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与重生

——读刘大杰先生《魏晋思想论》

文小成

历史的发展不是笔直的而是呈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大凡物极必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元变多元，多元而又合而为一。

魏晋是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复活，从建安到永嘉，这一百年，是中国政治动摇最厉害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汉民族单独发展的最后时期。从此以后，东晋偏安江左，成为中国古代中心的大江北部，五胡乱华之后为外族所居，中原文物摧残殆尽。王权衰落，纲纪崩溃，赏罚不明，小人当政，社会上是商人得志，农村破产，田地化为废墟，人命成为草芥，典型的礼崩乐坏。

正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动荡才孕育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局面，魏晋的动荡直接导致儒家的衰败，思想界出现了新的倾向：一、浪漫主义与老庄的复活，二、 经学的玄学化 ，三、佛学的发展， 四、怀疑精神与辩论风气的出现。这些新的倾向渐为各个阶级的人所接受并与之发扬。刘大杰先生认为，魏晋时代无疑是黑暗的，但在思想史上却有着它特殊的意义价值：唐代的佛学、宋明的理学都是在这个时代播下种子。文学思想的发展，必须经过一个这样动荡的社会来解除思想的桎梏。正是如此，魏晋时代是带着革命的意义的，将纯文学从伦理道德下夺过来使之走向独立，开创魏晋个人主义，才可走到南朝的唯美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大杰先生侧重于肯定魏晋对文学的影响。

纵观本书，从其结构安排来看，体现了刘大杰先生的进化史观，历史总是向前的。他在书中说：“支配当代人心的思想与学说，无一不有其因果，无一不有其背景。”不用说在“检讨”魏晋思想之前，先明白这些社会环境实是必要的。全书从历史进化论分别研究魏晋时代的人与思想，以动态的眼光去剖析历史、解读历史引发后人思考。本书在第四章魏晋时代的政治思想中分别列说了法、儒、道以及非政府思想。他的分析对我们当世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当今的统治者。政治与民主是鱼与水的关系，而其中法、儒、道思想只是连接政治与民生的一座桥。统治者必须也刻不容缓要解决的民生问题，试问一个人食不饱、衣不暖还去讲什么仁义、法制。孔子困于陈蔡之间，想方设法地解决温饱问题。其中的方法可法可儒，儒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用死法治活人，出现的结果只能是压制与变乱，永远达不到和谐与大同，无论怎么样，有了好人，什么坏的法、儒思想都可以弄好；有了恶人，什么好的法、儒思想都要被弄得变坏，可以说治世之根基在人。好比人就是医生，法、儒是针药。针药是死的，人是活的，病状相同，庸医用同样的针药可以杀人，名医可以活人，关键是在于医生的贤愚。此外，当时的儒学大师傅玄的改善民生、普及教育、仁法合治等政治学虽然在当时动荡的社会不被重视，也根本不起作用，但对当今强盛、统一的中国来说仍值得我们重视。

阅读本书时还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每逢乱世，道家思想便不知不觉地复活，而且日益壮大；每逢治世，它便悄无声息地隐退。刘大杰先生对道家思想中那种个人主义，适己逍遥、遁世的人生观是持否定态度的，对后来的玄谈之流更是嗤之以鼻。名义上披着老庄的外衣寄情酒色、行为放荡，来掩饰自己的一切的恶行，公孙朝兄弟、王衍之流是也。平心而论，无论是逍遥养生或是纵欲，这种人生观理念，都是不健全的，是畸形的，他们最大的毛病便是违反了人类进化的法则，缺少救世精神。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及其思想必定是将本来已经狭小不堪的社会空间撑大，将百姓的生存空间撑大，而不是自我逃避。魏晋文化思想，可以说是旧的时代的破坏，同时又是一个新的时代建立，无论哲学、文艺、宗教、人生观等各个方面都脱离了旧的桎梏，活跃而又自由地发展着新的生命。

一个时代的动荡对当时的社会可能造成巨大的破坏，然而在乱中所产生的思想理论，站在哲学的高度却极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因此只有当一个时代极其动荡的时候或者国力极为强盛的时代，思想界才能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前者是动乱解除了对人的枷锁，后者则是拥有足够的胆量和自信去容纳百家思想，开创一个盛世局面。两者带来的盛世方式虽是殊途同归，却更愿后者。

（文小成，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0802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