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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显明)论钱钟书小说《围城》的讽刺艺术
 
爱莲湖畔(2009年)  加入时间:2011/1/13 15:45:00  admin  点击:9869

论钱钟书小说《围城》的讽刺艺术

 

 

谷显明

 

读钱钟书的《围城》,常常忍耐不住要捧腹。整篇小说中,无论是叙事还是写人,无论写人物的心态、性格、思想、感情,还是写人物的矛盾、纠葛等,都充溢和渗透着独特的讽刺意味。有时是作品中人物的对话,有时是作者巧妙地插进的三言两语,有时是叙述中的一个比喻,有时是人物的一个动作,都蕴含着对丑恶事物、人物灵魂和社会现象辛辣的讽刺。可以这样说,构成钱钟书《围城》独特艺术风格的基本物质是讽刺。

《围城》是一部以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上层知识分子的空虚、虚伪、灰暗的精神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关于知识分子的题材,在“五四”以来的许多作家的笔下虽然都出现过,但像钱钟书的《围城》这样,在长篇小说中以独特的讽刺手法加以揭示和描绘的确乎没有。作者在《围城》初版序言中写道:“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作品中所写的这“某一类人物”,主要指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条件下受过洋化教育的留学生和大学教授等上层知识分子;“某一部分社会”,是指二三十年代的旧社会里,由这些人所组成的上层知识分子的生活天地和他们毫无理想,空虚、无聊而又昏暗的生活境遇与人生道路;“基本根性”则正是讽刺这一类人物的病态的、畸形的旧中国社会里所形成的崇洋、自私、虚伪、软弱、动摇等性格心理。作者以他深切的感触和高超的讽刺笔法,把他所熟悉的生活领域且又是二十世纪半封建半殖民中国社会中很有特殊性的一部分人和“个别”的人生场景真实、生动、细腻而深刻地表现出来,力透纸背,堪称“一部新《儒林外史》”。尽管如此,我们把《围城》在题材上的讽刺性仅仅理解为作者对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群像的讽刺还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它还包含着对中国当时社会现实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强烈批判,而这一批判的主要手法表现为讽刺。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各种丑恶社会现象的辛辣讽刺。比如,当方鸿渐以三十美金从爱尔兰人那里骗到假文凭后,作者以调侃的笔调写道:“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聊聊几笔,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国民党政府屈从外强的委琐卑微形象。再如,方鸿渐在上海初次拜访苏小姐,说起自己弄假文凭一事,苏小姐批评他在大处玩世不恭,小处反倒十分认真,方鸿渐说过这样一句话:“譬如贪官污吏,纳贿几千万,而决不肯偷人家的钱袋”,这无形中嘲讽和揭露了国民党官吏贪污中饱、行贿受贿的丑恶面貌。二是对传统文化观念的无情嘲弄。我们先来看作者对宗教思想的嘲讽。方鸿渐到苏小姐家做客,在客厅里见到“花气熏人欲破禅”的屏条,“觉得和尚们闻到窗外这种花香,确已犯戒,与荤相去无几了。”虽是寥寥数语,却揭示出佛教像其他宗教一样,是睽离常识,压抑人性的。然后看作者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讽刺。在三闾大学,当汪处厚说李梅亭在镇上嫖娼时,高松年却满脸透着不然说:“君子隐恶而扬善。这种男女间的私事,最好加别管!”再如,作者在描述当时物价飞涨的情况时,发挥道:“廉耻并不廉,许多人维持它不起。”所有这些,都是点睛之笔,也是对儒家的道德观念巧妙的揶揄。再看作者对传统哲学观念的嘲讽。方鸿渐打算弄张文凭回去哄父亲和丈人,但转念一想,这不成了骗子吗?作者写到这里,笔锋一转:“可是——记着,方鸿渐进过哲学系的——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这席话,表面上看是针对方鸿渐的,事实上是对柏拉图、孔孟这些哲学圣人的嘲讽。最后,我们不妨再看看作者对传统文学艺术的批评。作者在描绘唐小姐的容貌时说:“古典学者看她说笑时露出的好牙齿,会诧异什么古今中外诗人,都甘心变成女人的钗,腰束的带,身体的席,甚至脚下践踏的鞋袜,可是从没想到化作她的牙刷。”作者还通过方鸿渐和苏小姐、董斜川谈诗的方式,批判了旧诗和近体诗。凡此种种,都是对近代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无情讽刺。三是对当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猛烈抨击。在三闾大学,赵辛楣说起教育部颁发的“导师规程草略”里有一条规定: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如果有犯罪行为,导师连带负责。方鸿渐惊骇地说:“好家伙!我在德国听见的纳粹党教育制度也没有这样厉害”。当时,在大学生里,人们通常把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比如夫人。汪处厚对方鸿渐说起这个比喻,又发挥说:“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是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所有这些,不仅是对当时教育制度的无情嘲讽和批判,也是对知识分子不幸遭遇的有力控诉。

以上可以看出,由于作者思维的敏捷和深邃,使他对世态人情省察得一清二楚。对于那些不同身份的人物的心机和隐私,作者用笔如刀,使他无法掩饰;对于各种丑恶社会现象的更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由此可见,作者在主题上的讽刺具有犀利的穿透力,这是《围城》这部小说艺术风格独特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围城》的人物塑造来看,其讽刺性主要表现在对人物的心理讽刺和性格讽刺上。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是通过深入剖析人物自我陶醉的心理状态,来揭示人物内心深处的思想活动,以达到讽刺的目的。钱钟书最出色的艺术手法是心理讽刺。《围城》较多地吸收了西方文学中心理分析的技巧,一切仿佛都随手拈来,毫不费力,却涉笔成趣,其中又往往凝聚作者对所讽刺对象的透辟的认识、无情的批判和对社会现象、昏暗人生、丑陋灵魂的大胆嘲讽。如文中有一段描写董斜川等待众人赞赏他所写诗的心理活动的话语:“但觉得这些人都不懂诗,决不能领略他句法的妙处,就是赞美也不会亲切中肯。这时候,他等待他们的恭维,同时知道这恭维不会满足自己,仿佛鸦片,瘾发的时候只找到一包香烟和心理。”通过这段细致的心理描写,董斜川自高自大而不学无术的丑陋面目自然而然凸显出来。二是让对象以自己的言行暴露其丑态,又辅以周围人物的评论,以讽刺的笔调揭示出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如对老朽、贪婪的李梅亭,作者写他悄悄贩药到内地卖而又露了馅,避着一行数人偷吃山芋却又被点破,与单身寡妇言语勾搭又假作正经,做训导长时一副为虎作伥的道学家面孔而又表里不一等,时时事事都具有嘲讽的意味,而且作者从头至尾以人物自己的言行描述他自己的内心和灵魂,让其自我剥露,自我嘲讽,不需作者直接点破,讽刺的深意十分自然地流露出来。在作者犀利的笔锋下,玩世不恭、自卑怯懦的方鸿渐,虚荣、自私、偏傲尖酸而又无所事事的小姐苏文纨,灵魂卑琐、善弄权术的汪处厚,名为“老科学家”实为狡猾政客的校长高松年,以洋博士的假文凭讹取名利的韩学愈,摇尾乞怜惜的副教授顾尔谦等诸多病态社会的知识分子一个个走上场来,刻画得活灵活现,简直呼之欲出。三是运用偶然性造成的喜剧情节使人物处在喜剧性的矛盾和对比中,从而达到一种独特的讽刺效果。比如,方鸿渐羡慕同学自由恋爱,写信回家要求解除父母做主的婚约,结果遭到父亲的痛骂,后来女孩夭折,方鸿渐获悉,“有犯人蒙赦的快活”。再如,方鸿渐从所谓“克莱登大学”骗取了假学位在三闾大学生巧遇到以同样手法骗取了假学位的韩学愈等一系列偶然事件,都起到了增强人物讽刺效果的作用。

《围城》里所揭露的某些社会弊病和所刻画的某些讽刺人物拿到当前现实生活中来对照,也具有相当的“相似性”,这就是一部杰出的讽刺作品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之所在。比如在讽刺和批判当时由“光宗耀祖”而来的留学热时,《围城》中这样两段描述:“……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增,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这样的怪现象与前几年国内出现的盲目“出国热”、“留学热”和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崇洋迷外思想不是如出一辙吗?所以《围城》的讽刺内容还具有超越时空的社会意义。

从《围城》的情节和语言运用方面来看, 《围城》的讽刺意味,“不是靠插科打诨,也不是靠作者说出,而是通过情节的发展自然地流露出来”。《围城》显然不同于其它专重于情节发展的小说,全书没有普通爱情小说所具有的惊涛骇浪的矛盾冲突,也没有生离死别的故事情节。作者通过主人公方鸿渐在学业和爱情道路上所遭遇的种种挫折与不幸,揭露出方鸿渐周围的许许多多可鄙可笑的人和事。作者用一种诙谐的笔调,或嘻笑,或嘲讽,或投以卑夷眼光,将讽刺的笔锋伸展到中上层知识社会的各个角落,勾画出病态社会中形形色色知识分子形象,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部新“儒林外史”的生动图卷。

《围城》共九章,我们不妨按照赫特斯理论将《围城》分成四个“文理顺序”:第一个顺序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末,写方鸿渐回国及在上海的生活;从第四章末过渡到第二顺序,包括第五章整整一章,主要写到内地去的流浪式冒险事迹;第六、七两章是第三顺序,写在三闾大学任教时的形形色色;第四顺序是第八、九两章,写方鸿渐结婚到婚姻解体。作者在情节设计上讽刺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在一个简短的句子中显露机锋,有时却蕴藏在大段的描写中,更多的则需要读者自己去思考——或者将叙说的好几件事情凑拢到一块,或者将意义显豁的老生常谈翩其反面——能体味到有如利刃的讽刺。如第一章里有这么一段话:“他们一见如故,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不知哪里忽然来了两副麻将牌。麻将当然是国技,又听说在美国风行;……所以除掉吃饭睡觉以外,他们成天消遣。”以上虽然仅是故事情节有机组成部分的三言两语,却十分有力,嘲讽之情跃然纸上。第二章里有一个小插曲,方鸿渐在给省立中学作演讲时,由于不小心穿错了凤仪的衣服,事先写好的演讲稿没了,却错将头天看的“历史教科书”的内容“鸦片”、“梅毒”胡乱讲了一通,其莫明其妙的“演讲”委实令人忍俊不禁。在小说的“第一顺序”里,人物和场面的处理都不甚庄重,叙述总带着随意嘲弄的口吻,“第一顺序”的嘲讽风格与“第二顺序”的旅途插曲的琐碎经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最辛辣的讽刺。在“第三顺序”里,作者以犀利、深刻的讽刺笔调,勾勒出了三闾大学污浊的环境和一大批病态知识分子,真实生动地把这个旧世界的“小围城”剖露在读者的面前,小说的讽刺意味达到了最高峰。在最后一个“顺序”最末一段,作者用一种登峰造极的反讽和笔触这样写道:“那只祖传的老钟从容自在地打起来,……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着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这句话我们只有联系整个故事情节来思考,才能理解它所蕴含的深刻的讽刺意义。主人公方鸿渐由上海去内地,由内地返上海,在上海是失恋继以失业,回上海是失业继以失家,这正揭示了方鸿渐寻求自我空间却由大缩小,逐渐收缩过程的动态显示,也是对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压抑人性、摧残人才的黑暗政治的辛辣讽刺和有力控诉。

讽刺小说中讽刺效果的产生必须通过语言这一媒介。《围城》的语言“博喻多讽,机巧犀利”,再加上作者巧妙地调动多种语言选择、组合手段,从而使整个作品“机智诙谐,充满讽刺意味”。

一是贴切而又形象精辟的比喻。有人统计过,一部23万字的《围城》,比喻多达六七百个。虽然比喻只能说是一种修辞手法,但作者用它烘托出一种尖锐的嘲讽的调子,具有独特的效果。比如,小说中写老处女范小姐相亲赴宴力想讨男人喜欢时,这样写道:“范小姐今天赴宴擦的颜色,就跟美洲印第安人,上战场的颜色同样胜利地红。”新颖别致,辛辣尖刻。再如,“许多人谈婚姻,语气仿佛是同性恋爱,不是看中女孩子本人,是羡慕她的老子或她的哥哥。”这对买卖婚姻的嘲讽,可谓是一针见血。如“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这些机锋和睿智的比喻,就使得作品富有浓厚的讽刺色彩和隽永的幽默。类似这样新奇巧妙、充满讽刺力量的比喻书中比比皆是,它们在文中发挥了出人意料的讽刺效果。

二是寓庄于谐、谐句庄用的表现手法。从嘲讽谐谑的意图出发,作者常常将貌似庄严、高雅的对象,与渺小粗俗的琐碎小事相提并论,寓讽刺贬抑于庄于谐、雅与俗的不协调并列中。例如,文人爱写悼亡文章为千古流芳,在世人眼中不失为高雅之举,作者却将其与殡丧生意并列:“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发生”。又如,法国警察与犹太人调情,本是极琐屑的事,作者却将其与法国外交官的素质并列:“那几个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的法国人,正围了那年轻善撒娇的犹太女人在调情。俾斯麦曾说过,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外话不会讲;这几位警察并不懂德文,居然传情达意,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庄严与诙谐形成鲜明的对比,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三是各种语言手段综合运用。在《围城》这部长篇小说里,作者融描写、叙述、议论、抒情等多种语言手段于一炉,从不同角度来刻画人物,揭示人物的心理和性格,表现了作者独特、高超的讽刺艺术。如《围城》第九章写方鸿渐被近重返上海,与新婚妻子孙柔嘉三天两天发生口角,之后一段是以哈巴狗为引子,实质是对方鸿渐遭到社会冷落、地位低下的感慨的生动描写,接着是对方从小镇回到大都市孤岛似的凄凉心态的叙述,继而又引申发出“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以及“发国难财而破国难产的人同时增加”议论,寥寥数百字,不仅无情地嘲讽了方鸿渐的怯懦和无能,而且深刻地讽刺和揭露了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

    另外,小说语言讽刺的独特性还表现在形容的别出心裁。如以挖苦笔调形容某教授收到署有“外交部欧美司”六字的信函后急盼别人知晓的得意神态,“笔酣墨饱,字字端楷,文盲在黑夜里也该一目了然的”,在极度夸张中端出了任务庸俗浅薄的灵魂;又如对小寡妇长相的描绘,仅用了一句“五官平淡得像一把热毛巾擦脸就可以抹而去之的”,就把人物毫无特色的脸面形容到顶了。正是这些语言的自如运用,使得《围城》从头到尾、字里行间,到处跳动着讽刺、幽默、揶揄、诙谐的“细胞”。

当然,以上只是小说中比较常见的几种语言讽刺手法,从讽刺性的表达角度考察《围城》的语言技巧,远远不止这些。还可以从人物对话、语言移植、语义转换、夸张、借代、起跌、抑扬、戏拟等许多方面去加以分析。

《围城》的讽刺艺术,在我国乃至世界现代文学发展中,其地位是十分突出的。吴福辉指出“钱氏贯通上下、古今、中西的文化教养,机敏、跃动的个人气质,周密、丰盈的书斋思考,势必给他的讽刺小说在题材、手法、风格上带来与众不同的物质”,“他的讽刺世界在现代中国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独特贡献在于使得机智讽刺得以确立” 。与我国和西方一些作家的讽刺作品相比,《围城》的讽刺艺术具有独特的风格。

同样以讽刺为武器来揭露黑暗,《围城》所显示出来的讽刺特征,与鲁迅讽刺作品中冷中有热、深沉博大不同,也与老舍讽刺作品中笑中含泪、委婉多讽有异,与张天翼讽刺作品痛快坦率、酣畅淋漓更不同。它是以一种从容自如、隽智婉妙的笔法,给那些灰色人物的劣根性以无情的嘲弄和挖苦,充满了忧世的讽刺和深沉的感伤,呈现出的是一种快捷、机智、辛辣的风格特征。与国内其他一些讽刺小说相比,《围城》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整个作品讽刺的“度”把握得相当好。作者始终以一种出奇平静的叙述态度,没有歇斯底里的狂怒,也没有无以克制的哀情;虽然幽默、辛辣,但雍容、典雅,谑而不虐,即使对有些现象的讽刺到了尖刻的地步,那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并没有失去分寸;虽然是冷静地观察和剖析众生世相,但又无不时时关注着超越时空意味的、人类生存的普遍困境。

另外,《围城》的讽刺艺术与西方的讽刺文学显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讽刺风格上,《围城》既有菲尔丁的博大深沉,又有狄更斯的温和婉转;既有萧伯纳的机智灵活,又有马克·吐温的幽默诙谐。《围城》中的许多警句有亚里士多德强调对比的成分,象征性的写法明显受到了西方讽刺文学的影响,在讽刺手法上又似乎吸收了瓦渥和赫胥黎的写作技巧,在情节结构上带有一点英国传奇式浪荡汉冒险故事色彩……但这并不是说《围城》不分青红皂白地兼收并蓄地全部“拿来”了西方讽刺文学主题。例如,《围城》的讽刺意象显然没有受到狂暴的梦魇般背景的影响,即没有受到由诺斯罗普·弗莱概括的并在英国现代讽刺文学中使用的“超凡意象”的影响。《围城》开始时带有传奇式浪荡汉冒险故事色彩,但很快就变得暗淡了,故事发展到最后已荡然无存。

可见,《围城》的作者在广泛借鉴西方讽刺文学的表现手法和写作技巧时,显然融入了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讽刺小说经验和自己独到的个性。因此,使得整个作品充溢着独特的讽刺艺术魅力。这也是小说《围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杰作的主要原因。

(谷显明,湖南科技学院院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