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翁形象，柳宗元的自我写照

易小兵

（永州市冷水滩下河粮库  湖南永州 425000）

翻开卷帙浩繁的中国文学史册，渔翁这一文学形象，经常活跃在古代文人的诗文中，寄寓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最早的渔父形象应是传说中“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中的姜尚。当年姜尚怀抱文武全才，无处施展，只能隐居磻溪垂钓，“待价而贾”。伯乐周文王慧眼识真金，请他做军师，推倒了商朝腐败政权，建立了周王朝，姜太公成了开国功臣。姜尚这种胸怀珠玉，以隐求仕，处江湖之远超脱旷达、恬淡自适，用真钩施钓，愿者上钩，表现了他超人的智慧和独特的待贾方式；居庙堂之上运筹帷幄、叱咤风云，伐恶扬善，伸张正义，解民于倒悬，建功立业，这是古今仁人志士心目中对于理想的追求。

其次是《庄子·渔父》，文中虚构了一位“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的渔父。这位渔父批评孔子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太多事，又陈说了效法天然、崇尚真诚的理论，然后连声对孔子说“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通过“渔父”对孔子的批评，指斥儒家的思想，并借此阐述了持守其真，回归自然的主张。可见，《庄子》中的渔父形象，既不同于奔走济世的人物；也不同于猖介抗俗的隐士，而是往来江海之上的避世者的代称，也即隐士一类人物的通名。

至于《楚辞·渔父》，通过屈原与渔父的一段对话，对比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这里屈原与渔父也是两种处世观念的典型代表。屈原是济世者，积极作为，渔父则是避世者，消极无为。王逸《楚辞章句》十分准确地概括了渔父形象的特征：“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

显然，《庄子》与《楚辞》中的渔父，都是通达世故、钓鱼自适的避世者的形象，属隐士归隐林下，回归自然。等到柳宗元的《渔翁》与《江雪》出现时，这一形象已是轮廓分明，且逸气十足，俨然是姜尚的再世，再现了渔翁之意不在“渔”的别有用心，是一种钓“人”的特殊用意。姜子牙钓周文王，那么柳宗元则是钓唐宪宗李纯起用自己。

从唐朝代宗大历八年至顺宗永贞元年（即公元773年至805年），柳宗元在长安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求学时光。贞元九年(793年)春，柳宗元年二十一岁，“得进士第”；贞元十二年，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正式步入官场；两年后，中博学宏词科，初为集贤殿正字，后任蓝田县尉；贞元十九年，再迁为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三十三岁的柳宗元，“自御史裹行得礼部员外郎”。“太子即位……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所言必从”“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与往还者，相次拨擢，至一日除数人。”可见，处于王叔文政治集团中的柳宗元，可谓春风得意。

曾几何时，这种得意便变成了失意。柳宗元“超取显美”之时，无疑是给自己的政敌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比如武元衡，对柳宗元恨之入骨。由于顺宗未即位就已中风，“不能听政，深居施幄坐”，再有宦官与藩镇节度史这些既得利益者内外勾结，更由于改革集团内部王叔文与韦执谊的关系破裂。终于好景不长，历时仅仅半年的“永贞革新”便被迫落下帷幕，改革遭到失败，革新集团的领袖或遭杀戮或遭贬斥。

贞元二十一年九月，风华正茂的柳宗元，贬韶州刺史。半路上再被贬为永州司马，诏“虽后更赦令不得原”。

“永州去长安四千余里，极南穷陋之区”（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记》），饱受舟车颠簸之苦，历时三个多月，年底，柳宗元携老母幼女一行到达永州。

柳宗元此时的官衔为“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一个闲职，其实是编制内被管制的罪人。朝廷在元和二年十月敕：“自今以后，流人不得因事差使离本处。”柳宗元的活动要受当地刺史的监督，“自余为戮人，居是州，恒惴栗”。柳宗元的处境和心情可想而知。这种情况到了元和三年，柳宗元的姨夫崔敏被贬永州做刺史，才有好转。

元和元年五月，与柳宗元相依为命的老母亲去世。过去京城里的一些朋友故交，也不再和他联系了。柳宗元初识世态炎凉，他的生活充满了愤怒、悲哀和孤独。期盼早日回京，实现“利安元元”的理想，是柳宗元不能释怀的夙愿。但才华满腹、傲岸倔强的柳宗元面对打击、迫害又不会低头。

“（元和）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柳宗元在寂寥孤独中写下了《江雪》以示志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旷远空阔，天寒地冻，凄清寂静，没有鸟的影子，人的踪迹也全无，只有一舟一钓一蓑翁。环境如此恶劣，老渔翁竟然不惧寒冷，不畏风雪，专心垂钓！渔翁形体孤独，性格却十分倔强而高傲。用意何在?         

用意有三：其一，渔翁独钓寒江，意不在鱼。朱子刑认为：“寒江鱼伏，钓岂可得，此翁意不在鱼也。”独钓寒江的意义应该是一种寄托，是一次意志的磨练，尽管是冰天雪地，寒气逼人，却能淡然处之、静定自若。其二，独钓寒江，应是诗人遭贬后心态的艺术的幻化。令人生寒的漫天雪景，实际上是政治上的重压形势的变形写法。因大雪严寒的威力而出现的“鸟飞绝”、“人踪灭”的自然景象，正是当时顽固派对永贞革新力量的打击和严惩而造成畏惧的社会心理的形象描绘。然而，诗中孤独的渔翁又是高傲的，就像诗人没有屈服于永贞失败一样，敢于藐视着冰天雪地带来的严寒和寂寞。尽管“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他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妥协和退让，而是执着地守着一叶孤舟，独钓寒江雪。其三， “渔翁”是柳宗元不畏艰险、不怕孤独的意志磨练的写照。一首《江雪》难道不是以求免除罪籍、重返朝廷的“鼓刀扬声”之作？能否遭遇周文王一样的识才之人？有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表现了他坚毅不拔的执着和顽强的人生信念。

元和四年，“二王八司马”中的程异被破例召回到朝廷，擢为侍御史。此时，朝中大臣京兆尹许孟容慰问的来信也给柳宗元回朝带来极大的鼓舞与希望。于是，他抱着一线希望投书亲友，请求援引，以期早日回朝。但是，柳宗元的书信，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严寒之冰，看来难以解冻。严酷的现实，他只好冷静地面对，耐心地等待解冻的春回，再作良图。

元和五年冬，柳宗元决定由寺院搬出，在染溪筑室造屋，并纳永州当地的一位女子为妾生子，决定“筑屋茨草，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

元和八年正月,得到宪宗信任的武元衡执政。这对于柳宗元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昔日武元衡因柳宗元而被降职，现任“相公”，急切渴望回京的柳宗元，在给武的一封信中云：“陷在大罪，伏匿岭下，于今七年……俾折胁膑脚之伦，得自拂饰，以期效命于鞭策之下，此诚大君子并容广览、弃瑕录用之道也。自顾孱钝，无以克堪，祗受大赐，岂任负戴？精诚之至，炯然如日。”非常情况之下，柳宗元忍受着巨大的耻辱，向政敌请求，尽最后的努力。但是，武元衡是不可能帮忙的。“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入黄溪闻猿》)元和八年五月，柳宗元一下子跌落到情绪的最底层。

正是这冷酷的政治冰雪，将柳宗元满腔热血降到冰点，情绪跌落到最低处。处在最底层的情绪催生了他笔下“渔翁”形象的质变，由钓人变为钓孤愤，由愤世嫉俗而超然物外，追慕老庄。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 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渔翁》）

诗中描写了一个在青山绿水之间自遣自歌，独往独来的“渔翁”形象。应该说这“渔翁”就是作者的化身，用以寄寓政治失意的孤愤和寄情山水的虚怀。地点在西岩，时间由夜晚到清晨，画面由幽暗为明丽，作者饮的是清莹透澈的潇湘之水，烧水做饭的竹子也是浸过娥皇女英之泪的斑竹——这是何等高洁的生活情趣！这个“渔翁”不就是世外的一位无欲无求的高人逸士吗？

如果说柳宗元的《江雪》是钓“愿者上钩”的知己之人，那么《渔翁》就是作者在遭受万般打击、回京无望后要做隐士、远离这纷繁复杂无可奈何的世俗的直接抒怀。他好似居住天际，超脱尘世之上。

柳宗元笔下的这个在山青水绿之处自遣自歌、独往独来的渔翁形象，是高洁雅致的，也是悠然自得的，更是虚无缥缈的，道家所追求的“逍遥”、自由自在，在柳宗元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渔翁》所描写的是一种飘逸超然、清寥而又有几分神秘味道的审美境界，其中浮动着《庄子》与《楚辞》中之渔父和陶潜之“田园”诗境的双重形象。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柳宗元被贬到比永州更远的柳州任刺史。经长途跋涉，刚到柳州的时候，他在城头写下《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一诗：“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飑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其情绪之低落由此可见一斑。
　  在柳州柳宗元接触了勤劳淳朴的壮族人民，了解当地人民的困苦生活后，他那冷却的心头不禁为之一热，从自然又回归社会。他决心利用自己手中有限的权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要在柳州干一番事业，为柳州人民办些好事。

于是，他重修了被损坏的文宣王庙，同时兴办学校，普及教育，广收学子，亲自授课。他针对城内民众饮水困难的实际问题，亲自考察选址，组织大家历时一月，凿成水井。而后，他又把目光投向农业落后的问题上，改变劳动生产陋习。当地是丘陵地区，城外有着大片的荒地，看到百姓艰苦贫困的生活，他下决心要改变这种面貌。他以父母官的身份，号召、组织乡间的闲散劳力，开荒垦地，种树种菜，鼓励发展生产。有了足够的土地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蔬菜，人民的生活才能走出饥饿和贫穷。在他的努力下，柳州可耕种土地面积大增。仅大云寺一处开出的荒地就种下了竹子三万竿，种菜百畦。

此外，柳宗元做的更具现代意识和人文情怀的一件事就是解放奴婢。当时，柳州不少劳动人民在大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下，交不起租税，还不清债务，被迫以子女作为抵押品，到期仍无力赎回，子女便终身沦为奴婢。柳宗元了解情况后做出决定，规定凡是沦为奴婢的人，可按照当奴婢的时间计算工价，以工价赎身。仅一年时间，就使上千奴婢获得自由。当时管辖广西各州的观察使将他的这一做法推广到其他州，短期内便大见成效，让许许多多的奴婢获得了人身自由。无疑，这是一场伟大的解放运动。

在实行上述措施后，柳宗元还大力提倡佛教，宣扬生死轮回，惩恶扬善，以补时弊；劝说人有病求医问药，不要滥杀牲畜，使当地杀牲畜祭鬼神的陋俗有所改变。

柳宗元将他兼济天下的热忱给了柳州，实践了他的政治思想主张，曾叹曰：“是岂不能为政耶？”意思是：这难道不是很好的治理吗？当时的柳州，弥补并成就了他一生不曾实现的建功立业的理想。柳宗元以重病之躯恪尽刺史职守，为民办实事，为柳州的经济文化发展贡献了最后的力量。他青衫黯然誓死不渝的形象，成为后代官员的人格坐标，柳侯祠众多碑文可见他当年的辉煌业绩。

尽管如此，柳宗元在柳州期间依然没有淡忘他的渔翁形象，他虽然在当地身居高位，心却在江湖。公务之余，他去河边植树，“手种黄柑二百株”，拉开了当时柳州开荒植柳树、种果、修路的序幕。此后，柳州一带“香柑遍地，绿柳成行”。偶尔，他也会去垂钓，学着古代雅士的举动，兴致所到，诗兴大发：“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诗人的志趣在此完美体现，何其洒脱，又何其畅快。

柳宗元以渔翁自况，并以渔翁之意不在鱼，而在为民为政的志趣上起落沉浮，书写自我的人生追求，实现“利安元元”的人生价值，从而赋予“渔翁”这一特殊人物形象丰厚的文化内涵，激射出柳宗元特有的文化心态和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