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峻

踏入柳学的门槛后 , 得以近距离地阅读柳宗元。这位历史巨人在文学、思想、政治、哲学、社会、历史乃至书法等各个领域，释放出的炫目光辉，常常使我发出“高山仰止”的喟叹。而这一切，均与其独特的心路历程息息相关。

少年时的柳宗元应当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出身于没落贵族的他，从小勤奋好学，聪明早慧。刘禹锡称赞他说：“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二十一岁考取进士，二十六岁受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字，成为长安城政坛和文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称得上少年得志，风光一时。韩愈形容他“俊杰廉悍，议坛证据今古，出入往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而柳宗元少怀经世大志，自视甚高。他曾说：“始仆之志学，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其后他在书信及论文中阐释了“大有为”的涵义，即“行乎其政”、“理天下”。

卓尔不群的政治理念，高人一等的理论素养，加上声誉日隆的文坛地位，使柳宗元与改革弊政的王叔文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并迅速成为“永贞革新”的中坚力量。只是“东风不与周郎便”，革新运动如同黑暗中的昙花，刚刚绽放便匆匆夭折。随着“八司马事件”的盖棺定论，“超取显美”、“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柳宗元变成了流放远州的囚徒。

从居庙堂之高到处江湖之远，从风云际会中的政治人物，到重拾起文人和学者的冠盖，柳宗元经历了一个极其痛苦的阶段。所幸的是，他并不像传统意义的中国士大夫，一旦政治失意，便归隐山林，做起世外高人。胸怀“利安元元”之道的柳宗元，“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及时调整了人生的坐标，从此深入山水，直面现实，在理论研究和著述中寄托自己的人生意义，实践着“立功”不能则“立言”的古训，终以羁居永州十年之力，写就了有唐一代思想和文学史上最浓墨重彩的华章。

成为一个理论家，始终不是柳宗元的内心愿望。所以，即使是在“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生命最后四年，出任柳州刺史，他仍然夙兴夜寐，毕路蓝缕，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施展着自己的政治抱负，使得柳州在短短的几年间，“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浦四归，乐生兴事”，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官匏系几何年，一代文章万古传。”孰得孰失，历史已经给了答案。然而，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学，无论是为官或者是作文，在柳宗元的心路历程中，救国济世的家国情怀一直贯穿其中，成为支撑他逆境崛起、精神索求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