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集释》弁言后记

张京华

一、弁言

《近思录》是南宋大儒朱熹于淳熙二年至三年（1175－1176），所谓“寒泉著述”时期，会同吕祖谦编纂的“北宋四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语录。起于“道体”，终于“圣贤气象”，共14卷622条。朱熹曾以《近思录》教授弟子，由此书的编纂和《朱子语类》所载讲学记录来看，其中也反映着朱熹自己的思想是非常明朗的。

朱熹曾经修习道家和佛学，而最终归本于孔孟。他整顿儒学，后世有“道学”、“理学”、“新儒学”诸称。就其学识的广博与对“异端”的理解而言，只有孔子和他先后映照。孔子整顿学术，删订《六经》，而朱熹则集注《四书》，钱穆先生指出《四书》实际上是宋代的“新经”。

周敦颐至朱熹五人，以往被称为“子”，如“周子”、“二程子”、“张子”、“朱子”，不仅是尊称，而且标明了其思想学说是“诸子”的性质。其著作以往被称为“书”，如《周子全书》、《二程全书》、《张子全书》、《朱子全书》。近来有称之为“集”的，如《周敦颐集》、《二程集》、《张载集》等，泯灭了其学说性质。宋代新儒家实际上是“据子为经”。

朱熹不仅提出了宋代新儒学的“经”，而且构建了新儒学的“统”，即由周敦颐开创，再由程颢、程颐、张载传承，最后到朱熹自己的正统之传。朱熹所作《伊洛渊源录》的精英路线，大别于后来《宋元学案》的群儒备载。而从言行语录上将五人串连为一体的，就是《近思录》。所以朱熹说：“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又说：“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由此可见《近思录》的特殊地位。

《近思录》不仅形式近于《论语》，题名也出自《论语》，取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言。儒家学问，讲究躬行日用，“近思”意谓关切、思量自身之德行，不滥问，不远思，不自外而求。故朱熹说：“《近思录》一书，无不切人身、救人病者。” “近思”也有“浅近”、“晚近”之意，故朱熹又说：“《近思录》是近来人说话，便较切。”儒家之学登高自卑，行远自迩，《近思录》体现了儒家“阶梯”、“次第”的治学理念。

特别是宋代新儒学高揭天理之大公，而深以人欲横流为戒备，看来恰似针对后世流弊而发。如说为治要在得民，“古之时得丘民则得天下，后世以兵制民，以财聚众，聚财者能守，保民者为迂”。说得民要在教化，“民有欲心，见利而动，苟不知教，而迫于饥寒，虽刑杀日施，其能胜亿兆利欲之心乎？圣人则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农桑之业，知廉耻之道”。教化要在使天理之公，克制人欲之私，“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德，士修其学，农工商贾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荣，农工商贾日志于富侈，亿兆之心交骛于利，天下纷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乱难矣！”治乱之道要之亦是一“永恒话题”。

宋代新儒学认为“人欲横流”是社会文明的大敌，说“人于天理昏者，是只为嗜欲乱着他”。人类生存当然需要物质基础，但物质需求一定要有限度，弟子问：“‘饥食渴饮，冬裘夏葛’，何以谓之天职？”朱熹说：“这是天教我如此，饥便食，渴便饮，只得顺他。穷口腹之欲，便不是！盖天只教我饥则食，渴则饮，何曾教我穷口腹之欲？”总之社会的秩序、万物的平衡是天理，个人的私欲绝非天理。

儒家之学以仁义为本，宋儒以“天理”解释“仁”，而“天理”说到底只是“无私”。宋代新儒学认为，学者要希圣希贤。要之学问有一向上的路，而不可选择向下之路。张载说：“仁之难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盖人人有利欲之心，与学正相背驰。故学者要寡欲，孔子曰：‘枨也欲，焉得刚!’”今日学者恰是利欲多，刚正少，联系钱穆先生曾经说的学者当为民之先觉、为社会的精神领袖，则宋儒所说可谓切中病源。《释名》解释“俗”之一字说：“俗，欲也，俗人所欲也。”现代学术与现代教育似是过于顺俗而失其本职了。

程朱说读史，“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这就指出史家的职责是以是非标准取代成败标准，而非“存在即合理”、“影响大即合理”。即此而言，现代史家亦多失祈向。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意谓向内修养自身，“为人”意谓向外随人所好。学者为己，故治学的目的在于成德，践履而行之，因心以会道；学者为人，故只能追随他人所需，空有其言，其结果只是暂有名利。所以二程说，“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物，其终至于丧己”，颇有一些辩证的意味。

程朱又说学者要“先疑后通”，不可一切以怀疑、批评为最终目标。朱熹说：“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渐有疑，又其次节节有疑，过了此一番后疑渐渐释，以至融会贯通，都无可疑，方始是学。”治学的究竟在于明理，所以周敦颐说：“明不至则疑生。明，无疑也。谓能疑为明，何啻千里？”宋儒又认为治学不在议论，议论之学只可称之为“说书”、“说话”。程颐说：“说书必非古意，转使人薄。”“古之学者，优柔厌饫，有先后次序。今之学者却只做一场话说，务高而已！”诸语岂不切中现代学者教育家之情势。

古人言论往往都有特别的语境。即以近代以来最受批评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语而言，古人凡说儿女之事，往往托意为臣之道，透过文字表面，程颐所指实为宋与辽、金、西夏、蒙古对峙中的大臣贞正问题，是在家国危难、种族存亡之际，专就殉国殉道而言。实际上就在选录了程颐此言的《近思录》同一卷上，就记载着程颐之父程珦帮助寡甥女再嫁的事迹。还是明臣吴麟徵说得好：“要穷就穷，要死就死。”吴麟徵是明末天启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明亡殉难。张氏评道：“所以吴忠节公后来能以身殉国，盖人之失身，只为怕穷怕死，所以无所不至。”此言可谓最解程朱之用心。

当然也有一些言论是不太随着语境而变的。如张伯行集解说道：“以阴阳言之，天运无不复。以盛衰论之，世道无不复。而以善恶言之，人心竟一往而不复也，亦独何哉！”此语反映了天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的精神取向，虽或历时千百年之远，而终不失其积极意义。

二、后记

余自十年前读《近思录》，成《新译近思录》一册，经张松辉教授推荐由台湾三民书局出版。当时撰述体例，有解题、注释、语译、说明四项，余所絮叨凡三十七万言。特别其中“说明”一项，以所读既杂，而横通议论，至今思之，率多不合宋儒本旨。盖古人言论往往有其特别语境，流衍至今，虽文是其文，字是其字，而其意解心传，颇出文字之外。今文家谓“微言大义”、“经世致用”，固有不可夺之理，而古文家谓“实事求是”、“章句注疏”，亦有其不得不然之势。今人往往称说“文明”、“文化”，而文明在于积累，文化在于继承，绝无可以中断前史而别成一种“新文化”者。大抵古学自三代四代积聚为经，至晚周有传，至汉晋有注，至唐宋有疏，“经传注疏”薪火相接，原委相承，其如生命，早已凝铸为一体。如今人欲读《春秋》，实则并不见一种《春秋》文本在，乃与《三传》同存。如欲读《左氏传》，又必与杜元凯之注、孔颖达之疏同读，然后乃可。

《近思录》一书自南宋叶采作注，后世莫不宗之。延至清代，注者又二十家，而张伯行、茅星来、江永三家各自成书，号称最善。凡四家之书，张伯行、江永二种民国间已有标点铅印本，而叶、茅二种尚且未见。自建国以来，《近思录》本文已有数种新注出版，而四家旧注则无一可寻。陈荣捷先生所作《近思录详注集评》，1992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初版，近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简体字版，于《近思录》的整理最为有功，然亦不全取旧注，且笔误错排不少。

余既已知“旧注”之胜于“新译”，爰取四家之书全文写录，标点整理，又仿《史记》三家合注旧例，逐条逐句编次，俾成一编。遇文字异同，仅加今按，而不复敢妄为讲说，故其书宜题《旧注近思录》。

                                 （张京华，湖南科技学院学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