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史子集到文史哲

张京华

“文史哲”的近代传统正在日趋化解。

从稍早的国图分类法，到近年的学科分类表，到各类项目指南，乃至晚近编辑的各类丛书目录，都呈现出一种趋势：文学学科中分解出语言学，史学学科中分解出考古学，哲学学科中分解出宗教学，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文史哲”传统正在化解。虽然社科院系统的文学、历史、哲学研究所的结构仍然保持，但在比较活跃的大学中，文史哲各系几年中已纷纷更名为“文化传播”、“历史文化”、“哲学文化”等诸名目。“文史不分家”、“文史哲不分家”的习语已变得陌生。

一

追溯传统学术体制，其实“文史哲”的形成和设置已不及“经史子集”贴切与深刻。

    “文史哲”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现代西学的影响。其中，“文学”的术语、概念虽然为中国旧有，但内涵实有较大差异。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为最高境界，而现代文学学科就内涵而言是更多的面对社会大众，世俗化，作家则职业化，商品化。举“小说”为例，传统中的“小说”居诸子之末，是“明道”中之稍浅者，而现代“小说”主要为虚构想像，二者全然不同。

    中国史学传统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均以“著作”、“著史”为第一要义，而现代史学是以阐释和考订史料为大宗，史义、史权、史职种种几乎丧失殆尽。

    “哲学”为中国传统所无，就与较为相近的“义理”对比而言，其概念、术语、结构、体系往往不能对接。

    “义理”、“考据”、“辞章”旧称“三门”、“三途”，是中古时期学术性质的一种划分，其最大弊端是三者并列，各具资格，而不能以义理统摄考据与辞章，在政统、学统的分离之外，又造成学统与文统、学者与文人的分离。

二

    “经史子集”旧称“四部”、“四库”，是西晋以来传统的典籍分类方法，同时亦具有学科分类的意义。时至民国，“四部之学”仍然是诸多学人的梦想。

    中国传统中有一极为高明的学问——“目录之学”。古代目录学包括校雠、指要，现代目录学只是编目和分类而不作指要。现代学者讨论“经史子集”四部，也往往将其视为学科分类加以讨论。

    “经史子集”实际上并非是平行的四类，而是包含等差。经亦是史，史亦是经，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春秋》一书，有事、有史、有文、有义，各具一面而无不同。

    近代纷纷盛传的古语“六经皆史”，具有现代意识的学者往往解释为“六经皆史料”，意在以现代史学包涵经典于史料层面，而章学诚之原义本极明显，即“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经”独立于“史”“子”“集”单列，而并不与“史”“子”“集”的分类方法相同。“经”非指某一类书，而是指某一性质之作，其本义即刘歆所云“王官”。上古三代官师合一、政教合一，其职守为王官，其学即王官之学。

三

    “史”古称史官，其职守称为史职。“史载笔”，“史”者秉笔执中，凡所书无非史，其书为经，其人为史，故“经史”为一事。而史官史职不得称为“史家”，其职守亦得以超越诸侯天子而独立，“执简抱龟”（“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近代称之为“史权”。

    “子”为六经之流裔，《汉志》分为九流十家。“流”相对于“源”而言，“家”相对于“官”而言。

    “集”亦为六经之流裔。《汉志》本于《七略》，其中《辑略》即指要之学，《六艺略》为上古三代王官之学，其余《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均是王官之流裔。四部分类法之所以流行到清代而不废，取决于著作数量的便宜，同样，《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五者的分类，也是出于著作数量的便宜。

    所以《七略》除《辑略》以外，实则只有二类，一类是源，另一类是流。故章学诚称其本旨曰“辨章学术，考竟源流”也。

    由此反观现代学科与学术，诸如以经学为汉代之学，以诸子学为学术之源，委实具有本末颠倒的误会。在此背景之下，将古代思想的源头追溯为神话，进而建立神话学一学科；参照西学体制，夸大宗教意义，进而建立宗教学一学科；大道既废而循蹊径，进而建立社会史、民俗学诸学科；凡此种种，均应验古人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警示，其大本所在，其实多有重新商量的必要。

（张京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主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