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诗意的世界

彭国梁

一

永州的潇湘河畔，西山脚下，有一所湖南科技学院。30年前， 这所大学名叫湖南师院零陵分院，之后又改为零陵师专。1978年10月下旬，我背着被包从长沙的东乡来到了这个柳宗元笔下的永州之野，来到了这个我心目中神圣的殿堂— — 湖南师院零陵分院。

我在这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呆了3年，王田葵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他教的是外国文学。我那个时候的外国文学知识可怜得只知道什么《卓姬和舒拉的故事》，是王老师给我打开了一个窗口，让我知道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歌德、雪莱、莫泊桑、欧·亨利、泰戈尔等等世界文学大师。一晃，30年过去了。2008年11月中旬，我们搞了一次回母校的聚会，当年的毛头小伙都变成了满脸沧桑的家伙。聚会期间，我和已有书法家之称的怀远特地去了王老师的家。王老师的家，到处都堆满了书和杂志， 到处都在迷漫着纸墨的芳香。王老师见到我们，很是高兴。先给我们倒上茶，接着便在地上慢慢地展开了一幅书法长卷。那长卷上所书系其自作诗《千禧年清明大雨登九嶷山怀古》。

王老师的书法功底非凡。早几年，我就曾得到过一本他赠我的书法和书法理论作品选集《临池择存》。其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40年前，我刚刚踏上20岁的当口，是一段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时间的日子，一个从物质到精神双重饥饿的年代。饥不择食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不约而同地谈论曾经享受过的美味佳肴，美其名日‘精神会餐’。但‘精神会餐’ 越会越‘荒’。实在撑不住，只好寻个清静处读书、写字(书法)。现在回想起来，真得感谢‘书’和‘笔’这两个好朋友，是他们帮我度过了那段饥肠辘辘的岁月!从那时起，我便爱上了书法，今天琢磨王逸少，明天捣腾颜真卿，后天看上了苏、黄、米……愈捣腾愈意趣横生，也就愈爱不歇手。”王老师的书法现在自然是已入佳境，他是把书法当作把握自己生命的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他也把它当作帮助自己守卫灵魂的静默之道。

王老师的本行是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目前，我省大部分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包括新闻传播和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所使用的《外国文学史》教材，便是由王老师主编的。王老师退休之后，又与何红斌先生合作完成了“虞帝三书”，即《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中国伦理的轴心突破》、《中国伦理的贞下起元》。前一部已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后两部是前一部的延伸，也将出版。王老师和何红斌先生关于舜文化研究的成果，是得到了国内相关专家充分肯定和推崇的。比如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李学勤、中国伦理学会会长陈瑛、北师大教授《新国学研究》主编王富仁等都先后为其作序，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小枫还拨冗阅读了其中部分书稿并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王富仁教授在《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的序中开篇便这样写道：“在我看到的学术著作中，把舜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并考察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王田葵、何红斌两位先生的《舜文化传统与现代精神》还是第一部。”

二

在王老师家聊天，很是随意。在王老师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十分难能可贵的在我的身上正渐渐消失的激情。他的思想异常活跃，特别是对社会那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让我和怀远都肃然起敬。我和怀远说，有这样的老师，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怀远深以为然。我们聊着聊着，话题自然就转到了王老师退休后的生活。王老师说，他曾写有一首《自遣》诗，诗云：“借墨寻玩味，书山不记年。言论关时务，风俗见残篇。人生虽朝露，求索不唐捐。此情仍可待，来日岂惘然。”他认为，一个人的一生一世，仅仅拥有日用的世界和功名的世界是不够的，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所谓诗意的世界，那是一种艺术的、忘我的、有着终极关怀的世界。

一个人和一个社会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幸福，财富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物质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也是幸福的基础。但财富本身并不等于幸福。“金钱买不到内心平静”（斯密），一个人不论贫富，只要有同情心，讲道德，才会有内心的平静与由此而来的幸福。他认为中国人所谓人生境界其实与中国伦理的三个维度有密切的关系。这三个维度是人与自然（天）、人与人（家庭成员和社会成员）、人的身心。人的内心平静具体体现在这三方面的体验之中。王老师说他退休之后充分地享受着三大乐事，即乐天、乐人、乐心。这三乐是他对人生境界的三种体验。

何谓乐天？王老师说一个人自觉地与天地“参”，就是乐天。有此“自觉”才是真正的性情中人。关键之处在于是否能以至诚之心把握“中”道。《中庸》说，至诚的人能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然后“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谓人与天地参，是指人在帮助（赞）天地化育万物，而帮助天地化育万物也就是‘参’加了天地的工作，作为第三者加入到天地共长久的圈子里去；其结果，人不仅超出了一己之私，而且超出了人类之限，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掺合到一起去了。这就是中国人的第一智慧。王老师称这为元道，即天人合一、中庸之道。他那首《元道》绝句，那篇《元道与思维》的长文，表现与发挥的就是这种乐天知命的情感和思想。他认为，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明儒刘宗周说“尧舜其心至今在”，意思并不神秘。刘宗周将天人合一的传统说成“性一命，命一天，天即心，即事即物，浑然一体。”（《刘子全书·宋儒五子合刻序》）。在中国人学里，人与天地万物是一气贯成的。不仅如此，周子说“主静立人极”，动静一理，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人与天地相参的过程又是一个大化流行的动态过程。这样，人的生命是在三维度中既浑然一体又大化流行的过程。其最理想状态是，人与天达至“浩然之气”，人与人达至“仁者爱人”，人的身心达至诚意正心。这三个“达至”就是“中和”。这就是“尧舜其心至今在”的意思。他给自己立下了使命，因为自己“历千年未历之事，遇千年未遇之变，生命不只属于自己，他理应有担当的使命”。王老师说老年为学既可以打发时光，更为了终极关怀。若没有这后一种目的，学术不会有乐趣。王老师还相信学术是可以养颜的，因此，退休后，他便把对学术的研究当作了一种人生的享受。上述提到的“虞帝三书”，就是两代人、两语种（汉英）合作，清贫自守，宵衣旰食，在冷板凳一坐十几年这么慢慢“享受”出来的。王老师说，他喜欢在大自然中散步，在水边享受疏水曲肱之乐， 在书斋中享受阅读、写作和思想遨游之乐。他几十年如一日，每晚坚持十时睡觉，半夜有一个多小时醒着，就思考着第二天的要读之书、要改之文、要问之人。故第二天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而且，60岁后，王老师还悟出了一种“思想读书法”，即根据课题核心，尽量找到高人论著，并同时查阅多本书，也即一捆书。若解决了难题，写出了美文，他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喊大叫宛如顽童。

其次是乐人。王老师说，一个人有关爱他人之心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从关心家人开始的。这是舜文化中孝道永存内在的动因。他认为，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在“文革”中，王老师曾经因为当班主任太认真，被造反派罚其赤脚站在烈日下暴晒。几个小时后，他的双脚都烫起了水泡；1968年的一天深夜，王老师险些被造反派装进麻袋丢进潇水，要不是被当时某部队几个好心的战士相救，他是活不到今天的。王老师的爱人叫邬凤纯，长沙人，1965年湖南财经学院毕业。她为人善良，性格沉静，在“文革”那段被扭曲的岁月里，为了照看好家中的两个孩子，可谓备受艰辛与压力。患难中见真情，王老师对他的爱人是深怀感激之情的。王老师说他的爱人有“三会三不会”，即会生活不会干活，会生孩子不会教育孩子，会看电视不会评价电视。本来，他爱人是喜欢唠叨的。谁知62岁那年，当她看完台湾的电视连续剧《星星花园》之后，忽然鬼使神差地变得沉默寡言了。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台湾那一群鬼喊鬼叫的新生代把她吓得不敢说话了呢？送医院检查，一切正常。为了让爱人从沉默中解脱出来，王老师可谓想尽了办法， 比如陪她看电视并一同讨论；带她旅游，一道体味大自然的魅力；共同下厨切磋厨艺等等。终于，现在他爱人开始变得喜欢说话了。同时，60岁后的王老师，对同事和学生可谓是有求必应，或为学生解惑，或帮同事攻关，或为朋友题字，王老师说他在这些活动中获得了难以言说的快乐。

再就是乐心。他特别喜欢庄子那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第二十二》）言天地、四时、万物其美最大，其法最明，其理最成，而不言、不议、不说。先生认为在文学艺术的世界，有一个不言、不议、不说的天地存在。这正是他的生命的“静默之道”。他认为美的感受愈多，生命的幸福指数愈高，生活的质量也就愈高。王老师觉得学术有成就之喜悦，也有为学之苦恼，而艺术则是消除苦恼的良方。“惟艺是图，养生于艺”系其老年至乐之境。他写诗，他写字，他的《临池择存》一书中所书就有不少是自作诗，读来或朴拙浑厚或荡气回肠，看来或赏心悦目或抚今忆往。王老师曾给我题过一首《上茶铭》，从此,每当我在家中品茶,似乎也就在分享着王老师的诗意世界的快乐。

这部集诗词与书法于一体的作品，是人、诗、书诸老的展示。就像成熟的麦子，开胃而诱人。尽管我觉得自己是“书虫”，诗与书我都非常喜欢，然而，恐怕只有进入老年才会真正领会老先生这一份被世间的荒谬打磨出来的心境。

（彭国梁：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原我院中文系78级学员，西山文学社创始人之一，现供职于长沙市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