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题名：《清代学术概论》

名著作者：梁启超

复古与解放

符思毅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著成于1920年，共分三十三节，篇幅较短，“凡六万余言”，行文简洁明快，“自属稿至脱稿，费时十五日，稿成即以寄《改造杂志》应期出版”，在出版之后却深受读者欢迎，正如胡适所说一样，“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同时也成为研究清学史的入门书籍。

在对清代学术史的回顾中，他提出了一个观念：复古与解放。认为学术由于历史原因遭割裂、中断，而对其重新反思、定位、追溯本源，作复古运动，即便是对学术的解放。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可以说复古即是解放，复古与解放呈现出不可分割的辨证统一性。正所谓“由阐旧学而致新知，致新知必包含着阐旧学”。

清代二百六十七年，在学术发展轨迹上，是书第二节《略论“清代思潮”》认为“清代思潮”是“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又说“纵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三节《清学的出发点》又说“吾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清代学术思想的解放，是以反对宋明理学为起点，来回复六朝、唐之学。

梁启超的弟子蒋方震为本书作序说“震惟由复古而得解放，由主观之演绎进而为客观之归纳，清学之精神。”朱维錚为本书作导读，对此观念亦表示认可。然而，梁启超十八年前其所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已有此观念，如“由此观之，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此前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尽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宋学极盛数百年，故受以汉学；汉学极盛数百年，故受以先秦。循兹例也，此通诸时代而皆同者也。……要而言之，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故他自序说“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

关于清代学术之理趣，他认为：顺治康熙间，孙奇逢、黄宗羲、李颙仍主王学，故明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康熙中叶考据家言盛起，于是宋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自顾炎武劝读注疏，六朝、三唐学逐渐占学界第一之位置。自惠栋、戴震而后，则东汉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自今文家庄存与、刘逢禄、魏源、邵懿辰而后，则西汉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自康有为前后诸子学兴起，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是书第二节《略论“清代思潮”》认为清学以复古为解放的具体步骤是：“第一步，复宋学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第二十一节《清学分裂的导火线》认为入清学术则节节复古，“顾炎武、惠士奇辈专提倡注疏学，则复于六朝、唐。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后证明作伪者出王肃，学者乃重提南北朝郑、王公案，绌王申郑，则复于东汉。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悬崖转石，非达于地不止。则西汉今古文旧案，终必须翻腾一度，势则然矣。”

梁启超对于清代学术发展规律‘以复古为解放’的揭示，不仅说明了“复古”与“解放”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而且还指出了中国学术在近现代的发展趋势。在此影响下，例如钱穆先生于1931年已作出了回应，他说：“曾记梁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有一番话，大意是说（手边无其书，不能直引），有清一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最后到今文学家上复西汉之古来解放东汉郑许之学，譬如高山下石，不达不止，为学术思想上必有之一境。其说良是。”又说“惟其不免自站在今文学家一面，专为清代学术立说，其实所谓以复古为解放者，至于晚清今文学派，尚未达到最后之一境。自今以往正该复先秦七国之古来解放西汉，再复东周春秋之古来解放七国，复西周之古来解放东周，复殷商之古来解放西周，复虞夏之古来解放殷商，溯源寻根，把中国从来的文化学术思想从头整理一过，给予一种较为新鲜而近真的认识，对于将来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上定有极大的帮助。”（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618页。）

此外，于199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到2000年9月15日通过国家验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又是一很好的例子。这项工程由历史学家李学勤主持，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对历史文化遗址的发掘，对甲骨文等古文字的鉴定以及对古天文学记录的整理，于2000年11月9日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该年表把中国的历史纪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推定以周武王讨伐商纣王为标识的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推定夏商分界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推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从而使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学标尺，为继续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打下了基础。

而张京华教授主编的《湖南科技学院学报》于2005年创办“虞舜文化与三代文明”栏目，至2009年第二期，以“考之文献，实以‘四代’更为确切”为由，将此栏目改为“虞舜文化与四代文明”。三代，指夏商周，四代，指虞夏商周。由三代到四代，不仅是学术的“复古”，对传统文化渊源的追溯，亦是对中国历史的向前推进。

由此亦可窥见，对旧学的阐释，对学术的复古，既是寻求新知，又是对学术的解放。反之亦然。与此同时，也可以说当下学术的‘以复古为解放’，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又是一种创新，更是对中国历史文明的体认和探寻。

（符思毅，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2005级汉文3班，现为西南民族大学2009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