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叹息与呢喃

——伍尔夫意识流小说叙事伦理阐释

伍建华

 “生命主题”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意识流小说主题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国内许多学者在这一领域作出了较为深入的开掘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稍嫌不足的是对这一问题单作主题学研究似乎很难说清楚伍尔夫对生命感悟的方式以及她对生命理解的特殊视角，因此也就难以准确地界定这一研究个案的区别性特征。如果从叙事伦理的角度对其加以阐发，就会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叙事伦理是创作主体在运用各种叙事要素组织叙事文本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个体伦理。它的基本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叙事伦理的文本性。它是在叙事文本中通过各种叙事要素所表现出来的伦理态度，而不是一般伦理学意义上的伦理态度。在叙事文学中，特别是小说，叙事伦理分析离开了文本就失去了意义。二是叙事伦理的个体性。与普通伦理不同，它不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共同道德准则，更不苟同俗常伦理的世俗价值，而是力求在想像中创构属已的叙事理念和话语道德，在与普通伦理的对话中给后者的肌体注入新鲜血液。从以上特征来看，对伍尔夫意识流小说的生命主题进行叙事伦理阐释，可以有效地将小说叙事学和小说主题学协同起来对文本进行分析，有针对性地阐释作家对生命的独特感觉以及这种生命叙事所表现出来的伦理意义。伍尔夫告诉我们：“一个作家灵魂的每一种秘密，他生命中的每一次体验，他精神的每一种品质，都赫然大写在他的著作里”。叙事伦理分析离不开文本，联系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我们觉得其对生命叙事的伦理意义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生命 “叹息”与“呢喃”

在某个特殊时期，一个人心中有痛苦能够向人倾诉而另一个人又愿意倾听的话，这倒不失为人生不幸中之大幸。如果象契诃夫笔下的马车夫那样没有陪伴者呢？他只得把一腔苦水向他的牲口——老马倾诉了。伍尔夫在她的意识流小说中找到了一种自我陪伴的方式，即以人物的叹息与呢喃作为遭遇厄运时聊以自慰的方式，在既无人倾听又无人陪伴的孤独处境中，或独自抱膝伤叹，或面壁喁喁自语，或私下细语呢喃，此何尝不是一种疏通郁结、抚慰心灵的善举？其间又何尝不蕴涵一种深厚的生命伦理意义呢？例如，彼得一生为人正直，但有点浪漫而不切实际，年过半百还四处漂泊、生活无定。探访青年时代的旧情人克拉丽莎时受到冷遇，心情十分沮丧和郁闷，于是，他不得不独自感叹道：“人们怎能相互了解呢……人与人之间多隔膜呵！”。他感觉到自己的驱体空空如也，宛如白茫茫一片荒滩。然而叹息过后，他的心情就平静下来了。他又开始回顾他与克拉丽莎将近三十年的友情，她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了。他不得不承认，她对他的影响，比他认识的任何人都大。与人为善的人总是会原谅别人同时也宽解自己。克拉丽莎的家庭生活也并不幸福。布鲁顿夫人宴请她丈夫而没有同时宴请她，她内心既气恼又妒忌，觉得自己一下子萎缩了，衰老了，胸脯都瘪了。接着她走进浴室，顾影自怜并独自叹息：“生命的核心一片空虚，宛如空荡荡的小阁楼。”。她觉得余下的时光已经不多，生命的精华被岁月掏空，再也不能象青春时期那样去吸取生命的色彩、风味和音调了。过了一会儿，她的思绪马上又转到了与萨丽的同性感情——那种生命的激情与狂喜上去了。这两例都说明了，人物在独自叹息之后他们的心情好受多了，情感得到了宣泄，郁闷和失意的情绪得到了消解，心里也平实安稳下来了。

生活中的失意和郁闷倒也是人之常情，但生活的重复和无聊就使人难以将就了。伯纳德和他的五个同学在经历了从童年到老年的人生不同阶段、最后曲终人散、生命之途行将结束时由他作了一个总结性的独白，多处谈到他对生命的感觉，其中最突出的感觉是生活的重复性：“星期一之后是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每天都激起同样的安宁生活的涟漪，重复着同样的韵律曲线……生命就这样在逐渐增加年轮”。相近的句子，伯纳德嘟嘟囔囔地重复了三次。他真正感觉到了象“棉团”一样的存在，死一样的沉寂，生活的乏味和无聊使人难以承受。然而，这样的“韵律曲线”是无法改变的，普通人的生活就是如此，必须一天一天地过下去，正如那海浪，浪潮涌起抛上空中，变成浪花散落海面，水珠沉入海底，然后又被潮水推向海面形成浪花。浪起浪落，周而复始。大自然尚且如此，又何况人类呢？伯纳德在细语呢喃之后又重新找回了生命的感觉而不再觉得无聊了。

伍尔夫热衷于摹写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人物发出的“叹息”与“呢喃”，特别是个体面临生存悖论的深渊的时候，因为此时任何理性的叩问和逻辑的推演对于寻求生存悖论的答案都无济于事，个体的一声“叹息”或一次“呢喃”倒是告诉了我们生命的不同感觉和体验，从而使我们领略到人的生存的艰难和痛苦、尴尬和无奈。人与人之间需要理解和宽容，生命需要呵护和陪伴，生命伦理就表现在人生的这些细微末节之中。

二、用爱的心语抱慰生命的惊惶

伍尔夫在1920年10月25日的日记中一开篇就写道：“生活为什么充满悲剧性？就好比深渊边的一条羊肠小道。我往下看，一阵眩晕，不知怎样才能走到尽头。”（《伍尔芙日记选24》）这一新颖的比喻简要地概括了生活的悲剧性，也表达了作者当时生命的感觉。生活的悲剧性既表现在生活之路的狭窄、危险、令人晕眩上，更表现在生命的散乱、虚无和惊惶上。

在《雅各的房间》中，雅各这个古老文明和历史的承传者，如今失去了个性的完整自足，生命成了支离破碎的残片。我们在作品中没有看见一个雅各的实体形象，而只看到他留下的一串影子：海滩边捡到羊头骨的孩子，剑桥大学的年轻学子，大英博物馆里的读者，罗马、希腊的旅行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牺牲者。作品叙述了不同的人对雅各的不同印象之后，发生了如此感叹：“生活不过是一长串的影子而已，天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热切地抱住这些影子不放，看到它们离去时还痛苦万分，因为我们就是影子”。雅各是一个影子式的人物，他生命历程的破碎性和模糊性是现代人生命形态的隐喻：即生命犹如浮光掠影，一闪即逝，你怎么也抓不住他的实体。整部作品所描写的世界都给人以虚幻、空寂的感觉。然而，小说里也还有一股暖意和一片亮色：即从开篇一直响彻到结尾的对生命的呼喊：“雅各！雅各！”开始是雅各的哥哥——阿切在海边寻找弟弟发出的呼喊，然后我们反复感觉到雅各的妈妈、克拉拉、博纳米等人内心的呼喊。尽管生命象影子一样，但人们还是希望抱住这个影子不放。抱住他，期盼碎片式的生命重新复原为一个整体；呼喊他，以使破碎惊惶的心灵获得慰籍。这里面包含着对生命的热切关爱和对人间伦理的执着追求，在人的艰难时刻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对战争造成年轻生命的无谓牺牲作出了批判，同时也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相互屠戮是人类生灵涂炭、生命破碎的重要根源。

如果说《雅各的房间》暗示了战争中年轻生命无谓的牺牲，那么《达洛卫夫人》则直接描写了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年轻一代。赛普蒂默斯精神破碎的最初症状是丧失了感觉能力，他觉得自己不能真正爱妻子是一种罪过，战友埃文斯在战争中死了而他幸存下来也是一种罪过，战争毁灭了他的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这些念头使他感到恐惧，始终心有余悸、惴惴不安，有自杀的倾向。但是，赛普蒂默斯在这样一种精神恐惧和人格分裂中仍然没有忘记向善之心和人生正道，在狂躁不安中仍然坚持向世人宣谕：“希腊人、罗马人、莎士比亚、达尔文，当今则是他本人……第一，树木有生命；第二，世上没有罪恶；第三，爱和博爱……”。他颤抖着喃喃自语地吐露了这一深奥的真谛。以上三点看似无甚关联，其实从语境中可以看出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其蕴涵的意义对人生具有启示作用。当赛普帝默斯和妻子雷西娅坐在摄政公园的椅子上时就感觉到“树在向他招手，树叶有生命，树木也有生命……树叶与他那坐在椅上的身体息息相通”。“人们不准砍树木。世上有上帝……人不准因仇恨而杀戮。”。不准砍树与不准杀戮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对象都是生命体，上帝要求我们“爱和博爱”，不要仇恨、杀戮、制造罪恶，要相互理解和同情，要仁慈。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普遍的爱”，这三点联系起来表达的正是生命伦理的核心部分。

不幸的是爱的心语和独白无法阻止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是以布雷德肖为代表的社会体制的权力话语，对他的“治疗”变成了实质上的“精神折磨”；二是他自身的负罪感，使得他认为自己该死，“人性已判处他死刑。”塞普蒂默斯最后还是跳窗自杀了。

这位年轻人的死引发了达洛卫夫人内心一系列的矛盾变化。先是对死亡的一阵恐惧，她想：“死神闯进来了，就在我的宴会中间”。接着她又思考了生命的价值问题：把自己的苟且偷生与这位青年人勇敢地死去进行了对比，她感到那青年自戕了，而她自己却逃遁了；他反而在勇敢的“挑战”中获得了生命的意义，而自己却苟且偷生，每天在腐败、谎言与闲聊中虚度年华。于是她自言自语说：“如果现在就死去，正是最幸福的时刻。”然而，面对生命的破碎，生存的疑难，一味地自责会把自己的人生引入到暗无天日的黑洞之中。她也想搞清楚生存悖论的各种要素，找到生命存在的理由。然后她又独自寻思：当年她在布鲁顿也曾经幸福过，感到了生活无比的乐趣，洋溢着青春的欢悦，沉醉于生命的流程之中，从旭日东升到暮霭弥漫，都异常欣喜地感到生命的博动。在威斯敏斯特乡村的天空中，生命在自然中流布，与宇宙交融，与万物为一。就在这样一个“重要的瞬间”大本钟报时了，钟声与人声响彻空间，声浪不断流荡，她反复自言自语，然后莎士比亚的名句脱口而出：“不要再怕火热的太阳”，意即人不要怕自然的残酷淘汰。她要回到人群中去，她要照样活下去，钟声还在空中回响，她必须振作精神。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伍尔夫往往在人物内心极度矛盾、或心灵处于破碎的时刻，让人物的意识自由流动，通过内心独白或尚未形成语言层次的朦胧的心语来抱慰生命的惊惶，伸展人物的生命感觉，从而在生存困境中进行艰难的伦理选择。

三、面对死亡的生命想像

在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中，有些人体验到濒死的滋味后死去，有的人已感觉到死亡的逼近，还有的人亲眼目睹了死亡。无论是哪一种，都可以看作是伍尔夫体验死亡的独特感受，以及对死亡作出的生命伦理的观照。

《雅各的房间》中主人公面对死亡似乎过于潇洒，对死亡的悲哀毫无畏惧。雅各最后的死其实早在作品的开头就埋下了伏笔，家人寻找他的呼喊就预示着他的不祥结局。少年雅各在海边玩耍，把海边日晒雨淋风干了的老绵羊头盖骨捡起来抱在怀里把玩，在他母亲看来，这头骨象征着死亡的不祥之物，应该尽快扔掉，而雅各却认为它比这康沃尔海岸的任何东西都更洁净，他似乎被羊头骨吸引着，有意去体验死亡的感觉。后来与同学米蒂从剑桥经锡利群岛航海去康沃尔的航程，算得上一次真正的死亡冒险之旅。整个六天六夜的海上航行充满了不祥之兆，被一种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使人们为他们的年少无知、莽撞冲动捏一把汗。另外，在雅各的希腊文辞典里总是夹着象征死亡的红罂粟花，死好象随时都伴随着他。最后他终于在战争中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只留下他的“房间”。雅各的英年早逝似乎是必然的，因为他有着一颗躁动的灵魂，他的生命激情总是促使他去进行无谓的冒险，好像唯有如此生命激情的耗散才有尽情活过的感觉。因此，伍尔夫早期的意识流小说的主人公对死亡的感觉虽然有它潇洒自如的一面，但蕴含的生命伦理意义并不深刻。

四年后，在伍尔夫出版的《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这两部意识流小说中，女主人公对死亡的感觉要复杂得多。既有对死亡的惧怕和怨恨，又有对死亡的接受和理解。例如，克拉丽莎的内心时常有莫名的恐惧袭来，感到自己会毁灭。当她大病初愈走在邦德大街的时候，作者用间接内心独白的方式揭示了这一心态：“扪心自问：她必然会永远离开人世，是否会觉得遗憾？没有了她，人间一切必将继续下去，是否会感到怨恨？”，这一设问在小说以后的叙述中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因为在此之后，对死亡的遗憾和怨恨常常和生命的焦虑感结合在一起，每次大本钟的敲响都会引起她内心的强烈不安，她感觉到钟声是对生命的警示，时光易逝，生命短促。死亡是自然对人类的背叛，是虚无，它对人太残酷了。钟声在空中弥漫开来显得宏阔而深邃，而个人在茫茫宇宙中实在太渺小了！

如果人物对生命的感受仅仅停留在这种感喟上，那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也显得太单薄了。可就在克拉丽莎大宴宾客、曲终人散之时，传来了赛普蒂默斯跳楼自杀的消息，从他的死亡中她突然获得了“心灵的顿悟”：“生命有一个至关紧要的中心，而她的生命中，它却被无聊的闲谈磨损了，湮没了。”也就是说，她以前面对死亡时感到恐惧和焦虑的原因是她没有保持“生命的中心”，她的存在象“棉团”一样没有重量，轻飘飘的。死亡对个人来说是必然的，是不可怕的，关键是你是否保持了“生命的中心”——生命的价值和尊严。赛普蒂默斯虽然死去了，但他是怀揣着信念——人类“普遍的爱”而死去的，这样的死也就不是一种悲哀了，死亡的恐惧和怨恨也就消除了。因此，她坚持要活下去，回到生活中去，力求保持“生命的中心”。

问题在于，消除死亡的恐惧、保持生命的尊严主要还是面对死亡时的一种被动应付，如何才能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在短暂的人生中创造生命的价值，留下生命的成果以致毫无遗憾地死去呢？这样的问题往往困扰着伍尔夫笔下人物的一生。画家莉丽就觉得这一问题“永远在心灵的苍穹盘桓，”“黑沉沉地笼罩着她”，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免不了会向你逼近过来……”，她构思的“母子图”在心中酝酿了10年，由于对“母子之爱”没有真正感悟，一直没有完成，直到拉姆齐夫人去世、拉姆齐先生与子女和解、“到灯塔去”的航行成为现实之后才突然获得灵感，最后才完成了自己的杰作。这一“顿悟”来自拉姆齐夫人的“精神之光”的烛照，她终其一生遵奉的最高伦理就是“广博的爱”：她理解丈夫在学术上遭受的挫折所产生的痛苦，从精神上给予安慰；料理有八个孩子的家庭的所有家务而不让丈夫分心；热情地款待每一位宾客，并对他们无微不致地关怀；积极投身慈善事业，探访病人，关心邻里；尊重一切生命，教育儿子不要打鸟取乐……灯塔就是她精神光芒的象征。这位天使型女性在她生命的旅程中践行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将广博的爱普施众人，她的生命虽然终结了，但她乐于奉献的精神却象大海的灯塔一样永放光芒。同时，作为画家，莉丽也用她的一生的体验和艺术感受创造了“母子图”这一杰作，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样，当死亡逼近时再也无所恐惧了。

《海浪》中伯纳德是一个具有艺术家人格的知识分子，有很强的语言编织能力和非凡的想像力。他对死亡的感觉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少年时代他曾带苏珊误入埃尔弗顿花园，后被发现而仓惶逃窜，生怕被黑胡子的园丁用枪打死。第一次离家上寄宿学校的那一天，车站的门口也像“张着血盆大口”的怪物，对他来说死亡的恐惧随时存在。结婚以后，“感觉到生命对我来说是神秘莫测地拖长了。”因为他会生儿育女，永世不绝，这是所谓的生物遗传带来的不死构想。人到中年，他对死亡的感觉又有所不同。正当他生了儿子的时候却传来了波西弗的死讯，他不无感慨地叹息道：“我生了儿子；波西弗却死了……但究竟哪是忧，哪是喜呢？”这有点庄子“齐生死”的味道：“万物一府，生死同状”，生死是自然造化，有生必有死，死不足忧，生亦不足喜。然而，晚年的伯纳德在见证了各种各样的死亡之后，对死亡突发了浪漫豪情。他从自然的节律中获得了灵感，把人类的生生灭灭与太阳的升落、海浪的起伏作了富有诗意的类比，想像个体的生命虽然有限，但他生命的浪花也曾于“存在的瞬间”掀起了波澜，显示了生命的崇高与庄严。就在死亡向他靠近的时刻，他觉得“天空黑得像涂了漆的鲸鱼骨”，但立即又“有一种天将破晓的感觉”，随即他突然领悟到人也是可以死而后生的：“是的，这是永恒的重新开端，不断的潮落和潮涨，潮涨和潮落”。他决心向死亡发起挑战：“哦，死亡啊，我要一直向你猛扑过去，永不服输，永不投降！”好一首人生奋进、死而后生的“抒情诗”，一首精神遗传导致人类不朽的畅想曲。这是作家伍尔夫对生命永恒的个人信念，也是挑战死亡的一种独特想像。它不是哲学家对生命哲学的理性概括，而是小说家对生命叙事的伦理表达。正如刘小枫所说：“现代性伦理思想是从探讨个体体知自己的死感的可能性开始的。”在前现代的西方生活中，人们对死亡的感觉被传统理性和基督教教义所冲淡，个体面临死亡时的心灵独白往往被其对上帝的忏悔所替代，独特的死感不可能产生于个体的肉身。因此，伍尔夫通过意识流叙事探讨个体对死亡的独特感受具有现代性伦理特色，在她的时代具有开拓性意义。

综上所述，伍尔夫的意识流就是内在的“生命之流”，将其运用在小说创作中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心灵叙事。这种叙事往往可以沉浸于生命记忆的“根基”之中，叙述个体生命成长、发展、死亡的浮光掠影式的故事，从而表达作家对生命伦理的一种呼唤和诉求。这样的心灵叙事成了作者生命情感的一部分，它对人们的情感有一种导引、宣泄作用，当你听完故事后心灵得到了净化，生命获得了升华；这样的心灵叙事也改变了人的存在的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将“过去”、“现在”、“将来”三种时间置于人的心灵的空间作同一层次观照，使来本支离破碎的生命融为一体，让它找到了完整的感觉；这样的心灵叙事的语言表达形式往往是一种爱的心语和独白，在人生的艰难时刻面对外在世界更多的是一声叹息，引入内心深处往往是细语呢喃。它对生命进行自我陪伴和抚慰，给人传达了富有德性的生命感觉。正如刘小枫所说：“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想象遭到挫伤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象的空间，甚至重新捡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这也许就是伍尔夫意识流小说表达生命感觉时的伦理效果吧！

（伍建华，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