75 、《论柳宗元的三大悲感》 76 等，对柳宗元贬谪后的生命状态和文学创作进行了专力论述，展现了柳宗元在贬谪士人中的突出地位。此一时期涉及贬谪主题的论文，还有金五德的《柳宗元刘禹锡远谪期间心态评议》 77 、戴伟华的《柳宗元贬谪期创作的“骚怨”精神》 78 和《柳宗元永州创作心态试论》 79 等。金文认为，刘柳共同的心态是悲苦、愤懑和坚贞;不同的是，柳以负罪自咎自责过多，因而感伤情绪比之刘要浓厚低沉些。戴氏前文认为，柳宗元自卑而失望的心态，构成其在创作上以骚写心、以诗写愤;后文指出，柳宗元在永州的创作心态可用“抑郁”二字来概括，他正是发心中之郁结而创成沉郁峻峭之文。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们也进行了多种尝试和实践，遂使得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柳宗元研究形成异彩纷呈的景观。诸如比较研究、语言学研究、意象研究、结构主义研究、接受研究等，都在柳宗元研究中取得了可观的实绩。林继中《燃烧的寂寞——柳宗元山水诗风格特征之形成》 80 一文，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柳宗元的诗句，以直观的图示，说明柳宗元聚焦型的情感，由四周向核心辐凑，让入耳目一新;下定雅弘通过定量分析，指出柳在永州的诗80%是古体，柳州诗90%是近体;柳文的对偶率远高于韩文;柳宗元大作古文是在永州时期，而任京官和刺柳时期主要写骈文 81 ，也可谓别开声面。但是，在整个研究中使用最为普遍、成绩最为突出，而又有助于把握柳宗元鲜明个性的是比较的研究方法。 一是在诗歌风格上柳宗元和韦应物的比较。赵昌平认为，韦应物是清远诗派传统格局的卓越后劲，柳宗元则为这一流派新风貌的先行者。这说明清远诗派的变革已成必然之势。柳宗元的功绩便是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继承清远诗派真于性情、中丰外淡特点的前提下，创造了清远诗派的新格局 82 。马自力从中国诗学理论、中国审美发展史的角度出发，认为韦柳的创作倾向代表中唐诗变前期诗歌的发展趋向，在诗风转变过程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的诗风承袭了自陶渊明以来的清谈一派诗歌的总体风貌，且有了新的发展。同元白、韩孟两大诗派比较，韦柳有其独特的“高雅清远”的风格，足以与他们并立于中唐诗坛而自成一派。而且这种艺术风格蕴含着中国诗画的审美理想，具有艺术尺度的美学意义，在中国审美发展史上也应占有重要地位 83 。尚永亮将柳诗与陶渊明、韦应物诗比较后指出:陶诗淡泊而近自然，最能反映心境的平和旷远;韦诗淡泊而近清丽，令人读后怡悦自得;而柳诗则于淡泊中寓忧怨，见峭厉。尽管诗人曾有意识地将此忧怨淡化，但痕迹却未能全然抹去。加上诗人在遣词造意上多所经营，致使很多诗作仍于隐显明暗之间传达出冷峭的信息 84 。房日晰等则在同中取异，指出，韦柳的诗表现出很强的冲淡美，其诗风接近陶谢，但由于生活经历与审美情趣不同，韦柳诗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韦诗清旷，柳诗幽怨” 85 。王昌猷则认为:“韦应物山水诗多写静境，风格接近王维”，而柳宗元的山水诗则“接近孟浩然‘清’的境界，但转而为幽冷峭 拔，具有更为鲜明的特色。”他在山水诗中“寄托着一种孤傲高洁的性灵，中含不尽的哀愁、怨怼，从而形成一种清峭的风格。” 86 二是柳宗元和刘禹锡的比较。由于柳刘“二十年来万事同”，学界常将“柳刘”并提。早期人们较多关注二人在天人观、无神论和法家思想上的共同点，如赵纪彬的《刘禹锡和柳宗元无神论思想研究》 87 、夏雯《柳宗元刘禹锡反对儒家道统的斗争》 88 、王应常《论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观》 89 等。在研究者眼里他们就像两个始终站在同一思想战线、同有神论和儒家道统作斗争的战斗伙伴。后期则转向文学本位，分析二人在创作上的异同。80年代苏渊雷《论韩柳、刘柳诗文风格异同及柳的独创性》 90 云:“大抵刘诗通俗处近元白，精深不及子厚而婉丽过之”，“刘、柳诗高于退之处，正以他们浸淫骚雅，厚于性情，深入民间。诗外别有事在，触目感怀，故能言之若是清拔郁结、异彼退之之故为高调，转成险急也。”论述是很有见地的。90年代后，随着认识角度的多样化和认识层面的深化，研究者开始把刘柳比较研究放入到“贬谪文学”这一丰富的文化现象中来进行比较。如高教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文学史》认为:刘柳政治遭遇的接近，奠定了他们诗歌思想内容的共同基础:抒写巨大人生感恨形成的刻骨凄怆，表现身处逆境而不肯降心辱志的执着精神。但在贬谪心态和人生态度上，刘较乐观通达，柳则偏狭执着，所以在诗歌风貌上，“刘诗昂扬，柳诗沉重;刘诗外扩，柳诗内敛;刘诗气雄，柳诗骨峭;刘诗风情朗丽，柳诗淡泊简古”，所析颇为细致精切。 三是韩柳比较研究。韩、柳并称，自古而然，对韩、柳优劣、异同的评说，是历代文人热衷的话题，也是20世纪柳宗元研究中最醒目的一个课题。就其所涉及的领域而言，广及于韩、柳的世界观、政治态度与政治活动、诗文创作思想、艺术成就以及他们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等许多方面。70年代末以前，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在价值评判上一直存在着“扬柳抑韩”的倾向:政治上，以对待“永贞革新”的态度为分界，韩自然成了落后的、保守的一方，柳则是新的进步势力的代表;思想上，韩是唯心主义，柳是唯物主义;人格上，韩趋炎附势，柳忠直坚刚。但在文学上，韩、柳孰优孰劣，意见尚不统一。20世纪上半叶争论的代表论著有:周荫堂《读柳文》 91 、胡怀琛《韩柳欧苏古文之渊源》 92 、周《读柳子厚山水诸记》 93 ，最为详尽的是赵宗乾的《韩柳比较研究》 94 。五六十年代，黄云眉先后发表《柳宗元文学的评价》 95 、《韩愈的文学评价》 96 ，阐发其扬柳抑韩的观点。王芸生和吴孟复、范文澜和章士钊之间也有一些商榷性的文章。“文革”中，搞“评法”运动，柳是韩非、柳优韩劣已成了无可置疑的定论。70年代末以后，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韩柳评价也走上了正轨。人们重新认识韩柳，力图恢复其本来面貌。对韩柳的比较也主要集中到二者的关系、文学思想、创作成就和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些问题上来。 陈克明《略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友谊与分歧》 97 一文指出，韩柳之间并无利害的矛盾冲突，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虽有分歧，但并未影响二者之间的友谊。王春庭《试论韩、柳政治上的共同点》 98 也论证了他们“在政治上是朋友，而绝不是什么敌人。”严寿《对韩柳的评价与韩柳的历史地位》 99 认为:“在思想和文学两方面，柳宗元的历史地位都不及韩愈”;刘洪仁《论韩柳杂文的思想成就》 1:Ⅰ 则说:“韩愈杂文的思想成就要比柳文逊色一层。”严寿《从元和诗风之变看韩柳诗》 1:Ⅱ 经过分析后得出结论:“在诗歌发展史上，韩愈的地位自然要高于柳宗元。韩足称大家，柳只能是名家。”路剑《韩柳琐议》 1:Ⅲ 提出:对韩柳的评价应该一分为二，扬韩抑柳或扬柳抑韩，都不利于对二人的全面认识。更多的学者则避开从总体上评说优劣高下，将眼光投射到比较韩柳思想和创作上的异同。 在散文风格的比较上，吴小林的《论韩柳散文的异同》 1:Ⅳ 和洪本健的《韩文如水柳文如山略说》 1:Ⅴ 颇具代表性。吴文在论述了韩柳散文的共同特色后，指出两人散文的不同风貌是:韩文表达感情的方式往往是爆发式的、倾泄无余的，充满着旺盛的气势;叙写尚奇务新，触处皆活;语言更富独创性和新鲜感。柳文表达感情的方式，常常是含蓄、深婉的，富于讽喻性;构思精密，用笔精严;语言更加精悍凝敛，冷峭峻洁。认为在情思上，韩文“光涌澎湃、奔放热烈”，行文无所拘束掩饰，而柳文“爱憎分明、情意含蓄”，文笔犀利而讽喻深刻;在文势上，韩文以“浩乎沛然、雄肆不羁”的旺盛气势见长，柳文则以“旷如奥如、巍然卓立”的面目 出现;结构上，韩文以“一波未平，一波已作”的出入变化为主要特点，柳文则呈现出“奇峰异嶂，层见迭出”的风格;语言上，韩文造语尚奇好异，但文辞如水一般圆流宛转而略无窒碍，柳文畅达虽未及韩，但在“古丽”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还有不多几篇论韩柳诗风异同的文章，如上文提到的苏渊雷《论韩柳、刘柳诗文风格异同及柳的独创性》和严寿的《从元和诗风之变看韩柳诗》。其中后文将韩柳诗歌放到元和诗风的变化过程中进行分析，认为他们都“矫浮返实”、“力辟新境”，但二人诗格“颇有不同”:“韩文以气势盛，柳文以骨力盛”。 论述韩柳在古文运动中的贡献和比较其古文理论一直是个醒目的话题，本世纪关注得也较早。80年代前有关的论述主要出现在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和专论古文运动的著述中。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和游国恩等所著两部《中国文学史》、钱冬父的《唐宋古文运动》 1:Ⅵ 等，主要从宏观上肯定韩柳二人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和功绩。一些批评史还比较了两者在古文理论上的异同。如罗根泽认为柳宗元重“文”，但“以好辞为病道而非之”，在学文作文的态度和方法上较韩愈要绵密得多 1:Ⅶ ;复旦大学中文系认为，韩柳二人都主张文以明道，但韩论道提倡儒家道统，力排佛老，柳宗元不反佛老，而是提倡行道及物 1:Ⅷ 。到了80年代后，有关成果日益增多。除了一些专论韩柳与古文运动的文章，如罗宗强的《古文运动何以要到韩、柳出来才开了新局面》 1:Ⅸ 、葛晓音的《古文成于韩柳的标志》 1:Ⅹ 等。各样的批评史、理论史和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 1;Ⅰ 、刘国盈《唐代古文运动论稿》 1;Ⅱ 等专著，论述更趋细致系统。韩柳作为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大凡每一专著都要作专章论述或专节分析。总的来说，论者们都对韩柳在古文运动中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他们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性变化。韩柳二人主张“文以明道”、强调“文”的作用、重视学习古文的态度和方法等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其不同处主要在于:柳宗元理论的丰富性和精密性逊于韩愈，但进步性和实用性更强，某些方面也更为深入。至于二者最主要的差别，则在于对“道”之内涵的不同理解——韩愈以严格的纯粹的儒家道统为“道”，而柳宗元所论“道”的内容要宽泛得多，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具有鲜明现实性的“以辅时及物为道”的思想。 此外，也有一些论著分别就韩柳的文艺思想、诗歌理论及其关注目标等加以比较，如刘知渐认为韩柳二人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学思想也“大同小异”，并从文的概念、文道关系、文学的相对通俗化、文学的继承与创新等方面分析了二人观点的异同 1;Ⅲ 。高林广则重点剖析了韩柳的诗学思想 1;Ⅳ 。蔡仲翔等认为柳宗元较韩愈更重视“外”，对“荣古虐今”的批判更鲜明尖锐 1;Ⅴ ;张少康等则提出柳宗元在文品与人品、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关系上，思想认识更为深刻 1;Ⅵ 。 在山水游记这一文学题材上，还有研究者将柳宗元和欧阳修、苏轼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因成果不多，兹不赘论。 与柳集的整理相比，选本编撰的成绩似更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柳宗元的诗文选本约有27种之多，其中除194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胡怀琛《柳宗元文》外，其他选本均出版于建国之后，而尤以“文革”“评法批儒”运动时期出版最夥。此后，柳宗元研究步入正轨，陆续出版的各种选本大都体现了编选者各自独特的用意和眼光。其中以高文、屈光选注的《柳宗元选集》 1>Ⅱ 和谢汉强主编的《柳宗元柳州诗文选读》 1>Ⅲ 二种较为细密深入，别具特点。 三、文献资料的辑录和检索。60年代前期，吴文治编纂《柳宗元研究资料汇编》 1>Ⅳ 首开先河，颇具影响。该书收录的资料，包括中唐以迄“五四”1100余年间具有代表性的评述460余家，辑录图书480余种，按时代先后顺序排列。选材范围广泛涉及有关柳宗元思想、诗文创作、生平事迹、作品真伪以及字义疏证等方面的资料，为梳理柳宗元研究史和接受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随着时代和科学的进步，对近代学者柳宗元研究成果的收录，多采用索引和统计的方法。70年代末，台湾学生书局印行罗联添、王国良编《唐代文学论著集目》，收录外国学者1900至1976年、本国学者1907至1978年有关柳宗元的研究论著共88项。1982年陕西师大中文系资料室编辑《唐诗研究专著、论文目录索引》，辑录了1949至1981年唐诗研究的专著和全国报刊论文，其中柳宗元共84项。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推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隋唐五代史论著目录》，在思想文化、人物等方面共收柳宗元研究成果约395项。90年代中期，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又先后出版罗联添编著的《隋唐五代文学论著集目正编》和《隋唐五代文学论著集目续编》，收录1912至1990年海内外柳宗元研究成果共765项。其他相关的成果如中华书局1982年版傅璇琮等编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1992年版方积六、吴冬秀编的《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吴汝煜主编的《唐五代人交游诗索引》等等，也为研究柳宗元提供了便利。 还需一提的是，自1984年始，先后由陕西师大出版社和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每年一辑的《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在研究资料的建设上作出了大的贡献，其于柳宗元研究乃至整个唐代文学的研究，发挥了切实有力的推动作用。 20世纪柳宗元的百年研究曲折前进，而以最后二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但即以最后二十年论，也还是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其一，选题重复，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多数论者受习惯性思维支配，总将关注目标凝聚在柳宗元最为人称道的一些题材或为数不多的名篇佳作上，而对柳氏其他题材和作品不屑一顾，由此形成研究的盲点。其二，柳诗研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对柳氏诗文艺术特点和表现手法亦缺乏更为精细的探析和把握。如，柳诗的律古特点、前后期诗体变化及其原因，习用词语、色彩、意象、韵字与柳诗风格的关系，均值得下大力气细加考索。其三，对柳宗元置身逆境的心理状态、生存状态和性格变异还缺乏更为深入的“了解之同情”，对柳氏谪居前后之文化环境、友朋交游及其与佛学关系的认知仍一间有隔，以致屡屡出现“积极”、“消极”之类的无谓争辩，屡屡出现对柳氏作品的误读曲解。其四，文献学研究尤其是柳集的笺注整理明显滞后。宋代已有百家注韩柳之说，而时至今日，尚未出现一部稍有分量的柳氏诗文的全注本，这种情形，已明显拖了柳学研究的后腿，急需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