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且待小僧伸伸脚

徐双健

读了周修睦先生《夜航船现象》一文（按，周文见2003年8月13日《新民晚报》），颇有些不同的看法。周先生虽未公开点名，但也显山露水地点出了“文化苦旅”和“咬文嚼字”，当指前几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金、余之争”无疑。周文说，这种吹求细故之争，乃小题大做，既无益于“学问文理”，又有劫掠读者时间金钱之嫌，先将之归纳为一种“夜航船现象”，疾呼可悲可叹。

我不同意周先生这种“一笔抹杀”的说法。大理是理，小理也是理；大病是病，小病也是病；大错是错，小错也是错；何况所谓的小理、小病、小错，其实也未见得就小。更何况所谓“夜航船现象”，亦有它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专以生僻的“学问”考倒人为能事者，另一方面也有以“博学”自炫而露馅儿的。譬如，余秋雨老师在其大文《十万进士》中写道：“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金文明老师指出，“致仕”是个专用名词，特指古代官员退休，而余老师把它理解为“获得官职”，显然是错误的。可余老师对金老师的指谬颇不以为然，随即发生了口水战。这看上去似乎只是一个小差错，但再看下去就不那么小了。

余老师的《十万进士》本是一篇好些年前发表的散文，由于余老师的文章影响力很大（对我也一样），至今流传不衰；如果读者误信“科举致仕”，岂非谬种流转？其实，余老师早在写《十万进士》之前，就写过一篇题为《夜航船》的散文，开头就写道：“我的书架上有一部明代文学家张岱的《夜航船》。这是一部许多学人查访终身而不得的书……这部明代小百科的书名确实太有意思了，连我自己巡睃书架时也常常会让目光在那里顿一顿，耳边响起欸乃的橹声。”余老师“巡睃”两字用得很传神，也很精确。我敢说，他没有把这部“小百科”大概地翻阅一次，不然的话，对该书目录之“卷七 政事部”下赫然印刷的小标题“致仕”，而不会没有一点感觉的。该书“致仕”部分有一则对“乞骸骨”辞条的解释：“汉宣帝时，丞相韦贤以老病乞骸骨，赐黄金百斤，安家驷马，罢就第。丞相致仕自贤始。”但凡读过此类文字的人，就不难看出，“致仕”与“求官”，满拧。当然，余老师没有看到这则资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是，请往下看——

在媒体刊出金、余论争之前，我注意到有这样一则消息：余老师为香港的读者推荐十本必读书，其中有一本是《礼记》。既然是为他人推荐的“必读书”，那余先生最起码是“必读”过一次的了。然而也未必。《礼记·曲礼上》有：“大复七十而致事。”注曰：“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礼记·王制第五》有：“五十而爵，六十不亲学，七十致政。”《礼记·内则第十二》有：“五十命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等等。“致政”即“致仕”、“归政”。而“致事”一般同“致仕”讲，即“还禄位于君”；偶或也有当“请官假”讲的，如《礼记·曾子问第七》中“夏后氏三年之丧，既殡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极个别的情况下还当“汇报工作”讲，如《周礼》之《大宰》和《小宰》中的“听其致事”和“岁终则令群吏致事”——可就是没有当“获得官职”讲的。

我例举这些，并不想显示什么“学问”。我是想通过“解剖麻雀”的方式，揭示一种文风和学风。如果余老师没有通读过《礼记》，为什么要给别人推荐为“必读书”呢？如果通读了，且大致读懂了，为什么在弄懂之后还要为“科举致仕”这样的“硬伤”而极力辩护呢？众所周知，余老师在散文创造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但同时，他的散文中像“致仕”这类的“硬伤”亦时或有之。那么应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呢？余老师在《夜航船》中曾经写过：“……不知道‘澹台’是复姓倒也罢了，把尧舜说成一个人是不可原谅的。”套用一下，余老师不知道“致仕”也罢了，知道了还振振有词、强作解人却是不够明智的。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就连余老师推荐的“必读书”《礼记·儒行第四十一》亦强调：“过言不在”，就是说，知识分子说错了话，发现之后就不要再说了。难道名家大腕承认自己的过错就会颜面尽失吗？难道改正错误比谬种流传还要丢人现眼吗？为什么捍卫错误比捍卫真理所花的力气还要大呢？——这一切，难道不该论一论吗？且待小僧伸伸脚吧。

我对周修睦先生文章的不赞同，不仅仅是论点，还有论据。周文说，鲁迅先生之所以讽刺章士钊把“二桃杀三士”的“士”错解为“读书人”，是因为章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仍悠然地提倡国学，主张读经，刺钊是为了民族存亡之大义，非“夜航船现象”也。既如此，那么鲁迅还把赵元任教授误将“银河”译“牛奶”狠狠挖苦一番，当作何解释？还有，讥刺梅兰芳又有什么微言大义呢？为了证明论点“正确”，不惜牵强附会、曲说逢迎，是大不可取的。既然是讽刺错的东西，我倒宁愿它与教育总长章士钊撤掉鲁迅教育部佥事一职联系起来。我们不要忘了鲁迅先生临终前说过的一句话：我一个也不宽恕。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计算机系03级5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