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芝

（陕西 西安，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 710065 ）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谪永州长达十年之久，这期间，他与山水为伍，逐渐走向了淡泊。元和十年三月，柳宗元量移为柳州刺史。从此，柳宗元将全部生命倾注在了柳州，积极实践自己的“美政”主张，治理柳州，发展柳州，开辟了柳州文化的新篇章，也为柳宗元赢得了万世祭祀。柳宗元这个走向淡泊的贬谪士人，之所以以巨大的热情推行“美政”，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坚韧执着的性格

   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具有不阿权倖、正直敢言的坚贞品质和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柳宗元跟随父亲，耳濡目染，性格也深受其影响。柳宗元于贞元五年、六年、七年连续参加进士考试，均是名落孙山。但是，柳宗元并不气馁，更未放弃出仕的理想，他屡败屡战，终于在贞元九年 21 岁时再次应考，金榜题名。

   “永贞革新”失败后，“风波一跌逝万里”，柳宗元从备受重用的青年才俊变为“身编夷人，名列囚籍”的边缘人，过着“所栖不足恃，鹰隼纵横来”的凄楚惶惧的生活。尽管如此，柳宗元依然坚持着自己的理想，投身于诗文创作，用文学之笔一再表白自己坚定的志向，积极寻求上进的时机。

   在《吊屈原赋》中，他盛赞屈原为国家利益而不屈于世俗权贵，表示自己也要“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唯道是就”的风骨凛然。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不因个人得失安危放弃理想而坚持斗争的意志。

   《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柳宗元明确表示“万受摈弃，不更乎内 …… 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

   在《上扬州李吉甫相公所著文启》中说：“宁为有闻而死，不为无闻而生。”

   在《与杨京兆凭书》说：“夫知足与知止异，宗元知足矣，便止不受禄位，亦所未能，今复得好官，犹不辞让，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进。”

   通过柳宗元的这些作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坚持自己的理想并且不懈追求，积极用世，坦率而执著的正直之士的形象。他“所忧在道，不在乎祸”（《忧箴》），抛开个人的得失，一心只为“践道”，只为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

   洪迈《容斋随笔》卷四《柳子厚党叔文》条云：“柳子厚、刘梦得，皆坐王叔文党废黜。刘颇饰非解谤，而柳独不然……及为叔 文母刘 夫人墓铭，极其称颂，谓：‘叔文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诏禁中，道合储后'。”从这一文献记载中，更可以看出柳宗元坚韧执著的性格。因为他坚信自己的政治改革是“勤勤勉勉，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是符合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需要的，所以尽管失败，他也无须为保住官位，而改换面孔，在达官面前乞求申辩。

   陈伯海在《中国文化之路》中曾指出：“佛教具有解脱和救世的双重功能。既有避世出家的一面，又有普渡众生的一面，或积极入世，乃至救世的一面。”柳宗元在永州时，为寻求慰藉，也曾好佛。同样遭贬，同样信佛，白居易为官后期，从佛中找到了解脱之路，忘却了现实之忧。完全沉浸在自足安闲的晚年生活之中。然而柳宗元却是“越挫越勇”，“百折不回”，除了他本身性格上的因素外，恐怕与佛教给与他的积极影响不无关系。这一影响主要表现在佛教对他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潜移默化上，所谓“勇猛精进，志愿无倦”，正是他追求最高理想的体现。再者，柳宗元接触的佛教徒，大都是具有顽强毅力的高僧，在最孤独最艰苦的环境中，可以说是他们给予了柳宗元坚持理想的信念与力量。因此，与其说是从佛教理论中得到了人生的启示和心理慰藉，不如说他以佛教为我所用，使他对固有的人生态度多了一份执著和自信。

   “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对贺者》），柳宗元满心怨愤，情绪抑郁痛苦，但在这种极度困顿的境遇中，他的积极用世的进取之心却从未消沉过，执著的要为朝廷效力，这种身处穷愁之境，心怀济世之想，且一以贯之的可贵精神，可以说贯穿其一生。

二、务实利民的思想

   柳宗元年轻时就立志：“励才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元公瑾论仕进书》）。他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质，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 , 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柳学专 家章士钊 先生说：“子厚之优异者，在主张民为之上，凡事病民，或与民无涉者，皆当毁弃。” ( 《柳文指要》 ) 颇有见地的指出柳宗元“为天下者本于人”（《梓人传》）的民本思想。

   柳宗元尚儒，但他不唯儒独尊，他主张佛、老、庄、杨、墨、中、韩、刑、名、纵横等各家学说。只要“有以佐世”，就该将他们“所以异者，通而用之，搜择融液，与大道适，咸申其所长而黜其奇耶”，用来“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统归与“大中”。对不能辅时及物，无益于世用的，哪怕是“圣人之道”，也视之蔑如，一律批判“夫捧土揭木而放之岩廊之上，蒙从拔冕，翼以徒隶，而趁走其左右，岂有外于万民之劳苦哉！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凡以此也”（《与杨凭书》）。“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是石破天惊之语，也是两宋功利务实思想，明代泰州学派及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思想的先河。李贽以为“穿衣吃饭，即使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论物矣！” ( 《答邓石阳》 ) 。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倡“因事以制宜”的实学。凡此种种思想都和柳宗元“辅时及世”“益于用”的观点，出于同源。柳宗元治柳四年中，“平施于百姓日用”，得以践履自己的理想，也算是其思想之树上的丰硕之果，为其思想增添了不少光彩。

   柳宗元初到柳州，修孔庙，建佛寺，祈雨，挖井；尚佛，崇儒，尊神，兼而有之。对此，有人批判说他崇佛，尊神都是大搞迷信，实在愚弄群众。实际上，柳宗元对此作了明确地解释。柳宗元与元舆论道时说“圣人褒贬予夺，为当之所在。”《断刑论下》并解释说：“当也者，大中之道也。”《伊尹五就桀赞》中有句话对此作了更确切地解释：“圣人出于天下者，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可见，所谓“尊儒”、“崇法”、“佞佛”都不是目的，而只是治柳所借助的手段，也是“心乎生民而已”，是为了实践他的民本思想。符合这一思想的就是“当”，就体现了“大中之道”。

   柳宗元持“大中之道”，出入诸子百家而毫无滞阻。他看不起那些“专其所学，以訾其所异，党枯竹，护朽骨，以至于父子夷伤，君臣诋悖”（《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 陆文通 先生墓表》）的空谈道理，热衷宗派攻讦的腐儒。这些人不但无益于世用，而且损害民生。“近世之言道理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与之相反的一种人却能够“明章大中，发露公器，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 陆文通 先生墓表》）可见推执大中，才能“利生人”、“益世用”，以臻“尧舜”；悖“大中”，虽所谓“圣人之道”，也等于“捧土揭木”，毫无用处。由此可见，柳宗元“大中之道”就是合乎时宜，切于世用。柳宗元把“尊大而居中”的“大中”，赋予民本思想的具体内容，其核心就是利民，顺民意，尊民。

   柳宗元从青年时代起，直到晚年，始终怀抱“居天下之人，使安其然”。的利民养民思想。这是他的理想，更是他在政治舞台上从事各种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此，他推行“大中之道”。这一思想还极富权变性和理论的现实性、灵活性。“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若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与其当，不可使易也。”（《桐叶封弟辩》）。即：需要从实际出发，通权达变 : “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常也。……经非权则泥，经非权则悖。是二者，强名也，曰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断刑论下》）柳宗元的这种思想于治柳实践，正可谓致乎其用。

   从时代的发展上来看，盛唐可以说是一个抒情诗般的、充满理想主义的时代。而到了中唐的贞元元和间却演变成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哲学的、思索的时代。盛唐文人们向往边塞立功、向往建立不世之功业，充满豪情壮志，充满理想主义；而中唐的文人则开始思考现实，面对现实，充满着一种求实精神，纷纷投身于实际的改革。柳宗元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很典型的代表。他对待政治，对待社会，对待人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求实精神，有许多例子。他的《时令论》和《断刑论》鲜明地表现了不泥于古，求实事的可贵精神。他认为“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这完全是一种求实的、重实际效益的精神，与迂儒大异。

   从实践上说，柳宗元治柳又是其行使刺史的职责所使然。元和十年三月，柳宗元量移为柳州刺史。对此，他自己曾说过：“名不在刑部而来吏着，其加少也固宜。”（《送李渭赴京师序》）不是罪重之人，是很少被派到这地方来做官的。尽管如此，但柳宗元毕竟是一州行政长官，是“有土有民”的刺史。“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专土疆、督货贿而已也，盖将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祗肃信让，以顺于道。”（《道州毁鼻亭神记》）因此，柳宗元利用作为刺史掌握有一定实权的条件，干了一番“振发枯槁，决疏潢汙”的事业。当时柳州风俗鄙陋，吏治腐败，盗贼横行百姓遭罪。柳宗元上任后，改革弊政，解放奴婢；开荒挖井，发展生产；关心民众，兴办教育，孜孜不倦地为改善柳州百姓的生活而努力工作。“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这是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的一句话，在此正可以用来概括其晚年在柳州的政绩遗风。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求实利民的思想基础，他才处处表现出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关心民生疾苦“安利于人”。不论在什么条件下，总是一再的讲“贤者之作，思乎利人”，“仕虽无达，无忘生人之患”。柳宗元思想上的现实主义和求实精神及政治上的“利民民自利”的观点与权变思想，可以说是他柳州四年政治生涯致力于开发建设切身实践的最主要的原因。

三、个体痛苦的升华

   元和时代的诗人多有过政治挫折。韩愈在逆境中一面怒气冲天的咒骂，一面不遗余力的改变命运。其诗中因而表现出一个称道者的自信与自负。柳宗元则由于政治上遭受的残酷的打击和迫害，长期远谪荒州，被迫过着孤独寂寞的闲置生活。心情是悲愤抑郁的。他于是在大自然的山水之间寻求心灵的抚慰和精神的解脱，用山水诗的创作来“强制转移他的愤怒、悲哀、落寞的情绪”（《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因而他的诗是以孤独之心表现出一种守道不变的悲剧精神。这两种心态中，诗人更多地是表现出当时的情绪感受，其理性意识更多地受到了感情的驱动，诗人的创作是对情感的化解和平衡。但那些貌似闲适的作品，却改变不了他“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笼鹰词》）的残酷现实。他内心的孤独寂寞，特别是那种长久的压抑在心头的无计回避又挥之不去的沉重的孤独感，在他这一时期的诗文中几乎无处不见。他的《江雪》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首诗即是以一个极空旷的野外作背景的：千山万壑，所有的道路，都已经是众鸟飞尽，杳无人迹了。在这个广阔无际的背景上，已经没有一点生的气息，其孤独可想而知。然而，正是在这茫茫的天地之间，在这空旷的宇宙之中，毕竟仍然有着一个生命！在这漫天大雪中独钓，完全没有把严寒风雪放在眼里。在这超然的形象中，正寄托了诗人的反抗精神。即诗人特立独行，不向黑暗势力屈服的高洁操守的象征。

   古往今来，多少仁人志士在受到打击迫害之后，窜逐江湖，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其内心的孤独和悲凉是可想而知的。很多人往往在自己的诗歌中描写茫茫的大地，空旷的宇宙，通过在冷漠的背景下展示孤独的抗世者的形象，来诉说自己理想破灭的悲哀，表现生命蹉跎的悲剧。柳宗元“独钓寒江雪”的意义正在于此。更需注意的是，《江雪》在写出孤独的同时，更多地表现了孤高，孤傲，使其坚贞不屈的性格流溢于字里行间。

   “贤者不得志于今兮，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寄许京兆孟容书》）当在官场中靠“立功”、“立德”无法实现目标时，他转而“立言”。钻研诸家著作，探求许多问题，思想更加成熟；阐述进步理论，宣传社会改革思想，如著《天对》、《贞符》、《封建论》等大量进步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提倡文体改革，“投迹山水地，放歌咏离骚。”

   柳宗元的这些行为，成就了他文学上的才能，更体现了他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取向，使其自身无法解脱的痛苦借此得以释放和升华。

   贬柳州是统治者给他的又一重创。柳州地广人稀，士瘠民贫。“缚壮杀老啼且号”，自己的身体又是“十年践踏久已劳”他悲愤满怀，愁肠百结。但却仍告诫自己“不可自薄自匿以坠斯时”，只要有利民生，“苟有辅万分之一，虽死不撼” ( 《上襄阳李仆射线唐雅诗启》 ) 。因此，虽然他年老多病，但仍是“饥行夜坐设方略，笼铜桴鼓手所操”（《赠韦珩》），把全副精力投入到地方事务的治理上。他“革其乡法”，释放奴婢，挖井开荒，植柑种柳，开办学校，发展教育。没几年“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 ( 《柳州罗池庙碑》 ) 。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他“有德于民，民祀之”，博得了世代柳州人民的敬仰。

   大乘教义以“大悲为首”，而这悲天悯人的“大悲”，亦正是以恻隐之心为其端的仁者襟怀。能超越一己之忧愁的人才可能有悲天悯人之心，所以，“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就意味着精神超越了大悲之界。这又必然导致两种文化心理现象：一方面，为了精神的解脱超升，感性主体将以其人生痛苦的体验为其人格的铸造的必然途径；另一方面，秉赋天地之心的精神主题，将以大悲之襟怀关注于众生万物，而人生的忧患悲愁亦因此而尤为其所注目。

   这段话正可以为柳宗元的一生做最好的注解。柳宗元也正是由于将一己之忧抛开，而将其“大悲之心”投注于柳州穷愁困苦的人民而赢得人民的纪念而同时使自己的痛苦的一解脱和升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