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情怀

林星

永州是一本书，一本厚重而又玄妙的书。书中自有乾坤，书中道尽沧桑。这里既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又有和谐的人文环境，山光水色更增添了这座文化古城的亮丽与清秀。

遥祭舜帝

《史记》载：“舜帝南巡，崩，葬于九嶷。”于是天下万山朝九嶷。九嶷有幸，供奉着舜帝；永州有幸，承接了一笔文化遗产。在中华大地上回荡了几千年的舜德遗音，在永州这片热土上，响得最清脆，也最彻底。

一个道德上营养不良的民族，一个光有体魄没有思想的民族，最终只能落于荒凉与愚昧。于是舜帝接过了炎黄两帝传下的文化接力棒，构筑起以道德文化为内涵的舜帝文化，与以农耕文化为内涵的炎帝文化，以政体文化为内涵的黄帝文化相得益彰，共同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性构建。他用他的实际行动将道德这一抽象概念演绎得具体而实在，将人性善良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一出场，就注定了要充当一个完美的角色。

“德为先，重教化”，这是对舜德精神的最好概括。他的道德准则，丝毫不见凌厉，于从容中体现出王者的大气与魄力。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懂得身体力行是最好的宣传。伟大不需要理由，令人顺服亦不需要施压，中国人的精神向来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坦然观照，稍一点化即会达到意想不到的默契。道德，在不动声色中完成了对人类精神的突击性占领。

中国有幸，诞生了舜帝；历史有幸，不曾失落了舜德。无需太过招摇地祭祀，喧嚣的场面向来都只是掩人耳目的华丽外衣，而根本性的内涵却得不到完整的表达。那代代传承的舜德文化，就是对舜帝最虔诚而无声的供奉。

千古柳祠

唐德宗年间，一位面容憔悴的文人，怀着不甘落寞的心态，迎着扑面入骨的朔朔西风，踩着惊心动魄的万里西照，向永州走来。黯淡了多时的永州，这时正以最饱满的姿态、最高涨的情绪，迎接这位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诗文大家的到来。柳宗元的确不曾辜负古城的一番情意，他在永州大手笔地抒写着他那官场失意文场得意的尴尬人生。大唐王朝因他而显得有点局促，而永州则因他而多了鲜活与灵气。历史的偶然，让他们得以双向成就，这实在是一场美丽的邂逅。

中国的文化史，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批失意的文化人，才显得生动而富有魅力。官场上的狼狈，无足为奇，历史上的文人大抵如此，身在一个不治的时代，被贬更是一种幸福。柳宗元的狼狈成就了他的人品与文品。刚到任所，柳宗元确实不大自在。他是带着被贬的情绪来的，何况所到之处更是满目荒凉。但是不久他就看开了，不能逃避只能自适，这才是唐人风范。虽已身处中唐，但他心中还是毫无保留地容纳了整整一个盛唐气象。他把目光放得很远，将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宽，目光平静，步履放达，姿态洒脱，神采自信。立功不成，那便立言，能将自己的文采与风采输进历史的魂魄，也算是不枉此生了。朝廷一心想毁了他，但历史却戏剧性地成就了他，被贬永州十年，成就了柳宗元的文学功名。

柳宗元最终也不能像隐士那样清高，也不能像同时代其他文人那样从容。他再怎么以高蹈的姿态寄情山水，后人还是能从他的文章中读出难以消遣的脉脉愁怀。也许官场与文场原本就是相对立的，自己不过是挣扎在其中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罢了。

永州古城，至今还屹立着柳子庙，上千年不倒。也许这是对柳宗元最好的安慰。

悠悠潇水

与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相比，潇水实在显得过于朴素与内敛。这里没有世俗的浮躁气息，也没有文人的功利心态，仿佛是处于世外的一剂清流，荡涤着人的灵魂。一切显得原生态，异质元素的零度介入，使得山水文化在这里安然沉淀。西湖也不乏文化气息，但这种文化是建立在随波逐流式的喧嚣与标榜，少了宁静的气度，而深沉偏偏是从宁静中过度出来的。

潇湘向来不缺美丽动人的故事。娥皇、女英凄婉哀绝的泪迹未逝，一支带着楚腔吟诵湘君湘夫人的哀怨情殇的乐曲已然奏响。潇水实在敦厚温宛到了极点，一脉江水竟然流成了一阙响彻千年而不衰的情歌，就连凄美也让她给铺叙得如此从容，无怪乎历来走到这里的文人都显得多情而稳健。

陆游一句“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道尽文人的共同寄托。元结、柳宗元、黄山谷、杨万里、周敦颐等人用饱蘸潇水的笔墨谱写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怀素、何绍基用淋漓健笔挥洒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在他们眼里，潇湘已经不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而是被描摹成一种文化氛围，一种理想高度，否则那光耀千秋的成就怎么能找到一个喷薄的基点，他们的傲世胸怀怎么能找到一个抒发的对象？他们的起点太高了，有这么一个锦绣潇湘做后盾，再突兀的表达也顺理成章。潇湘之水，养育了一方人，同时也养育了一方文化，在茫茫九州，她独处一隅，确实不起眼，但不起眼的她却闪出了令人炫目的光辉，上天向来是公正的，不会亏待谁太多。

悠悠潇水，永不枯竭，在历史长河里奔腾不息。唯有历史，见证着她的宁静与寂寞。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2006级汉文3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