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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研究百年回顾之二 柳学动态 加入时间：2012/3/23 16:48:00 admin 点击：2437 |
柳宗元研究百年回顾之二 洪迎华 尚永亮
从成果的文类分布和选题变化，把握柳宗元百年研究的重点和格局 综观成果的文类分布、选题的内容分布以及时段发展，我们认为20世纪柳宗元研究的重点是关乎柳氏诗、文、赋创作的文学研究以及思想研究;而就这四大分野来看，如果除去“文革”期间因受政治影响而学术价值不高的一批论著不计，则其成果数量分布依次为:诗歌111项，散文279项，辞赋小说11项（辞赋9项，小说2项），思想研究198项。散文研究和思想研究的数量最为庞大，而柳诗研究相对薄弱，辞赋和小说研究尤为冷落。 就研究选题而言，柳氏山水文学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成果总量约为177项，就中尤受欢迎的作品是散文“永州八记”、诗歌《江雪》和《渔翁》。关于它们的单篇赏析作品分别有63项、22项、14项，其数量总和大大超过了山水文学成果总量的半数。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的山水杰作大大带动了对此类文学的研究。30年代周的《读柳子厚山水诸记》 11 是较早考察柳氏山水文学的专论。在细分“永州诸记、柳州诸记和永柳以外诸记”三大块的基础上，该文高度评价了柳宗元山水散文的艺术成就，并指出其价值所在:“模写山水，曲致微妙，心与物化，亦韩所无有也”。五六十年代，研究山水文学的成果增多到近10项，论者开始注目于对山水游记思想感情和艺术特色的研究，山水诗也开始受到注意。1954年，黄云眉发表《柳宗元文学的评价》 12 ，开始把柳氏山水游记与其个人遭际联系起来，认为柳宗元山水文学并不是“表示他对闲适生活的追求”，“反而是一种更痛苦的真实的反映”。稍后，日本学者清水茂在《柳宗元的生活体验及其山水记》 13 中对此一主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精辟指出:柳氏“强调被遗弃的山水之美的存在，也就等于强调了被遗弃人们的美的存在”。此外，60年代振甫的《谈柳宗元的山水记》 14 和管希雄的《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艺术特色》 15 等文，也都围绕此一论题各有斩获。70年代末以后，探讨柳宗元山水文学的论著迅猛增加，达到167项左右，由此构成20世纪最后二十年柳学研究的一大景观。论者的视点一般集中在山水文学的审美特色和艺术成就上，而且角度多维、观点新颖，分析也很细致深入。如周明指出，柳宗元山水文学的艺术境界不是自然美，而是根据自己的审美心理创造出来的艺术美。他笔下“奥境”和“旷境”两种艺术美及其结合，则体现了柳宗元的审美心境和趣味 16 。李育仁则认为:柳宗元的山水记有三大特色:即绘画美、抒情美和理趣美。绘画美表现为形与神、客体美和主体美的和谐统一，由此构成气宕神远、富于诗情的画面;抒情美展示其忧郁、寂寞和烦躁难安的心灵，从而寻得“心凝形释，与万物冥合”的乐趣;理趣美则蕴含哲理的光华，由此又能探索到作者那火热的“忧思而罔极”的心灵所创造的最高艺术境界 17 。曹萌等人则从柳宗元思想的发展变化和中国山水文学的发展史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 18 。 在关于山水游记的研究中，又以“永州八记”最为火热，除了大量美感赏析和艺术境界探寻的成果外，还有一些文章或考或论，从某一点锲入，而能别具新意。如杨慧文的《论柳宗元的永州八记》 19 、何书置的《“永州八记”应改称“永州九记”》 20 、傅惠钧的《柳宗元〈永州八记〉的语言特色》 21 、鹿琳的《〈永州八记〉——柳宗元精神世界和自然的完美融合》 22 等即是。另外，80年代后山水诗研究也得到了深入和发展。专论山水诗的文章 由此前的寥寥数项上升到50项左右，其中既有较深入的艺术特色的剖析，如黄乃康的《试论柳宗元的山水诗》 23 、蔡国相的《柳宗元景物诗的移情特色》 24 、张峻亭的《论柳宗元山水景物诗中的情》 25 等，也有从文化、宗教角度对其风格成因的探讨，如景凯旋的《柳宗元的山水诗与儒佛思想》 26 、王启兴的《超尘脱俗，徜徉山水——佛教对柳宗元及其山水游记和景物诗的影响》 27 、王树海等《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刍议》 28 等。论者们都认为，佛教的出世思想对柳宗元的人生态度、审美趣味和山水文学的创作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柳宗元其它文类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统计结果依次是:传记文51项、寓言38项、议论文18项、杂文（包括赠序文和书启）13项、散文整体艺术和成就研究13项、碑志文6项。这些成果多出于80年代后，说明八九十年代学界对柳宗元各体散文的研究得到加强，而传记文和寓言则成为研究的热点。在传记文中，研究者最喜好的作品是《捕蛇者说》、《童区记传》、《段太尉逸事状》和《种树郭橐驼传》;至于寓言，则以《三戒》和《敌戒》为代表。除了不少单篇赏析的文章外，也有一些较具深度和系统性的文章。鹿琳认为，柳宗元以一个面貌全新的小人物群，为传记文学的画廊增添了光辉，又以传记文学作为解剖社会的匕首，对他的政治主张进行特殊阐释，这在中国古典传记中是绝无仅有的 29 。董明在对柳宗元寓言详细考察的基础上，指出其不同于前人的一些明显特点:独立成篇，容量较大;细腻生动，文学性强;形式自由，体裁多样 30 。尤力则从艺术形式、艺术形象、表现方法三个方面分析了柳氏寓言较之先秦寓言所取得的突破性发展 31 。另外，也有一些文章论及柳氏寓言的创作成因和讽刺动机 32 。 对柳宗元散文艺术和成就作总体论述的文章虽然不多，但与以往相比，80年代后的论著却有了较大改观，在散文艺术手法和艺术境界的探讨上深入了许多。1983年，海外华人陈幼石出版了钻研近二十年之久的《韩柳欧苏古文论》 33 。此书论柳氏散文虽仅占一章，却能将柳氏身世、思想、文论与其散文创作紧密融合在一起，颇能醒人耳目。此后，吴小林出版专著《柳宗元散文艺术》 34 ，从柳氏散文的体裁、风格、结构艺术等十个方面较为全面、系统、细致地分析了散文的艺术成就。他如孙昌武的《试论柳宗元的散文艺术》 35 、孙连琦的《柳文风格的演变及其原因初探》 36 、吴莉莉的《柳文的悲剧美》 37 、吴小林的《论柳宗元散文的幽美》 38 、邓小军的《柳宗元散文的艺术境界》 39 等，均具胜解。吴小林认为，柳宗元散文总的艺术风格是沉郁凝敛、冷峻峭拔，具有一种幽美，这种风格既与作者长期被谪的遭遇、愤世嫉俗的思想和批判锋芒有关，也与其作品的凄幽、愤激、冷峻色彩，浓郁的诗意和明显的讽喻性、象征性，屈曲峻峭的笔法相关。邓文则着重从传记和山水散文两个方面论述了柳宗元散文最具有原创性的艺术成就。 与散文研究相比，总数约50项的柳诗研究虽要冷清一些，但在论述深度上，在艺术特色的探讨上，却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此外，论者们还按作者的人生经历把它分为永州诗歌和柳州诗歌，关注到了柳宗元诗歌的时段性特点。20世纪上半叶未见研究柳诗的专门论文，相关的研究体现在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中。五六十年代，柳诗受到马茂元和陈友琴的关注。陈氏认为，柳宗元的诗是用血和泪凝结而成，非一般的随便吟风弄月或无端寻愁觅恨的诗可比，对批评柳诗“多怨”“酸楚”的传统观点表示了异议 40 。70年代末以后，学界开始对柳诗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角度和方法也更为多样。较有代表性的的文章如:邓潭州的《略论柳宗元的诗》 41 、龙震球的《论柳宗元诗歌的艺术风格》 42 、梁超然的《柳诗风格论略》 43 等。其中，邓文指出，柳诗里有不少宣扬所谓“禅理”的诗，流露出感伤的颓废情调。梁文则认为，柳宗元的悲剧性格气质，悲剧性遭遇，激愤忧伤的情绪，构成了他悲剧性诗歌风格的基本特征，有的学者还在柳诗研究上取得了系统性的成果。如李育仁《论柳宗元的诗歌构思特色》 44 、《论柳宗元诗歌的审美情趣》 45 和《论柳宗元诗风的多维结构》 46 。前文从感受、联想、立象、语言四个方面对柳诗的构思特色进行了分析;次文认为，柳诗具有冲淡、幽独、流动的三大审美情趣特征;后文着重从言淡而味深、清丽与阴森、从容与飞动相统一方面，论述了柳诗风格的多重结构特色。 柳诗赏析在80年代后目不暇接，是诗歌研究成果中一个重要方面。《江雪》《渔翁》最受关注，《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也倍受青睐而被反复品玩。一些析文继承了“知人论世”的传 统，不仅仅耽于艺术技巧、表现手法的反复琢磨，而是将作品内涵与柳氏生平遭际结合起来，使读者在获得艺术美感的同时，更进一步地了解了柳宗元的心灵世界。如周懋昌的《声应气求·珠联璧合》 47 ，从景、情、典、事切入，将柳、刘衡阳赠酬的两首七律作了深入的分析比较，情文相生;朱玉麒《归返自然的心灵律动——读柳宗元〈溪居〉》 48 ，则在诗歌的赏阅中，传达了柳宗元南贬时与陶潜大致相同的心声:归返自然，心与物游。 思想研究是柳宗元研究中的一大分支，成果数量依次为:哲学思想约90项，社会政治思想约47项、文学思想约47项，美学思想约12项。20世纪柳宗元思想研究以哲学思想讨论最为激烈。五六十年代，学界曾经展开过一场有关柳宗元无神论（唯物主义）和有神论（唯心主义）思想的论争。持无神论者以侯外庐、赵纪彬、吴文治等为代表，他们认为柳宗元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勇于和有神论作斗争，在中国唯物主义史上有着重要的贡献和地位 49 。范文澜、陈扬炯等以柳宗元信崇佛教为由，相继发出疑问，认为柳宗元思想中既有唯物的一面，也有唯心的一面 50 。新一轮关于柳宗元世界观本质的讨论发生在70年代末。以丁宝兰关于柳的世界观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为发轫 51 ，引来了大量的商榷文章 52 。1983年，在柳州召开了柳宗元哲学思想研讨会。此后出现了许多探讨柳宗元与佛教佛学关系以及“统合儒释”思想的论文，也有一些研究柳宗元与黄老思想、儒学、宋明理学之间关系的文章。其中，柳宗元与佛教佛学的关系在八九十年代最受重视，成果也最多。如郎宝如《柳宗元“统合儒释”思想评价》 53 、尚永亮《关于柳宗元与佛学》 54 、陈晓芬《柳宗元崇佛的主体意识》 55 等。他们指出，柳宗元的思想是以儒为主体、兼收并蓄的开放体系，“统合儒释”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援佛济儒”。柳宗元接近佛学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希望借此“出世间法”，以减轻精神苦闷，摆脱沉重忧患，获取自我的心理平衡，同时也为维护自我品格，抗衡浊世的颓风。 社会政治思想与文学思想也是论者关注较多的两个领域。前者内涵丰富，包括社会历史观、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和社会旅游思想等等。因为柳宗元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而他的参政失败几乎影响了他一生，所以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得到了相应的重视。在这方面，大多数文章都对其思想的进步性予以肯定，讨论最多的是他“生人之意”或“以生人为主”的观点。后者相对集中，主要体现在柳氏关乎道与文的论说及其创作意旨。“文以明道”是柳宗元文学思想的核心，20世纪的有关研究也主要是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的。20世纪上半叶，除了各种文学理论批评史对柳宗元文学思想有所论述外，唯一一篇系统深入地探讨柳宗元文艺理论的文章是梁孝瀚的《柳宗元之文艺思潮及其影响》 56 。至60年代，出现了吴文治的《柳宗元文学理论初探》 57 、方扬的《柳宗元的文学思想》 58 等几篇总论其文学思想的文章。80年代以后，成果更多，但所论仍不离柳宗元的明道理论，不同的是论题要深入、细致许多。如高海夫的《柳宗元论“文”》 59 、殷慧中的《论柳宗元“以神志为主”的创作观》 60 、周振甫的《柳宗元的文章论》 61 等等。1996年高林广发表的《柳宗元的诗歌理论及其诗学精神》 62 ，还专门对柳宗元的诗歌理论进行了剖析，认为柳宗元的诗论涉及到了诗歌的性质、作用、诗人的品德、修养及诗歌形式几个方面，不仅具有科学性、合理性、进步性，还富有现实意义。而黄贯群的《试论柳宗元的美学思想》 63 、郁沅的《韩愈柳宗元美学思想之比较》 64 和高海夫的《悲剧生涯和悲剧美的创造》 65 等文，则对柳宗元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更为全面、准确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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