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黄珵喜

（诚信女子大学 中文系，韩国 首尔）

 

一  绪  言*

文学作品里的山水景物一般不是简单的客观存在，而是构成表现作家主观感受的景物。因此一个作家描写的山水景物大部分反映出作家自身对它的寄托。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等山水记文也不是例外。而且读了那些作品可以发现描写山水景物时特别喜用“奇”、“特”字及奇异怪特形象来抒写的较多。本人注意到这种现象进而探讨这里面的审美意义。

 

二  运用奇特形象和其含意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文所写的景物都是以日常生活周边小景为主，我想这是与佛家“众生皆是佛”、“众生皆有自性”的观念有所影响。而且跟以前构设全景不一样，只塑造出亲身游历的经验的一个片段。如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桂州裵中丞作訾家洲亭、游黄溪、西山宴游、钴鉧潭西小丘、小丘西小石潭、袁家渴、石渠、石涧、小石城山、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等，皆是寻常人物的寻常心情与寻常经验成为表现的主体。甚至卑下低俗的景物描写也有，如炉毁者(《永州铁炉步志》)、秽虚(《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荒野、求其虚(《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弃地(《柳州东亭记》)等。对于这些日常生活周边的小景甚至卑下低俗的景物，柳宗元“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无远不到”，而且将注意转移到游历的经验过程，人与情景的交融过程与经历是他描写的重点。

由此观察，这种寻常物态人情中，柳宗元特别注意到奇异怪状而形容的多。有时只加上“奇”、“特”字，有时描写奇异怪特的形象来表现山水景物者多。只加上“奇”字，如“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愚溪诗序》)；“山之南皆大山，多奇”(《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设也”(《小石城山记》)；“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石渠记》)“皆永中幽丽奇处也”(《袁家渴记》)；“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钴鉧潭西小丘记》)。只加上“特”字，如“闲日，登城北墉，临于荒野藂翳之隙，见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胜”(《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始得西山宴游记》)。也有描写奇异怪特形象的，如“壮耸环立……正方而崇，类屏者，曰屏山”(《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积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众……皆流石怪状”、“石鱼之山，全石，无大草木，山水而高，其形如立鱼”(《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石皆巍然”(《游黄溪记》)；“则必輦山石，沟涧壑，凌絶险阻，疲极人力，乃可以有为也……望其地，且异之……既焚既酾，奇势迭出……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永州韦使君新堂记》)；“亘石为底，达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箭，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鳞之石，均荫其上”(《石涧记》)；“其略若剖大瓮，侧立千尺，溪水积焉。……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颏颔断腭”(《游黄溪记》)；“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淸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靑树翠蔓，蒙络摇缀，參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钴鉧潭西小丘记》)，等等。

     孙琮^①也注意到此点，曰：“读袁家渴一篇，已是穷幽选胜，自谓极尽洞天福地之奇观矣”，“读石渠记一篇，已是搜奇剔怪……天下之奇观，有踰于此矣……不知永州果有此无限妙丽境界，抑是柳州胸中笔底眞有如此无限妙侣结撰”，“从古游地，未有如石涧之奇者，从古善游人，亦未有如子厚之好奇者”。

     柳宗元多用“奇”、“特”字以及奇异怪特形象来写山水景物的理由是什么，这是此文里应要探讨的。这个答案极容易找到在柳宗元自身的阅历中，卽他有政治失意和被贬的隐痛，因而与情景的交融过程与经历时他持着不寻常的变态心理。从朝廷大官一落千丈的自身现实是给他与日常生活周边的小景甚至被弃卑下低俗的景物抱有同病相怜的感情，所以他喜欢用这些景物来当做写文的主要素材，而且丑中找出或开发出美的意境下很多工夫。日常生活周边的小景甚至被弃卑下低俗的景物在柳宗元心目中，是一个自己人格的被同化的同体，也是自己心理感受的投射物。

     山水“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淸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于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飮以贻后之人”(《序飮》)。因此柳宗元喜用“奇”、“特”字以及奇异怪特形象来表现了自己的复杂、矛盾、冲突的变态心理。

喜用“奇”、“特”字以及奇异怪特形象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二。其一，是“不平则鸣”，卽愤懑抑郁的表现。因“不平则鸣”，所以其表出方法不平凡要借用奇异怪特形象的较合适。其二，是抱着崇高之道、超脱凡俗的理想，因此“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石渠记》)；“出而传于世”(《袁家渴记》)；“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石渠记》)。因此不免为了要“求知于天下”而有“奇怪之辞”。正是一种“奇怪之辞”，足以引人“覩其异”，而“共观而言之”。正因这些“奇”、“特”字以及奇异怪特形象甚至卑下经验可以唤起注意，引人思虑的感觉表相，引发读者用更大的注意与努力才能完全掌握住它丰富的意涵与寄寓的主题。所以他的文章，不但具有美感性质其实相异的“语言的结构”与“主题的结构”，亦卽以卑下怪异的“肌”，表现高远典正的“理”。

寻常景物甚至卑下低俗的景物与柳宗元之间有同质性，因此柳宗元极力辩护这些景物之美，同时，同情这些景物的被弃忘却的情况。“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小石城山记》)。所以特别用“奇”“特”字或奇异怪特的形象来描写这些景物之美较多，这意味着作家自身的高洁、廉正、特立孤傲的人格之突显，而且渴望着为人所知、为世所用。但是这些希望几乎都难以如愿以偿，因此柳宗元的愤懑絶望的情緖不吐不快，同时产生了被扭曲了的变态心理，因此便有在寻常景物甚至卑下低俗的景物里追寻与自己相似的奇异怪特的病态美。

    以潭州东池戴氏堂为例，关于杨中丞凭叙述时，“其岸之突而出者，水萦之若玦焉。池之胜于是为最”，“是非离世乐道者不宜有此”。而关于戴简叙述时，“谯国戴氏曰简，为堂而居之。堂成而胜益奇”。这里用“奇”字来形容其形象。其实柳宗元写此篇，因杨公之德，“不可以不记”，因此以文字藻饰其不义之行^②。但是柳宗元写戴氏时，“地虽胜，得人焉而居之，则山若增而高，水若辟而广，堂不待饰而已奂矣”，“戴氏以泉池为宅居，以云物为朋徒，摅幽发粹，日与之娱，则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赞者也”(《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 。其实戴氏和他周边景物之间，在行(德行)、文(才能)、道方面有明显的差距。而柳宗元希望他与自己所有的景物融合起来，在行(德行)、文(才能)、道方面有所进步。所以柳宗元这里用“奇”字的用意有着他自己内心对戴氏的评价和在文章里叙述内容之间有着相互矛盾之含意。

  也有同情有才能被弃的情况时用“奇”字的，如《钴鉧潭西小丘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可见柳宗元政治理想与官场失意呈现明显差异，以及自身的儒道与专长不被赏识、不为世用引起的愤郁不平。由于内心不平过甚，艺术上也就不可能走向平缓一路，其奇崛不平是发之于内心的。因此他专心地用精巧细腻的笔法刻画出山水石木的细微之处写出形态千奇百怪的形象。

     西山是柳宗元周边寻常景物之一，有一天忽然发现其山之特立而且怪特。这也是作家给了平凡山水赋与了新的美感，这时候平凡卑下的柳宗元也跟着它特别起来，自己崇高之道也跟着它被人发现而且唤起了注意自身的价値。

 

三  奇特形象的审美意义

    从上文的内容，下文分为“亦丑亦美的病态美”和“多重復式的含蓄美”来探讨。

（一）亦丑亦美的病态美

“求知于天下”而有“奇怪之辞”，他发掘了一个尚待开发的经验領域与美感范畴。奇特的想象与寓托，它的意旨正可以涵盖柳宗元所以使用寻常景物以至卑下低俗之意象经验，作为“语言的结构”或表层形相的美学意义。因为虫、草、梨、柚、苦咸酸辛，也是一种“味”，因此也可以构成我们的美感经验的一部分。同时由于文章中感觉层次的卑下与主题层次的高远，在美感范畴上的距离与背反，就产生了俄国形式主义者布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y)所谓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美学效应。因而“陌生化”了解寻常卑下低俗的景物经验，使它们摆脱了纯然寻常卑下低俗的实际意义，而只成为特具新异之感觉内容的美感形象，而高远雅正的主题乃是引生自寻常卑下低俗的景物经验，因此也“陌生化”了高远雅正的思维，不但使它们成为一种新鲜的思辨，而且因为它事实上超越了习见适用的范围，不但具有了更大的涵盖性，甚至显现出一种化寻常卑下低俗为神奇的威力。是以这种美感范畴的背反，不但形成的正是一种更为宽广的美感距离，以及更为开阔的美感品味的心灵空间。

这种美感范畴的背反，柳宗元常用“奇”、“特”字以及奇异怪特形象来写，而且作“奇”、“特”字以及奇异怪特形象有着字面上字面下有着不同审美形象以及意义。使读者既能得到字面上的形象感受。同时，又能给读者在脑海中映出字面下的潜在形象。因此“奇”、“特”字以及奇异怪特形象里，字面上、下之间总有着亦丑亦美的混沌现象。卽柳宗元的高尚的人格以及崇高之道，和失意挫折的平凡卑下的人物形象，在字面上、下之间往来不絶而混流着。这兩者之间距离相差越大字面上、下之间心理距离越大，因此产生了被扭曲了的亦丑亦美的变态心理，所以描绘出的“奇”、“特”字以及奇异怪特形象有着奇异不规则的奇形怪状，而且使柳宗元产生了一种被扭曲了的变态心理。从这些千奇百怪、触目惊心、骇人听闻的奇异怪特形象中，去揭示、感受和自我欣赏那反射了行将没落的中唐社会倒影和作家那受尽创伤的内心世界折光的病态的美。我以为这也许受中唐流行的狂禅而有所影响。

    “有激而为”，其实就不免于愤世嫉俗，甚至怨天尤人，这正足以使他刻意的去描摹卑下低俗甚至怪异的意象与经验。但他又是“信道笃而自知明”，“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的“豪杰”性格，因此旣敢于驱遣卑下低俗经验意象为文，亦终要信道适义，而表现雅正道义的主题知见。于是就形成了这种揉合高雅与卑俗于一炉的，旣非纯然高雅亦非纯然卑俗，卽创造出千奇百怪、触目惊心、骇人听闻的奇异怪特形象的病态美。

（二）多重复式的含蓄美

美学思潮发展到中唐，出现了日趋显明的质的变化。时代与社会拥有的，不再是初盛唐时那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的单一或双重的审美心理，而是一个由多重审美心理组成的繁杂的复式结构。

     以柳宗元的“愚者”形象为例，“冉溪”本是一个寻常之景物，但是柳宗元买而居之后，“以余故”变成“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而再“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冉溪”变成“愚溪”，作家与“愚溪”同质化，因此做一个世人眼中的“愚者”。然而“智者乐水”，可见水的属性必有类于智者，始能为智者所乐。贤者所表现的“愚”，其实都是出于睿智。因此“愚者”形象里有着叡智的“贤者”。但是“贤者”形象，因为“莫利于世”，再次变成“愚者”。这“愚者”形象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因此最后再次变为“贤而能者”形象。

     这篇文章中一个“愚者”形象有着这样多重审美心理组成的繁杂的复式的结构。虽“皆山水之奇者”，但是这“奇”的景物都是被作家变成“愚者”。而且这“愚者”字面上有着“愚者”以及“莫利于世”的含意，字面下有着叡智的“贤者”以及“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的“贤而能者”的含意。可见柳宗元使用的“奇”字有着多重审美心理组成的繁杂的复式结构。

     其实这种现象不只是“奇”字而已，其余“特”字以及奇异怪特形象都一样，而且有共同的含蓄意味。如理想实现的渴望和挫折与愤郁、卑下之心与崇高之道、抵抗心理与建功立德之欲、喜笑与悲伤、出世与入世、成佛与圣人等，都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冲突乖离产生的变态心理的反映。

 

四  结  语

生活在中唐的柳宗元，亲身卷进了当时激烈而复杂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争端之中，而一系列矛盾争端，又在心底激起种种撞击，彼此互不相让，冲突不已。这种强烈复杂的冲突，反映在山水游记文中，因此用“奇”、“特”字以及奇异怪特形象来写的较多，而给人以富有刺激性的奇险之感。全篇在复杂的矛盾相争中不断展现其利欲斗进的精神和躁郁情緖，其文章风格归于奇崛。多用了“奇怪之辞”而寻常景物甚至卑下低俗经验意象，因而发掘了一个尚待开发的经验領域与美感范畴。

“尽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因而虫、草、梨、柚、苦咸酸辛，也是一种“味”，因此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美感经验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他的古文所欲打破的正是騈文的仅限于华靡的“甜腻”一味的美学禁忌。而且“奇怪之辞”的“语言的结构”和“主题的结构”的相异的美感性质，以及由于相反相成的多重结构的配合，引发读者用更大的注意与努力才能完全掌握住它丰富的意涵与寄寓的主题。

 

注  释：

①胡楚生编著：《柳文选析》，台湾华正书局，1983年版，第224页，再引用。

②章行严（章士钊）著：《柳文探微(中)》(卷27 记《潭州东池戴氏堂记》)，台湾华正书局，1981年版，第797页：“东池之作者戴氏，其人不仕而多财，能于一时浮寄之乡，大兴土木，……剥削致富之阛阓大蠹无疑. 若而人者，向为子厚所不取，生平又不可能与此类人为友，今被元侯(潭州杨中丞凭，子厚为杨氏婿)之命，以文字藻饰其不义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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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胡楚生.柳文选析[M].台湾华正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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