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满桂

   柳子是唐代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家。唐代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理想主义和形象思维非常发达，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抽象思维的发展相对滞后。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柳子以一个苦行者的角色，对人们通常难以涉足的哲学思想领域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达到了当时中国哲学的最高水平。今天，我们了解和分析柳子的哲学思想，需要把握这样三点：第一、它是传承前人思想的哲学成果。他的“天人不相预”的自然哲学思想，是在吸取前人哲学思辩论争，敢于驳邪祛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唐代哲学思想成果。第二、它发展成熟于永州时期。他的哲学思想的历程，发端于长安时期，认真辨析、总结、归纳并形成系统，还是功垂于永州十年，他的绝大部分表述自己哲学思想的著作是在永州写成的。第三、柳子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非国语》、《天对》、《天说》等著作之中，系统地阐发了“天人不相预”的自然哲学思想，并对宣扬“天命”的观点给予了批判，发展繁荣了唐代哲学。

《天对》的思想内容

   “天”和“人”的本原及其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主要问题。其争论的焦点：（ 1 ）天是什么？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意志的最高主宰，还是无意志、无感知的自然物？（ 2 ）天体和人类分别处于什么地位？（ 3 ）有无“天命”？“天命”与人们的努力的关系如何？（ 4 ）“天”能够向人们禀赋什么？人的“天性”如何？“天性”与后天实践的关系怎么样？等等。柳子的哲学思想，是在对前人哲学思想分析批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的“天人不相预”的自然哲学思想，走的是朴素唯物主义这样一条路线。

   应当看到，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哲学与史学、文学并无严格的区别。即使要回答关于世界的本原这样的哲学根本问题，哲学思想也往往与作者对社会理想的认识、历史变迁的评价集合在一起。这一特征在柳子的《非国语》这部批判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柳子在《非国语序》中写道：“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柳子在此说得很明白，《国语》这部书的文章写得很好，但观点谬误很多，与尧、舜之道不符，所以要写文章进行批驳。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资治通鉴《国语》，究竟什么地方不符合圣人之道呢？检阅《非国语》一书共六十七篇，柳子的批判矛头直指天道、天意、天命、神灵、卜筮、怪异、报应诸说，认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没”（《非国语·山川震》）。这是说，天地、阴阳、山川的变化，都是物质性的元气的自然而然的运行，并不以人们的意志转移。关于哲学的问题，实际上在这里边转了一个很大的弯，先从社会现象、历史发展谈起，最后归结到自然哲学来说明。尽管如此，它仍然不仅是对先秦萌芽状态的自然哲学思想的订正，也是对汉代王充元气自然说的继承和发挥。关于《非国语》，柳子还写了《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从这些书信往来可以看出，柳子曾作了比较充分的酝酿。因而，《非国语》是从社会历史发展方面展示柳子“天人不相预”自然哲学思想的代表之作。

   柳子的《天对》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部奇书。它进一步反映了作者对宇宙万物的认识水平和自然哲学思想。《天对》在形式上是为回答伟大诗人屈原的著作《天问》而写的。屈原在《天问》中，一共发出 170 多个质疑性的问题，从天上问到地下，从万物问到人间，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现象，从历史事件到现实问题，真是“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语）。但屈原只问不答，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思索空间。对屈原所提出的这 170 多个问题，从战国时期到唐代，没有一人作出回答。只有到了唐代中期，贬于永州的柳子才把它概括为 122 条，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逐个作了诠释和回答。

   “天”是什么？按照神秘哲学的看法，天是神灵，是上帝，宇宙间的一切是上帝神灵创造的。柳子从元气一元论的自然哲学观出发，彻底否定了上帝神灵说。他在《天对》中的回答是：“ 黑晰眇，往来屯屯，庞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他认为，日月昼夜，交替运行，永不停息，宇宙从蒙昧混浊的状态变化发展产生万物，只是因为有“元气”存在的缘故，哪里是由谁造成的呢？在他眼里，“天”是自营自成的自然界，是宇宙，不是虚无缥缈的神。 “天”是物的天，是客观存在的天，没有意识，没有感知。“天”并不是谁经营创造的，而是由元气的无限积聚而形成的。元气是一切自然现象发生之源，一切自然现象统一于元气。这一思想从根本上否认了造物主的存在，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表示了鲜明的无神论立场。

   关于太阳出没和昼夜变化，屈原根据传说，对太阳出没、昼夜变化提出：“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柳子从地动说的观点出发，认为太阳既不“出自汤谷”，也不“次于蒙汜”，它没有升起和没落的地方（“辐旋南画，轴奠于北。孰彼有出次，唯汝方之侧。平施旁运，恶有谷、汜”）。太阳的出没，是由于大地在围绕太阳转的过程中，大地对着太阳的时候就是白天，背着太阳的时候就是黑夜。大地绕太阳转是永恒的，从不间断的，不能用里去计算（“当焉为明，不逮为晦。度引久穷，不可以里”）。据此，柳子又驳斥了传说中白天是打开天门，黑夜是关闭天门的荒谬说法，指出：“明焉非辟，晦焉非藏。”“孰旦孰幽，缪缠于经。”他认为昼夜交替出现，不是天门的打开与关闭，而是大地绕太阳运转的结果。这个认识，是从宇宙本身存在出发认识宇宙，没有掺杂神怪之见，无论是在千年前的唐代，或是科学发达的今天，都不失它的科学光彩。当然，由于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局限，当年“不可以里”计而今天则是可以计算其距离的。

   关于月亮的死而复生，屈原质疑：传说月亮每月生一次死一次，月亮有什么功德本领，能死而复生，它腹中怀着兔子有什么好处（“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柳子对这一传说坚决否定。他认为，之所以产生月亮死而复生的传说，是因为人们没有弄清楚月亮和太阳之间的关系。实际的情况是，太阳光强烈无比，当月亮逼近太阳时，人们看不到月亮；远离太阳时，人们处于月亮与太阳之间，就能看到月亮，这就使人感到月亮每月有死而复生的现象。至于月亮腹中的兔子，那是月亮本身缺损所造成的阴影，这种阴影形状象兔子，人们就错误地认为月亮腹中有兔子了。

   关于天气冷暖变易和下雨，又是怎么一回事？柳子用元气论的观点对其解释。他认为，之所以有冷暖和冷暖交替这种自然现象，主要是元气流动的结果：元气缓慢地流动，就造成炎热的天气，迅速地流动，就造成寒冷的天气，元气流动的速度的变易，就出现夏暑冬寒的冷热现象。这就是柳子在《天对》中说的“清温燠寒，迭出于时。时之丕革，由是而门。”下雨这一现象，是元气阴阳变化的结果。当阳气（元气分阴阳两种）沉于下，就会变成干燥炎热之气上升，阴气又蒸发，这种阴阳二气的变化就导致下雨（“阳潜而爨，阴蒸而雨”），并不是所谓雨神萍翳呼号的结果。如此等等的自然现象，柳子在《天对》中勇敢地开展了对神秘哲学的批判，坚持客观的、物质的自然哲学立场，努力运用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去把握和答疑。

   在对“天”、“人”及天人关系的认识上，柳子“天人不相预”的观点与刘禹锡是基本一致的，并且共同与韩愈开展过论争。他们之间的这场争论是唐代思想史上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此事由韩愈给柳子的一封书信而起。由于韩愈的这封书信未能保存下来，其主要内容只能从柳子作答的《天说》一文转述中可以见证。根据韩柳两人以往的深厚交情和当时不同的处境，韩愈给柳子的的书信应当主要是一封友情问候信。可能是因为对“永贞革新”的政见不同，韩愈对遭贬而身处逆境的柳子的宽慰转到了“天”的缘故，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能够根据“人举”（人的行为）而行“赏”“罚”。这种戴有神秘面纱的理想的世事哲学思想，使柳子对韩愈的友情问候信产生了另外的思想导向，“激”起了他对“天命观”毫不留情地予以否定。尽管柳子在永州身负重辱，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天命所致。他认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为了求证同道，柳子把这封答书《天说》转给了一同受贬的好友朗州（常德）司马刘禹锡。刘禹锡非常赞同柳子的观点，随即参与进来写作《天论》三篇“以极其辨”，柳子又写了《答刘禹锡〈天论〉书》。这样一种多角色的哲学通讯，在当时的确是一件很新鲜有趣的事情。柳、刘两人都坚决地批判了韩愈所持的“天命观”，认为“天”有“生植”之能，也有灾荒之能；“人”有“法制”之能，也有“悖乱”之能。但是，承认“天”的“生植”与“灾荒”，并非“天”能够有意干预“人”的“法制”与“悖乱”，也并非“人”能够干预“天”；天与人“相分”，“各行不相预”。这就是说，柳、刘已经意识到了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不同。这在当时是一种很独到的见解。刘禹锡对柳子的自然哲学元气论还进行了补充和发展，认为天人不仅“相分”，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还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联系，天人相关，“交相胜”“还相用”。应该说，经过刘禹锡的补充，柳子天人“相分”“不相预”的自然哲学思想更为深刻全面。

   柳子自然哲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从众多事物中阐述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实质。

   关于“一以统同”的命题。柳子在《天对》里提出：“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动。”其意是说，阴、阳、天三者相互结合，什么是它们的本原？它又是如何变化的呢？柳子认为阴阳的互相融合渗透，是由元气来统一的，是在元气内进行的。元气统一体内阴阳两方面采取不同形式的交错渗透，相互作用，就形成寒暑季节变化，生出万事万物。这是集中体现柳子辩证法思想的一个命题。柳子把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与自然物质元气论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元气化生万物以及自然现象自生自动自变的最终原因，克服了王充元气自然说的形而上学的弱点。

   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柳子认为，宇宙间各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事物内部（内因），而不在事物外部（外因）。他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个方面，对这一观点作了充分而深刻的表述。从自然界看，“果之自为果，痈痔之自为痈痔，草木之自为草木”（《答刘禹锡天论书》）；从人类社会看，“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柳子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自己运动，自己停止，自己聚集，自己流散，自己激荡，自己干竭，自己崩塌，自己缺裂，自己招功，自己惹祸，并不是为人们打算和安排的，完全是一切事物自己运动规律的表现。这就足见柳子把世间一切事物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出现、成长和消失的极终原因都归于事物内部矛盾诸方既统一又斗争的结果。但同时，柳子也不否定外因在事物发展变化中的影响作用和次要地位。这一观点是正确的、科学的，已经超出了他的前辈们的认识水平。

   关于事物矛盾的主要和次要方面。柳子曾以车轮的内方外圆说明统一体内矛盾双方的不同地位，其中一方是主要的，另一方是次要的。主要的一方决定事物的本质、性质，次要的一方则与其协调、为其服务，二者相辅相成。“中不方则不能以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说车赠杨诲之》）。车轴内方是为了载重，外圆是为了滚动。内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内方就失去了车的载重本质，所以他强调“守大中以动乎外而变乎内若轴”（同上）；外圆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但没有外圆车子就无法转动，可见外圆是为了发挥内方的作用，所以他的结论是：“仆之言车也，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与杨诲之第二书》）。

   关于对立双方的转化。柳子承认对立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敌可转化为友，友也可转化为敌；祸可以转化为福，福也可转化为祸；害可转化为利，利也可以转化为害。他在《敌戒》中说：“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这种观点源于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但是老子只讲到对立双方转化，没有讲转化的条件。柳子既讲了转化，又讲了转化的条件。他指出。敌人的存在是祸害，但是以敌存为惧，就可以化祸为福。敌人被消灭了，看起来是福，但如“敌去而舞”就会“敌去召过”。所以柳子强调要懂得对立双方转化的道理，要掌握转化的规律，以促其转化。“变祸为福，易曲成直，宁关天命，在我人力”（《愈膏肓疾赋》）。这个“在我人力”当然不是主观乱为，而是要顺应客观规律去做。

   关于原则性与灵活性相互结合。原则性就是常规、常理，原则性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在通常情况下必须坚持原则，不能动摇。但是，又不能把原则性看成僵死不变的东西，在面对现实， 从变化了的状况出发，采取灵活的对策，以求实效。柳子在《非国语·救饥》篇中，充分论述了这一观点。他批评晋国大夫箕郑用“信”来救饥。“信，政之常不可须臾去之也，悉独救饥耶？其言则远矣。夫人困在朝夕之内，而信之行在岁月之外。是知道之常，非知变之权也。”人已经困在旦夕，急待救济，却奢谈什么“信”可救饥，实在是只“知道之常，非知变之权” 的空谈，迂阔而不切实际。只有针对现实，采取符合实际的变通办法，这才是守常与应变相结合的正确选择。

   辩证方法是柳子自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特色，就是把朴素的唯物自然观与辩证法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其更深刻，更具有科学性。

《天对》及其自然哲学思想的地位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根据这一经典判断，关于对自然界的“天”的本原及其与社会的“人”的关系问题的回答不同，形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思想阵营的分野。

   在古代社会，囿于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这种唯物和唯心的两大哲学阵营的确认和划分，成为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古代哲学起源于求神问事的卜筮和原始巫术。上古时代具有哲学思想的最早著作《易经》和《洪范》，其内容和目的都在于求神问事。《易经》观物取象、万物交感、发展变化的基本原理，将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种自然物作为研究的主要依据。《洪范》提出了水、火、木、金、土的五种物质元素，五行相生相克，构成世界。这是古代自然哲学的启蒙。春秋时期老子反对天道有为的神秘思想观，提出“天道自然无为”，取消了上帝造物主的地位。老子从世界的生成、变化找寻共同的物质总根源，“道生一”，正式将“道”作为自然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建立精气论，这是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两汉时期，从《淮南鸿烈》的元气一元论到王充的元气自然论、范缜的神灭论，基本上奠定了古代元气论的自然哲学基础。然而，这仅仅是古代哲学发展的一个方面。在古代一直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是带着神秘面纱的理想世事哲学。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古代哲学都是被神秘哲学所统治而为正统。人们在对天、地、人这些周边的事物和自身不可认知的情况下，求助于卜筮和巫师是认知世界的主要通道。这就是古代哲学一开始就在神秘的基础上理想化，从而使理想的世事哲学进一步发展成为正统哲学的原因。例如，经过累朝累代的磨砺而尊为正宗的孔孟儒家思想，“天道观”、“天命观”就是是其核心组成部分。这一功劳归于汉代的董仲舒。他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把孔子神圣化，把孔子的学说宗教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他所深入而全面的阐述的理想世事哲学主张，就是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正统的哲学理论影响中国古代社会上千年。这些，应当成为我们分析和把握柳子对以往思想家和社会发展成果进行哲学思辩的基本立足点。

   首先，柳子自然哲学思想是对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反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掌握了运用科学技术知识加深对“天”的本质的认识。背离神秘哲学观，当时的人们对天的认识已逐步形成了三种自然假说，即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盖天说比较古老，认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局”（《晋书·天文志上》）。浑天说盛于汉代，认为“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张衡《浑天仪图注》）。宣夜说认为宇宙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空间无限，无形质，日月星辰自然运行于太虚之中，天是不动的，地是转动的（“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顺气焉”《晋书·天文志》）。这一观点冲破了盖天说的伞盖子和浑天说的鸡蛋壳，但起初并未引起注意，直至东晋虞喜作《安天论》，并据此第一次实测出岁差才被人引起重视。柳宗元在《天对》中，广泛吸取了特别是汉代以来天文地理的成果。他提出“天地之无倪”的宇宙无限观，肯定“惟元气存”，天由“元气”所构成。这是受到宣夜说影响的结果。又指出“当焉（指‘日'）为明，不逮为晦”，昼夜更替的根本原因在于日的远近，这基本上是盖天说的观点。还认为“毁炎莫俪，渊迫而魄，遐韦乃专”，月亮离日较近时人就看不到月光，月亮离日较远时人能看到月圆，这又包含有浑天说的观点。此外，柳子在医学方面拥有相当的知识。在永州时，他研究过医术，也亲自种植药材，并曾以治病来比喻治国，“宁关天命，在我人力”（《非国语》）。他致力于把人类认知的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哲学领域，从而为其自然哲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其次，柳子自然哲学思想是唐代哲学发展的里程碑。唐代是佛教盛行的时代，也是儒家思想进一步被尊为正统的时代，但柳子没有被这些流行的思想所局限、困惑。特别是由于贬谪生活的环境和经历，使柳子有机会能畅读百家书和深入接触社会实际，吸收历代哲人智慧，从而丰富和升华了他的哲学认识。无论是“老子”抑或“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在他看来，“其迭相訾毁，抵牾而不合者，可胜言邪？然皆有以佐世”（《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柳子运用自己敏锐的感觉和极强的分析综合能力，通过洞察到的各家短长的贴切体会，“悉取向所以异者，通而同之”。这种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哲学思想构架方式，是站在巨人肩上观察、思考的理论创造，其收获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一般人的哲学探索。

   从思想渊源看，柳子的哲学思想，是对儒、道、佛等诸家思想资料的兼收并蓄，整理发挥。古代的这些哲学思想经柳子的取舍加工，推衍生发 ，形成了柳子自己的哲学思想。柳子哲学思想的本体，包含有道家的朴素唯物主义成分和辨证观，其哲学思想的倾向则是儒学的用世。“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天爵论》）。柳子针对当时流行的“天命论”神秘思想，提出了“本始之茫，诞者传焉”，“庞昧革化，唯元气存”（《天对》）的观念，肯定世界的物质性，空间的无限性和时间的客观性，把我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自然界的“自动自休，自峙自流”，“自斗自竭，自崩自缺”（《天爵论》）的思想，正是来自道家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和“感其自取”（《道德经》）的看法。关于自然界的发展变化，《周易》有“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之说。《道德经》也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命题。这些揭示事物运动的普遍性及其变化的根源的理念，给柳子哲学思辩以深刻的启迪。他说：“本其易以求其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柳子的哲学思想还吸取了佛教中某些有用的成分，这是以往哲学家所从来没有过的大度。比如他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送僧浩初序》）。他还用元气来解释佛家的“真如”，“一气回薄芒无穷，其上无初下无终”（《南岳弥陀和尚碑》），将元气无限的思想同佛家的“真如”直接联系。

   柳子自然哲学思想上承荀子天人相分的朴素自然观，从王充、范缜元气一元的物质论出发，彻底批判了神学目的说。他的“天”是无边无际的、自营自成的自然的观点，日月星辰无所系的观点，晦明变化是大地运动反映的观点，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可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的观点，天没有善恶道德属性、更不能赏善罚恶的观点等等。这对发源于古代神秘哲学，历经战国时期孟子“天人相通”，特别是从西汉以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传承演化的“天人相类”、“天人感应”正统思想，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当然，尽管从根本上讲，儒家思想是一种理想的世事哲学，对认知世界的本原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与柳子物质的、客观的自然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不同，但柳子自然哲学的最终目标还是为“以入尧、舜之道”（《非国语序》），仍然走到了儒家积极用世的圣人之道的营垒中来。这样，柳子对历代哲人的各种思想“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杂取各家，自建一体，形成了本原自然，积极用世的自然哲学，将前人的智慧结晶在新的层面予以淋漓尽致的弥合与创建，从而奠定了他在唐代哲学思想独领风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