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研究论文选介（2010-2011年）

李俊

尚永亮谈柳宗元的古近体诗

尚永亮《柳宗元古近体诗与表述类型之关联及其创作动因》（载《文学遗产》2011年第3期）一文认为，在长达十四年的贬谪生涯中，柳子厚的诗歌创作发生了从古体到近体、由长篇到短篇的显著变化；与此相关，永州时期以五、七古为主要载体的独白诗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地位，而到了诏返、再迁和柳州期，独白诗急剧减少，酬赠诗大量增加，其载体也几乎成为清一色的近体诗，就中尤以七绝、七律为多。考其原因，前期之所以多古体、多独白，盖与子厚贬后不敢、不能与人交往的主客观条件有关，与他内心极度的情感纠葛必欲发泄、而古体诗则是这种发泄和独白方式的最佳载体相关，也与他谪居期内一度希慕陶、谢，自觉地追求古淡诗风有关；而后期之所以多近体、多酬赠，既缘于子厚生存处境和心理态势的变化，缘于其官职提升后交往面的扩大，也缘于诗人近体诗艺的日趋成熟及其诗体喜好的转向。否则，我们很难想象，一位曾在被贬期的前十年全力创作古体诗，并被后人视为可与陶、韦并论的诗人，能在他人生的最后四年中，倾全力创作近体诗，并将七言律、绝提升到如此精纯的高度。

尚永亮谈柳宗元在明初的接受

尚永亮《明初选家之唐诗观及其渊源论略》（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一文认为，基于崇盛唐而薄中晚的唐诗观，高棅对元和诗人总的评价不高。然就各人各体而论，元和十大诗人之品级又颇有差异。其中柳宗元五言古诗最受重视，其次为刘禹锡、韩愈、张籍、王建的五七古和绝句；至于孟郊、白居易、贾岛、李贺、元稹诸人之作，则较难入其法眼。

尚永亮、洪迎华认为在明初选家眼中柳宗元五言古诗最受青睐

尚永亮、洪迎华《明清诗坛论证与元和诗歌选录》（载《社会学刊》2010年第9期）一文认为，柳宗元诗歌在明清选本中的入选量，不仅高于孟郊、李贺、贾岛，而且大致与元稹、张籍持平。如果考虑到他的存诗量在元和十大诗人中最少(仅164首) ，其他诗人的存诗除李贺外均高出其几倍这一情形，那么可以说，柳诗的入选已是相当可观了。

翟满桂、蔡自新论元结对柳宗元的影响

翟满桂、蔡自新《元结湘南诗论略》（载《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一文认为，中唐时期的元结两任湖南道州刺史，治绩卓著，为奏课全治第一。期间写下《舂陵行》、《贼退示官吏》等诗文反映出浓厚的民本倾向，对继起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以重要的影响。元结雅爱湘南山石名胜，为右溪、朝阳岩、浯溪命名，并作铭刻石，始为世所重。

元结在南方的生活环境和政治遭遇与柳宗元在永州之情形颇为相近，因而两人之山水文章在结构、笔法语言等方面都颇为相似，可见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之大。故清代吴汝纶曰:“次山放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王鏊亦曰:“道州诸山川，亦曲尽其妙。子厚丰缛精绝，次山简淡高古，二子之文，吾未知所先后也。”此评价确是。

元结高洁简古的文学思想和诗文创作对后来者尤其是柳宗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刘瑞明谈《愈膏肓疾赋》不是伪作

刘瑞明谈《＜愈膏肓疾赋＞不是伪作》（载《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一文认为，《柳宗元集》卷二有《愈膏肓疾赋》，但很多学者认为《愈膏肓疾赋》不是柳作，理由是“肤浅不类柳文”，如何肺认为“其词气似柳少作，未谨洁奥峭耳”。《愈膏肓疾赋》内容正如题解所言，是就《左传》著名的“膏肓”典故而论治国之理，与柳宗元许多文章所反复申述的一致。又《论语·泰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孟子·尽心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一般贤良忠臣奉行的原则。而《愈膏肓疾赋》却对此另提出一个补充而提高的思想境界：在“穷”的境遇下也要求“达”；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使桀纣那样的昏君治国。这就是柳宗元所景仰的《离骚》的精神：“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陈松柏解读柳宗元初到永州时的心态

陈松柏《柳宗元初到永州的心态解读》（载《广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一文认为，柳宗元贬永初期的心态是复杂的，既充满着不久即可重新启用的自信，保持着狂傲书生的故态，又残留着身为京官的自得，深蕴着远离故乡的忧伤。

他是自由的，既有人身的自由，也有想象、倾诉的自由。他是悠然的，既可悠哉游哉地在永州随意游赏，又可让思想任意驰骋。他充满着被皇帝重新启用的自信，保持着狂傲书生的故态，残留着当年身为京官的自得，同时深蕴着远离故乡的忧伤。因此，他一边回忆着变幻莫测的人生，一边又幻想着重新崛起的机会。

杨再喜论韩愈在柳宗元接受史上的奠基作用

杨再喜《同官尽才俊，偏善柳宗元——析论韩愈在柳宗元接受史上的奠基作用》（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4期）一文认为，韩愈同柳宗元心气相通，在长期交往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韩愈是柳宗元接受史上的奠基者，主要表现在:一，对其人品道德的推崇，奠定了接受的基础；二，对其文学成就的肯定，确立了应有的地位；三，对其文学作品的效仿，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四，对其政治作为的矛盾态度，导致了后世持续不已的争论。上述四个方面是柳宗元接受史上的主要内容，后世读者大都在此范围内进行深化和拓展。

徐翠先谈柳宗元诗歌的创作风格及艺术渊源

徐翠先《柳宗元诗歌的创作风格及其艺术渊源》（载《江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一文认为，柳宗元是中唐诗坛重要诗人之一，他的诗兼有学陶的简淡、学谢的精致、学《骚》的幽峭。不同的诗体，不同的书写对象，不同的创作心态，使他的诗歌创作呈现多种艺术风格。他的诗风的形成既有深厚的艺术渊源，也有深刻的精神渊源，加上个人独特的人生遭遇、深邃的思想和艺术敏感，融汇结晶为雄浑简淡的总体风貌。

马晓斌论柳宗元的《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

马晓斌《论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一文认为，元和八九年间，柳宗元受尽冷落，韦珩一信，带来韩愈的关注与温暖与重视使他热情洋溢，给予积极而又正面的回应。事实上，推让即礼让，在今天，有现实意义。概括三点，供评析。一是耐心倾听，二是取法乎上，三是不忘历史。

韩愈“推”柳宗元，从深层次看，与他的美德有关；韩愈“推”柳宗元的内在根源，是他善于倾听。韩愈是怎样“推”柳宗元的？元和八九年间（813—814），年轻学子韦珩，致函韩愈，请教“文墨事（写作）”，韩愈有回信，说，与其找我，不如找柳宗元。于是，韦珩从长安写求教信，并附韩愈推让的回信，寄给时在永州的柳宗元。

文章认为，自古有文人相轻的陋习，但是韩愈、柳宗元是互不相轻的典范。

尹占华考论柳宗元博学宏词科登第及游邠宁的时间

尹占华《柳宗元博学宏词登第及游邠宁的时间考》（载《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一文认为，柳宗元博学宏词登第有贞元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三说，究竟哪一种说法符合实际？本文认为柳宗元博学宏词登第在贞元十二年。其应宏词不中则是在贞元十一年，《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也是此年作。本文又认为柳宗元游邠宁是进士及第之前的事，在贞元八年。

王基伦谈唐人《诗》学观与柳宗元的古文创作

王基伦《唐人＜诗＞学观与柳宗元古文创作》（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一文认为，初唐陈子昂所引领出来的古诗运动，确实影响到古文运动的发展，这是因为初唐文人继承汉儒经学传统，重视《诗经》导扬讽谕的功能，且形成了一个写作群体。从陈子昂、杜甫、白居易、柳宗元一脉相承的《诗》学观念看来，他们将美刺讽谕、反映现实的“比兴”手法，视为儒家诗教的主流思想，并具体落实在创作中，成为一股改革文风、功不可没的力量。柳宗元比韩愈更能运用比兴观以从事古文讽谕写作。他肯定“文有二道”，其中之一是“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因而大量创作讽谏当世的《种树郭橐驼传》、《捕蛇者说》等文章，他所谓“本之《诗》以求其恒”的“恒”，正是来自《诗经》的传统而后创作出具有永恒感染力的古文作品。

吕双伟、芦春艳论柳宗元的骈文观

吕双伟、芦春艳《“文思清丽”与“獭祭鱼”》（载《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2期）一文认为，中唐掀起了古文运动， 骈文创作受到冲击。柳宗元在《乞巧文》中对中唐的骈文文风进行了描述:“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文中指出了当时骈文过于重视形式的弊病，认为在骈文创作中对对偶、辞藻、典故、声律的过度追求会导致文章语言的浮夸琐碎和内容的华而不实。当然这些批评不排除有柳宗元作为古文家想要抬高散文地位而刻意强调或夸张当时骈文弊端的可能，但问题在于，这篇批评骈文的文章本身就是以骈体形式写成的，其中的抽黄对白、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等都是富于文采和装饰性的语言，而整段文字读下来也确实给人一种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感觉。可见，中唐的骈体文风仍然趋于华丽繁复结合前面对晚唐文风的叙述可以看出，唐代骈体文风大体上是趋于华丽繁复的。

吕国康考论柳宗元在永州的寓所

吕国康《从龙兴寺到愚溪“草堂”——柳宗元在永州的寓所》（载《柳州师专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认为，从各种文献考证可知，柳宗元在永州生活十年，其寓所共三处，前四年住河东龙兴寺，后六年住河西愚溪两岸，先住愚堂一年，后居草堂五个年头(实际四年整，元和十年正月奉诏赴长安)，其中“愚堂”具体地址，笔者认为柳子街说较为合理。

王守芝、严寅春论柳宗元诗歌对杜甫诗歌的继承

王守芝、严寅春《略论柳宗元诗歌对杜诗的继承》载《理论导刊》2010年第5期

文章认为，杜甫是盛唐向中唐转折过程中出现的伟大诗人，对中唐及其以后的文学影响深远。柳宗元作为元和时期著名的诗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柳宗元诗歌不仅受到了杜诗的史诗品质的影响，其诗歌的风格、创作手法、语言等也都与杜诗有着一定的承继关系。

张勇论柳宗元的佛教观

张勇《释氏眼中的柳宗元》（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2期）一文认为，在佛教《大藏经》中，有大量关于柳宗元的记载与评价。透过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释氏眼中的柳宗元形象:对佛法有深刻的理解与同情；批评当时佛教界的混乱局面，并为其发展指明正确方向；努力调和儒佛矛盾，充分发掘、利用佛教“辅时及物”之功能，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些评价都是很中肯的，对全面理解柳宗元的佛教观是大有裨益的。

张再林论柳宗元与白居易的贬谪心态的差异

张再林《从咏史诗看柳宗元与白居易迁谪心态的差异》（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文认为，同为中唐时期的大诗人，柳宗元在贬官永州之后显得忧悲憔悴，酸楚凄恻，而白居易却能够随缘自适，自我开解，并最终从遭受贬官的打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表现出一种旷然适性、自得其乐的迁谪心态。二人在咏史诗中表现出了对待历史与人生的不同态度，从中可以看出造成他们在迁谪心态上的这种差异的一些原因。

杨金砖论元结对柳宗元永州游记的开启

杨金砖《论元结游记体散文的艺术特色》（载《求索》2010年第2期）一文认为，关于元结的游记体散文，从现存的篇目上看，完整意义上的不过七八篇而已。如《右溪记》、《寒亭记》、《菊圃记》、《殊亭记》、《广宴亭记》、《茅阁记》、《九疑图记》等，其它则多以山水诗、铭前的序文的形式出现。虽然数量不多，但其融情于景、即景即情的观游抒情式的写作，却将观游记胜之作发展成一种新的文体，成为后来者图画山水的模版和范本。元结的游记散文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高古澹远，直逮魏晋情趣；二是舒卷自如，深得老庄真谛；三是情融山水，有别六朝遗风。

元结还有不少山水铭刻，这些铭刻本身欣赏性不高， 倒是前面的小序往往可观，写水图石，三言两语便觉伸手可触，可视为游记一部分，对后来柳宗元的永州游记有直接开启作用。

徐伯鸿论柳宗元的官论思想

徐伯鸿《谈中唐社会政治背景下的柳宗元官论思想》（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一文认为，终生奉行经世致用观念的中唐思想家柳宗元，面对中唐社会和政治现实，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从官员与国家政权兴亡之间的关系、官吏选任的标准与方法、官吏的素养和做官理念、官吏的为政之术等几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官论主张。他的这些主张不仅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且其中的一些主张还闪耀着强烈的现代领导意识的光芒，对今天的领导者也有着许多积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莫山洪论朱熹对柳宗元文章的接受

莫山洪《论朱熹对柳宗元文章的接受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载《柳州师专学报》2010年第1期）一文认为，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其对柳宗元文章的接受在"扬韩抑柳"的前提下展开，认为柳文存在着几个不足:一是四六积习，二是模仿蹈袭前人，三是晦涩难懂，四是局促。朱熹对柳宗元文章的接受，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对清代桐城派产生了巨大影响。

莫道才辨唐代古文运动

莫道才《唐代“古文运动”概念平质》（载《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一文认为，古文运动是近代才有的概念， 是人们用近代运动的形态来观照古代的反映。但在使用中有非确定性和语义不准确性， 宜改作古文思潮。

唐代古文与骈文的消长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并非韩愈、柳宗元两人登高振臂一呼的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从初唐以后骈文渐渐与散体文交融，到中唐时期散体文占主导地位的漫长渐变过程。到中唐贞元年间韩愈、柳宗元出现， 骈文与散体文的长期渐变终于有了质变的效果， 这样韩柳成为了这种质变的标志性人物。正如近体诗的产生追溯到永明体而以沈、宋的定型为标志，并非沈佺期、宋之问个人的发明创造， 我们不能因此称为近体诗运动。而中唐古文之所以全面兴起， 真正的原因是由于时代环境的变迁而使人们的对文章的欣赏趣味发生了改变。安史之乱后人们无法沉浸在理想的世界中，需要面对社会矛盾重重的现实。因而， 人们更欣赏质实的风格、直言的文字、与口语接近的表达方式。与这个时期诗坛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诗崇尚质实平易一样， 中唐时期古文的兴盛也是基于同样的社会审美趣味的原因。

雷恩海追忆柳学大师卞孝萱

雷恩海《侍砚杂记:追忆卞孝萱先生》（载《文史知识》2010年第12期）追忆了卞孝萱先生研究《柳文指要》的情况。

章氏在书中每每称引“卞孝萱说”、“卞孝萱先生云云”，我以为章氏如此尊重之人，卞之年辈当于章行严相当，甚或先之，理当“敬仰”。与蹇先生说起，先生说卞先生乃章之晚辈，心下大奇之——晚辈而为一代闻人章行严所称赏，卞先生当何如人也？

休息时，说起“敬仰”一事，先生说：“章士钊年龄大，乃我爷爷辈的人。”并从书屋拿出《柳文指要》，指着行严先生的题识、签名，述说在章行严身边工作的趣事，时时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先生真于情性，对人事的评判常常以“好坏”来分，真是近于儿童天性了。

参加《中华大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历时十二个寒暑，多次与卞先生相处，少则一周，多则一两个月，工作之余，和先生谈起《大典》，先生讲述了起因和先生所提出的最初想法，如何受《柳文指要》的启发等等。

蒋新红论柳宗元的教育思想

蒋新红《柳宗元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载《求索》2010年第10期）一文认为，柳宗元一生热心教育，其教育业绩卓著，特别是为永州、柳州等边远地区古代教育的兴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又是一位“不敢为人师”的教育家，长期的教育实践及教育著述都采取“去名全实”的策略，以至其教育贡献至今鲜为人知，其教育思想也亟待开发。

李栋辉谈宋代柳文地位的嬗变

李栋辉《论宋代柳文地位的嬗变》（载《求索》2010年第10期）一文认为，宋人注重道统和文统，韩、柳其文在宋代的接受有着不同的接受轨迹，宋人发明了韩愈在儒学复兴和古文运动中的崇高地位，而反观柳宗元，由于其政治生涯中依附党人的污点，宋人对其人的政治生涯表示同情；由于宋代道学思想的浓厚，宋人对其思想进行大肆抨击； 由于柳文的高超艺术成就，宋人对其文大为称赏； 柳文在宋代地位的嬗变，从北宋到南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进程，反映了宋人文风的理想追求。

关永利谈柳宗元的抑周尊孔思想

关永利《柳宗元抑周尊孔思想成因试探》（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一文认为，唐朝之前周公和孔子在儒学中的地位是平等的， 但在柳宗元看来孔子的地位高于周公。其中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受唐代当时的学术思潮的影响； 二是与武则天时期柳宗元家族所受到的迫害有关系； 三是跟柳宗元学习陆质先生“新春秋”的经学思想有直接的关系。由第三方面的原因可以看出， 抑周尊孔实质是庶族地主阶层在中唐时期已经崛起并进一步要求获得发言权的诉求。

李伏清论柳宗元与儒学复兴

李伏清《再论柳宗元与儒学复兴》（载《湘潭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一文认为，柳宗元对唐宋思想转型和宋明儒学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是主张“宣涤凝滞，统合儒释”的开放创新道路，倡导“文以明道”的古文运动， 发扬由我而得圣人之道的义理学； 另外， 在柳宗元看来，儒释相通、儒道相融、儒子相蓄，主张以宽广的胸怀凝聚诸子学派之精华。同时， 他在气化本体论、天人关系、人性论和理想人格等方面对两汉以来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总结，提出了元气自动说和“天人不相预” ， 主张人性“自然”论， 倡导理智和意志相结合的理想人格论， 积极应对佛教的挑战， 对理学的发展和儒学的复兴起了链接作用。

汤江浩从柳集谈柳宗元的散文在北宋的接受问题

汤江浩《试论柳宗元散文在北宋时期的接受问题》（载《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一文认为，根据柳集在北宋的刊刻、流传情况可以将柳宗元散文在北宋的接受、传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柳宗元散文并无刻本，接受范围十分有限；从天圣间穆修本面世到元符间京师所刊小字本的出现，可以看作是柳集在北宋传播的第二个阶段，柳文已开始为精英阶层所接受，但在普通知识阶层仍受冷落；徽、钦两朝，是柳集在北宋传播的第三个阶段。柳集在短时间内被连续新刻印行，知识界对柳宗元的态度已与欧阳修时代明显有别。

龙国庆比较韩愈柳宗元的民本思想

龙国庆《细品韩柳话民本》（载《船山学刊》2010年第1期）一文认为，自唐末韩柳并提以来，比较其二人就成了文坛的热门话题。宋代以后，对韩愈的评价远高于柳宗元；清末以来，对柳宗元的褒扬又盖过了韩愈。造成其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究竟何在？该文从“民本”的角度尝试进行探讨。

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内容丰富，一是“吏为民役”，二是官吏应以感恩之心报答老百姓，三是老百姓有权惩罚渎职官吏，四是勿扰民，实现“民自利”。

韩愈的民本思想主要有，一是重新界定儒家“仁”的定义，二是利民，三是反对对百姓盘剥过甚。

柳宗元的民本思想是精密的、系统的，带有根本性的。他提出的官吏为百姓所雇佣，应该对百姓负责，由百姓来实施监督与处置权的论点是对传统的官吏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官吏为天子所任命，只有天子才对他们有监督与处置的权力的观念的大冲击、大颠倒，包含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某些成分。他提出的“民自利”“勿扰民”等观点也与现在的“责任承包制”、“按经济规律办事”、“少搞政绩工程”、“可持续发展”等举措暗合，客观上体现了极为杰出的前瞻性。孙昌武先生评价柳宗元说：“像柳宗元这样的人是学识渊博、聪颖绝伦的卓越人物。他的许多认识里是具有真理内容的，有些是超前的，是后人不可替代的。

但是，韩愈的民本思想始终建立在“君本思想”之上。无论怎么说，韩愈的民本思想，于仁政爱民之外，还有责罚性质、镇压民众的成分。他的博爱是有“等差”的，他的民本思想是“鸟笼式的”。与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理念相比，不但没有发展，甚至有停滞与倒退之嫌。与柳宗元“官为民役，民为主体”的思想比较，相差何止道以里计！

郑建钟论柳宗元的“统和儒释”

郑建钟《“同道”：柳宗元“统合儒释”之儒佛差异与矛盾的线索》（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一文认为，柳宗元提出“统合儒释”命题的理论依据是“儒佛同道”，儒、佛二家学说之所以能够融汇、统合，即表现在:“中道”思维方式、心性论、生活规范与孝道伦理等三个方面的“同道”。但是， 当深入分析以上三个所谓佛与“孔子同道”之内涵时，我们发现它们的理论内涵在本质上是“异质性”的。通过论述以上三个“同道”的具体内容， 进而揭示出被学界普遍忽视的柳宗元“统合儒释”思想中儒佛思想的差异性与矛盾性。

户崎哲彦考论永州朝阳岩现存柳宗元诗刻

户崎哲彦《永州朝阳岩现存柳宗元诗刻与明人朱衮》（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一文认为，柳宗元曾被贬永州，作《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诗，今集本收入卷43。朝阳岩在今湖南永州市城西潇江东岸，洞内刻有此诗尚存。何时何人所书刻，自清有议论，至今未得定论。作者经实地考察，得知此为明正德十六年(1521)朱衮所书。朱衮，永州名士，卒后入县学乡贤祠，明清方志皆有《传》，而互有出入，并明清时同姓同名者有四人，故至今相混。撰有《白房集》，清时已罕见，日本内阁文库收藏一部完本。朱衮善古文，尤擅山水记，大似柳文，可谓祖述者。论文用内阁本及石刻考证柳诗书刻，并补正《朱衮传》。

岳珍考论宋刊《重校添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

岳珍《宋刊＜重校添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考述》（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一文认为，南宋嘉定郑定刊本《重校添注音辩唐柳先生文集》，是传世柳集宋本中具有极高文献价值但海内外柳集整理尚未直接采用的一个珍贵版本。文章对此本的版刻特点及流传端绪、文字特点进行了具体考证，同时对该书的“重校”、“添注”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具体考察。希望能为当代的柳集整理提供新的学术资源。

程宏亮论柳宗元文论思想对宋代韩驹的影响

程宏亮《柳宗元文论思想对宋代韩驹的影响》（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一文认为，柳宗元文论思想的特质表现于“文以明道”、“辅时及物”而有补于世，韩驹在“文者何为”、反对“义格”、倡导“词尚体要”等方面也颇有深意，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韩驹文论的取法高标与柳宗元的取法见解，多有神合；另外，在文章的明道传道内涵、修辞手段共性特点、散文的审美愉悦功能等方面，韩驹与柳宗元也多有相似，或可认为韩驹对柳宗元文学思想多有继承。

郭丽论《周易》对柳宗元诗文的影响

郭丽《＜周易＞对柳宗元诗文的影响》（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一文认为，柳宗元在诗文中频繁引用《周易》内容。笔者从援引《周易》书名或卦名以表现不同意蕴、援引《周易》内容以表达自我思想、融化《周易》语词以自铸美意伟词三个方面进行考辨来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的显著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以期能对更深入地理解柳宗元诗文并将柳宗元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有所助益。

吴在庆谈柳宗元刘禹锡贬地生活情感

吴在庆《略论柳、刘在贬地的生活情感及其变化》（载《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一文认为，唐代贬谪者的生活与情感虽然有其相似之处，但由于贬者所贬职务不同，贬地环境优劣不一，以及其“罪”轻重之异等等，其日常生活及其情感是有所不同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上述方面也有所变化。本文就此对柳宗元和刘禹锡进行大体的考察，以见两人在贬地的起居与情感生活。

王勋成考论柳宗元的登科入仕

王勋成《从选举制审视唐人的登科入仕》（载《文学遗产》2010年第3期）一文认为，柳宗元，两《唐书》有传。《旧唐书》云：“登进士第，应举宏辞，授校书郎。”《新唐书》云：“第进士、博学宏辞科，授校书郎。”二书均未言其及第、登科之年月。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却云：“贞元九年，宗元得进士第。”《唐才子传》卷五亦云：“宗元字子厚，河东人，贞元九年苑论榜第进士，又试博学宏辞，授校书郎。”知柳宗元于贞元九年进士及第。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一三和今人施子愉先生《柳宗元年谱》俱将柳宗元进士及第系于贞元九年下，当是正确的。

刘汉忠谈朝鲜刻本柳集的版本及价值

刘汉忠《朝鲜刻本＜唐柳先生集＞的版本及价值》（载《广西地方志》2010年第6期）一文认为，通过朝鲜刻本􀀂唐柳先生集 与宋代柳集五种版本的比较研究， 认识朝鲜刻本《唐柳先生集》的版本价值， 同时对柳宗元文化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朝鲜本正文近于“音辩本”而又有小异，注文多近于“百家注本”而又采录有仅见于“音辩本”的注语之事实，说明朝鲜本或底本的形成大体是以“百家注本”、“音辩本”两个版本相互比勘、去取文字之后形成， 所以体现出与这两个版本同、异共呈的版本特征。同时， 朝鲜本有些注语未见于“百家注本”和“音辩本”，有些注语详略或出注方式等与两家版本有异，可知还参酌了其他的注本。事实上可以说朝鲜本或底本是一个兼采多种版本后形成的一个集注本。

沙红兵谈柳宗元的妓妾声色

沙红兵《对唐宋古文家的双重批评标准——从韩柳欧苏的妓妾声色谈起》（载《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一文认为，食色性也，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家也不例外。不过，同一个玩妓置妾、追求声色之欢的事实，历来批评家却对韩、欧严，对柳、苏宽。而往深一层看，这种宽严不均的批评现象其实还代表着对古文家评价的双重标准: 在儒道之正的标准下，韩欧的妓妾声色有可能成为人品方面的玷污，他们作为古文运动领袖需要人品与文品的合一，而在文章之妙的标准下，柳宗元、苏轼的妓妾声色经历不遭诟病，甚至还成为文采风流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种对古文家评价的双重标准，最终还与古文家本人不同的自我期许大有关系。

柳宗元原配杨氏在柳贬谪之前就已经过世，之后一直过着“寡居”和“无主妇”的生活。但“寡居”与“无主妇”只能理解为杨氏去世后柳宗元再没有正式婚姻。事实上，在柳宗元的婚姻生活中，除杨氏外，根据柳宗元自己的著作，与之有关系的女性可考者即有三人。一是和娘之母，二是马室女雷五之姨，三是周六、周七之母。可见，（这些）妓妾在柳宗元的生活中搬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