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人文环境与柳宗元诗文创作论略

翟满桂

（湖南科技学院， 湖南永州 425100）

检阅《柳宗元全集》，今存诗文644篇，其中，在永州写就的达381篇（外集除外），永州作品占了主导地位。不少的文章其思想和文学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我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一直闪耀着熠熠光芒。然关于柳宗元在永州十年所处的人文环境及其对诗文创作的影响，实证考辩者甚少。本文拟从柳宗元在永州这个重要的生活面，从整体上对柳宗元生活的唐时永州人文环境与柳宗元诗文创作的关系进行考察。试图还原柳宗元在永州所处的生活环境与人文条件，准确地了解柳宗元的诗文和体验柳宗元的创作心境，藉此推进柳宗元的文学研究。

一

永州古为零陵说  零陵这一地名的由来与古史传说中五帝之一的舜帝有关。太史公司马迁为撰写《史记》，曾游历九嶷，追根溯源，他考证的结论是：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1]也就是说，舜帝死后葬在九嶷山，舜帝的陵墓叫零陵。古时帝王坟墓皆称陵，为何舜陵要冠以一个“零”字？对此，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一说是，零陵得名于潇水支流古泠水。《水经注》“泠水南出九疑山”，经查《说文解字》，“泠”与雨字头的“零”，上古时是通用的，“泠水”又作“零水”。因舜帝葬于泠水即零水之源，舜陵因而称“零陵”。 这一解释是可信的，因山因水命名，是地名学上的基本规律。[2] 因此，零陵之名，得益于三皇五帝时代的最后一位贤君——舜帝。根据国家“九五”期间组织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专家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攻关的研究成果，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那么，将帝位禅让给夏禹的虞舜所生活的年代，当在此之前并紧密相连。距今四千一百多年的这位舜帝，“德至舜明”（《尚书》），“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史记》），是中华民族道德文明的始祖。以道德为核心的舜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凝聚力。从舜帝的其他传说来看，由于舜的伦理道德修为的完善，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生活在民众之中时，能够团结和引导人和睦相处，共求繁荣：他代尧为帝后，能够知人善任，勤政为民，使得天下大治。“舜勤民事而野死”，他就连死都死在考察巡视工作的途中，葬于永州的九疑山。于是，沿着舜的伦理道德的轨道，延伸出“民本”思想，并与宗法社会的政治制度联系和制衡，这就是舜文化的功绩。可以说，在中国历代有名姓记载的一百多位帝王之中，舜是人格最完善、政绩最卓著、影响最深远的一位帝王。

柳宗元与舜帝，其思想文化上有着颇多的继承和开拓关系。柳宗元心心念念想当一个推行尧、舜、孔子之道的政治家，但命运之神却偏偏安排他做一个明道的文学家。柳宗元谪居永州，进入了他从文的创作高峰时期。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在思想上重视“生人之患”，推荐尧、舜之道，表示自己“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送娄图南秀才序》）。怀着对舜帝的仰慕和崇敬，写下了不少歌颂舜帝的文章。刚到永州的第二年即元和二年，他写了《舜庙祈晴》，为当地水患之灾昭祭虞帝之神。元和四年，写了《舜禹之事》，对曹丕的看法与人们的通常观念唱了个反调。元和九年，写了《湘源二妃庙碑》、《道州毁鼻亭神记》，一褒一贬。为湘源二妃庙重建，柳宗元撰文赞舜帝和二妃曰：“渊懿承圣，舜妻尧女。德形妫汭，神位湘浒。揆兹有初，克硕厥宇”。 从柳宗元在永州所写的一系列文章来看，其明显的内涵就是强调“辅时及物”，“有以佐世”，目的则在解“生人之患”，“利安元元”。他在《贞符》一文中强调，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必须以德仁为本，要靠对国家的良好治理和人民的衷心拥戴来维持政权，而不能迷信所谓的天人感应之说的“祥瑞”：在《封建论》一文中，他表示坚决反对贵族分封的世袭制度，反对地方割据势力发动叛乱，严重危胁中央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生活的安定：在《六逆论》一文中，明确提出任人唯贤的标准：在《送薛存义序》一文中提出“官为民役”之道，地方官则应服务于民。柳宗元以自己的创作实践直接倡导了舜德理念，尤其他在永州写的《田家三首》、《捕蛇者说》等作品中，抒发的是劳动人民的情怀，这正是柳宗元在文学上倡行尧、舜之道的体现。

“蛮荒”与“中州”   唐代，永州分为零陵和道州两个州。《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永州，零陵。中。开元户二万七千五百九十。乡四十八。元和户八百九十四。乡四十五。秦属长沙郡，汉为长沙国，武帝分置零陵郡，领县十。至宋，封晋恭帝为零陵王。隋文帝开皇九年呼陈，置永州，因水为名。大业三年，复为零陵郡。武德四年，又置永州。《史记》舜葬九疑，即此也。”[3]，永州、道州二州区域大体相当于今永州。唐开元年间和元和年间，永、道两州均为中州，合计人口为5.5030万人、0.2732万人。湖南观察使管州七：潭州、衡州、郴州、永州、连州、道州、邵州。《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载：“永州在唐属江南西道，为中州，治零陵，凡辖零陵，祁阳，湘源，灌阳四县”。唐代的永州、道州的人口占湖南观察使境内的人口的30.9﹪。

所谓永州属“蛮荒”，据[康熙]永州府志载：“永在夏商，并为荒服”。春秋战国时，为楚南徼之地。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析长沙为零陵郡。汉，表陂汉之阳，亘九疑为长沙。或谓西汉郡为长沙，武帝元鼎六年置零陵。太史公曰：“楚粤之交，零陵一大都会也。”“汉以后，生齿渐繁，而地偏南服。唐宋或以处迁谪。至明，人文蔚起，财赋所出，几与中土侔矣”。在古代南方的开发特别是岭南的开发过程中，如何沟通与中原的联系，一直是人们探讨的重大问题。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派遣大将郡尉屠睢向南征讨，在湘江与漓江的共同源头广西兴安县境内开凿灵渠，成为利用舟楫之便沟通珠江水系与长江流域的唯一通道。也是后来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贯通长江与黄河的重要借鉴。永州地处湘江上游，受灵渠之便利，领中原与岭南交流之风气，不仅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社会经济发展也较快，到唐代中叶是领先于邵州、柳州、连州等周边诸州的中等州。[4]

据上所述，柳宗元被贬后所来到的唐代永州，是一个开发较早、并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地方。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国家考古重大发现表明，在今日永州境内的道县玉蟾岩就有上万年以前人类启蒙阶段刀耕火种的农业文明最早的遗迹。

二

永州人文环境   清康熙《永州府志叙》中姜承基有曰：“永阳居三楚边陲，固东南形势之区也，其山则有九疑群玉之奇，其水则有潇湘兰溪之秀，夙多胜概粤。稽上古有虞氏南廵，驻迹虽陵寝自昔存疑，然玉管韶歌历世相传不朽。有庳旧封咫尺苍梧诚甚盛也。自柳司马谪居其间，以文章治事，而山川益且增辉。况元结、薛景晦、寇来公之辈，皆以经济名贤后先媲美而来治斯地……”。柳宗元《代韦刺史永州谢上表》[5]曰：“地极三湘，俗参百粤，左衽居椎髻之半，可耕乃石田之馀。”[6]柳宗元《永州刺史崔公墓志》曰：“惟是南楚，风浮俗鬼，户为胥徒，家有禳梗。”[7]从柳宗元之论，永州八属，习尚虽不尽然，大略已可见矣。永州在唐属江南西道，江南西道则是中唐时期贬官较密集的区域，“中唐时期贬官人数达180人之多，集中永州贬官14人”。[8]柳宗元亦云：“永州多谪吏”（《送南涪州量移澧州》）。永州零陵，名贤高士，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形成了特有的人文环境。元结谪居永州，在道州刺史任上，写下《右溪记》、《舂陵行》、《贼退示官吏》等作品。对于元结的德政诗风，诗人杜甫有“道州忧黎庶，词气尚纵横”的称颂。历代先哲后贤、“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司马迁、蔡邕、颜真卿、李白、欧阳修、苏东坡、朱熹、陆游、徐霞客等，均在永州留下了诗文、胜迹。永州零陵，自古乃楚南一个中州，名贤高士，迁客骚人多会于此。

永州的地貌特征  永州境内有名山九嶷山、阳明山、舜皇山等（现为国家级的三大森林公园），有都庞岭等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地貌复杂多样，奇峰秀岭逶迤蜿蜒。山岗盆地相间分布。丘岗盆地以都庞岭余脉紫金山——阳明山为界，从中拦腰割隔成南、北两大盆地。大体呈现西南东三面环山的地貌特征。[9]柳宗元在《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写道：“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10]柳宗元在特定的心情下，写下《囚山赋》，形象地描述出一幅永州的群山图。“楚越之郊环万山兮，势腾踊夫波涛。纷对回合仰伏以离冽兮，若重墉之相褒。争生角逐上轶旁出兮，下坼裂而为壕。欣下颓以就顺兮，曾不亩平而又高。”柳宗元在永州的地理特征基础上，把目光转向休养生息在“曾不亩平而又高”的土地上的广大人民群众，“侧耕危获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劳。”表现了柳宗元把自己的不幸与人民的悲苦联系在一起的情怀。赋末反问，“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柳宗元将永州这样独特的地形地貌比作围困自己不得自由的“囚山”，是柳宗元借山发挥，抒发自己对于理想的坚持精神和贬谪之后十年不得量移的愤激之情。

永州的水系河流   永州又因境内两条最大的河流——潇水与湘江在城区汇合，永州自古雅称“潇湘”。永州是一个河流密布、，流域面积广，溪涧纵横交错的地区。主要河流有湘江、潇水、白水、祁水、石期河、永明河等。据永州水文资料统计，境内大小溪河计733条，总长10515公里，贯穿两盆地，大都呈由南向北或自西向东的走向，主要水系为湘江水系。湘江向北进入到永州零陵城区的江心岛萍洲与潇水相聚，汇成泱泱潇湘大观，然后再北下洞庭。由于潇湘发源于南岭山地而以山水秀美著称于世，又因其自南向北贯穿湖南全境，不仅湖南泛称潇湘，世人凡亭台楼阁、道路水泊甚至现代商品，欲寓名以美称者。因而“潇湘”从一个地域概念，发展到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称谓。[11]永州最早建于唐代的“潇湘楼”，在零陵城北潇湘二水合流处萍岛的东岸，至今遗址犹存。历代以往，文人们有关潇湘的话语不绝如缕，从战国秦汉的宋玉、贾谊、蔡邕、王逸到唐代的沈荃期、张说、李白、刘禹锡等，笔下都写有潇湘的精美诗章。特别是流寓永州的柳宗元，潇湘山水情怀更为笃厚。在他的永州诗文中，提到“潇湘”一词的达130多处，柳宗元的《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双江汇西奔，诡怪潜坤珍”是最早对潇湘二水会合处现场描绘的诗。“借山水之助”，柳宗元在永州，把山水做为一个重要的反映对象，精心创作了“永州八记”等一系列具有诗情画意的山水游记。在他的笔下，“唐氏之弃地”的西小丘，“奥之宜者也，其始龛之外弃地”的龙兴寺之东丘，“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的小石城山，“永之人未尝游焉”的袁家渴等。“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这些作品，不但多角度、多侧面地描绘了自然山川，表现了他对永州自然山水的珍爱，而且把自己的身世之感和浓郁的情感注入自然山水之中，立意精警。自柳宗元的山水文章之后，标志着文学史上山水游记文体的成熟和自觉。正如宋人汪藻所云：“零陵一泉一石一草木，经先生品题者，莫不为后世所慕，想见其风流”（《永州柳先生祠堂记》）。

永州的气候特征  永州属中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区，气候年际和季节变化大，春暖夏热，秋凉冬冷，四季分明。多年平均降雪日数为3-7天（雪灾除外），形成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严冬期短。雨水充沛、空气湿润的温、热带气候特征。柳宗元从长安到永州，对于南北气候的差异反映强烈。比较长安的内陆干燥气候来说，南方的的梅雨和潮湿，北人南来，生活上有许多不习惯、不适应的地方。《永州府志卷二》载：“永地界两粤，北去衡岳四百里，南去九疑三百里，中开一区，形势坦旷，风气宣朗，春或多雨，而至夏则疏。夏或过炎，而至秋则杀。端阳后始衣葛，重阳后始衣絮，四时各如其候，晦明风雨似亦得中土之平矣。”^[12]柳宗元的《梅雨》诗载：“梅实迎时雨，苍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梦断越鸡晨。海雾连南极，江云暗北津。素衣今尽化，非为帝京尘。”。写出了江南四、五月间连绵不断的“梅雨”带来的盼归愁情。柳宗元描述炎热的夏日诗，如《夏夜苦热登西楼》：“苦热中夜起，登楼独褰衣。山泽凝暑气，星汉甚光辉。火晶燥露滋，野静停风威。探汤汲阴井，炀灶开重扉。凭栏久徬徨，流汗不可挥。莫辨亭毒意，仰诉璿与玑。谅非姑射子，静胜安能希？”宗元在诗中，记叙了暑热煎熬，半夜不眠，登上西楼乘凉的情景。就气候对身体的影响，他曾将北方与南方做过比较：“北当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极海，玄冥所不统，炎昏多疾，气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记一，舍忧慄，则怠而睡耳”（《与裴埙书》）。永州的冬天也很寒冷，柳宗元描写寒冬大雪的诗，如《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独钓寒江”诗就以元和二年永州的一场大雪为背景的。

三

零陵城厢规模及概貌  [康熙]《永州府志》载：“今之城池，即汉零陵郡城，创于武帝元鼎六年。至宋咸淳始廓而增之，元因其旧。洪武六年，本衙官更新之，围九里二十七步，高三丈，阔一丈四尺五寸。门七：曰正东门、曰正南门、曰正西门、曰正北门、曰太平门、曰永安门、曰潇湘门，各建楼其上，复增德胜楼、望江楼、鹞子楼、五间楼，凡四座。雉堞二千九百四十有二，铺舍七十有六，以千百户官分守之，无事则专修葺，有事坐为信地。故有敌楼三十五间，串楼一千三百九十六间，后俱毁废。……国朝（清朝）新建敌楼七间，城西以潇水为濠堑，由西南而东，堤水为池；自东至于北隅，凿土为濠；自北至西隅，联属为池水，常不涸其高下远近，一因地势云”。[13]零陵古城，创建于武帝元鼎六年。经唐至元明清，先后修筑十里城墙和七个城门及城楼，建雉堞、敌楼、串楼、濠堑等，规模宏大，其建城历史在湖南仅次于长沙。汉唐以来，零陵城累经修筑，今见诸史志的就有几次大的增扩。东汉初年，零陵郡治所移至泉陵县城，城区规模大增。三国时，孙权遣大将吕蒙取零陵，太守郝普凭险拒不投降，吕蒙遂在城北二里筑“吕蒙城”守候。后通过郝普好友邓玄之以谎言诱骗郝出降。吕蒙夺取零陵后，对城廓进行了修建。据说，当年吕蒙的“吴军司马将军府”设在千秋岭的古龙兴寺，唐时怀素曾从龙兴寺古并中淘出“军司马印”汉铜印一枚，从此爱不释手，常在其得意之作中钤盖。后历经两晋南北朝的经略，到唐代城厢格局基本形成。所谓“宋有天下三百余年，而后方有斯城”。零陵宋城的规模形制，在荆湖南路，除长沙城外，其他州郡无与伦比。这些，都是见之于清光绪《湖南通志》的史实。自宋末零陵大规模拓城后，元、明、清时期又有几次重修，城廓有所拓展。但由于自宋明以来，楚粤通衢重心东移江西、福建，永州交通优势日渐丧失，加之境内战乱、天灾等因素影响，经济文化发展放慢，逐步拉开了与先进地区的距离，府城建设失去活力，所以，终明、清之朝，零陵城始终未能整体上突破宋城主体规模。[14]

 从清康熙年间绘制的《零陵城厢图》上，我们还依稀可见当年零陵城厢的概貌。到清末，城内有12街18巷25坊，重要街道按“两纵八横”布局，纵向有正大街、北正街、后街，横向有府正街、新街、文星街等，河西有柳子街；城中胜迹则有众所熟知的“九井三槐”、“五码三台”等；城内主要建筑有府衙、县署、万寿宫、高山寺、濂溪书院、府学宫……历史上零陵城不乏著名建筑，名气最大的要算潇湘楼了。潇湘楼，在城北潇湘二水合流处萍岛的东岸，是一座千年古建筑，具有非同寻常的文化底蕴。最早建于唐代，五代以后湘口驿站驻此，清康熙年间，因湘口驿迁于城内，楼遂塌废。潇湘楼是古人游览潇湘必登之所。宋代文人欧阳修的“画图曾训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和诗人陆游的“挥豪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等名家均有题咏。

零陵郡的兴盛及人口  古代零陵郡的兴盛，与本地封建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弥足珍贵的两幅古地图，其中《地形图》的中心区域，是今永州南部潇水流域，图上明白标有8个县治及70多个乡里级居民地。考古学家张修桂经过对《地形图》深入研究，得出结论：“秦汉之际，潇水流域已是一个久经开发、人烟稠密的重要经济活动区。”人口繁衍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具体反映。到汉末，零陵己成为长江以南为数不多的百万人口大郡。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汉代湖南境内置有四郡，总人口281万，其中零陵郡人口为1001578，是桂阳郡50万的两倍、武陵郡25万的四倍，仅比长沙郡少5万人。唐开元和元和年间人口数，据《元和郡县志》载：“永州，零陵。中。開元戸二萬七千五百九十。鄉四十八。元和戸八百九十四。郷四十五。……道州，江華。中。開元戸二萬七千四百四十。鄉六十。元和戸一萬八千三百三十八。鄉五十一”。与当时的柳州相比：“柳州，龙城。下。開元戸一千三百七十四。鄉十四。元和戸一千二百八十七。鄉七。”[15]从这组数字来看，开元年间，仅永州零陵郡的人口相当于柳州龙城人口的20倍，元和年间，永州零陵郡的人口大为减少，与柳州相差不大。

在唐代，永州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较一般地区为高，时称“湖南名郡，甲永(州)乙邵(州)”。农业方面，永州、道州一带大量荒地得到垦复，梯田显著增加。唐武德七年（624），朝廷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成为自耕农，赋役负担有所减轻。其后，永州一带“荒地大都开垦，经济日渐富裕”，至“开元盛世”，有“人家储粮皆及数岁”之说。元和年间，唐刺史韦宙在永州“筑太平仓收谷”，以应国家不时之需。永州农业生产工具有了改进，农民已经用上了比较先进的耒耜。柳宗元在永州所作《田家三首》中，有“札札耒耜声，飞飞来乌鸢”的生动记叙。北宋建隆元年(960年)，永州庠刻《柳河东文集》30卷，这是湖南采用雕版印刷的最早史籍记载。商业方面，因永州地处楚粤之交，两地间的贸易往来源远流长，随着本地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境内商业贸易活动更趋兴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永州商业兴旺的景况。据《元和郡县志》载：零陵，“貢、賦：开元贡：細葛、石燕。……道州，开元贡：细苎；元和贡：細紵布”。成为时尚。除了朝贡物产外，零陵还有香草、潇湘竹、异蛇可治风疾、石磬、黄丝绢、绵布、柑、橘、蔊菜、苧布、油纸扇、苣胜子等主要物产。

上述情况表明，中古时期的永州，封建经济颇为发达。正如杨万望《曹中永州谢表》所云：“家娴礼义而化易孚，地足渔樵而民乐业”，“视中州无所与逊”。作为来自先进地区的杨万里，且任职零陵，认为当时的永州与中原先进州郡相比毫不逊色，应当说他的这一评价是中肯的。但是，在中唐后期，永州也同全国一样，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和农民战争的发生，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遭受了破坏。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由此转盛为衰，出现藩镇割据、土地兼并、牛李党争的混乱政治局面，而且土地兼并之风盛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遭到破坏，农民赋税日益苛重，税额增加一倍。特别是唐代宗广德年间（763～764），永、道二州遭受两次兵患，“焚烧杀掠，几尽而去”（元结《贼退示官吏》），经济损失很大。柳宗元谪居永州时不仅体察民情，记下了“庭际秋虫鸣，疏麻方寂历。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的饥荒景象。柳宗元深入地体察民情，写下了《捕蛇者说》这一传世名篇，表现出忧国恤民的强烈情怀。其文通过永州捕蛇者蒋氏的讲述，一家三代人由于畏惧残酷的赋役而宁可冒死捕蛇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横征暴敛，“赋敛之毒甚于蛇毒”的黑暗现实，表达了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改革社会弊病的愿望。他的《田家三首》，是一组关爱小民百姓描写农家现实生活的组诗。“尽输助徭役，聊就空舍眠”（其一）；“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其二）；“今年幸少丰，无厌饘与粥”（其三）。田家终年辛勤耕作所获得的果实，不仅尽为官府榨取，在一贫如洗的情况下，还得杀鸡设筵，招待催租里胥。丰岁犹然不能饱肚，歉岁就更不用说，表现了对百姓极度关爱之情。

笔者通过以上问题的论略，以期再现柳宗元在永州生活的人文环境，以便深入了解到柳宗元在永州生存的心理状况和山水诗文创作的因缘，试图提供柳宗元的文学研究的基础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