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柳子情

何顺明

清朝诗人赵翼说过：“国家不幸诗家幸。”柳宗元就是很好的例子。

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少年便有才名，胸怀大志，曾经在长安一时“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早年，他欲在政治上施展抱负。与韩愈同官，官阶虽低，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他在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之际，也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进行政治改革的愿望，也因此得罪了不少同僚。树敌太多，遭报复也就接踵而来，最终被贬为永州司马。

  “自余为谬人，居是州，恒惴栗。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永州当时甚为荒僻，是个犹如“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可怕地方。柳宗元到永州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在一位僧人的帮助下，在寺庙寄宿。尽管被贬，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饱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加之巨大的心理落差，一个人的内心和身体再坚强，恐怕也要被击垮。此时，唯一能解救柳宗元的，也只有消愁的酒和四季永恒的山水风景了。也正是由于此情此景，“永州八记”诞生了，乃至成为享誉中华文学界的文献瑰宝。

他的山水游记，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他寄情于景，抒写了他的不幸遭际和他对现实的不满。他描写了山水之乐，一方面借此得到精神安慰，同时也曲折地表现了他对丑恶现实的抗议。“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写出了西山之美，突出了它的高峻，着力刻画人在山巅居高临下所见的景物，使人忘却“惴栗”。“不胜官租私券之委职，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反映了“官租私券”给人民带来的疾苦，以及在贬谪生活中的乡愁。他将普普通通的山石，借由精练的文笔，勾画出了血肉灵魂。同时也借“农夫渔父讨而陋之”，感叹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写水、写树木、写岩石、写游鱼，无论写动态或静态,都生动细致,精美异常。他的山水游记所赋予的语言色彩，恰是“晶莹透澈，铿鸣金石”的真实写照。

“永州八记”，作为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最高境界，不是著于他春风得意之时，而是被贬到永州这个穷乡僻壤之后所作的。这个事实不禁让我想起司马迁的一段话：“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是否可以这样说，如若柳宗元没有被贬谪，没有经受如此风霜，那么脍炙人口的“永州八记”也就不会诞生？

“以我观物，物皆着我色。”柳子寄情于山水，将自己的主观感情赋予了山水活力。孤寂、凄怆在“永州八记”中演奏着主旋律，偶尔穿插一点乐趣“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或一丝豁然“心凝形式，与万化冥合”。“永州八记”也算是柳子的心灵独白。永州山水美而不为人知，使他产生了同病相怜的共鸣。他以清丽的笔调给这默默无闻的景色抹上一层略带忧伤的情调。这也就是“永州八记”中的永州之所以与众不同的原因吧。

可以说，柳子将永州山水刻画出了灵魂，使之“为天地而变色”，也是永州这独特的秀丽山水，使其慨然而叹，情景交融，最终成就了这一伟大的文人骚客形象。政治未得志，才情皆生此。

（何顺明，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