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生风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425006 ）

   摘　要： 本文对柳宗元自言“好佛”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再从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入世态度和在永州的行为三个方面论述他是一个自言“好佛”的人，而不是“信佛”的人。

   关键词： 柳宗元；永州；佛学；哲学思想

   柳宗元是一个“好佛”而且“信佛”的人，这是绝大多数柳宗元研究者的共同观点。 范文澜 先生认为柳宗元“中佛毒当然很深”，“柳宗元信佛，势逆而气衰”； 任继愈 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说柳宗元“受佛教唯心主义哲学影响较深……降低了他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水平”； 孙昌武 先生在《柳宗元传论》中认为“柳宗元唯物主义世界观不彻底”； 何书置 先生在《柳宗元在永州》中说柳宗元“不相信造物者的存在，但是他又信佛。有人说他好佛，并不信佛，其实不然。他是信佛的，而且有时还相当虔诚”。然而，对以上的观点，笔者始终不敢苟同。纵观柳宗元一生的经历，认真地读柳宗元的文章，要将他定性为一个“信佛”的人，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一、柳宗元为什么说自己“好佛”

   柳宗元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表明自己“好佛”。“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知释氏之道且久”（《永州龙兴寺西轩记》），柳宗元以上表白不仅说自己“好佛”，而且贯穿一生，始终不变。柳宗元为何要反复表明自己“好佛”呢？

   佛教在东汉时期就开始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非常兴盛，到唐代则更为盛行。柳宗元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和宪宗四朝，四个皇帝都推崇佛教。由于朝廷的提倡，佛教在中唐的影响非常广泛。柳宗元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聪明好学，从小对佛教就有一定的了解。在柳宗元的眼中，佛教并不是异端邪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送僧浩初序》），这种认识是柳宗元表明自己“好佛”最重要的原因。

   柳宗元表明自己“好佛”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为了迎合朝廷的需要，为自己的仕途铺平道路。对佛教是否认可，是唐朝选用官员的一个标准。在中唐，如果哪个官员敢公开表明自己“反佛”，就会受到朝廷的贬黜。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韩愈因“谏迎佛骨”而“夕贬潮州路八千”。柳宗元出生于望族，热切追求功名，他积极用世，渴望光宗耀祖。因为这样，柳宗元虽然不信佛，但为仕途顺畅，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就要表明与朝廷保持一致的鲜明态度。特别是柳宗元被贬永州后，为了重返朝廷，他在佛教问题上更加小心谨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柳宗元有关“好佛”的文字大都写在被贬永州以后，为什么会这样呢？柳宗元贬到永州后，可以说无时无刻都在期盼朝廷的召回。他在写给故旧大臣的信中，一次又一次地表明悔罪的心情，希望得到援引。“敢希大贤，曲见存念”（《谢襄阳李夷简尚书委曲抚问启》），“独有望于阁下”（《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然而“致书累累数千言，亦终不能少为之助”（周思谦《八司马》）。尽管这样，他始终没有放弃过东山再起的信念。他在元和九年写的《囚山赋》中写道：“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晁补之评论说：“宗元谪南海久，厌山不可得而出，怀朝市不可得而复。”这真是一语破的，道出了柳宗元心底的隐衷。为了实现自己复出的目的，柳宗元必须与皇上的喜好保持一致，在“崇佛”还是“斥佛”这个敏感的问题上，他必须让皇上了解自己的态度。否则，他这个戴罪之人将永无出头之日。

   柳宗元说自己“好佛”，同他在永州坎坷的境遇密不可分。虽然柳宗元说自己“自幼好佛”，但他真正致力于“求其道”是贬永州以后的事情。“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苏轼《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柳宗元在永州的生活可以按元和五年迁居冉溪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五年是他一生中最黑暗、最痛苦的日子。一方面，他政治理想破灭，仕途滑入谷底，甚至还有生命之虞；另一方面，随他来永州的母亲病故，而且他“不得归奉丧事”。他自己也“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与杨京兆凭书》）；他的女儿和娘也是年幼多病，在元和五年夭折。在这种忧恐凄凉的生活中，他曾产生过轻生的念头，“守道甘长绝，明心欲自刑”（《同刘二十八院长寄漕州 张使 君八十韵》）。为了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加之他前五年一直居住在佛寺，这就使他很自然地寄情于佛教。佛教那种万事皆空的虚无思想，和尚们“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的行为，成了他此时最大的安慰。“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这是他在永州前五年无可奈何的选择。柳宗元在永州写的有关佛教的碑文、送别序、交游诗和寺庙记等约有三十余篇（大多写于元和二年至元和五年之间），成为他这段苦难人生的一个缩影。迁居冉溪以后，柳宗元陆续接到了一些故旧大臣的来信，他以为重返京城的想法很快就能实现，因而在他的文章中就很少见到有关佛教的文字了。

二、柳宗元“好佛”并不“信佛”

   我们注意到柳宗元三十余篇“好佛”的文章不仅写于被贬永州前期，而且这些文章多是碑文、交游诗和寺庙记类的文体，基本上是一些遵命应酬之作。在这些文章中，柳宗元除了强调自己“好佛”外，基本上读不到他对佛学的系统阐释。因而，我们不能把一个因特定原因而自我表白“好佛”的柳宗元定性为“信佛”的柳宗元。

（一）彻底的唯物论与“信佛”不可并存

   柳宗元是世人公认的思想家，他在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特别是他在哲学上“达到了当时中国哲学的最高水平”（唐朝阔《柳宗元在永州》）。一个人的宗教思想是其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是非常鲜明和一贯的，这就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一评价，历来柳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柳宗元唯物主义思想最鲜明的观点就是从元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提出并阐述了“天人不相预”的新命题，彻底批判了以往神学的虚妄之说。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哲学思想彻底否认了造物主的存在，这种无神论的观点在他的哲学著作中从来没有动摇过。即使是在初贬永州企求从佛教中寻求解脱时，他在元和三年和元和四年分别写下的哲学著作《贞符》和《非国语》，仍然鲜明地表现了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没”（《非国语 · 山川震》）；世之为王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贞符》），这就是说宇宙间万物的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事物 内部，而不在事物的外部。这一观点同佛教中那些颠倒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现实和虚妄的唯心主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说柳宗元既是一个无神论者，同时又是一个“信佛”者，否则，在逻辑上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有人说，柳宗元不是一个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其理由是他在永州参加了祈雨和逐毕方等活动，还有就是他虽不相信“造物者”的存在，但又“好佛”。笔者以为仅凭上述的原因就下结论是不足为信的。柳宗元并不能因为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就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无神论者，也不会因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就不参加所有的涉及神祀的社会活动，正如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允许宗教合法存在，我们的影视作品仍然可以取材宗教或神话内容一样。柳宗元参加一些神祀活动，是他作为一个社会的人非常正常的事情。尽管他心中并不相信这些做法，但当时的老百姓深信不疑，他个人是改变不了这一切的。我们不能就此否认他唯物主义思想的彻底性，这就好比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官员参加一些祭祀活动，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他们是“信神”的一样。而柳宗元“好佛”也同样不能否定他是一个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如前文已述，柳宗元“好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统合儒释”，意在“通其说”，他所取的只是“浮图诚有不可斥者”的内容，从没有将佛学引入他的哲学思想中，他始终坚持“未尝肯道鬼神等事”（《答 周 君巢饵药久寿书》），坚信“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证明柳宗元是一个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足以证明他不是一个“信佛”的人。

（二）强烈的入世人生态度与“信佛”不能并存

   柳宗元一生以“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这种强烈的入世精神从来没有动摇过。柳宗元的祖先曾是著名的门阀士族，在北朝，柳氏是“河东三著姓”之一，从柳宗元的曾祖父起家道开始衰微。柳宗元对自己的出身十分骄傲，“柳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候”（《故大理评事 柳 君墓志》），自幼他就有强烈的光宗耀祖的远大理想。和绝大多数的封建文人中一样，柳宗元受到的是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将儒家思想视为“圣人之道”。因此，虽然他宣称自己自幼好佛，在被贬永州之前，并没有好佛之言，也无好佛之事。

   柳宗元留下的三十几篇有关佛事的文章中，有些内容表现出对佛教的推崇。他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说：“其流而来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则备矣。法之至，莫若乎般若，经之大，莫极乎涅槃。”这段话给佛教极高的评价，后人多根据此断定柳宗元信佛，笔者以为不然。这段话应写于柳宗元被贬永州初期，在那段万念成灰的日子，柳宗元也许曾经产生过皈依佛门的念头，他的灵魂在佛门之外徘徊游离，但最终他并没有看破红尘，真正地陷进去。他从没有真正地去探索“般若”，寻求“涅槃”，从没有将自己与现实隔绝开来，从来没有陷入虚无的佛教世界。迁居愚溪后，他逐渐从苦闷中走了出来，始终关注民生，关注国家政治，始终坚定不移地宣扬唯物主义观点；当接到朝廷召回的诏令时，他欣喜若狂，归心似箭，“情如苏武归”；而再度外放到柳州后，他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永远怀念。他在柳州严厉打击当地的迷信活动，足以证明他不可能真正“信佛”。病逝前，他还在为重返朝廷努力，渴望“振发枯槁”，若不是英年早逝，他就可以接到宪宗召回的诏书，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了。对柳宗元这样一个致力仕途，以天下为怀的人，仅因为他在人生的低谷留下的一些心灵挣扎的文字，就冠以他“信佛”的帽子，显然是不客观的。

（三）柳宗元在永州的行迹与“信佛”不能相符

   虽然柳宗元说自己“自幼好佛”，但他在被贬永州之前几乎没有什么“好佛”的言行。被贬永州后，虽然给后人留下了“好佛”而且“信佛”的印象，但他在永州的行迹却无法自圆其说。

   随柳宗元来永州的女儿和娘，因长期居住在寺庙，成了一个“信佛”的人。“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愿以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发为尼，号之为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岁。”（《下殇女子墓砖记》）一个只有十岁的女孩信佛有如此表现，而同样是从病魔中逃生的柳宗元却从没有产生过出家的念头。在人生的低谷，柳宗元多次产生过自杀的念头，这和佛教把现实世界当作苦海，人们必须承受苦难才能涅槃的教义完全相背，说明柳宗元是不相信有什么极乐世界的。

   如果说柳宗元信佛，那么他在永州十年的生活中应该有信佛的行为，但在他的诗文中找不到这方面记载。在永州期间，柳宗元的好佛表现主要是和一些和尚的交往，这是环境决定的。在被贬初期，官场上的人避之如瘟神，加之住在寺院，除了和尚，“舍是其焉从”？他与和尚只是一种朋友间的交往，而不是教友之间的关系。在永州，他从未在家中设过佛龛，也从未进行过修行，坐禅。据柳宗元《龙安海禅师碑》记载：柳宗元岳父杨凭曾对安海禅师执弟子礼。柳宗元是有条件这样做的，他在永州与重巽、觉照、琛上人来往频繁，交谊颇深，完全可能成为他们的俗家弟子，柳宗元没有这样做。佛教主张苦行戒欲，而柳宗元却常常饮酒解愁。在永州没有合适的成婚对象，便纳妾，希望能为自己传宗接代，以免背上“无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不孝之名。这同佛教主张的“无夫妇父子”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凡此种种，都说明柳宗元从未步入佛门。

   佛教主张现实是虚妄的，认为万事皆空。柳宗元在迁居愚溪后，他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不仅融入了当地的生活，而且以“无忘生人之患”的博大情怀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说他是一个信佛的人，他能做到这一切吗？

三、结语

   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的柳宗元研究者在谈到柳宗元“好佛”、“信佛”这一问题时，都指出是同他被贬永州坎坷遭遇直接相关的。如果他仕途坦荡，他就不会住在寺庙同和尚有什么交往，也许就不会留下这个让后人争论不休的问题了。当然，假设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要说明的是柳宗元的“好佛”是他在永州的一种特殊的心境，是忧愁苦闷生活在文字中的一种折射。他在感到穷途末路之时，曾在佛门外徘徊，但他最终并没有遁入佛门的，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和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是始终如一的。

   佛学是博大精深的。佛教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客观上也有一些积极的作用（ 鲁迅 先生在早年也推崇佛教）。柳宗元是怀着美好的愿望，要将佛学中“不可斥者”统合到儒家正统思想中，最终目的还是希望“人人皆可成尧舜”，而不是人人顿悟成佛。所以，柳宗元致力于“统合儒释”，绝不是将儒学和佛学并列对待，而是以儒学为正统，佛学只不过是为发展儒学服务的。

   佛学到了中唐已经发展到了全盛时期，形成了各种流派，佛学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然而，柳宗元却认为：“佛之言，吾不可得而闻之矣”，“世之言者罕能通其学”（《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这说明柳宗元对当时流行的佛教学说并不完全认同，更没有将其当作一种信仰，而是将佛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进行分析研究，他对佛教的认识始终是清醒的。总结全文，柳宗元那痛苦的灵魂曾经在佛门外徘徊，但是，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没有因他“好佛”而产生迷惑，柳宗元的人生也没有因他“好佛”而陷入虚无，因此，柳宗元只是在特定的境遇中自言“好佛”，而绝不是一个信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