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伟
（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 2002 级 2 班，湖南永州 425006 ）
摘 要 ：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寓言家。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最有成就的作品是山水游记和寓言。作为一个寓言家，在中国寓言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地位。柳宗元创作的寓言标志着社会讽刺寓言的成熟和寓言在文体上完全独立。本文旨在对柳宗元在永州创作寓言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及成因进行探索。以便对柳宗元的思想和文学成就有较全面的把握。
关键词 ： 寓言 ; 思想内容 ; 艺术成就
一、绪 论
柳宗元是唐代中叶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一生主要致力于散文创作，其中的寓言创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柳宗元寓言吸收先秦寓言和印度寓言的创作经验，结合个人的生活和当时的政治斗争，通过自身对封建社会深入的观察和对人民生活的体验，创造出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独特风格的寓言文学，促进了中国古代寓言创作由政治哲理寓言向社会讽刺寓言的转化。他以众多成功的创作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寓言这一文学样式，在中国寓言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
寓言故事早在先秦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中已经屡见不鲜，如《战国策》、《庄子》、《韩非子》等作品中都有许多脍炙人口，含义深远的寓言故事，像狐假虎威、画蛇添足、邯郸学步，守株待兔等。但这一时期的寓言只是作为一种说理论事的辅助手段，只是一个寓言片断，是事理文章的一部分，是作为史学、哲学著作的附庸而存在的。柳宗元不仅继承了先秦以来寓言的优良传统，而且也借鉴了佛教寓言以及六朝杂文和小说的某些写作技巧，创造性地把寓言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完美的更富有文学意味和斗争性的文体，使之彻底摆脱了对其它文体的依附地位而独具特色，标志着中国古代寓言在文体上完全独立。
先秦寓言是以阐述政治哲理为主的。如：庄子寓言宣传“逍遥”、“齐物”，韩非子寓言宣传“因时变法”、“法术势”结合。他们的寓言都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服务；即使某些故事描摩现实、讽刺论敌，但其目的不在于塑造现实形象，而在于批判对立的理论。两汉、六朝寓言基本沿袭先秦寓言的传统。柳宗元的寓言则不同，他的寓言虽包含着人生哲理，却不是为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服务。它深深植根于中唐的社会土壤，塑造了一批反映社会现实的寓言形象，揭露讽刺社会的病态及其代表人物；标志着中国古代寓言由政治哲理寓言转变为社会讽刺寓言。而宋、元、明、清寓言主要是讽刺寓言，主要是深受柳宗元寓言的影响。
寓言实质上就是对寓言本质公式化的表达。“寓言”这个名称，在我国古代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说：“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寓言篇》说：“寓言十九，重言是七，卮言日出。”《释文》解释“寓言十九”说：“寓，寄也。以人信几，故托之他人，十言九见信。”“重言”则是引用或假托名人的话，是借重的意思；“卮言”是指立意遣词不受真人真事限制，任意发挥，变化不定。三者的共同点都是把自己的主旨寄托在其他的人或事上，但“寓言”一词更为恰当地反映了主旨和故事间的“寄寓”关系，因而后来被人们广泛采用了。
“寓言”在古代还有其他各种称谓，刘向《别录》写作“偶言”，云：“寓言者，做人姓名，使相与语。”这个说法，突出了寓言虚构人物和故事情节的特点。《韩非子》把自己的寓言称为“储说”，其中的“储说”六篇共搜集了二百个故事来宣传自己的法治主张，“储说”的 意义大概是把自己的学说储放在故事之中。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说：“隐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他举了“一鸣惊人”（见《史记·楚世家》）、“海大鱼”（见《战国策·齐策》）等例子。可见，刘勰把“寓言”归到“隐言”一类。古代还有很多寓言作品，并没有标明体裁。这些作品有的溶化在其它篇章之中，有的称为“戒”、“说”、“言 ” 、“志”等。
而今，寓言的定义得到了广泛的研究，有了很大的突破，我们先将有代表性的寓言定义列示如下：
《辞源》：“有所寄托或比喻之言。……后称先秦诸子中短篇讽喻为寓言，因为文体之名。”
《辞海》：“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是带有劝喻或讽刺的故事。其结构大多简短，主人公可以是人，可以是生物，也可以是无生物。主题多是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是将深奥的道理从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出来。”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这类作品通常为散文体写的简短故事，有时也采用诗体形式，大多数具有讽刺、劝喻或教训的寓意，因而称为寓言。借喻是寓言的重要特点，它向读者暗示寓言所蕴涵而未直接表露的思想。
胡怀琛《中国寓言研究》：“寓言的形式，是从修辞学中比喻滋长发展而成的一个故事。”
陈蒲清《世界寓言通论》：“寓言是作者另有寄托的故事。”
《辞源》的定义前一部分强调的是“借外论之”，是对《庄子》原义的解释，后一部分只局限于先秦诸子中的短篇故事，却没有说出这些故事的特点，显然不恰当。《辞海》定义虽然全面，却显得松散，而且它的主要界说在“带有劝喻或讽刺的故事”，并不能揭示寓言的本质，因为很多劝喻故事或讽刺故事并不是寓言。定义中强调“简单”故事，实际上便排除了很多并不简单的寓言。胡氏的定义，在中国很流行。这与中国古代将寓言称为“譬喻”有关。寓言与譬喻在言说的时候虽然都以事物间的相似点为基础；但寓言是一种文体或说文学样式，它必须是一个故事，而比喻是一种修辞手法，在本质上二者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认为寓言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一是它的故事，一是它的寓意。拉封丹把前者比做寓言的躯体，把后者比做寓言的灵魂。寓言的寓意不同于一般叙事作品的主题思想，一般叙事作品（小说、叙事诗等）的主题思想直接作品的形式和情节中反映出来，言在此而意在彼，说的是甲事指的是乙事，说的是动物指的是人类，说的是历史指的是现实。寓言的“另有寄托 ” 是主观的，即作者有意指另外的事物；如果作者不是另有所指而是读者分析出来的另外意思，是不能算作寓意的，如 : 鲁迅《阿 Q 正传》，描写阿 Q 忌讳别人说“光亮”，这是对阿 Q 的一种心理描写，本身并非指别的什么；我们如果用来指人们讳疾忌医的举动未尝不可，但它不能算做寓意。鲁迅《过客》中的一切描写却与此不同，其形象和场景皆另有寓意，过客象征坚韧而孤独的先觉者，老翁象征落伍麻木者，坟地象征危险不测的前途，野花象征光明和希望，叫唤的声音象征朦胧的理想。总之，寓言必须具备两个要素，缺一不可。根据第一要素，我们可以把它跟一切虽另有所指而无故事性可言的作品区别开来。如：修辞上的比喻、双关，托物言志的诗歌。根据第二要素，我们可以把它跟其他叙事作品区别开来。这两个要素是寓言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寓言的充分条件。我们可以这么说，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作品才算寓言；也可说，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作品就算寓言。
相比较而言，我认为 陈 先生的寓言定义是较科学合理的，是对传统寓言定义的一个突破。即寓言是作者另有寄托的故事。
本文以柳宗元在永州创作的寓言作为切入点，探讨其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及其成因和对后世讽刺文学的影响，以便对柳宗元的思想和文学成就有较全面的把握。
二、柳宗元寓言的思想内容
柳宗元因仕途的坎坷和长期的贬谪生活，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感受到下层劳动人民艰辛的生活，对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有了更加深入的观察，这对他的寓言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柳宗元生活的年代正是唐王朝日益衰败的时代。皇帝昏庸，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法纪败坏，社会危机。柳宗元的寓言从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三类：
1 、针对现实，讽刺和鞭挞各种黑暗势力与腐败现象。柳宗元的寓言几乎全面勾勒出了当时社会群丑的形象。藩镇割据是中唐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新唐书·兵志》），骄纵横暴，与中央分庭抗礼。柳宗元在《设鱼者对智伯》中便借大鲸的形象（通过历史人物智伯作中介），讽刺了这些骄横残暴的军阀，一方面谴责他们使国家动荡，人民遭殃，另一方面又预言了他们的可悲下场。《罴说》，描写一个善于模仿各种野兽叫声的猎人，他没有实际的武力，只好用蒙混吓唬的办法来对付猛兽，用虎的叫声吓貙，又用罴的叫声吓虎，结果招来了罴，毫无办法，便被罴吃掉了。这个故事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是讽刺投机取巧、“不善内而恃外者”的人；结合当时背景看，则可能是对唐王朝采取“以藩制藩”的错误政策发出警告和劝诫。
宦官专权与官僚无能，便是中唐以后中央政权腐败的重要标志。柳宗元在《骂尸虫文》中借道教的传说，将隐藏在黑暗角落里为非作歹的宦官与反动官僚比作隐藏在人体中的“阴秽小虫”，愤怒鞭挞了他们的丑恶灵魂与卑劣伎俩，并含蓄地暗示：这些人的罪恶活动得到了皇帝的包庇和纵容。《鞭贾》这则寓言，写一个不识货的富家子弟，受骗上当用五万金的高价买了一根外面涂着蜡并用栀子染黄了的朽竹做成的马鞭，别人揭示出真相后他仍然舍不得丢掉，坚持使用了三年，结果在关键时刻鞭子折断，人被摔伤。作者在篇末明显地揭示了寓意：“今之栀其貌，蜡其言，以求贾技于朝……居无事，虽过三年不害。当其有事，驱之于陈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内、粪壤之理，而责其大击之效，恶有不折其用而获坠伤之患者乎？”很显然，这则寓言是借诈骗牟利的市侩写腐败无能而猎取高位的官僚，借不识假货的富家子弟写用人不当的朝廷。
柳宗元的其它讽刺寓言也都是指向统治阶级的。《哀溺文》表面是写一个平民因为舍不得丢掉身上携带的笨重铜钱被水淹死的故事，但实质上是讽刺贪婪的富人。作者画龙点睛地说：“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蝜蝂传》就更清楚明白了：
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昂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扑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惟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现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蝜蝂，俗名屎壳郎，是一种喜欢背负脏物并好向上爬的黑色小虫。作者借它的形象反映了中唐官场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统治者利欲熏心贪婪成性的丑态。
《三戒》是柳宗元最享盛名的寓言，影响非常广泛。由《临江之糜》、《黔之驴》与《永某氏之鼠》等三篇寓言组成。在序中作者自己说明了创作意图：“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糜、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临江之糜》这则寓言，写的是糜因得主子宠爱，依仗主子的势力，使家犬因惧怕主子而不敢吃它；后来糜离开了主人家出外，脱离了保险范围，外犬没啥惧怕的，于是聚伙把它吃掉了，糜葬身于外犬之腹，然而最可悲的是致死也不明白：家犬没有吃掉它，而外犬为什么要吃掉它。柳宗元显然是借动物以言人事，拿糜去隐射那些狐假虎威，恃宠骄横的奴才，并辛辣地讥讽了他们：如果还继续那样赶下去的话，早晚会落个被“吃掉”的下场。
《黔之驴》这则寓言，写了一个徒有其表的大驴子，开始尚可使小老虎害怕一时，但被小老虎识破真相后，结果终于被小老虎吃掉的故事。大驴是一个外强中干愚蠢无能的形象。从大驴开始出场，到最后被小老虎吃掉，虽然外表是一个“庞然大物”，而且声音洪亮，但实际并没有什么本领。当小老虎还不了解它的时候，它还能装腔作势于一时，借以吓唬小老虎。假象终究是假的，自己本来没本领，还要急于表现自己，和小老虎的较量，这就只能加速暴露自己弱点和短处，而难以逃脱被小老虎吃掉的可悲结局。在寓言中，柳宗元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活动和神态的刻画和描写，把小老虎描写成有思想、有感情、有智谋的机智勇敢的形象，同愚笨的大驴子相映衬，寓意自现。
《永某氏之鼠》这则寓言，写的是永州某家的老鼠，因为主人生肖属鼠，因而迷信不准养猫狗捉鼠，在主人的纵容下，致使老鼠越来越多，越来越凶，而且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然而，好景不长，几年后，迷信鼠的主人迁走了，房主易人，换来一个十分憎恶老鼠的新主人，他见鼠为害严重，就使用一切措施，老鼠便遭到灭顶之灾，被消灭得干干净净。在这则寓言中，很明显是借鼠喻人，以老鼠隐射了那些仗势凌人，贪馋暴虐的逞时做恶的人物。说明那些为害社会、终不悔悟的人，即使侥幸一时，但时间长了必然要遭到“永某氏之鼠”的可耻下场。同时也要看到，古来乱臣贼子总是依附着昏君而存在，所以，这里也对“永某氏”和那些“姑息养奸”者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讽刺。
总之，柳宗元在永、柳二州十几年中，家愁国恨连绵不断，愤愚、悲哀和抑郁不离左右，所以他“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故行于文学，伸与歌咏。”①在怖的政治环境中，寓言是其作为失败的改革者抨击现实政治最合适的表现形式，具有强烈的讽刺批判性品格。正如 罗宗强 先生所说 : “韩愈和柳宗元在文体和文风改革上之所以取得超越他们前辈的巨大成就，首先就在于他们把文体文风和他们政治上的主张和改革行为联系起来了，给文体文风改革加人了强烈的现实政治色彩，使它具有了生命力。”②
2 、自喻身世，反映了作者在政治失意后的愤懑情绪。这类作品。有《谪龙说》，《愚溪对》，《笼鹰词》，《行路难》，反映了柳宗元在政治失意后的愤懑之情。“永贞革新”失败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元和元年（ 806 ）改元大赦，李纯压制柳宗元在内的八司马，“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③十年之后，他才被召回京师，但旋即又被贬至柳州，由于封建士大夫一直瞧不起暴起用事的“寒俊”，他们认为王叔文浅中浮表，是个窃取权柄的小人，而柳宗元依附王叔文，“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遂坠素业，”，“侥幸一时，贪帝病昏，仰太子之明，规权逐私”④所以自第一次被贬，流言蜚语一直伴随着他，。当朝那些“射利求进”的保守派“群言沸腾，鬼神交怒”，“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⑤可谓“骇机一发，浮谤如川。”⑥面对政治群丑的无情羞辱和打击，柳宗元借寓言表现政治上的失意和愤懑。“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感悲恻。”⑦如《谪龙说》虚构奇文自天而降，贵游少年见其美貌，欲侮之，柳宗元就以谪龙、奇子自况。《愚溪对》虚构梦境，写他与溪神的一段辩论，将被贬的哀怨饱含于 “ 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迩，伏者宜远 ” 的反语中。作者在《愚溪诗序》中言 : “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 ” 这种貌似平静的正话反说，表明作者对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朝政强烈不满。《笼鹰词》，《放鹧鸪词》则以诗的形式表明自己昔日英武神勇，而今虎落平阳，连起码的自由都没有，何论建功立业 ! 《行路难》 ( 之一 ) 生动地刻画了这种巨大的落差带来的失意 :
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跳踉北海超昆仑，披霄决汉出沆漭，瞥裂左右遗星辰；须臾力尽道渴死，狐鼠蜂蚁争噬吞。北方 竫 人长九寸，开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饮食滴与粒，生死亦足终天年！”睢盱大志小成遂，坐死儿女相悲怜。
这首寓言诗取材于《山海经》与《列子》中关于“夸父追日”与“北方竫人”的神话传说，但主题和形象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原故事中，夸父与 竫 人是各不相干的两个形象；“夸父追日”的愿意在于说明人们办事不应该自不量力。而在《行路难》中，夸父比喻自己参加的革新派，竫人比喻无所作为而幸灾乐祸的庸人，狐狸、老鼠、野蜂、蚂蚁、比喻宦官、军阀等守旧势力。整个寓言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贞元革新”的历史悲剧。《谪龙说》也是比喻身世的，用被贬谪的龙女比喻自己，有激而言，表现了决不与“非其类”者同流合污的气概。在《愚溪诗序》稍后，柳宗元假借与溪神的问答，感慨自己虽然“清且美”，有经世安民之才，却只能“居愚”，从而对当时的社会上善恶颠倒、智愚不辨的现象表示抗议。文中淋漓尽致地描写了面对急流、陷阱、荆棘而“不知怵惕”的“愚”劲，表现了作者不屈不饶的坚强意志。明茅坤论此文是“柳子自嘲，并以自矜”（《唐大家柳柳州文钞》卷十）。
值得后人敬佩的是，柳宗元在这方面的寓言没有局限在个人的哀怨上，而是着眼于当时整个的政治局面。《憎王孙文》便是典型代表。这篇寓言中的猿和王孙是两种品德相反、不能相容的动物。猿互爱互助，谦恭有礼，不践踏庄稼，爱护草木，因此它们居住的山头总是郁郁葱葱的。王孙与此相反，互相倾轧，粗暴无礼，好践踏庄稼，摧残草木，因此他们居住的山头总是荒芜不堪的。这篇寓言通过生动细致的描绘，赞扬了革新势力的清廉自守、利国利民，揭露了守旧势力的贪婪凶狠、祸国殃民，反映了作者以国计民生为重的坚持革新的正义立场。
总之，柳宗元寓言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亲切可感，形象如在目前，但其所表达的道理绝大多数具体而微，这一部分的作品反映了自己在贬谪后生活的愤懑之情，不像先秦的寓言那样上升到更深广的社会人生和宇宙分析学层面 。
3 、正面说理，发表作者的政治主张。以上两类都是属于讽刺寓言，这一类则是书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以《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刘叟传》为代表。这三篇都不是一般的人物传记。《种树郭橐驼传》以种树比喻治民，主张与民休养生息而坚决反对生事扰民。作者直接说明了寓意：“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宋人黄唐评注柳文时也将它与《庄子》的《庖丁解牛》列为同一性质的作品。目的不在于刻画种树人的纯朴、睿智和事业的成功，而是基于统治者无休止扰民害民的现实，告诫他们要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要与民休息不要竭泽而渔。《梓人传》写的是一位名叫杨潜的建筑设计师。杨潜和裴封叔都实有其人，但作者的目的不是为梓人杨潜立传而是借梓人说明做宰相的道理：指挥者要善于全面的规划，指挥若定；而不要包办代替，事事躬亲。这一点作者有明确交代：“余谓梓人之道类于相，故书而藏之。”宋人韩醇评点说：“公盖托物以寓言，端为佐天子相天下进退人才者设也。” 将“文以载道”的思想贯穿于他的寓言创作。《刘叟传》的虚构性质很明显，写刘叟以“御龙术”进献鲁公，第二年天大旱，收到了降雨的效果。它的寓意便是刘叟的一席话；“臣闻避风雨，御寒暑，当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后求，曷若未至而先备。”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这些正面说理的寓言也不同于先秦哲理寓言。《种树郭橐驼传》中对官吏生事扰民的描写，便是中唐社会一角的写照，有浓郁的现实色彩和讽喻意义。
三、柳宗元寓言的艺术成就
1 、独立成篇 寓意深远
先秦诸子是我国寓言文学的鼻祖，战国时期运用寓言明志说理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先秦诸子常以此阐发哲理、宣传政治理论主张、劝谏君王，游说诸侯，对后代寓言甚至小说文学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我们从先秦的哲学散文和历史散文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先秦寓言不是一种独立的寓言文学形态，而是以一种具有故事性情节和性格形象的高级比喻形式出现于诸子散文中，是诸子散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穿插在诸子文章中的寓言故事与所阐述的观点水乳交融、浑然一体，难以截然分出。像“五十步笑百步”（《孟子·梁惠王上》），“刻舟求剑”（《吕氏春秋·察今》）等就是如此。到了两汉和魏晋南北朝，寓言基本上还是承袭先秦的传统，没有明显的发展。
而柳宗元的寓言，虽也有以讲故事和打比方的形式穿插在文章中，如《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但这类寓言为数甚少，并不能反映柳宗元寓言的特质和对寓言的发展。他的绝大多数寓言都能独立成篇，是精心构制的警策之作，有着独立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不再是某种理论观点的形象例证。这些寓言源于他对现实生活的独到感受，以揭露社会的种种病态、嘲笑和讽刺黑暗腐朽势力的代表人物为旨归，充分发挥了寓言这一种体裁所特有的讽刺和批评的功能。
《罴说》一文，从内容上看，作者借一个猎人被野兽吃掉的故事，辛辣的讽刺了现实生活中那些缺乏真本领却不求上进，企图依仗外力达到利己目的的人。从形式上看，文章首尾具全，结构井然，其中既有提纲挈领的交待，又有紧密自然的照应，开头爽利突兀，结尾警策贴切，富有内在的节奏感。《三戒》是柳宗元寓言的代表作。文章借糜鹿、驴子和老鼠，抨击那些恃宠而骄、外强中干、逞意肆志者，指出他们虽然一时得意，最终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矛头直指腐朽官僚及其爪牙，具有浓厚的批判色彩。作品由《序》及《临江之糜》、《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四部分组成，全篇既有总体构思，以序为纲，以“戒”为目，总分有序，联系紧密；又能各自独立成篇，表达一个深刻的寓意，使整体与部分达到完美的统一。在这里，柳宗元把先秦的哲理寓言发展为社会性的讽刺寓言，使寓言从论说的附庸演化成为一种具有独立艺术效果的文学形式。这是柳宗元寓言的一个突出贡献。由于这一贡献，不仅提高了寓言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而且扩大了寓言在思想和艺术上的表现力。《憎王孙文》是一篇揭露和批判政敌，影射中唐政治斗争的寓言。在这篇寓言里，柳宗元揭露和抨击了宦官和豪族大官僚祸国害民的本质和行径，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表现了勇敢的斗争精神。作品包孕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感情，只有柳宗元将寓言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时才有可能做到。
2 、形象典型，主题鲜明
先秦寓言主要是为是说理，或阐发哲理、或讽喻时事、或劝谏君主，其立意不在于塑造某一阶层的形象，而在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因而在先秦寓言中，很难发现代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富有个性的艺术形象。
而柳宗元的寓言则有典型的形象，鲜明的主题和深刻的讽刺。他的寓言深深的根植于唐代现实生活的土壤，塑造了众多的成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寓言形象。当时腐败社会的种种代表人物：阴险的宦官（《骂尸虫文中》的 “ 尸虫 ” ）、跋扈的潘镇（《宥蝮蛇文》中的蝮蛇）、无能的官僚、糊涂的皇帝（《牛赋》，《鞭贾》、《斩曲几文》）等，都在柳宗元的寓言中得到表现，柳宗元从暴露和批判现实角度出发，选择人物、事件，对人物进行具体的描写，因而他的寓言不论篇幅长短，也无论是写人还是写物，都有着精确的描绘，使作品形象更鲜明，主题更突出。
《黔之驴》这篇寓言虽不足二百字，但却塑造了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原本只有本能而没有灵性的动物，在作者的笔下被赋予某种人的性格特征和思想感情，作者将驴子和老虎进行对比描写，以虎的机智衬托驴的心虚，以虎的灵捷衬托驴的笨拙，其中既有生动逼真的行为和语言描绘，也有细致入微的心理活动的刻画，把老虎在驴子面前始而疑虑惧怕，继而设法试探，最后凶相毕露的情景。刻画得淋漓尽致，老虎的形象栩栩如生，驴子的形象也同样的生动逼真。这篇寓言在艺术构思，情节安排，形象刻画等方面，都有独特之处，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河间传》的主人公河间，原是个堪称循规蹈矩的女子，未嫁之前就厌恶 “ 群戚之乱尨，羞于为类，独深居为剪制缕结。 ” 结婚之后，也非常谨慎。 “ 未尝言外之事，又理敬夫宾友之相与肺腑者。 ” 可后来在坏人的胁迫下，河间不幸失节。失节以后，她一反故态，对丈夫愈益厌恶，甚至设毒计将其杀害。害死丈夫后。她更变本加厉，整日淫荡不已，结果“ 病髓竭而死”。寓言的目的在于揭露封建社会里的所谓朋友之情、君臣之义的虚伪性，警戒世人应该“砥砺”，而不要在暴力面前“移于富贵利欲”。对于这样的一篇思想意义深刻的寓言，柳宗元不惜笔墨，描写生动细腻，且能符合不同人物的身份地位，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总体来说，柳宗元的寓言不仅具有散文简洁流畅的特点，还吸收了传奇的细腻曲折，描绘精确的特点，使其寓言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因而我们可以说。通过精确细腻的描绘，塑造了鲜明的寓言形象，进行深刻的揭露和讽刺，这是柳宗元寓言不同于先秦寓言的一个重要特征。
3 、形式自由 体裁多样
就体裁而言，由于先秦寓言是历史散文和哲学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先秦寓言的基本形态是散文。虽然那时候的某些诗赋，如《诗经》中的《鸱鸟》，《楚辞》中的《橘颂》等已经带来明显的寓言性质。但还不是真正的寓言作品。而柳宗元的寓言，虽也以散文居多，可在散文中，他却广泛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其中有“对”，如《设鱼者对智伯》；有“说”，如《罴说》；有“志”，如《永州铁炉步志》；有“传”，如《蝜蝂传》；有“问答”，如《起废答》；有“戒”，如《三戒》；有“赋”，如《愈膏肓疾赋》。除了散文外还有诗体寓言，如《行路难》；骚体寓言，如《骂尸虫》等。这些作品除具有寓言文学的基本要素外，还具有楚辞汉赋的特点，叙写中常带有一定的程度的铺陈。而且文辞清丽，音韵优美，既有条不紊地叙写了有关故事，又适当抒发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汉代以来，我国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寓言诗赋，如张衡的《鹦鹉赋》，张华的《鹪鸟赋》以及李白的《大鹏赋》等，这些作品往往仅限于“咏物”的范围，一般来讲，故事性差，有的甚至根本谈不上故事性。所以，自先秦以来，我国的寓言诗赋的创作，实际上一直处于不成熟的状态。柳宗元《辩伏神文》、《憎王孙文》一类寓言的出现，才最终弥补了这一不足，使寓言诗赋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虽然从形式上看，柳宗元这类用韵文写成的寓言与唐以前的许多诗赋没有什么区别，往往都是先写序文，后写诗赋。那种诗赋的序文实际上都是具有独立存在价值寓言短文，像《辩伏神文》、《哀溺文》、《憎王孙文》、《宥蝮蛇文》等韵文的序都是如此。序文与正文即相互照应，互为补充，又相对独立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这种珠联璧合式的寓言作品，在过去是很少见的。
总之，柳宗元的寓言打破先秦寓言单一的形式，单一的体裁，创建性的运用了多种体裁，不拘一格的形式，丰富和发展了寓言的文学。
4 、讽刺现实 画龙点睛
先秦寓言重在说理。当时诸子百家，文人策士为了讲学论道或陈情说理的需要，往往把哲理，教训寄寓于形象之中，通过虚构的故事来说话，达到游说，劝谏等目的。《庄子》中的“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等便是其中的典型事例。
鲁迅 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把柳宗元的《梓人传》、《种树郭囊驼传》等和 庄子的《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相提并论，提出它们是同一性质的作品，它们是 “ 幻设成文 ” 、 “ 以寓言为本 ” 的作品，从中可见，柳宗元这类性质的寓言正是在继承先秦寓言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作品中的人物及故事纯属杜撰虚构，作者通过对人物及故事的夸张、渲染，达到讥讽现实、总结经验教训、寄托哲理等目的。
柳宗元一方面继承前人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及对现实社会的认识， “ 发之以激愤 ” ，创作了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及社会意义的寓言作品。
《种树郭囊驼传》以种树比喻治民，主张与民休养生息而坚决反对生事扰民。其中对官吏生事扰民的描写，便是中唐社会的写照，有浓郁的现实色彩和讽刺意义。《刘叟传》的虚构性质很明显。写刘叟以 “ 御龙术 ” 进献鲁公，第二年天大旱，收到了降雨的效果。它的寓意便是刘叟的一席话： “ 臣闻避风雨，御寒暑，当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后求，曷若未至而先备。 ” 象这样具有典型的社会意义和明显的现实针对性的说理寓言，是与诸子百家为自己的某种思想理论体系服务的先秦哲理寓言完全不同的。柳宗元的寓言可以说是中唐时期的社会现实的一种艺术反映。
寓意是寓言的灵魂，一则好的寓言不仅要人物形象生动、故事短小而风趣，还要有深刻的寓意。人物、故事、寓意三者的完美统一，是寓言成熟的重要标志。先秦寓言大多是以 “ 寓言群 ” 的结构方式出现，即统一归纳安排，最后点名寓意。而柳宗元继承了先秦寓言以 “ 画龙点睛 ” 手法点明寓意的方法，又以自己高度的文学修养创造性的发展了这种结构方式，使每一篇寓言都是人物、故事、寓意三者的完美结合。柳宗元寓言的创造性表现为：寓意或者由寓言故事的人物活动和对话直接引出（《刘叟传》）；或在故事结束后，作者就故事本身进行评议，突出寓意（《梓人传》）；或者故事结束后，先就故事本身进行评论，然后由此及彼，联类托讽，抨击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哀溺文》）。此外，还有不少寓言，其故事本身的寓意已经很明显，就不将寓意点明；而在讽喻时政的寓言中，则常用含蓄的手法，不点明寓意，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其寓言诗大多属于此类。
柳宗元寓言一方面继承先秦寓言的优秀传统，同时又以自己的文学功力对寓言文学形态加以创造发展，使寓言文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提高到新水平。柳宗元的寓言作品不愧是我国寓言宝库中的一颗奇异的瑰宝
5 、浓郁的文学色彩
5.1 构思精巧，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先秦的寓言故事，情节都很简单，只是故事梗概或故事片断。而柳宗元的寓言则是有层次、有波澜、有复杂情节的故事。如《罴说》，只是百字左右的短文，同样构思精巧，情节完整，开头有总概性的交待，接着写猎人打猎和被罴吃掉的全过程，最后有发人深思的精辟议论。《永某氏之鼠》写群鼠为患，人与鼠斗争的故事。先写某氏愚昧迷信，纵鼠为患，深受其害而不觉悟；次写老鼠猖狂放肆，房子易主后仍“为态如故” : 最后写新主人多管齐下，根除鼠患。由于有了完整、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所以作品充分地展示了矛盾冲突的发展变化，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教育意义。
5.2 语言精粹洗练，笔锋犀利明快。寓言要篇幅短小精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语言的精粹洗练。柳宗元的寓言小品，那些篇末对所讲故事进行精辟的议论和概括，精确地揭示全文主旨，给读者以启示，增强作品哲理性和教训性的警策之语自不必多说；文中的叙述，描写也都生动、简洁，犀利精练。如《黔之驴》写老虎对驴的认识过程，用了“见之'、“窥之”、“视之”三个词语，就准确地表现出老虎在从远处粗看、藏在林中偷看、仔细观察研究等三个阶段对驴的不同认识和态度。柳宗元把老虎对驴的认识过程和与驴搏斗并最终吃掉驴，写得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仅用了一百五十多字。再如《蝜蝂传》把蝜蝂贪婪成性，好向上爬，写得绘声绘色，仅用了七八十字 : 《永某氏之鼠》中写老鼠在换了房主之后仍“为态如故”，仪此四字，不但表现了老鼠的猖狂，而且表现了老鼠根木没把新主人放在眼里，更突出了其气焰之嚣张。柳宗元对他所揭露和抨击的对象，态度是严峻的，感情是强烈的，所以其笔锋是犀利明快的。如对纵容庇护麋的临江之人和纵鼠为患的永某氏，辛辣讽刺的意味很浓，而其中又明显包含着对宠幸腐败官僚，纵容、支持残暴官吏的当权者的愤怒和鞭挞。对麋、驴、鼠、永之南的猎人，则不但予以无情的揭露和讽刺，而且让其自取灭亡，作者对它们的讽刺、揭露不是通过对其形象的丑化或信口臭骂来实现，而往往是在极其平凡、极其自然的客观叙述和描写之中，有时甚至是在貌似赞美、恭维之中来体现的。如写黔之驴，先写它“庞然大物，以为神”，再写“驴一鸣，虎大骇远遁”，后写“驴不胜怒，蹄之”，并没有直接说它如何蠢笨无能，但从它被老虎“断其喉，尽其肉”的结局中，人们尽知其无能，体味前面的描写，都恰恰成为它无能的表现，因而构成了辛辣的讽刺。再如《罴说》中猎人，他有能“吹竹为百兽之音”的特长，他也知道利用“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罴”的动物特性。这些可以说是他的智慧。他利用权术，借助外力成功地驱走了貙和虎，但对付罴他却“技穷”了，最后被罴吃掉。这种客观的，甚至恭维式的描写，要比用尖刻言词来进行讽刺深刻得多，犀利得多。
柳宗元的寓言独立成篇，有了完整的构思和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有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有了丰富多彩的文学语言，使得寓言成为一种有意识的文学创作，成为一种独立、完整的文学样式，把我国古代寓言文学推向了成熟的阶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后世的寓言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所有这些与作家本人的文学主张和个人遭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从其文学主张看，柳宗元强调文章的社会作用。他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说：“问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刺而已。”他十分清楚地表明文章要触及现实，对美好的事物要赞美，对丑恶的事物要揭露，他特别强调文章的讽刺现实，批判现实的作用，他的寓言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现实主义文学主张。
从其经历上看，柳宗元永贞元年因参加王叔文为首的改革集团，被贬永州，在政治上、思想上、精神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使他有机会接近下层人们。受到生活和社会的教育。他的孤寂、苦闷、各种情绪，对现实社会的关心，始终并未排除。他要揭露批判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他创作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寓言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而险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他明目张胆地揭露和批判，寓言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穿着外套的真理”，恰好就达到了他的目的，寓言成了柳宗元进行政治斗争的有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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