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对当代柳宗元研究热的一点思考

祁世坤

（中国北车集团永济电机厂柳园管理处 山西永济 ）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在我国古代文明史上具有着独特的地位，唐学是当代研究的一门显学。唐代是一个英才辈出的时代，对于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名人的研究，成为唐学之下的众多分支，这在中唐时期的柳宗元，与同期人物的相较更具优势，柳学、柳文化作为当代研究的一个热点，显得更加引人注目。

一、柳宗元研究的历史、现状和特点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我国中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先为青年朝官礼部员外郎，后被贬谪出京，在永州十年，柳州四年，死于任所，可谓是“半世沉沦”。他于不得志中，“益自刻苦”，颇多著述，后由刘禹锡整理成《河东先生集》，今为《柳河东全集》传世。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他“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其文学辞章”，“必传于后如今无疑”。然到晚唐五代时，“宗元虽文名甚盛，但未得全面充分的阐发，只在陆龟蒙、皮日休等小品文中产生影响，司空图对其抒情诗予以评价，宗元重被发现，是在北宋初年文学上复古思潮再一次兴起时”。此后，“从中唐到“五四”运动，一千一百年间，柳学掀起过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为宋代柳学，第二次高潮为清代柳学。作为一门壮观的柳学，一直代不绝书。新中国建国以后，柳宗元先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点人物，五、六十年代有过对他的讨论和评价热潮，直到“文革”前，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书籍十余种。“文革”期间，“四人邦”掀起评法批儒运动，给柳宗元披上大红大紫的法家代表人物的外衣，极尽歪曲之能事，把柳宗元研究导入岐途。这里特别提到的一件事是，1960年，毛泽东得知著名学者，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先生撰写《柳文指要》一书时，表示要先睹为快。1965年，他读了书稿，深赞其书“颇有新意”，“义正词严，敬服之至”。“文革”中，此书出版因康生压制受阻，1970年毛泽东闻讯后，亲笔批示安排出版，1971年，全书上下两册，100万字，由中华书局出版。“文革”之后，拨乱反正，柳宗元研究出现空前繁荣景象，最初的代表作如吴文治等人校点的《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年）孙昌武的《柳宗元传 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改革开放以来，直到两个世纪之交，已出版柳宗元研究专著60余部，发表研究论文1600余篇。时至今日，柳宗元研究较大规模的学术讨论活动，已举办过多次。如：1981年10月，湖南永州，全国柳宗元学术讨论会，1983年11月，柳州，全国柳宗元哲学思想讨论会，1989年9月，永州，全国柳宗元学术讨论会，1993年8月，中国•柳州首届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1998年10月，山西永济，全国柳宗元学术讨论会，2002年10月，中国•永州第二届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2004年9月，山西沁水，中国•山西柳宗元文化节暨柳宗元文化研讨会，2004年10月，中国•柳州第三届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2007年10月，中国•永济第四届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暨河东柳氏文化交流会。

世纪之交以来的我国柳宗元研究大型活动，是在中国柳宗元研究会指导下进行的。中国柳宗元研究会，全称为唐代文学学会柳宗元研究会，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二级学术团体。最初是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等人的首倡，在1993年8月于柳州举办的首届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宣告成立。

从近十年柳宗元研究活动的情况看，其外在表现的特点是：①在全国形成三大活动基地，这就是柳州、永州和永济。2002年，中国柳宗元研究会曾同三地商定，每十年内，在各地轮流举办一次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三地可谓是三足鼎立，有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文化宣传部门的协同，使这一研究活动得以坚实支撑，落到实处。②从硬文化设施看，柳州有柳侯祠，唐时先有罗池庙，始建于长庆二年（822），宋代追封柳宗元为文惠侯，始改罗池庙为柳侯祠，而后历代多有修葺，现扩建为包括柳侯祠在内的柳侯公园，占地15.52公顷。永州有柳子庙，宋绍兴年间为柳先生祠堂，明正德年间为柳司马先生祠，清同治年间称柳司马寺，光绪三年重建称柳子庙，占地2000多平米，今已扩建为包括柳子庙和永州八记景点在内的柳子园区。永济于2005年建成以柳文化为内涵的主题公园——柳园，占地306亩，园内的柳宗元纪念馆，成为中心景设，柳园的现实意义在于为柳宗元河东祖籍之地，填补了一项空白。②柳宗元研究已由专家学者的学术探讨同时面向柳文化的社会普及，并形成城市文化品牌和文化旅游产业。这在柳州，去年已将原来的柳宗元学术研究会改为柳宗元文化研究会，进一步拓宽了视野和研究领域。旅游是当今势头强劲的文化产业，就三地而论可以说是各有招数，各见特色。

二、柳宗元的历史影响、才品和人格魅力

柳宗元作为政治家，主要是指他在唐顺宗朝时，身为礼部员外郎，是为“二王刘柳”政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参与永贞革新。《新唐书•刘禹锡传》指出“朝廷大议、秘策，多出（王）叔文，引刘禹锡、柳宗元与议禁中，所言必从”。永贞革新，主要是“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而后经146天  失败，因而柳宗元又被称为失败的革新政治家。他的革新思想散见于他的著述，而后任柳州刺史的实职，则在所谓“四大政绩”中有所体现。

在思想领域里，柳宗元的建树和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主要是：①柳宗元自然哲学思想是唐代哲学发展的里程碑。他说“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天爵论》）他的哲学思想本体，包含有道家朴素唯物主义成份和辩证观。他在《天对》一文中提出“唯元气存”，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性，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新阶段。他的《天说》一文，提出了“天人不相予”的观点，矛头直指天命论。由他发起的一场论争，为自先秦以来的以究天人之际问题作了总结，并为以后宋明“性理之学”的探讨拓宽了道路。②柳宗元的民本思想，以为历代资政的借鉴。他在《贞符》一文中，总结了历代王朝兴襄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生人之意”观念，他“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进而提出“吏为民役”的政治主张，远远超出同代人的认识水平，体现了他的睿智和卓见，且身体力行以为楷模，直至对今日的执政为民，都有着以古鉴今的意义。③柳宗元提出“势”的社会发展观念，是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志。他在《封建论》一文中，提出了“势”的观念，其指一种社会发展的自然趋势，他还在《贞符》一文中，提出所谓的圣人正德都是受命于生人之意，这种生人之意即指人民群众的意愿，它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柳宗元提出“势”的新观念，并运用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论证之中，自当是高人一筹的远见卓识。④柳宗元“统合儒释”的观念，体现了其文化开放思想。唐朝时期，佛教一度盛行。柳宗元提出“统合儒释，宣涤疑滞”的思想，意在使儒佛融合，互相取长补短，达到廓清疑惑的目的。这同他一向主张的吸取诸子之说，“皆有以佐世”的思想是一致的。他的“通其说”，是将中国本土化的佛教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有机地融合，为现实政治服务，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自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⑤柳宗元“顺乎天性”的教育思想，阐明了教育的本质规律。他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提出“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以树木生长规律喻比对人的教育，反对拔苗助长式的行为。他重师教，主张“明教之”，强调因材施教。他指导后学，培养才俊，以至在南贬时，“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如今，人们又称他为著名教育家，可见对当代教育的深远影响。⑥柳宗元“观游”是“为政之具”的思想，在旅游史上具有首倡意义。他在《零陵三亭记》一文中，提出了观游是“为政之具”的思想和“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的观念，即是要因地制宜，保护生态环境，与自然和谐。他提出对自然山水的奥境和旷境的审美观，提出“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观点，强调人的意匠运作，特别是“永州八记”，融入了他的主观情感，写活了永州山水，这在当代文化旅游产业的开发中，都给人颇多启迪，开阔思路。⑦柳宗元“民自利”的伦理经济思想，是对治世方策的探索。柳宗元在《晋问》一文中，提出了“民利、民自利”的思想，其主题内容融进了儒家的仁义道德和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理念，构筑了一个“民自利”的经济社会模式。他提出的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社会，但这种伦理经济思想，却是有着可资利用的成份。“民利，民自利”，主要指经济生活领域，实行轻徭薄赋政策，不过多干扰百姓，让他们得以自主地创造自己的利益。这种轻徭薄赋思想还见于他的《捕蛇者说》，《宋清传》对经商这种民自利活动，推出了“明而诚者”的典范，这都有着现实参考意义。

柳宗元作为著名文学家，首先是他与韩愈共倡了古文运动，其影响千年直至“五四”运动时期。古文运动是一场文学革命，针对的是六朝浮艳的文风，推崇三代（夏商周）两汉之文，大开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代散文新风。柳宗元提出“文者以明道”的主张，反对“务采色，夸声音”的浮靡风气。强调文章的“辞意褒贬”，“导扬讽喻”功能，同时也注意到“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君子病乎无乎内饰乎外，有乎内而不饰乎外者”，体现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结合。柳宗元“遍悟文体”，他是一个涉猎领域极广的大家，一生颇丰的著述，给我们留下了七百篇诗文，如著名的“九赋十骚”、“论文八书”、“永州八记”和《江雪》、《渔翁》诗等。

柳宗元的才品文名，早在他的那个时代已经显扬，他的朋友刘禹锡在《河东先生集序》里，比他为夜空中的“芒寒色正”之星，“人望而敬者”。他的朋友韩愈评其文是“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是说他才高名盖一时，文章象太史公司马迁，至于西汉大文学家的崔    和蔡邕都还比不上他。他同韩愈首倡和实践了古文运动，并称韩柳，又同列唐宋八大家。

柳宗元的著述文章，有着许多骤然爆亮的光点，后人评论往往惊叹不已。如现代名家章士钊在他的《柳文指要》中指出，“柳子厚为从来反封禅之唯一文家”。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同古典文史家刘大杰的谈话中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宋人严羽指出“唐人帷柳子厚深得骚学”。宋代苏东坡对《封建论》的评论是，“宗元之论出，而诸于之论废，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清代林纾评此文为“千古至文”。明人张岱说，“古人记山水乎，太上有郦道元，次柳宗元，近是袁中郎”，意指柳宗元把山水游记作为文学散文具有的开创性意义。对于他的诗歌，因其近体诗有一种盛唐味道，被后人划归为盛唐诗类，“唯宗元能继盛唐之嗣响”，而“起列盛唐”。（清•宋育人《三唐诗品》）苏东坡评说，“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古观唐集》则说，“能嗣响古诗正音者韦柳也”，因而他的诗，又被称为韦柳体。他的《江雪》诗，清人陈婉俊评为“二十字二十层意思，尤为后人引称”，胡应麟则说是“骨力豪上，句格天成”。诸如此说，都显现了柳宗元的才品魅力，柳宗元的魅力更体现在他的人格精神上，这主要是：①正道直行，刚正不阿。柳宗元作为顺宗朝的青年朝官，是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革新理论和思想的代表者。永贞革新的失败，使他从政治巅峰上跌落下来，置于南贬之地。记怒人臣的宪宗皇帝一再表明对这些左迁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使之再无复归之日。对于永贞革新，柳宗元毫无悔罪之心，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申明，“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信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勉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疆，其素意如此也。”他坚信革新首领王叔文无过，永贞革新无错，革新本是他们共同的目的和事业，只是自己年轻，没有想到凡事不可强力而为，这就是事情的本来面貌。在永州他写了一系列的反思文章，一再表明在有生之年他仍要正道直行，这有如他父亲的“守正为心，疾恶不惧”的倔强。②同情田家，为民请命。他在永州，身为闲官，不得参政，“闷即出游”中，逢耕者，访田家，同下层人民有了密切的接触，了解和体恤农民的苦情。他在《田家》诗中，对农民所受的赋敛之苦深表同情，揭露了官吏敲诈勒索，横行乡里的面目。又如在他的《捕蛇者说》中，更是直刺两税法的弊端，提出了“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的惊人之语，且言“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即是说他就是要使民情上达于朝廷。他用语激烈，言责自负，为民请命。即是在唐朝虽说“文网甚宽”，这也是要有敢于冒犯龙颜豁出去的勇气。③珍重友情，乃见节义。南贬永州，“十年践踏久已劳”的柳宗元们终于有了得诏回朝之日，然而又因刘禹锡的一首出言不恭的《戏赠看花诸君子》诗，讥讽权贵，再使龙颜大怒，于是又有了这些人的二次再贬，“官虽进而地愈远”。这次皇帝对刘禹锡的处分最重，把他发往环境最为恶劣的播州，并不顾及他还要带上八十多岁的老母一同受罪。对此柳宗元并没埋怨刘禹锡因诗召祸的无事生非，而是为刘禹锡抱打不平，向皇帝上奏愿“以柳易播”，表明即是因此受到重罚，也无怨无悔。对此皇帝大为不悦，在舆论的压力下，虽说对刘禹锡作了变动，但对柳宗元却埋下了隐患，以至后来柳宗元在柳州发出“日号而望者十四年”的愤懑，直到卒终。柳宗元对待友情上的义举，感人至深，对此韩愈有评“呜呼，士穷乃见节义”，在当时即已产生了警世鞭浊的震撼力量。④不甘寂寞，自强不息。柳宗元身处困厄之境，于绝望中意识到了立言传世的问题。他不甘寂寞，表现出自强不息的品格。如他说的“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今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这对柳宗元显然是不得意而求其次，他曾把文学辞章归于末技，但他仍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永州时日夜苦读，奋力笔耕。他对自己“独好文章”的自信，最终是给后人留下了厚重的著述，这是无可估量的一笔文化财富。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有论者指出，柳宗元就是这样的人，诚如斯言，在柳宗元身上，这几方面都有体现。柳宗元是古代中国脊梁式的人物，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精英，他的光辉永照后人。

三、柳宗元魅力所具有的地方特色

柳宗元作为有唐一代的才俊为人共仰，而他作为左迁士人的多难亦令人共悲，但就其表现的心路历程，他的遭遇和作为，而给后人留下的追慕，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我们知道柳宗元南贬永州，曾为司马置同正员，但不得参政，柳宗元自己说他是“闲官”，又称“？人”、“缧囚”。他在答友人书中写到，初到永州的几年，似与囚徒为伍，走路都象带着枷锁，在家又象被绳索捆着，病中形容枯槁的像截木头，神情沮丧的又如块石头。其实他那里有家，他是一家人借住在佛寺之中，而后才在愚溪筑建了家园，而皇帝多次的恩赦又都于他无涉，这也使他“甘终为永州民”，“心同伧人不思还”。他“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他“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他的山水游记和大量诗歌，杂糅着自己的悲苦之情，也写活了永州山水。他的“永州八记”成为历代认可的文学名篇，也使永州之地占尽了风流，他的《游黄溪记》一句“永最善”，大有为永州美言的过誉之嫌，然而确也使永州人民感激不尽。这里且以宋时永州官员汪藻的《永州柳先生祠堂记》中录出片言，也足见永州人民对柳宗元的一往情深。汪藻说：“盖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必曰先生。……零陵极南穷陋之区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闻天下。先生为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独非幸欤”“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经先生品题者，莫不为后世所慕，想见其风流。而先生之文载集中，凡瑰奇特者，皆居零陵时所作。则予所谓幸与不幸者，岂不然哉？”总之，一言一蔽之，柳宗元不幸永州幸。历代民间都把柳宗元视若神明，又称他为柳子菩萨。永州人民仰慕柳宗元，因为柳宗元思想和文学建树名出永州，永州人民也因此引以为豪。

柳宗元在柳州的四年，是身居刺史实职。他初到柳州所见曾有“是其不足为政邪”的感慨，其后是他“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再展，然而他又是以多病之躯，也正所谓“鬼手脱命争纤毫”了。后人把他的施政归为四大政绩活动，即是废除奴俗，解放奴婢；破除迷信，去鬼息杀；开荒凿井，发展生产；修复孔庙，兴办文教。其中如废除奴俗，以至柳宗元自己拿出俸禄为奴隶赎身。桂管观察史推行他的办法，一年时间州郡免除债务解放奴隶有千人之多。柳宗元此举，善莫大也。柳宗元为政，力行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信条，是为德政，这正如他评论别人的“以直清去败政，以恻隐抚穷人”，也正是他自身的写照。柳宗元卒于柳州时，亦然是清贫之身，以至他的灵柩和妻儿的返归，都依赖朋友的资助。韩愈在《罗池庙碑》文中称柳宗元为柳侯，指出百姓相悦，说“兹土虽远京师，吾辈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则我非人，”这也足见当地人民对他的感激之情。韩愈亦用四句言，六十字的颂语赞扬他。柳宗元的封侯是在宋朝元   年间，是当时皇帝顺应民情的政治之需，地方官员也附会显灵之说，以至感慨“千里的州郡，不仅靠太守来治理，管理百姓的事，神灵也一样来参与。”柳宗元在柳州，成了一方神灵，他“有德于民民祀之。”如今公祭他的活动更见隆重热烈，他死于柳州，历史上又称他为柳柳州，这也当是柳州人民的骄傲。

柳宗元的祖籍为河东，他被称为柳河东，他亦自称河东柳宗元，他的朋友刘禹锡受托为他整理的遗著又称《河东先生集》。他自己出生于长安，一生并末回过河东，对此他曾说过“河东，古吾土也，家世迁徒，莫能就绪，闻其间有大河、条山，气盖关左，文士往往仿佯临望，坐得胜概焉，吾固翘翘褰裳，奋怀旧都，日以滋甚。”（《送独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即是说他没能回过河东，只是听说那里有黄河、中条山，山河形胜，气势雄伟，他怀念古土的心情日益强烈。此语可视为他萦系心头的河东情结。后期于南贬之中，因故终末如愿，也当是他的遗恨了。在柳州柳侯祠他的坐像上方有“回归河东”的匾额，如今永济的柳园于柳宗元大殿置此匾额，按照民俗民意之说，也可算是河东人民把他的英灵接了回来。以柳宗元文化为内涵的主题公园—柳园，大门一幅楹联为“河东古吾土一语情钟桑梓，先生称晋人千秋敬仰唐贤”，其中的“河东，古吾土”、“先生，晋人也”，都是柳宗元的文中之句，楹联藏头四字河东先生，更见对他的敬仰。今时一座新修的柳园，表达永济人民对柳宗元的仰慕之情，又因了“河东先生”的称谓，燃起了永济人民的柳宗元热。这在柳宗元祖庄、祖茔所在地的虞乡，乡镇政府修建了柳宗元广场，命名了柳宗元大街，安放了唐代遗物的柳门空石，民间成立了柳宗元故里文化研究中心，考察了地方志书记载的柳宗元祖庄、祖茔和柳井、柳道以及传说中的柳隐山、柳隐洞，已经扩建了柳氏祖茔，开发柳隐山景区，形成柳宗元河东祖籍文化旅游产业，开辟柳园——柳氏祖茔——柳隐山一线游，扩大宣传柳宗元文化和源远流长的河东柳氏文化。

注释：

1、孙昌武《柳宗元传论》

2、李乃龙《论宋代柳学》

3、谢汉强《新时期柳宗元研究活动综述》

4、参考蔡自新《关于柳宗元一代宗师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