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的“本之《易》以求其动”

郭  丽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论及《周易》对其文章的影响时说：“本之《易》以求其动”[1]，今之论柳宗元者往往着眼于学文应当溯源包含《周易》在内的五经，而对于柳宗元是如何“本之《易》”的、“求其动”在柳宗元的创作中是如何体现的却罕有论及。本文拟以柳宗元这句话为切入点，结合其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详细探讨他对《易》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

居于“群经之首”的《周易》，本是占筮之书。它包括六十四卦卦象及卦爻辞，是为《易经》；儒家以中庸之道解说阴阳八卦变化，用来概括天地人事，是为《易传》。如今所说的《周易》，是统括《易经》和《易传》而言的。《周易》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哲学专著,历代思想家、文学家都从中汲取养料。

柳宗元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和著名的思想家，他早年曾随父修习《春秋左氏》和《易王氏》，后又经常与友朋讨论《周易》，对《周易》可谓深有研究，他的文章中有许多关于《周易》的论述。如《与刘禹锡论<易>之九六书》，就表现出柳宗元对《周易》研究的广学博识和独到见解。所谓《易》之九六，即在《易经》中，阳爻以九为序，阴爻以六为序，这是《周易》研究中一个涉及面很多、又没有确定答案的专业问题。柳宗元先是从“策数”出发，分析了“乾九坤六”是因为“取老而变”而来的原因；其次指出唐代孔颖达也持此论，“孔颖达等作正义，论云……其二者曰‘老阳数九，老阴数六，二者皆变用，《周易》以变者占’”，然后更进一步追溯到东汉郑玄，指出董生的所谓“新见”郑玄已经在《正义》中阐述过，董生之说与孔颖达之说并无二致；最后由此出发，指出研究《周易》的正确方法是“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穷究其书，穷究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焉。”整篇文章虽然不长，但析事精要，脉络清晰，辨疑明断，体现了柳宗元《周易》研究的深厚功力。

柳宗元对《周易》深有研究源自于他对《周易》的推崇。今之学者普遍认为柳宗元文才稍逊于韩愈，但是思想却比韩愈深刻。前者姑且不论，后者确是公允的评价。柳宗元思想的敏锐犀利在他的文章中就有具体体现，翻检《柳宗元集》可以发现，柳宗元写了许多辨伪、疑古的文章，对公认的经典提出了尖锐地质疑和挑战。而他所论及的问题又都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的。仔细研读还会发现，在所有的辨伪、疑古文章中，他不仅丝毫没有质疑《周易》，而且在质疑其它典籍时，还把《周易》作为评判取舍的标准。

例如他认为《列子》一书“非其实”、“多增窜”、“不可信”，但又认为其“虽不概于孔子之道，然而虚泊寥阔，居乱世，远于利，祸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穷"的思想与《易》之“遁世无闷”说相近，故“要之”。柳宗元对待佛教的态度同样以《周易》作为标准。他在《送僧浩初序》中说:“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扬子，扬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屠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屠之言以此。”认为《列子》可取，是以《易》为准的，认为浮屠不可斥，也是因为其“与《易》、《论语》合”。从这些辨难取舍中，可以看出《周易》在柳宗元思想中的崇高地位。

二

因为对《周易》深有研究且十分推崇，所以柳宗元的文章中广泛征引《周易》书名、卦名，并大量融会卦爻辞以及《易传》中的语言，以陶铸自己的美意伟词。这是他“本之《易》”最显著的表现。

在柳宗元的诗文中，多次提到《周易》一书的书名。有时是以《周易》为根据，来论述自己的看法或观点，如“大《易》之制，《序卦》处末。”^[2]意思是按照《周易》的体制，“序”应该处于文章之后，所以自己的这篇序文，也应该置于选集的末尾。“帝出于《震》，著在《易经》。”^[3]意为皇帝应该有雷霆万钧之势，这在《易经》中就是有根据的。这一类引用直接体现了柳氏“本之《易》”的思想。

有时是将《周易》作为儒家经典的代表，用以代称所有儒经。如《送内弟卢遵游桂州序》：“浸润以《诗》、《易》，动摇以文采。”^[4]这里的《诗》和《易》并不是说卢遵只读《诗经》、《周易》二书，而是以此二书作为所有儒家经典的代表，说明卢遵精通儒家经典，故而文采超拔不群。此类的例子还有《送僧浩初序》等。其用法颇类似于今人举例时因所需列举之例太多，为言辞简便起见，故而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两例，用“××等”的句式来说明问题一样。而被选取出来这一两个例子往往是所有例子中最具代表性、最突出的。

有时是用《周易》指代《易》学这门学问。《周易》成书年代久远，因此后人对其的研究和阐释也肇端极早。先秦时期的《左传》、《国语》及诸子哲学著作中载有不少《易》说，当属《易》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之滥觞。^[5]此后历代对《周易》的研究、探讨和阐释绵延不绝，并形成了众多流派，以“象数”、“义理”二派影响最大。但“象数”、“义理”二派又不能囊括《周易》所涉及的众多研究领域，故《四库全书总目·易类小序》说：“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6]由于《易》学研究在历代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是至为宽广的，这也就吸引了众多研究者致力于《周易》的研究，由此形成了一门研究《周易》的专门学问，即《易》学。在柳宗元的诗文中，以《易》指易学的例子不少，如《送易师杨君序》：“夫以退让自穷于丰富之世，以贻有位者羞，是习《易》之说而废其道也。”^[7]再如《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今二子尚未能读韩氏注、孔氏正义，是见其道听途说者，又何能知所谓《易》者哉？”[8]文中的《易》指的就是《周易》这门学问。

在柳宗元的诗文中，除了直接引用《周易》书名之外，还有直接引用六十四卦卦名的情况，其所蕴含的意味又各个不同。如《伯祖妣赵郡李夫人墓志铭》：

夙沦夫子嗣又丧，輤帷不复岷之阳。兆灵趾，栖凤里，艮之山，兑之水，灵之车，当返此。子孙百代承灵祉，谁之言者青乌子。（卷13，P330）

文中“艮”和“兑”分别是《周易》之五十二卦和五十八卦的卦名，《艮》卦是象山之卦，《兑》卦是象泽（即水）之卦。柳宗元在此运用《艮》、《兑》二卦象山、象水之义，说明李夫人的墓地是背山临水的风水宝地。葬此宝地，会惠及子孙，故言“子孙百代承灵祉，谁之言者青乌子。”《风俗通义》释“青乌子”曰：“汉有青乌子，善数术。”^[9]《相冢书》亦曰：“青乌子称山三重相连，名连伞山。葬之二千石。”^[10] 柳宗元在此巧用《周易》卦名的象征物事及相关典故，言语之中充溢着对死者魂灵安息的深情慰籍和对其子孙后代的美好祈愿。再如：

“然则吾所谓圆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己者也。固若轮焉：非特于可进也，锐而不滞；亦将于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环之无穷，不欲如转丸之走下也。乾健而运，离丽而行，夫岂不以圆克乎？而恶之也？”（《与杨诲之第二书》，卷33，P856）

文中用到《乾》卦和《离》卦的卦名，此二卦分别为《周易》之第一卦和第三十卦。《乾》卦象征“天”，其意为“健”。《乾》卦的寓旨，正是勉励人效法“天”的刚健精神，奋发向上。《离》卦象征“附丽”，以柔顺为主。《离》卦的象征寓旨就“人事”来说，指不论人的地位尊卑如何，均需附丽于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而人与人之间所谓不同层次，又存在着附丽与被附丽的复杂关系。柳宗元正是借《乾》、《离》二卦的本义及寓旨，用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经受挫折所获得的“方其内而圆其外”的处事经验告诫杨诲之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他所标举的其实是一种富于辩证哲理而又界划分明的人生观、处世观——不圆滑以趋利，不苟合以取容；要勇于前进，锐而不滞；必要时也要后退，才能安而不挫。只要守乎内者不变，则其应于外者即可随环境改变而变，以正大刚健之特质，达循环无穷之极致。这种人生观和处世观，当源于柳宗元仕途上遭受打击、生命沉沦之后对整个人生世事的透彻体悟，其中饱含着由一己切肤之痛而萌生并日渐成熟的生存智慧。

直接引用卦名的例子在柳宗元诗文中还有不少，如“屯难果见凌，剥丧宜所遭。”^[11]引用《屯》、《剥》二卦名；“由是皇衢以正，帝道斯盛。恭出震以成威，膺御乾而启圣。”^[12]引用《震》、《乾》卦卦名等。

在柳宗元诗文中，不仅直接引用《周易》的书名和卦名，而且大量融会《周易》语词，丰富自己的语言。其大要可分为两端：一是融会《周易》的卦爻辞。如《箕子碑》：“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13]“箕子之明夷”是《明夷·六五》爻辞。又如：“中司守直，奸权是袭，致之徽纆，诬以贿人。”^[14]“徽纆” 出自《坎·上六》“系用徽纆”，“徽”和“纆”都是绳索之名。《释文》引刘表语曰：“三股曰‘徽’，两股曰‘纆’，皆索名。”^[15]这里指的是绳索。又如：“臣虽心同犬马，而分比潢汙；幸蹑康衢，意非往蹇。”^[16]“往蹇” 本自《蹇·六四》“往蹇，来连。” “蹇者，难也”（《序卦传》），象征行走艰难。“往” 犹言“进”，“往蹇” 意为往前行走艰难。再如：“潔然盛服而与负塗者处，而又何赖焉？”^[17] “负塗”源自《睽·上九》“见豕负塗”，意为满身泥污。此处为柳宗元自指，意为自己参与“永贞革新”遭贬，已是不清白之人。

二是融会《易传》中的语词。如：“臣闻大人继明，百神所以受职；天子有道，万国由是承风。”^[18]“大人继明”取自《离·象传》，意指“大人”（皇帝）效法《离》卦光明连继之象，绵延不断地用“明德”照临天下。又如：“伏惟陛下化孚有截，道洽无垠。承天地之贞明，导阴阳之和气。”^[19]此例本自《系辞下传》：“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意为天地的道理，守正就被人瞻仰。日月的道理，守正则焕发光明。此处化用意为在皇帝的英明统治下，唐朝阴霾廓清，万象更新，天地、日月之道守正和洽。再如：“居草野八年，丽泽之益，镞砺之事，空于耳而荒于心。”^[20]此例中“丽泽”源于《兑·象传》：“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丽泽”指两泽并连，交相浸润，互有滋益。意指朋友之间互相讲习切磋。这些化用，使文章言约义丰且更具说服力；使描写生动形象，表情达意精准确当。

上述两类例子，在柳集中有六、七十则之多。宋人陆之渊说：“惟柳州内外集，凡三十三通，莫不贯穿经史。”元人李治也说：“柳子厚自谓‘好剽窃古人文句，以自娱乐’……不过点注前言往行以为我用耳。”^[21]此二人之论可视为柳宗元灵活化用《周易》语词，“本之《易》”的最好注脚。

三

灵活化用《周易》词语从语言层面体现出柳宗元“本之《易》”的特点，但这并不是“本之《易》以求其动”的全部含义，这句话的关键还在“求其动”上，“动”集中概括了柳宗元对《周易》的理解。可以说，柳宗元的“本之《易》”是针对“辞”而言的，而“求其动”则是针对“道”而言的，“求其动”是从“道”的层面反映了柳宗元对《周易》的继承和发展。

“动”是柳宗元对《周易》的精确把握，也是《周易》本身的特点。众所周知，《周易》是由六爻递相推动而生变化，演为六十四卦的。《易·系辞上传》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又曰：“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系辞下传》曰：“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所有这些都表明，“变动不居”是《周易》的第一要义。《易传·系辞上》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可见《周易》的成书和“动”也有着深刻的联系。

《说文解字》释“动”为：“动，作也”，又释“作”曰：“作者，起也”^[22]，意即事物从原来的状态发生变化。据笔者统计，“动”在《易经》中出现26次，其中20次和六十四卦中的《震卦》有关，是《震卦》的代称或者品格，其意义可以解释为“震动、起动、发动”等，所以郑玄说“震为雷。雷，动物之气也”。还有3次虽与《震卦》无关，但意义和“启动、发动”很接近，如“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中的“动”就是“启动”的意思，另外还有3次，其意义可以解释为“变动”，如“动不穷也”。“动”在《易传》中出现31次，意义比较抽象，经常和“静”、“居”等词对举，意为“变化”、“变动”，如“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应该说，柳宗元“求其动”的“动”和《震卦》本身的联系不大，而是取的《易传》中“动”的抽象含义，即“变化”、“变动”，抑或“动感”、“动态”的意思。

和《诗》、《书》、《春秋》比较起来，《周易》的特点是“动”，是“变化”。那么，“求其动”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这就必须深入考察柳宗元的“道”，因为柳宗元的“动”和“道”是密切相关的。柳宗元的“道”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虽然柳宗元被认为是唐代杰出的思想家，但是他既没有像韩愈一样写过《原道》一类的文章，系统阐释自己的世界观，也没有像白居易一样写过《与元九书》，系统阐释自己的为文之道。他对于“道”的认识，散见于他的文章和书信中，这种状况正如刘建国先生所言：“我们今天来探讨他对道的认识，对道文关系的见解，就只能从他大量书信与赠序中去发现珍贵的吉光片羽，把这些精粹的片断论述结合生平思想进行阐发。”[23]

柳宗元的“道”归纳起来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这个“道”基本还是在儒家思想的范围之内。“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其归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贤士所凛凛者。求孔子之道，不异于书。”（《报元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夫形躯之寓于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谦，若是而寿可也。”（《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这些和《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道之原”在于儒家经典的表述是一致的。即使是“统合儒释”，也是因为他认为释道是“孔氏之异流”，“与孔子同道”，而不是真的崇信佛道。因为“柳宗元本来希望在政治上做一番事业，所以他最关心的是关于治国平天下的‘理道’，他对孔孟治世的理论是非常虔诚的。”^[24]所以他所说的“道”是没有超出儒道的范围的。

其次，柳宗元的“道”，又和一般儒者的“道”有所不同，柳宗元的“道”强调的是“辅时及物”。在《报崔黯秀才论文书》中他鲜明的提出“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也”的主张，就是说使道“及乎物”,把“道”运用到“事物”、“时事”中去，使“道”对政治时事有所作用，要“取道之内”，这是从本质上、内在上尊奉“道”。可以说，柳宗元的“道”不是一个明确的理论体系，至少不是经过他自己明确阐释过的理论体系，而是一套以包括《周易》在内的儒家传统经典为核心的理念，这套理念是否具有明晰的结构或范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能够由“道”及于“物”，能够解释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现象并对这些社会活动提供规范、原则和指导，或者从中得出这些社会活动应该发展的方向。“及”是“道”的运用，和作为理念层面的“道”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道及于物”才是真正的“道”。这样的看法，不把“道”限定于僵死的理念或原则，更不把“道”拘泥于圣人之言，而是强调“道”的运用，运用中的“道”肯定不是停留在书本上的、固定不动的，而是要“动”起来，要和“物”这个对象结合在一起，带有“物”这个对象的具体的规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把“求其动”的“动”理解为“及于物”。

注重“道”的“动”，追求“道及于物”使柳宗元能从事物本身而不是从儒家的教义出发分析问题，使他的思想充满辨证意识。因此，他的许多文章在认识上不仅高于同时代许多人，而且直到现在还闪烁着卓越的思想光芒。比如《封建论》，先联系远古时的实际，推求封建制产生的原因，再具体分析周朝分封制的危害，秦实行郡县制的得失，指出秦的二世而亡“咎在民怨，非郡邑之制失也”，然后又分析汉代和唐代的情况，指出其“有叛国而无叛郡也”。这些分析正如周振甫先生所说：“柳宗元的明道及物，如论封建之道，不仅及于周秦汉魏晋到唐的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利害得失，还及于自周秦到汉唐治乱危亡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剖析，他这一论，封建制的问题彻底解决了。”^[25]这与他同时代的韩愈在《原道》中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归结于圣人，认为“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的看法比较起来，确实要高明得多。

在论及“道及于物”的时候，柳宗元强调要“当”。他说：“当也者，大中之道也。”（《断刑论》）孙以楷先生阐释柳宗元的这一思想说：“柳宗元则直接把大中之道规定为‘当’。‘当’的最首要的含义就是主观当于客观。如果违反了当,违反了事物本来的辩证法，就会遭到失败。”^[26]柳宗元有很明显的“守中”思想，如“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万类芸芸兮，率由以宁。”（《惩咎赋》）认为守中道可以使万类各得安宁；“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与韩愈论史官书》）认为守中道不仅可以远祸，而且可以尽职。他还认为“中道”是奥妙无穷的，是儒道精义所在，明之者可以“笑群愚”“君昔与余，讲德讨儒。时中之奥，希圣为徒。志存致君，笑咏唐、虞。揭兹日月，以耀群愚。”（《衡州刺史吕君诔》）这其实也是柳宗元对《周易》辩证思想的继承。《易》贵中正,《周易》中多次提到“中”的概念。据笔者统计，《彖传》提到“中”35次，如《未济·彖》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象传》提到“中”38次，如《大有·象传》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易传》凡提到“中”时，还有“正中”、“时中”、“大中”、“中道”、“中行”、“刚中”、“柔中”等用语。“《易》贵中正，苟其中正则吉而福，违则凶而祸，非谓福祸自福祸，道义自道义，盖《易》固天人合一之书也。”^[27]

从“道及于物”，到“及于物”须“当”，需符合“大中之道”，柳宗元的“求其动”在“道”的层面有着丰富深刻的含义，体现出他的思想和《周易》割舍不开的联系。

四

求“道”之“动”使柳宗元的思想有鲜明的辩证色彩，思想上的辩证色彩对文章的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柳宗元的文章擅长用变化的笔法，表现出出人意表的动态美。如他在《同吴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后诗序》的开篇写道：

观室者，观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则其中必端庄宏达可居者也。人孰异夫是？

此序旨在送别，但开首却不言送别，而以房屋设喻：看房屋，只要看它的外观，就可推知它的内部。外观巍然耸立，笔直方正而稳固，内部就必定端庄宏阔，适合人居住。下面以“人孰异夫是”一句为转捩，由屋及人，从赞扬杜周士的外表言行，到称颂他的道德、政绩、学问、文章、品性。开篇奇峰陡起，卓异不凡。《送崔群序》、《送诗人廖有方序》等均有这样的特点，横空起笔，如奇峰峻岭，凌空矗立，显得峻拔奇诡。刘熙载谓“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28]所以致之者，有四种笔法，“突起”居于首位。^[29]可见刘熙载对柳文“起笔突变”的理解颇有会心之处。

柳宗元还常常在行文中突然转折，奇峰迭起，巉岩峭拔，使文章充满动感。如《复吴子〈松说〉》在解答了吴武陵提出的“木肤有怪文，与人之贤不肖、寿天、贵贱”跟造物主关系的问题之后，突然转到对当今现实的批判，最后又突然转到责备吴武陵不探究社会弊病，而提出“木肤有怪文”这样与现实毫无关系的问题。两处转折变化，均出人意料，行文奇峭突兀。这种行文中的陡转突折，在柳文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后人也对柳文的这种出人意料、充满动感的陡转突变暗暗称奇，茅坤说柳文“偏裨锐师，骁勇突击，囊沙背水，出奇制胜，而刁斗仍自森严”，^[30]此言可谓中的之评。这种特有的“柳宗元式”的变换开阖、奇峰陡转的行文方法，非柳氏这样的大手笔无以至此。而这种穷变化之妙的写作手法，却正与《周易》“变动不居”的精髓有秘响旁通之处。

其次，《周易》虽为一部散文作品，但却充满浓郁的诗意。宋人陈骙说：“《易》文似诗”。今人傅道彬更进一步说：《易》文是诗，《周易》是诗体的。他认为卦爻辞去掉爻位（爻位为西汉以后人所加），断占之辞（断占辞为解释性语言）之后，形式正是诗体。^[31]如《坤》卦去掉爻位和断占辞之后就变成：“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黄裳。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成了一个形式整齐、韵律铿锵的上古歌谣，其它各卦也具有这样的特征。据统计，《周易》卦爻辞中有1/3是押韵的，其中尤典型者如“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前，三日不食。”（《明夷·初九》）“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中孚·九二》）甚至分别与《诗经·小雅·鸿雁》和《诗经·周南·关雎》近似，不仅诗意洋溢，而且韵律和谐。柳文在句式运用上就很好的借鉴了《周易》这种多用短句又长短结合、文中有诗的做法，较好地纠正了骈文过于整齐板滞、缺少变化的缺点，使文章充满参差错落的变化和动感。如“永州八记”中最为人称道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甚、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而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整段文字骈散结合，句式参差错综，长短不一，多用四字短句，整齐而又富于变化，多停顿，节奏急促，既具散文迂徐之风，兼有诗歌节奏之美，既展示了景物特征，又确实具有特殊的句法特色。这种短句为主，文中有诗的文章风格，使整篇文章充满变化、流动地美感。

第三，柳宗元的寓言也体现出其“求其动”的特点。《系辞下传》曰：“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就是说《周易》卦爻辞有以象寓意、寓意深微的特点，而《周易》的本旨正是以幽微之言，辨明事物之美恶吉凶，教人防微杜渐。在柳宗元的寓言的“求其动”首先表现为对寓言寓意的深化。

寓意是寓言的灵魂，一则好的寓言不仅要人物形象生动、故事情节风趣，还要有深刻的寓意。柳宗元的寓言一改唐前寓言寓意浅显的缺点，而变为风格“幽邃”、寓意深厚。如《骂尸虫文》中躲藏在人体中的“阴秽小虫”，影射的是隐藏在皇帝身边为非作歹、残害忠良的宦官，以及一切隐藏在阴暗角落的伎俩卑劣的小人。《设渔者对智伯》中的大鱼影射智伯，智伯又影射藩镇，他们与朝庭分庭抗礼，骄纵横暴，使国家动荡，人民涂炭，而他们自己的下场也是十分可悲的。《蝜蝂传》中的蝜蝂，指是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禄”的官僚阶级。文章借写蝜蝂的习性，抨击、揭露那些贪鄙嗜取的污吏，设譬小而见义远，取材极其平凡，意义却非常深刻。

这些寓言篇幅短小、语言简洁，但故事却历历如画，牢笼百态；寓意的各个层次隐显结合，意味幽邃。这些深深根植于唐代现实生活的土壤中的寓言，就像是反映中唐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折射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百态纷呈的社会现实。从其文学主张看，柳宗元强调文章的社会作用。他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说：“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刺而已。”他十分清楚地表明文章要触及现实，对美好的事物要赞美，对丑恶的事物要揭露，他特别强调文章讽刺现实，批判现实的作用，他的寓言比较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现实主义文学主张从而表现出了寓意深厚的特点。

柳宗元的寓言“求其动”的另一方的表现是对寓言这一文体的发展完善。唐前的寓言往往只是片断式地记录，且通常是作为论说的附庸出现。经过柳宗元的发展完善，寓言才成为独立成篇，有层次、有波澜、有复杂情节的故事，摆脱论说的附庸而成为具有独立艺术效果的文学形式。这无疑是柳宗元“求其动”对寓言文体做出的贡献。

要之，柳宗元“本之《易》以求其动”，意谓“动”作为《周易》的精髓是值得学者写诗作文所追求的，在以《周易》为根本的基础上追求其“动”的精义并将它落实在创作实践上，这样文章才能写的圆融流转，生气贯注。后人多叹服柳宗元的文章成就，感慨其语言之精炼简洁、言约意丰，行文之陡折突变、奇峰异起，句法之长短参差、错落有致，颇有高山仰止、难以企及之憾，但仔细体味，这与《周易》的影响确实有很大关系。鉴于目前学人在此方面鲜有论及，笔者以为颇值得探讨，故不揣谫陋，略陈一己之见，或有牵强之处，还期求正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