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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雁飞）《非国语•下》札记 柳宗元研究：第十四期 加入时间：2011/11/29 21:41:00 admin 点击：1967 |
《非国语·下》札记 潘雁飞 （湖南科技学院新闻传播系 湖南永州 425100） 摘要：柳宗元摘取《国语》中的一个个故事进行浓缩改编，并加以否定式的批判性评论，指出其合理与谬误之处，其目的在于“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谬。”以今人角度看，他对《国语》的批判确有唯物主义的一面，在历史长河中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应该指出他没能站在《国语》所处的历史背景下来评《国语》，甚至其中还有不少是从主观角度出发而断章取义的，表现出了认识上的一定的局限性。这大概与他的政治遭遇有关，因为他的看法多是服从其政治见解，服从当时现实斗争需要的，而与对人的终极关怀并没有多大关系。 关键词：《非国语》；局限；现实性 狐偃 狐偃，字子犯，是重耳舅父，因而也称“舅犯”，曾跟随重耳流亡十九年。本篇所言当时晋国的形势是，晋献公已逝，其子奚其、卓子先后被杀，夷吾尚未立为 舆人诵 晋 葬恭世子 民间歌谣从往古以来都可以反映施政者政治的得失，也可以表现人民的态度和愿望。《国语》中这则《葬恭世子》也是如此。但《国语》作者却将之视为“天命”似的征兆就显得很不符合实际了。所以柳宗元对此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体现出了一个唯物主义者的精神。在他看来这些歌谣如果还有一些价值的话，是因为歌谣所吟咏的内容关乎了国家的利害。歌谣本身是没有预见性和征兆意味的，那只不过是好事者事后编撰的罢了。 杀里克 冀芮陷害里克而使晋惠公杀之。表面上看起来是冀芮起了决定作用，实际上是迎合了晋惠公的阴暗统治心里，所以惠公之悔是否是真的也值得存疑。然而《国语》作者将“受君之罚死戮，罹天之祸无后。”两两对应搭配，则明显地宣扬了“天命论”的因果报应思想。所以柳宗元一针见血地加以指出，这是牵强附会，夸大其辞。但他又以为冀芮之“不祥宜大于惠公”，又像似有为晋惠公开脱的意味，从中可看出柳宗元亦有相当的局限性。 获晋侯 作为战胜国的秦国，在处理晋君的问题上有着对立的两派的意见。一是公子絷的“杀无道立有道”，一是公孙枝的“复其君而质其子”。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晋国自身的角度看，公子絷的意见无疑有利于晋国的民生和国家的稳定；从秦国自身的角度上看，公孙枝的意见则是假友谊之名，行控制晋国之实，这在大国博弈中无疑也有其合理性。所以秦穆公采用了公孙枝的意见。柳宗元的批评则是站在历史长河中从“霸天下”的角度对此加以评论。他认为秦穆公的选择是历史性的错误，是“舍大务小，违义从利”，只看到了眼前自己这个政治集团的小利益，而背离了整个天下的大利益，抛弃了天下一统的大目标。客观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庆郑 庆郑因自己的失误而使 怀赢 重耳志在“守宗庙社稷”，所以娶怀嬴作为一种权宜是可以的。柳宗元对此给予了肯定。而对秦穆公强迫人行“非礼”之事又有所讥讽。其局限在于没有看到秦晋联姻无论双方都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个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势力的机会。 筮 柳宗元在本篇中较为中肯的分析了重耳归国所面临的国内国外的大好形势。说明重耳归 董因 把人事的吉凶，政治的成败与星次的运行、天象的征兆相联系，这是典型的“天命论”思想。柳宗元坚持唯物主义的态度，认为晋文公的成功实在是“人事备矣”（社会政治条件的成熟）的水到渠成。所以星次运行与人事的关系的记载是多余的。 命官 在本篇中柳宗元严厉批判了以姓氏血缘关系为标准的“任人唯亲”的“命官”原则。主张“官之命”，“ 宜以材”，强调“唯才是举”。这对中唐统治者重用亲信，打击迫害革新力量也起到了一种暗讽作用。 仓葛 凭心而论，《周语》所言重点在弘“德”，本篇所言重点在崇“礼”。二者“异其文”，还是有一定的“异旨”的。当然，在儒家看来，“德”为内在的修为，“礼”为外在的规范，最终仍是殊途同归。柳宗元认为《国语》作者啰嗦重复有些老糊涂，大概是从这个方面立论吧。 观状 晋文公以“诛观状”为由，讨伐郑国，柳宗元认为这个理由于郑国而言只是“诬者且耄”的“胡言”而已，根本站不住脚。但由于认识的局限，柳宗元并没有深刻的意识到晋国以“诛观状”为由攻打曹、郑两国，其本质上只不过是大国争霸的一种借口而已。 救饥 “信”，作为治国的常道，这一点柳宗元也是同意的。柳宗元所批评的在于饥荒迫在眉睫，却不切实际的大谈树“信”，犹如远水难解近渴。所以他认为箕郑之言显得漫无边际，于“救饥之道，则未尽乎术”。应正确处理好“道之常”与“变之权”的辩证关系。 赵宣子 在本篇中，柳宗元既肯定了韩献子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行为，也肯定了赵宣子“不怒韩献子而又褒其能”的态度。但是对赵宣子牺牲无辜性命的考察办法则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这是“轻人之死甚矣”的恶劣办法。 伐宋 公子 鉏麑 担负暗杀任务的鉏麑发现暗杀对象是国家重臣，因害怕承担“不忠不信”的恶名触槐而死，这一点也得到了柳宗元的肯定。本篇更深刻之处在于，柳宗元认为鉏麑只不过是一个“贼之悔过者”的常人罢了，根本达不到贤人的高度，更不值得把它记载下来。因为鉏麑只是“不知其大而贤其小”。历史上“大德不见赦，而以小敬免”的实在不占少数。大概柳宗元所处的中唐时代也有如此情形吧，所以他感慨系之。 祈死 范文子祈死而得死，反映了古人和《国语》作者祸福在天的天命论思想。柳宗元对此进行了严厉的驳斥，如果求死就能得死，那想活的人，也就可以找一个好的宗祝祈求长寿了。岂不荒唐透顶！ 长鱼矫 《国语》作者以长鱼矫的言行塑造了一个善于察变，见机行事的“知几者”。柳宗元则不以为然，长鱼矫只不过是打着“忧君”旗号，行剪除异己之实的乱臣而已，如果让他杀更多的人，势必使统治者树敌更多，更加孤立而加速灭亡。说明左氏的历史观在这里是糊涂的。 戮仆 魏绛戮仆的故事是当时“刑不上大夫”的生动体现。奉命行事的仆人丢了性命，主使者却无罪。所以柳宗元认为这不能说是善于用刑。好的办法是将主事者抓起来再请示 叔鱼生 以婴儿的相貌和哭声来断定其一生的善恶生死，这是典型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虽然不幸而言中，但这要么是一种偶然，要么是后人杜撰的附会之辞。柳宗元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为人的一生境遇遭遇不一，其善恶生死难以预料。故而以“鬼事”“知之未必贤”，不足以记载传世。 逐栾盈 《国语》作者借驱逐栾盈事件，宣扬“有常位于国者”之后必立，而“乱国者之后”必去的“贤人政治”。但“罪其宗”的办法恰恰激发、逼出叛乱。所以统治者“增德修政”才是维持长治久安要采取的根本办法。这反映了柳宗元要求变法的革新精神。 新声 晋国乐师旷，传说能知音听政，说明古人对音乐的重视。但他把“桑间濮上”的“新声”定位为亡国之音，只不过是遵循了儒家“郑声淫”传统的思维定势而已，其实没有什么根据。柳宗元对“新声”进行了维护，认为喜好“新声”与公室卑微并无直接联系。但从另一方面说，柳宗元由于自身局限也没能完整深刻地认识到音乐对社会政治乃至经济基础的影响和作用。 射鷃 叔向正话反说，巧妙地用先祖唐叔的勇射兕牛来反衬平公射雀不死还要杀人的无能。起到了劝谏的作用。柳宗元却认为对 赵文子 秦后子仅凭赵文子“怠偷”就断定他不是死亡降临，就是有大祸临头，当然是片面唯心的。懈怠苟且并不会导致出现死亡或灾祸的必然结果。柳宗元的认识无疑是大体正确的。但从科学的角度看，赵文子操心国事，以及由此带来的倦怠心理素质与他不久的死亡也不是毫无一点关联。 医和 柳宗元强调医生治病应坚守本职，专攻“诊视攻熨”，治病要使血气循环和脉理相和谐。这当然是常理。但从《晋语》看，晋平公的病因主要是由于其纵情声色物欲，过着荒淫迷乱的生活所致，这样不仅搞垮了自己的身体，自然也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古人认为“上医医国，其次医人”，治病和治国在道理上本来就有相通的地方。实际上，医和对晋平公病因、病情的诊断都是较为实在的，特别是其中对于“食谷”养生与摄生养性之间辩证关系的看法还是有一定科学认识价值的。柳宗元在本篇中无疑有些断章取义式的主观臆断成分。 黄熊 古人有梦占或圆梦的习俗，子产用神话传说为晋侯圆梦便反映了这一习俗。这当然是唯心的，至多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罢了。所以柳宗元认为晋侯做梦乃是因疾病而导致精神恍惚，因精神恍惚而有怪梦而已，根本没有什么神奇的。 韩宣子忧贫 《国语》的作者在书中散布了一种“父德子享”“父债子还”的因果报应思想，而且前后记载还有矛盾。柳宗元抓住《国语•晋语》的这一矛盾说法给予了有力的批评，如果一个人一生的善恶全依赖前辈的品德如何，那还要教育干什么呢？ 围鼓 中行穆子对于献城投降者不加分析地认为是“奸之大者”，不予接受。柳宗元批评了这一错误做法。指出敌人献城投降有逃暴附德的、力屈吝死的、反常求利的三种情况，对待降敌因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这表现了他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具敖 避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礼制，自今还有一些影响。《国语》的作者欲借范献子犯讳的故事强调“入竟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与及习礼的重要性。但对待避讳这种礼制，柳宗元认为也没必要无限上纲，弄得神乎其神，他举出公孙敖的实例证明，即便是鲁国这样的“礼仪之邦”，在贵族中也难以完全做到避讳，何况乡野之中呢。 董安于 董安于有战功却逃遁不受赏，其本意在于讽刺统治者轻文德而重武功，巧妙地谴责了统治者内部的争权夺利现象。就这个角度来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柳宗元则是从奖励耕战，“信赏必罚”的普遍性原则来看问题，认为董安于的过于自洁影响其他国人，使“立功者怠”，进而导致国家衰弱。所以他“不悦董子之洁”。 祝融 柳宗元节选《国语》这一部分主要是“为我所用”，其批判的锋芒在于所谓的“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彰”，这一命题。作者用舜的后裔始终扶植不起来的的事实，说明了先祖“盛之及后嗣”现象的不可靠，从而否定了所谓的“世卿世禄”的不公正的制度。这对中唐时期的保守派势力是意有所指的。 褒神 西周的灭亡，本质上是周幽王远贤臣、亲小人、惑美色、废太子等荒淫昏聩之举引发内忧外患，而导致统治者内部相互倾轧争斗的必然结果。对此柳宗元也是认可的。他所要驳斥否定的在于：如果西周灭亡只归之于“褒神流祸”，认为完全是女祸导致亡国，那就是荒诞的了。 嗜芰 祭祀前辈的目的便是不能忘本，是为了寄托后人的思念。所以形式应该为内容服务。《国语》中写屈建不愿满足父亲用芰祭祀自己的遗愿，还振振有词地强调在维护祭礼的尊严，确实荒谬至极。柳宗元妙就妙在仍然运用《礼记》的既有规定（“门内之理恩掩义”和“思其所嗜”）来批驳这种迂腐荒谬，指出屈建才是真正的忤逆不孝。可谓力透纸背。实际上《礼记》规定的出发点本来是极具有人情味、人性化特点的，只不过在历史演进中被腐儒门仪式化后，那种繁文缛节的过程，使祭祀自身本末倒置了。 祀 在古代祭祀是国家头等大事，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国语》的作者通过观射父之口来说明祭祀的重要性和巨大的作用，既是慰藉人们心理的需要，也是维护“周礼”的需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在客观事实上，祭祀是否还有繁殖人口、安邦定国的功用就值得怀疑了。柳宗元正是抓住这一点来展开批评的，在他看来祭祀除了它的原初“佐教”功能，根本没必要加以神化。 左史倚相 柳宗元对《国语》本篇记载的故事批评说：一个国家只要能意识到人才比美玉更重要（“君子贵于白珩”）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在别国使者面前夸耀只能讨好鬼神、顺着鬼神意愿办事的“觋之妄者”。因为那根本不值得当作“国宝”。 伍员 柳宗元在本篇中主要评论伍子胥的自杀。他指出 跋 柳宗元这篇《跋》（题目为笔者所加）精要的评价了一部在人们看来近经典的《国语》，却是穿着华丽外衣的“背理去道”之作。而自己写作《非〈国语〉》的目的则是在于“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谬。”当然，以今人角度看，他对《国语》的批判确有唯物主义的一面，在历史长河中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应该指出他没能站在《国语》所处的历史背景下来评《国语》，甚至其中还有不少是从主观角度出发而断章取义的，表现出了认识上的一定的局限性。这大概与他的政治遭遇有关，因为他的看法多是服从其政治见解，服从当时现实斗争需要的，而与对人的终极关怀并没有多大关系。 参考文献： [1] 徐元诰.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 ，2002. [2]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 湖南省法家著作注释研究班柳宗元非国语评注组编. 柳宗元《非国语》评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6. [4]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 柳宗元《非国语》译注（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6. [5] （唐）柳宗元. 柳宗元集 [M]，北京：中华书局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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