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集·灭·道:从隐喻走向救赎

——读《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落实录》《娱乐至死》《理想国》《生涯咨询与辅导》

赵荣生

引言

苦、集、灭、道是佛学中的“四谛”。简而言之，佛学教义中的“苦”指人世间的身苦与心苦，“集”指造成苦果的原因，“灭”指灭除一切烦恼，“道”指由灭苦而达至涅槃之道。一般人烦恼的消除，大多可遵循“为果之苦”：认清“苦”是什么；“为因之集”：确知“苦”的来源；“为果之灭”：确定“苦”之可治；“为因之道”：消除“苦”的修炼。《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落实录》《娱乐至死》《理想国》隐喻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某一现象。在《肖申克的救赎》中所谓“救赎”更多的是“希望”“自由”的意思。阅读《生涯咨询与辅导》，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救赎”，“天”助自助者。

从学科、地域、时代来说，《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娱乐至死》《理想国》《生涯咨询与辅导》是四本风牛马不相及的书。2009年9月，由廉思主编的《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第一次将“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贴近而生动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80后青年学者廉思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教师，200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9年7月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后出站。已主持各级课题10项，其中国家级课题3项。《蚁族》出版后广受社会各界关注和好评，北大校长周其凤、人大校长纪宝成、著名学者丁宁宁、王绍光等联袂推荐。《蚁族》反映的问题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路透社、美国CNN、《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日本东京新闻社、《读卖新闻》等国外媒体的关注。《娱乐至死》是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1931-2003）的力作，主要观点：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波兹曼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理想国》是古希腊柏拉图（公元前427-347）最著名的代表作，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在哲学史乃至人类思想史上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西方哲学家公认《理想国》这篇对话是一部“哲学大全”。《生涯咨询与辅导》系统介绍了生涯咨询与辅导的理论与应用。它的作者是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金树人。金树人1986年获美国伊利诺大学哲学博士，曾经担任台湾辅导学会会长。在台湾从事心理咨询、生涯咨询教学与研究二十余年，曾获得大学教学特优教师奖、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学术木铎奖等荣誉。

在实际工作中，我深切地感受到迎面扑来的现实困顿：为何我们可爱的学生朋友们“集体迷茫”？在阅读这四本书时，我对这一现象和自己日常工作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和思考。不过，必须要申明的是，由于水平有限，浅陋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为果之苦” ——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北大博士后廉思带领一批青年学子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深入社会开展调查研究，总结出一个2009年时髦而伤感的隐喻：“蚁族——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个群体“高智、弱小、群居”，和小蚂蚁们有许多相类似的特点。

2003至2006年我在北京“漂”了近三年。三年里换住了很多地方，大运村、北邮北师大的地下室、北京林业大学的学生宿舍等地方我都住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住在北邮对面的一家地下室，每月300元的房租，夏天总回潮，通风不是很好。我感同身受《蚁族》所描述的一个场景“屋里没有卫生间，他每天都不得不去一个公共厕所——‘熏死人不偿命’，洪建修说，在里面待五分钟再出来呼吸新鲜空气，就知道什么叫做幸福。”这是我租住了几个月的那间地下室的真实写照。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庆幸自己没有碰到《蚁族》中所描述的另一场“壮观”：“还是那个夏天，他下铺的人有一天早上醒来，觉得鼻子堵得慌，结果竟然是一只小蟑螂爬进去了。于是他们下定决心，杀蟑除害。周末，他们起了大早，关上所有窗户，大喷特喷刚买的杀虫剂，确保每个隐秘的角落都没有放过后，才关上门，出去打篮球吃饭洗澡。等到下午回来，低头一看，满地都是蟑螂的尸体，一两百只恐怕都不止。”和我一起“奋斗”的大都是研究生、本科生，也有大专生，进城务工的农民兄弟倒是很少见。据我观察，物质上的困苦，我的“战友”们普遍认为是“just so so”(一般般)，也许是当时的就业形势没有几年后的今天这样让人憔悴。不过，我能“触摸”到许多人都有一种隐隐的忧虑：煎熬何时休，命运的辘轳怎样才能峰回路转？心里是没底的，唯有如胡适当年所说的“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蚁族》的出版有如一石击起千层浪。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含泪与“蚁族”共勉：“在那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代，他们诞生了，当老一代人要告别革命的时候，他们成长了。他们是改革开放实践的先行者，他们是新世纪中国梦的探路人。不管权力、关系如何戏谑平等竞争规则，他们仍然选择了勤奋工作；面对被金钱、权贵绞杀的社会道德底线，他们没有放弃理想和希望。关注他们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这是因为：中国要靠他们去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世界要靠他们去寻找人类前进的方向！”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写道：“这种社会问题，源于1990年代末期推进教育产业化之中的大学扩招、至今没有纠错而是将错就错地把书中没有透露的那些既得利益群体造成的制度成本对弱势群体转嫁、且竟如皇帝着新装般堂而皇之！其后果，往往顺势扩散为社会问题。例如：由于人们支付高教成本时隐含的预期收益高于离校后被一般劳动力市场‘再定价’的实际所得，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的各种‘蚁族’越来越多地聚居一处扩散情绪，遂导致几乎任何社会冲突都会有‘无厘头参与’。果如此，‘蚁族’所揭示的就是一个教育产业化直接制造的不和谐因素——但愿治本有道。”我很高兴决策者和能影响决策者已经把目光投向这一现实难题。

2006年6月我离开北京，来到湖南科技学院外语系专职做就业指导。从就业统计数据来看，我校外语系毕业生行业流向主要有两个，一是教育教学工作岗位，另一个是外贸相关工作岗位。2006届年外语系毕业生大约有50%的毕业生从事教育教学工作，2007届是38%，2008届是33%。从地域流向来看，每年大约有半数的同学会流向广东，其中以东莞、深圳、广州居多。2008年7月，我离开外语系到体育系做学生工作。从体育系2009届的毕业生情况来看，约有三分之一的同学流向广东成为销售员、保险代理、代课教师等。这些工作的稳定性差、社会地位较低、劳动报酬不高。《蚁族》中写道：“‘蚁族’的人数到底有多少，没有确切的数字。据我们的调查研究，保守估计，仅北京地区就有10万以上的‘蚁族’。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诚哉斯言——其实，“蚁族”就在我们的身边，离我们很近、很近。 

“为因之集”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令人奇怪的是，就业形势如此严峻，大学生应该更加珍惜在校的如金岁月，更加发愤学习，这样或许更能让人接受。但是，现实貌似一幅令人费解的幻景：据2008年3月2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有52.6％的高校教师认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在部属高校和市属高校中，该比例分别为42.7％和60.3％。北京过半高校弥漫厌学情绪，纵观全国的高校何尝不是这样？毋庸讳言，湖南科技学院自然也不例外。为什么会这样？《娱乐至死》这本书给了我们部分答案。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预言：“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尼尔·波兹曼写《娱乐至死》这部书就是希望告诉大家，赫胥黎的这种预言可能成为现实。波兹曼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他认为语言即媒介，媒介即隐喻，“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内容”。

在《娱乐至死》里，波兹曼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是一份精彩、有力、重要且难以辩驳的控诉书。80、90后的大学生成长于这样一个“大众文化狂欢”的时代。他们成长的环境看似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选择”，事实上却是“别无选择”——“异化”的社会大环境导致很多大学生学习目的表现出肤浅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倾向：进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文凭、谋求理想职业、提高社会地位。于是，这些学生对未来职业没有明显作用或作用不能马上显现的课程，缺乏学习动力；对就业有利的课程趋之若鹜，将大量的时间、精力花费在计算机、英语等实用工具性课程上。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专业基础不扎实、专业学习不成体系。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相背离。这是“娱乐”时代的一宗罪。

《娱乐至死》认为，各种新出现的电子技术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猫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猫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猫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玩躲猫猫游戏并没有什么过错，娱乐本身也没有过错。正如有些精神病学家指出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筑起自己的空中楼阁，但如果我们想要住在里面，问题就出现了。我曾对我校2004级、2005级大学生进行调查，据统计，90%以上的他们希望自己成为对社会和家庭都有贡献的人。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约有65%的在校大学生对将来干什么和自己能干什么表现出迷茫，目前他们得到的只是一些基本理论和没有深入分析的信息。他们就像迷路的人，没有地图，只是看到很多指示牌，他们无法把握自己和这些“指示牌”有什么关系。于是乎，一幅不难想象的图景呈现在我们面前：一方面我们的大学生很多人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感或者是被严峻的就业形势“吓坏”了。另一方面“躲猫猫的世界”把越来越多的欲望、享乐、宣泄、叛逆、刺激等元素推向年轻的大学生们，将欲望等元素投射在各种屏幕上并通过想象来美化“镜象”以求自我满足，在自我满足中人们得到片刻的心灵自由。此时，作为“他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统统失效了，即“超我”隐身遁去……甚至连代表“自我”的意识系统也不再发挥作用了，同“超我”一同隐身遁去。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躲猫猫的世界”强大的“拉力”促使一些大学生成为自由的欲望主体，同时又被其所支配而失去自由。这是“娱乐”时代的二宗罪。

“娱乐至死”是做不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最有可能的是带来更糟的恶性循环。“游戏”已经进行了很久，如果还意识不到它的后果，是不可原谅的。我们人类无法命令电子媒介时代倒退回印刷机时代，完全拒绝电子媒介是极端而愚蠢的。高校不能作为“娱乐”处之。作为担负着培养人才重任的大学，我们是有责任的。作为国家人才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教育，理应反思大学的办学宗旨与大学精神，反思大学教育的得失，反思高校教育改革的滞后，应该探索如何更好地继续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再次馥郁芬芳。

“为果之灭”——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承先启后，学究天人。他生活的时代是希腊黄金时代末期，当时，古典希腊文化精神遭到感觉主义、相对主义的挑战，艺术风格繁复多变，趋向于以刺激感官为目的，缺乏智性的提炼，整个文化品格走向了粗俗化。柏拉图力挽狂澜，融贯古希腊哲学和文化精神，提出了以“理念论”为基础的哲学思想。他把理念看作是客观实在的独立本体，是人们认识的对象，也是人们追求的最终目的，善的理念是理念世界中最高的理念，是构成现实道德善行的根源。最后，柏拉图写成了《理想国》，现已成为为西方知识界必读之书。在《理想国》第二、四、五、七卷中，柏拉图对教育做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形成了系统的教育理论体系。他把国家教育作为实现和维持理想国的根本手段和根本保证。他主张教育事业是国家头等重要的大事业，应由国家举办。国家要制定统一的教育法规和政策，要给予充足的经费，建立公共教育机构从育婴所到高等学校。坚信教育的威力比别的设施重要得多，合理的教育于不知不觉中给人以潜移默化，使其精神纳入正轨，使人心得以端正。这样，败纪乱上的行为就可制止，就能使国家振衰起敝，扶摇直上;否则，纵有完备法令也难以贯彻，有丰富的资财，也难以保护，有强盛的卫国力量也难以维持长久。因此，理想的国家政治，显然要以理想的国家教育为前提。他主张哲学家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的书呆子，应该学以致用，求诸实践。学校教育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学生参加社会生活，在实践中接受锻炼，增加感性认识，有利于弥补学校教育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不足。他认为，“教育非他，乃是心灵的转向”。

罗素盛赞柏拉图“除了是哲学家外，还是一个具有伟大天才与魅力而又富于想象的作家。”在《理想国》中，他用一连串美妙的隐喻阐明了他精心设计的宏大的教育思想，譬如，《理想国》中讲述了一个被称之为“洞喻”寓言:沿着地面有一个斜形的地洞，在黑黑的洞底有一排从小就面朝洞壁、全身被缚住、不能转身的囚徒；囚徒身后是一垛矮墙，和矮墙平行的是一条道路，来往路上有很多肩负器物的人；在他们后面和洞口之间则燃着一堆火，火光把器物等的影像投在囚徒面对的洞壁上；这时，囚徒看到的只是器物等的影像，却误以为影像就是原物。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说，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是人的延伸。“人猿相揖别后”，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试图用科学技术发明来解放人类本身的局限。电影、电视、网络、手机就是这一追求的结果。80、90后大学生是伴随影视、网络成长起来的，影视、网络等在一定意义上主宰和包容了他们闲暇时间里的信息、观念和意识的来源。“虚拟世界”塑造了新一代“囚徒”。

影视、网络等有两种本质，一种是经济本质，一种是文化本质。首先，影视、网络等是体现经济力量的“注意力产品”，作为商品，商家最关心的是商品价值。也就是说，在设计、制作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商家最先考虑的因素，为了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他会采取所有可能的手段来拉动票房、提高收视率、点击率和参与率。为了产生视觉冲击与震撼效果，怪异新奇、色情暴力等成了争取“选择性注意”的法宝；为了扩大受众群体，无深度的平面文化、无等级的泛大众文化等在银幕或荧屏上泛滥成灾。其次，影视是体现文化力量的“文化消费”。现实社会中，影视文化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其一，它曾一度被理论界和教育界视为破坏传统高雅文化，滋长低俗娱乐活动的“文化病毒”。传播学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影视、网络等会对受众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其对现实世界的看法产生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影响有好坏之分，有专家研究发现，“青少年使用影音传媒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为负。换句话说，使用影音传媒多创造力低。”其二，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任何一种文化的自身都不构成一个问题，它只是生长着……如果一种文化不去干涉另一种文化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那么文化就不可能被搞成一个问题。”但是，全球化处在以强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为主导力量的后殖民背景中，影视文化成为了问题——发达国家遵循先吸引后教化的原则在全球青少年中培养自己的追随者。影视、网络等经济本质和文化本质扭结在一起，共同影响着年轻的一代。消费社会的诱惑是强有力的，甚至是不可抗拒的，但它也是肤浅的。它对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产生强烈冲击，容易产生过分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表现出急功近利的浅薄与狭隘，走向自我迷失，导致人格的缺失。再者，西方价值观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地大量涌入，大学生价值观念必然受西方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影响，可能造成思想观念剧烈冲突或价值真空，形成民族精神的缺失。

柏拉图的教育是国家和公民教育相结合的两个部分，国家是放大的个人，通过个人正义的实现，国家的正义也随之实现。《理想国》启示我们：学校教育是学生成才的基础，家庭教育是学生成才的摇篮，社会教育是学生成才的关键。社会教育既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又统领和指导着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因此，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巩固，是学校、家庭和社会多种教育形式合力的结晶，只有把这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整体的综合效应。

“为因之道”—— 水穷之处待云起，危崖旁侧觅坦途

    《生涯咨询与辅导》是金树人近二十年来从事心理咨询、生涯咨询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总结。说起生涯辅导，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不太熟悉的名词。生涯辅导起始于美国，先后经历了职业指导、职业选择辅导、生涯辅导这一系列的演变，现在作为一种关注个人生涯发展的全新的理念，已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认同。生涯辅导的前身为职业指导，起始于美国学者帕森斯(Parsons)于1908年在波士顿为就业困难的社会青年提供的帮助；20世纪40-50年代，在罗杰斯(Rogers)等人的推动下，经历了从静态的、一次完成的职业指导向关注人发展的、多次选择的职业选择辅导转变；20世纪70年代萨帕(Super)最终把职业选择纳入职业生涯的发展中，把职业生涯的辅导扩展到人一生的发展，并与生活各个方面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自此，职业指导完成了到生涯辅导的转变。发达国家的生涯辅导对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产生了影响。港台对国外生涯辅导的引进、消化、本土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们在生涯辅导本土化上寻求与中国文化相契合的根基，用生涯辅导统整了职业辅导、心理咨询，使生涯辅导从单一走向整体性。金树人先生是生涯辅导理论在中国本土化的先行者之一。

《生涯咨询与辅导》系统地介绍了生涯咨询与辅导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方法。首先，从中、西方观点厘清生涯的概念，以及生涯辅导活动的演进，详细说明生涯辅导的实施历程，包括生涯辅导服务的对象、服务的方式、咨询的历程、咨询师的能力与资格等。然后，分别以专章的方式介绍霍兰德类型理论、生涯发展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生涯建构系统、故事叙说取向的生涯咨询、生涯决定理论、认知信息加工模式，以及运用荣格同时性概念的新兴生涯咨询取向。最后在实践的部分，分别以专章说明生涯咨询的不同干预方式，详细说明这些方法的源流以及实施方式。

2008年我的课题《青少年生涯辅导对策本土化研究》被共青团中央立项。《生涯咨询与辅导》著书严谨、操作性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给了我很多启发。在课题的研究和实施过程，我发现，虽然大学生生涯辅导受到我国高等教育界的大力引介，生涯辅导理论在我国高等教育界实现了初步本土化，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但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理念和体制的局限，我们对生涯辅导的价值理性有较大的转移，从而产生“橘生淮南为橘移淮北则为枳”的“移植病”:从理论上看，从一开始大学生生涯辅导理论就有被窄化为心理咨询和就业辅导的趋向，从文献资料和学术会议的召开来看，这10年来我们研究大学生生涯辅导理论基本上是从心理学视角来进行的，很少从大学生培养全过程的角度来理解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对本土资源的发掘、选择和利用不够，特别是对于新形势下大学生成长机制的研究严重不足，往往导致从国外引进的先进职业测评体系“水土不服”。从实践层面看，问题更多更集中，特别是口号喊得很响，调查研究很少，大部分高校都是停留在口号宣传的层面，很少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人才队伍建设严重滞后，远达不到专门化、职业化的要求，从业人员大都没有接受生涯辅导的专业训练，不能切实承担辅导任务；短期化倾向明显，未能建立长效机制，绝大部分高校都只是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改革以求短期效果，无心也无力进行大学生生涯辅导长效机制和体制的改革；专业特色不突出，远未达到个性化辅导要求，绝大多数的辅导都处于粗放型的发展阶段，无法对不同专业不同学习阶段的大学生进行差异化、个性化的辅导，辅导效果不理想；教学改革往往忽视这一重要环节，各高校虽然一直重视教学管理体制改革，但往往忽视对大学生生涯辅导体制的改革与推进，未能建立起配套制度，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生涯辅导工作的滞后。

曾经，我在网上看到一位老师这样写道：“我经常认为自己不是那种魅力老师，无法凭自己的几句话来改变别人，尤其被改变的是那种天资不高的人，我更力不从心，所以很多时候不去勉强那些学生，因为优秀的自然优秀，差的我无从改变，只能友情提醒，我自以为是一个负责的老师，但仍旧难以改变自己的无力，曾经有人说：一个精神上较卑微的人，实难教给学生什么，只求不要误人子弟就好。”初看到这段文字，我承认它对我的心灵触动很大，我很佩服这位老师的率真。个人认为，大凡有如此坦荡荡襟怀的老师是谦虚而负责的老师。细看之下，回顾自己的工作体验，我不敢完全苟同他的观点。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教育的进步，大学生个体的主体意识不断增长，个性张扬的热情日益高涨，对自身发展的期望普遍较高。但是大多数大学生对社会的认识很肤浅，对自身职业生涯的发展认识模糊，甚至缺乏基本的规划，亟需外界的辅导与帮助。成长需要帮助，成功需要桥梁。如果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具备金树人先生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教师是可以引导学生的，让优秀者更优秀，最起码，教师可以让学生朋友们少一些迷茫、少一些虚度年华、消除一些不必要步骤。

书店、图书馆里的书籍堆积如山、汗牛充栋，但很多书写的时候，就没准备让人去读它，读这样的书浪费时间。《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落实录》《娱乐至死》振聋发聩，《理想国》《生涯咨询与辅导》醍醐灌顶，读这些经典让人有感觉、有感悟。年幼的时候我就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记下了脍炙人口的格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2009年只剩屈指可数的几天，这个岁末，“盛年不重来”让我感慨，“蚁族”的隐喻让我伤感。相比之下，最让我心痛的是“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杨元元事件”。冬即去，我期望杨元元临终前的感慨“知识改变不了命运”，不再被人重复，愿死者安息，生者坚强。春亦来，我期望“春风贺喜无言语，排比花枝满杏园”，菁菁校园，处处书香。

（赵荣生，湖南科技学院学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