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研两题

何生风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永州  425100）

之一：重证柳宗元元和五年迁居冉溪

2010年9月，《湖南科技学院学报》发表了陈松柏教授的《再论柳宗元元和四年底搬入愚溪新居》一文，文章是针对笔者于2007年9月在《柳宗元研究》上发表的《从“龙兴寺”到“愚溪”》拙作，就柳宗元迁居愚溪的时间提出了争论。笔者认真拜读了陈松柏教授的文章，阅后以为其论点仍然是建立在主观的揣测之上，缺少史料的支撑，无法令人信服。为此，笔者反复查阅了《柳宗元集》中的相关文章，觉得完全可以采用证明的方法(不是“推论”的方法)去确定柳宗元迁居愚溪的时间。

一

无论柳宗元何时迁居愚溪，他迁居的原因在柳学界已经形成了共识，概括言之就是以下几点：

1、求援无门，北归无望，心中产生“甘终为永州民”的想法；

2、发现冉溪之美，又购买了田与小丘，故迁居“家焉”；

3、母孝结束，和娘病逝，龙兴寺成为伤感之地；

4、躲避天火之灾；

5、准备纳妾生子，佛寺不宜居家；

在论证柳宗元迁居时间时，笔者以为要先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柳宗元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迁居愚溪的，是快乐的乔迁，还是无奈的搬迁？陈松柏教授主张柳宗元迁居愚溪是一种“乔迁之喜”，认为“龙兴寺住了这么多年，一旦有了自己的房子，柳宗元自然迫不及待，急于搬进那个风景优绝的新居”，“乘兴而定，乘兴而建”。

笔者对“乔迁之喜”的说法深表怀疑。柳宗元是一个有事即文的文人，在贬永期间，只要是身边的大事他多会用文字记载，诸如亲人的生离死别、朋友的聚散离合、衙门的迎送往来等。然而，对迁居愚溪这么一件大事，柳宗元却没有用明确的文字记载事情的经过，这是值得分析的。柳宗元迁居愚溪后的第一篇文章应该是《愚溪对》，文中借与“溪之神”的梦遇写道：“今汝独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虽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时，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迩，伏者宜远。……唯触罪摈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游汝，闯闯以守汝。”“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从字里行间看，丝毫没有什么乔迁之喜。因此，迁居愚溪不是柳宗元心中所盼望的事情。我们知道，元和四年下半年，柳宗元正在积极地向外界求援，心中对“量移”充满了希望，而且当时女儿和娘身患重病，他自己也是大病初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应该没有理由在元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第一次来到愚溪后，就像陈松柏教授所推论的“十月初开始，月底竣工”，“元和四年底，搬进了愚溪新居”。

其二，柳宗元是建房而居，还是买房而居。如果是买房而居，就可以随时迁居，那么说他在元和四年底迁居或是元和五年后迁居都可以成立。柳学界普遍认为柳宗元是建房而居，陈松柏教授也是持同样的观点。然而，在2010年在永州举行的“第五届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永州柳学大家吕国康先生在他提交的《从龙兴寺到“愚溪”草堂》论文中，提出了柳宗元是先购愚堂居住一年，而后再另建草堂居住的观点。吕国康先生的理由是柳宗元在购买西小丘时，“居者卖掉了潭边的田地，‘既莈山而更居’，点明搬家，肯定卖掉了房屋，柳购买的可能性大”。我们知道，柳宗元购买西小丘的价格是“止四百”。查《旧唐书·食货志》，“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正月十八日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税钱分九等，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上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那么，“四百文”钱还不够中唐时一户下下户人家的户税钱（不含地税），用这么点钱要购买近一亩的地加上一栋可以住一大家子人的房子应该是不大可能。柳宗元对这件事自己说的非常清楚：“以兹丘之胜，致之渊、镐、鄠、杜，争卖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无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於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柳宗元与农夫买卖的对象只有“兹丘”而已。在后来的文章中，对迁居愚溪这件事，他都是说，“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方筑愚溪东南为室”，因此，筑室而居毋庸置疑。

那么，修建一处新居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和财物的。陈松柏教授将柳宗元修建新居一事完全诗意化了：“逐臣安家，贬地定居……确实是小事一桩，看准几个晴日，舂它几面土墙，架上几根桁木，搭上几层茅草，缠上几道篾条，足可以遮风避雨，安家落户。”而且，陈松柏教授认为柳宗元迁居时连“八愚”景观也同时完成了。仔细想想，这一切似乎都不大可能。永州的冬季是十分阴冷的，“几道篾条”为窗为门的房子是无法抵御严寒的。更何况陈松柏教授说柳宗元“他依然是一个来自京城的大官、大富人，因此，置身永州的柳宗元依然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那么，柳宗元就不可能只建一座简易的茅草房作为自己的寓所。“筑室茨草”只是他为文时的自谦之词罢了。可以肯定的说，柳宗元迁居愚溪这么一件大事绝对不可能靠几个书生、学者就可以轻易完成的。陈松柏教授说的“柳宗元及其朋友都是个性鲜明的书生、学者，图的是乘兴而来，兴尽而去；想干就干，说做就做；十月开始，月底竣工”，实在是过于天真浪漫了。现实中修建一座房子，既要有专门的人员，专门的工具，还要准备很多的材料，是一件费心费力费时大事。退一步说，即使柳宗元只是舂一座土屋，也不可能靠几个书生、学者在一、二月内建成入住的。而过了阴历十月，永州就进入了严寒的季节，建房搬家就都不适宜了。因此，柳宗元在元和四年底之前难以迁居。

以上两点分析，可以初步认为柳宗元在元和四年底既没有急于迁居的强烈愿望，也没有迁居的充裕时间。

二

仅仅依据以上的分析，并不能说柳宗元元和四年底迁居就绝对不可能。因而，要从和娘之死作进一步分析。

和娘病死于元和五年四月，死因是长期患病。因而，从元和四年下半年到元和五年四月应该是和娘从病重到病死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柳宗元是不大可能将年幼且病重的女儿迁居到人烟稀少，缺医少药的冉溪边的。对这一点，陈松柏教授也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柳宗元是不是像陈松柏教授所说的那样在元和四年底将病重的和娘留在了龙兴寺，自己和一帮朋友兴高采烈地在冉溪边大兴土木，纳妾而居呢？当然，柳宗元似乎也可以按陈松柏教授说的“请一个人伺候和娘”，然后自己因为“迫切需要一个女人”而独自迁居冉溪。但是，这么做实在是有悖常理，更遑论像柳宗元这样一个对亲人至亲至爱的人。

 柳宗元留给和娘的文字只有《下殇女子墓砖记》一文，“下殇女子生长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愿以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发为尼，号之为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岁。其母微也，故为父子晚。性柔惠，类可以为成人者，然卒夭。敛用缁褐，铭用砖甓，葬零陵东郭门外第二岗之西隅。铭曰：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从而来？焉往而止？魂气无不之也，骨肉归复于此。”在这篇短短的墓志中，我们可以读出以下几点：

1、故为父子晚-------相见恨晚，视和娘为至亲亲人；

2、性柔惠-------对和娘非常怜爱；

3、焉从而来？焉往而止？--------对和娘之死极其哀伤。

柳宗元被贬永州，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住进了龙兴寺后，即使是“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也不肯搬离。究其原因，先是他母亲信佛，母亲去世后，又是和娘从信佛到皈依佛门，不肯离开寺院。柳宗元就是因为不愿意将和娘一个人留在寺院，所以才一直坚持住在这里，否则，他有的是时间和条件更换自己的住所。陈松柏教授一再强调和娘是一个“孤僻”的人，与柳宗元难于相处，这是无法令人信服的推测。从柳宗元亲自为和娘料理后事和写下凄婉的墓志，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们之间那种相亲相爱，生死不离的情感。

因此，我坚持在《从“龙兴寺”到“愚溪”》一文中所说的：“可以肯定地说在元和五年四月初三和娘去世前，柳宗元是不可能迁居到冉溪边的。”

三

就以上分析，笔者以为柳宗元在元和五年迁居愚溪更符合情理。但是，论述至此仍然还是像陈松柏教授所说的“几乎全是揣测之词”，那么，就有必要进一步予以论证。为此，笔者反复阅读柳文，发现只有在《与杨诲之书》和《送从弟谋归江陵序》二文中明确对别人提及迁居一事。除了亲戚，柳宗元不愿意向外人提及迁居一事，可见他没有什么乔迁之喜可言。为此，我们如果以《与杨诲之书》和《送从弟谋归江陵序》二文为线索，将柳宗元在元和四年至元和五年有确切时间可考的事情连缀起来，就几乎可以证明（不是论述）出他迁居的时间。

1、元和四年七月后投书京兆尹许孟容乞求援引，在这前后，他还给萧俛、李建、裴磒，顾十郎等人写过类似的信，对“复起为人”充满了希望。考：元和四年七月许孟容自尚书右丞相拜京兆尹，给柳宗元写了一封信。就算许孟容一上任就给柳宗元写了信，按中唐的交通条件，柳宗元的收信时间大致要到九月份。那么，从柳宗元写回信，再到苦等京城的人回信，这个过程在元和四年底之前是难以完成的。在等待援引的这种时候，柳宗元一定不会急于去做迁居这么艰巨的事情。

2、据“永州八记”， 元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柳宗元始至冉溪，而后几日又多次重游，并买下西小丘。买西小丘一事让人有些费解，笔者以为主要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他想借此帮助“居者”还债。

3、据《序饮》，元和四年十月至元和四年末，与娄图南、元克己等在冉溪边聚会饯别，根据文意，尚未迁居。

4、元和四年冬，杨诲之去广西临贺省父，途径永州看望姐夫柳宗元。考：杨凭元和四年七月由京兆尹贬为广西临贺尉，杨诲之途径永州的时间当是十一月前后。杨诲之离永时，柳宗元写了《说车与杨诲之》一文，文章中未有迁居的迹象，加之开头有“杨诲之将行，柳子起而送之门，有车过焉”，更证明了此时尚未搬迁。因为按照“永州八记”中对冉溪环境的描写，可以看出当时的那里是一个连路都没有的地方，何来有车？

5、元和五年四月五日，和娘夭折于龙兴寺，柳宗元亲自料理后事，并撰写了《下殇女子墓砖记》。

6、元和五年十月后在《与杨诲之书》中明确写到：“方筑愚溪东南为室，耕野田，圃堂下，以咏至理，吾有足乐也。足下过今年，当侍从北下，仆得扫溪上，设肴酒，以俟趋拜。足下发南州，当先示仆，得与猎夫渔老，上下水陆，择味以给膳羞，虽不得久，亦一时之大愿也。过是无可道。”证明柳宗元在写此信之前不久已经迁居冉溪，并热情邀请杨诲之前来做客。考：《与杨诲之书》中有：“今日有北人来，示将籍田敕。”据《宪宗纪》：“元和五年十月，诏以来年正月十六日东郊籍田。”可知此信写于元和五年十月之后；据信中“足下过今年，当侍从北下”一句，又可知此信写于元和五年底之前。

7、《送从弟谋归江陵序》：“吾不智，触罪摈越、楚间六年，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考：序中说“吾触罪屏摈越、楚间六年”，可知此信是元和五年间作，再次证明柳宗元在元和五年迁居冉溪。

8、元和六年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明确写到：“吾自度罪大，敢以是为欣且戚耶？但当把锄荷锸，决溪泉为圃以给茹，其隙则浚沟池，艺树木，行歌坐钓，望青天白云，以此为适，亦足老死无戚戚者。”可知柳宗元在冉溪边已经有了稳定的生活了。

综上所述，柳宗元在元和五年迁居冉溪是毋庸置疑的。确切的时间是在元和五年十月前不久，当是仲秋前后。柳宗元在《与杨诲之书》中写到：“方筑愚溪东南为室，耕野田。”“方筑”就是“正在修建”之意，也可理解为“刚刚修建”之意。“耕野田”则证明柳宗元已经迁居了。也许有人会有疑问，笔者又说“正在修建”，又说“已经迁居”，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不然。因为柳宗元不是要等到新居完全建好才搬迁，而是在基本工程完成后就迁居过来，住下后再不断完善居住条件。正如陈松柏教授所言，柳宗元在永州是一个有地位和身份的人，他不可能简单盖几间茅草房作为自己的居所。一旦决定迁居，就意味着他预感到自己要在永州长期生活下去，要“甘终为永州民”，因而，他一定要有一座符合自己身份的房子（比如建完房子后，又修建了“八愚”景点），这是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逐步完成的。因此，柳宗元迁居之后，在给杨诲之写信时仍然可以说“方筑愚溪东南室。”

陈松柏教授在大作中对“方筑”一词作了非常奇怪的解释。其一，说“方”字没有“刚刚”之意，依据是1980年的《辞源》。不知陈松柏教授是不是遇上了盗版，《辞源》第16解明明白白写的是“正好”、“正当”。笔者将“方筑愚溪东南为室”的“方筑”解释为“刚修建不久”，应该还是说得过去的；其二，陈松柏教授将“方筑”的“方”解释为“占有，依托”，这无论是从句意，还是从语法上都是不通的，“方”字的“占有，依托”之意仅出现在上古汉语，中古以降此义便已消亡。

结语

笔者认为，柳宗元是在家人丧尽，求援无门，朋友远离之后，无奈而痛苦地迁居到了冉溪边，因为他深深感到被这个世界彻底抛弃了，他必须远离嚣尘去重建自己的心灵家园，因而，他孤独地来到冉溪边。而不是象陈松柏教授所言的是兴高采烈地去追求幸福的生活。《愚溪对》便是这种心情最真实的写照。

迁居冉溪后，柳宗元留下了诸多诗歌，其中《冉溪》和《溪居》当是迁居时所写。《冉溪》中的“縲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诗句，写出了迁居的心境；而《溪居》中的“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中的“翻露草”则证明其迁居的时间是在元和五年的秋天。

参考文献

[1]柳宗元.柳河东全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陈松柏.再论柳宗元元和四年底搬入愚溪新居[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9

[3]陈松柏.柳宗元在元和五年[J].柳宗元研究,2005.1

[4]吕国康.从龙兴寺到“愚溪”草堂[J].柳宗元研究论文集,2010.10

[3]何生风.从“龙兴寺”到“愚溪”[J].柳宗元研究,2007.1

之二：关于《小石城山记》注评的辩疑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的代表作品，影响十分广泛。因此，有关“永州八记”的注释和评析的文章非常之多，这些文章对人们理解“永州八记”中的景物和情感有很大的帮助。然而，笔者在翻阅有关《小石城山记》的注评文章时，却发现从来没有人把文章的议论部分解释清楚，而且大多牵强附会，自相矛盾，这实在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一、关于“造物者”的有无

【原文】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者。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

【辩疑】先举几例译文：

“我怀疑造物主到底有没有已经很久了，等到看了这些景致，便越发认为它确实是有的。但又奇怪造物主不把这些景致设置在中原地区，却安置在这个偏远的地方，以致经历了千百年之久也没有机会向人显示一下它那优美动人之处，这真是劳而无功啊！造物之神倘若本不该这么做，那么它果真就不存在吧？”（陈霞村，阎凤梧《唐宋八大家选译注》）

“我怀疑有没有造物的天神已经很久了。到这时，我愈认为造物的天神确实存在。我又奇怪天神为什么没有把小石城山设置在繁华的中原地区，却把它放置在这个偏僻荒远的地方，以致于经历千百年也不能向人们展示它那奇妙的景色，实在是一件费力却没有实际效果的事。造物的天神倘若不应该这样做，那么难道果真没有吧？”（黄伯荣《柳宗元永州山水散文鉴赏》）

“很久以来我就一直怀疑是否真的有造物主。然而，当我看到这里的景色以后，我就更加相信了造物主的存在，但我又奇怪为什么造物主不把小石城山这样的胜景设置在中原地区，却把它放置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以致于经历了千百年，也不能向人们展示它那奇妙的景色，这实在是浪费了资源，没有派上大用，天神似乎是不应该这样做的。那么神可能是真的没有吧？”（翟满桂《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注评》）

其余的一些注评文章的翻译也是大同小异。阅读以上的译文，且不说文句上的问题，只从逻辑上分析，全部都犯了严重的逻辑错误。其一，在翻译“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一句时，都违背了排中律。如果将“吾疑”译成“我怀疑”，那么，就必须要么“怀疑有”，要么“怀疑没有”，不存在“怀疑有没有”。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怀疑有外星人”，也可以“怀疑没有外星人”，但不能“怀疑有没有外星人”。其二、从整体上分析，这些译文都是前后自相矛盾，违背了矛盾律。关于“造物者”的有无，在前面说“便越发认为它确实是有的”，“我愈认为造物的天神确实存在”，“我就更加相信了造物主的存在”；在后面又说“那么它果真就不存在吧？”，“那么难道果真没有吧？”，“那么神可能是真的没有吧？”。也就是说，在前面是极力肯定柳宗元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有神论者，而后面又用强烈的反问语气极力否定，这实在是莫名其妙。难道游了一次小石城山，柳宗元就在一瞬间改变了自己的哲学观？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对这些充满逻辑错误的译文，以往的注评有的不明就里，避而不谈；有的用“调侃”、“机智诙谐”的说法稀里糊涂地带过。

由于无法准确理解柳宗元原文的意思，在评析这段文字时，也就只能信口开河，乱点鸳鸯谱了：

“他本来一直怀疑主宰造化的上帝之有无，观乎此，他竟然相信上帝的永存了。”（杜方智《柳宗元在永州》之《柳宗元在永州的山水游记创作》）

 “对造物者的存在由怀疑到相信，……作者笔锋一转，对上帝的存在由相信又转为怀疑。” （翟满桂《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注评》）

“柳宗元是无神论者，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长期以来怀疑造物的天神是否存在。……到这里，我才觉得这造物的天神确实有。……这里，用反问句直接否定了造物者的存在。”（黄伯荣《柳宗元永州山水散文鉴赏》）

读以上文字，实在是让人感到云里雾里，无所适从。那么，是不是柳宗元原文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呢？这肯定是不可能的。笔者以为这段话的正确理解应是：

“我怀疑造物者的存在已经很久了。当看到小石城山的美景，却又希望造物者真的能有。（如果真有，）又奇怪造物者不把这些景致设置在中原地区，而是放置偏远的夷地，……（如果真有造物者，）它是不会这么做的，那么，造物者还是不存在的吧？”

以上的解释，一是将“有无”理解为偏义词，否则，就必须将“疑”解释为“疑问”；一是将“愈”解释为“又”，直接理解成“更加”也说得通；一是将“以为” 引申理解为“希望”，这是关键的地方。柳宗元是一个坚定无神论者，对柳宗元文章的理解都应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那么，在小石城山前，他为什么希望能有造物者的存在呢？这是因为该文写于元和七年前后，贬在永州的柳宗元对朝廷的召回感到了绝望，在文中，他以小石城山自喻，希望有神的帮助，这只是他心中绝望无助的情感流露罢了。当然，他最终还是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二、关于“是二者，余未信之”的分析

【原文】或曰：“以慰夫贤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辩疑】对这部分的翻译一般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对它的评析很值得商榷。先看以往的评析：

 “对这两种说法，柳宗元都不相信。因为前者助长人沉湎于物的消极处世的态度，贬低了受辱者的人格；后者宣扬了虚无的灵气和环境决定一切的唯心主义，贬低了伟大人物的主观努力。二者都是有损于柳宗元的形象的。”（黄伯荣《柳宗元永州山水散文鉴赏》）

“表现了作者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蕴藏着机智诙谐的意趣。”，“作者用调侃的笔调解释小石城山的遭遇。”（翟满桂《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注评》）

上述评析，前者似有上纲上线之嫌，后者则是“调侃”了柳宗元的原意。联系该文的写作背景，柳宗元在文中要表达的意思很明确，这就是：一不相信借美丽的小石城山就可以抚平自己遭贬受伤的心；二是不相信自己在“楚之南”会被长期埋没，不相信自己“不为伟人”。

三、结语

柳宗元迁居愚溪前后，写下了诸多山水游记，而《小石城山记》历来被当成“永州诸记”的收官之作。“总束永州诸山水，千古绝调。”（《唐宋文举要》）“借石之瑰伟以吐胸中之气。”（《唐大家柳柳州文钞》）这些评析《小石城山记》的话引用的注家很多，但为什么这么说，却没有人真正理解了。笔者认为，柳宗元在“永州诸记”中系统地表达了在永州后期的思想变化过程。从《始得西山宴游记》开始，柳宗元渴望在山水中解脱自己；到《钴砪潭记》、《钴砪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柳宗元为自己构筑起心灵的家园；再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柳宗元由衷地赞美了自己的山水生活；最后，在《小石城山》中，柳宗元对迁居愚溪后的心境作了总结，这就是：既表达了美丽的永州山水始终是无法抚平他这个贬臣伤痛的心灵，更表达了他对自己复为“伟人”的矢志不渝的信念。也就是说，柳宗元不愿意像小石城山那样被永远搁置在偏远的永州，希望世人千万不要误以为他已经沉湎于山水之中，乐不思蜀（可参阅柳宗元大致写于元和七年的《对贺者》一文），这就是他“总束永州诸山水”的“胸中之气”。

参考文献

[1]柳宗元.柳河东全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黄伯荣.柳宗元永州山水散文鉴赏[M].中国图书出版社，2004.

[3]陈霞村，阎凤梧.唐宋八大家选译注[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

[4]杜方智,林克屏主编.柳宗元在永州[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12

[5]翟满桂. 柳宗元的<小石城山记>注评[J] 柳宗元研究,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