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卫平

摘　要： 柳宗元与永州的相互依存，创造了文学史上的奇迹。奇迹的创造是需要支撑的，永州给他最有价值的，是永州意识。尽管永州意识不是物化的，却在他的人品和作品中的大量存在，深刻地影响着柳宗元的人格个性、文学创作和哲学思考。因为它，柳宗元才真正地发现永州、融进永州。因为它，又超越了永州，走向了永恒。研究柳宗元必须要研究永州，更不可遗忘永州意识。

关键词： 柳宗元；永州意识；习俗 ＊

言永州者必言柳宗元，言柳宗元者必言永州，这是柳宗元读者的一个共识。在这个简单的并列句中，隐含了这样一个命题：柳宗元与永州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失意的柳宗元只有在神奇的永州，才能发挥出他的奇才；悠久的永州，也因为柳宗元，才会更显神奇。两奇相遇，才产生了文学史上的佳话，永州大地上又多了一层文化底蕴和一个美丽传说。无庸置疑，柳宗元是在永州留下佳话最多的古代名人之一，也是第一个从全方位观察永州、描写永州的文学大家。我常常想，永州给了柳宗元什么：除了十年的生活磨砺，创作的题材，还有什么？研究资料很少涉及。每当我在迷惘中翻开柳集，总有一种感觉在撩拨自己。一种让永州人特别亲切、熟悉和心动的感觉，一种能带给永州人心灵感应的东西。我说不清是什么，姑且就叫永州意识吧。这是柳宗元在文化、情感和心灵上与永州磨合、交融后获得的一种无形的存在，它存在于他的所有作品和人品之中。永州人永远地传诵他，绝不是因为他是一位名人、司马和文学家，而主要是柳宗元身上的让人倍感亲切和无法拒绝的永州意识。有了它，柳宗元才真正地走进了永州，永州才能真正地接受了他。

一

当柳宗元怀着孤独的心情，拖着疲惫的步履走进永州这块陌生的土地时，最先迎接他的是永州山水。柳宗元对永州的具体地认识，是从山水开始的。此时柳宗元的心态，并不象许多论者描述的那样：柳宗元一踏上永州，就深深地爱上了这方美丽的山水，永州山水抚慰着他身心的创伤。而恰恰相反，柳宗元对永州山水的感受，是从陌生和恐惧开始的，至少在几年之后，才逐步适应永州山水，发现并表现永州山水之美。其实，这很正常。抛开他的处境和心境不论，就从文化接受的角度讲，对永州的山水必然有一个认同过程。这一点，在他早期作品中大量的对山水的恐怖描写，就是有力的证明。

永州的古城特征，与其命名是一致的。《永州府志旧序》载：永州“有永山，永水之所出。”永山、永水成了永州的城标。永州多山水，永州古城就是一座山水之城。山中有城，城中有水，潇水穿城而过，河西还有愚溪奔流东注。山水相依构成了永州的地理特征，这点大不同于柳宗元原来生活的环境。永州山水很有特点：其山不以高峻巍峨取胜，而以秀美灵气见长；其水不以汹涌澎湃波澜壮阔为态，而以晶莹剔透平静安详为常。另外，永州的山水貌似普通，不求奇巧，其中却含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如一部厚重的书。舜帝南巡更增加了山的神圣，湘妃之泪又赋予了水的神奇。由于山水的历史文化蕴涵，永州现在仍以山水驰名中外，魅力不衰。

初到的柳宗元，对永州山水势必有一种茫然感。因为，他印象中的山水，主要来自诗文的感受、名山大川的游历，具有崇高的审美趣味和知名效应，与眼前的一切大相径庭。他在《李翰林建书》中所描述的应该是对永州山水最初的印象：“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永州的山水没有给他丝毫美感，而处处犹如“陷阱”。走进山水，总有种被“囚”的感觉。这样的印象，他在《囚山赋》和其它文章中多次作了描述，一直保持了四年左右。这是痛苦的四年，也是不同文化冲突、磨合和交融的四年。直到“永州八记”创作的开始，他才真正地认同了永州山水，走进了永州山水。这也是柳宗元为何到了永州四年多才创作“永州八记”的唯一原因。

认同了永州意识，才使他有了永州人对山水的那种感觉，才会感受到永州山水的亲切、美丽和丰富的内涵。只要稍加留意，“永州八记”的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便可清楚地看出认同感的形成。文章不但以“始”字为标题的第一个字，而且在不足三百字的短文中反复四次出现，难道不是作者有意识地给读者的某种暗示吗？这种暗示是什么？作者没有明说，只是为读者描述了得西山后的那种从未有过的全新感受：面对西山的那种亲切感的流露，在西山上那种“特立”的崇高感的产生，游西山后那种郁闷感的释放和轻松感的获得，与其说是通过偶尔一瞥的视觉完成的，不如说是不同文化交融后的必然结果。这个“始”字，是柳宗元永州意识的开始，其中透出的是激动、兴奋、亲切和醒悟。此时他才明白，过去之游，尽管他“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廽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尽管他“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最后收获甚少。“知吾向之为始游，游于是乎始”的文末感叹，传达给了读者的是一个连他自己都无法相信的感受。为何真正漫游是从西山开始的？我们知道，西山与柳宗元住处相距并不遥远，仅是一条潇水相隔，朝夕可见。以前，他为何舍西山之近，而求它山之远？这是文化冲突造成的心理障碍，才使他有视无睹、视而不见。柳宗元的一系列的表现永州山水之美的佳作，都是在得西山以后才出现。到元和八年游黄溪时，他对永州山水的态度完全变了，在他眼中，永州山水已变得无一不美了。他在《游黄溪记》中动情地写到：“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这样的评价，多像自己的儿女对母亲的赞美。永州的山水依旧，柳宗元的意识变了。

所以，我们在探讨柳宗元山水文学形成的原因时，在高度评价柳宗元山水文学成就时，在充分肯定他的艺术才华和描写技巧时，千万不可忽略了，永州意识为他赢得文学史上的自豪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

如果说，认同了永州山水是柳宗元永州意识的第一个层面的话，那么，对永州的主体和灵魂——人的关注，才算真正地触摸到了永州。我非常赞同 王国安 先生所提倡的研究柳宗元方法：只有“置研究对象于一定的人际环境中进行研究，才有利于揭示该历史人物真正的特点所在。” [1] 从柳宗元活动的人际环境入手，更能生动地感受到他的永州意识形成，把握住柳宗元人性化的一面。在柳宗元的作品中，记录了与永州人密切交往的经历，表达了对永州民的尊重、关切和同情之情。这是我们观察柳宗元的永州意识的第二个层面的窗口。

柳宗元似乎与永州人神交已久，执著追求理想的柳宗元，与崇尚道德的永州人，在历史的偶然中走到一起。两者之间，无论差异多大，但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一样地向往道德完善，一样地尊重古代圣贤，仅此足矣。永州是中国道德文化的发源地，随着舜的脚步踏上这片偏远而荒蛮的土地上，古老的文明之花在此盛开了。舜帝的“天下为公”和“大同世界”的社会理念，为永州人代代传承。娥皇、女英二妃贤淑、孝顺和忠贞又为女性树立了道德楷模，她们在寻夫路上洒下的深情的泪滴，和永恒地留在翠竹上的点点斑痕，一起化为美丽传说，深远地感动着永州人。柳宗元以求道、明道为己任，处处张扬和传承舜道的主张，与永州人是一致的。相同的信仰，柳宗元毫无障碍地走进了永州人的心灵。柳宗元在《湘源二妃庙碑》一文中，真实地记录了永州人在修复二妃庙时，表现出对先贤的敬仰和虔诚。虽写的是永州人，其实也是他自己的心意。他的《舜庙祈晴文》，虽是代民祈祷舜帝，那些由衷发出的美好颂词，很难说清是柳子情还是永民意。柳宗元称道这里的民风：“父庆其子，长励其幼，化用兴行，人无争讼。” [2] 《寰宇记》中也言永州“地有舜之遗风，人多淳朴。”尽管永之民所能做的，只是顶礼膜拜在神殿之前，借缭绕的香烟抒发追求理想的执著。但这样一种传承道德传统、弘扬民族精神的形式，在本质上，与柳宗元的永贞变革和“文以明道”的终极目的是一致的。

永州人的知礼，淳朴、平等待人的群体性格的形成，应该与舜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双重影响有关，尤其与佛教的关系密切。永州人有佛性，决非妄言。唐时的永州，可以算是佛教活动的中心，南北往来的僧侣皆驻足于此。一个小小的古城内拥挤着三十六处寺庵，著名的有龙兴寺、华严寺、开元寺、法华寺等，城外的寺庙不计其数。这里浓郁的佛学氛围，不仅塑造着永州人的性格，也缩短了柳宗元与永州人的心理距离。柳宗元从小受到佛学熏陶，初到到永州，他是透过佛门认识永州人的。最早亲密接触的是永州的僧人，贬永十年，他的身边始终没有离开僧侣朋友。刚来永州，全家就住在龙兴寺，得到了主持重巽细心关照。后搬进了法华寺，又与觉照高僧相处了几年。直到搬出了寺庙，定居愚溪，仍与僧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柳宗元至柳州为官后，僧人朋友浩初上人还前去看望。柳宗元与僧人过密的关系，曾引起韩愈的强烈不满，指责其“嗜浮图言” 、“与浮图游”。其实，韩愈并不明白柳宗元的良苦用心，他就是在与高僧的接触过程中，对佛教的精义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佛教和儒学的最高境界，居然有惊人的相似，儒学的仁爱、德治和佛学的仁慈为怀、普渡众生本质上没有多少区别，儒与佛都有利民的共性，两者的追求有殊途同归之妙。正当以卫道士自居的韩愈，对佛教声讨之声不绝于耳的时候，柳宗元产生了援佛济儒，统合儒释的构想，使儒道由自我封闭，显出了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势。文人与僧人的交往，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但能如柳宗元一样，从佛学中挖掘出积极的社会和人生意义的，实在太少。柳宗元《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谈到了僧人对他的启发，他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的确，是永州僧人开启了他的又一扇思想之门，智慧之门。

柳宗元与永州人真正的融合，还是在乡间的田野上，在百姓的茅舍里和彼此亲密的交谈中。当读到那些创作于愚溪草庐作品时，我相信那是真情的流露，心灵的诉说。他在送别从弟时说：“吾不智，触罪摈越楚间六年，筑室茨草，为囿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送从弟谋归江陵序》）” 让人感到，心情是多么的轻松和愉悦。同年，他在《与杨诲之书》中，表达了同样的感受：“方筑愚溪东南为室，耕野田圃堂下，以咏至理，吾有足乐也。”特别“甘终为永州民”之语，是永州意识形成并融入了永州最准确的表述。草庐的建成，展示出一种物化的永州意识。从选址、布局到美化，每个环节都体现出了永州意识。他既像“永之民”一样，具有依山傍水的山水情结，定址在青山绿水之中，蓝天白云之下，背靠西山，前傍愚溪，小溪上横卧着一座木桥，是典型的永州乡民居住环境。但也不失诗人本色，草庐的附近又筑建了丘、泉、沟、池、岛、堂、亭景点，可供赏玩；屋后培植了大片竹林，亦可怡神。精心营造出一个“小桥流水人家”的如诗如画的境界。可以说，柳子草庐是形象的永州意识。

永州的青山绿水可带给视觉一道美丽的风景，同时也带来了交通不便和生活艰难的尴尬。永州百姓的重赋、饥寒、劳累和贫穷，像笼罩在头上的阴云，无法摆脱。而柳宗元那双始终关切民生疾苦的眼睛，目光是那样的真诚。当他走进捕蛇者的家中时，带给读者的是何等震撼的愤慨：赋敛之毒，甚是蛇者！话中充满了同情。《首春逢耕者》描述的与田父相遇情形，完全没有了士大夫的矜持和高深，对耕者的抚慰坦然接受，亲切之感溢于言表。《田家》诗中散发出的款款温情，没有了官与民的隔阂，有的只是真情的交流。特别是掩埋役夫的尸骨举动，不知令多少人潸然泪下，感动不已。此时，我才真正的理解了，贬永的柳宗元为何能提出“官为民役”的见解，为何柳宗元刚刚逝世，永州人就筹划为其建庙，并把他常走的那条街，命名为“柳子街”，称柳宗元为“柳子菩萨”。因为柳宗元融入了永州，永州人记住的是永州的柳宗元。

三

对永州习俗的认同，是柳宗元永州意识的第三个层面。在这点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复杂、真实而睿智的柳宗元。永州是一块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的土地，既有舜文化的历史熏陶，又有楚文化的长期浸淫，这种人文的背景，形成永州民俗的崇拜心理。永州又是一片古老闭塞的“南蛮之地”，自然环境的背景，形成了相信鬼神习俗。由于文化和自然的双重背景的作用，永州的习俗，有了进步性、合理性和愚昧性的交织混淆的特征。面对这样的习俗，柳宗元应持何种态度？认同、参与，还是批评、嘲讽，在柳宗元的内心，有矛盾，有犹豫，这正是柳宗元的永州意识中最复杂的层面，也是最有价值和最值得研究、探讨的地方。

在永州的民俗中，最容易为柳宗元所接受的，应该是崇舜、祭舜的风尚。舜帝在永州的传说中被神化了，崇拜心理也社会化了。永州的两座名山都是祭拜舜帝的圣地，一座是九嶷山，又名苍梧山，舜帝所葬之地。《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另一座是舜皇山，是舜帝巡狩之处，大量有关舜帝为民除害兴利的生动美丽的传说都发生在这里。无论是官方祭舜的九嶷山，还是民间朝拜的舜皇山，祭拜的民众都络绎不绝，香火缭绕。舜帝成了永州人永恒的精神领袖。古朴的民众，总是用简单的民俗形式，表达崇敬和寄托心灵。柳宗元认同了这点，并从中观照出个体的人生意义，也观照出中国文化的生命意义。他明白了，自己一生对“道”的执著追求和奋力弘扬，与百姓神殿前的虔诚跪拜不正是殊途同归吗！也许跪拜的形式，比柳宗元的“凝情空景慕，万里苍梧阴”（《零陵春望》）的崇敬之情来得更加生动和真切。

永州的习俗，许多既源于文化传统，也源于对现实的无奈和精神的需求。

永州为古楚国南陲，巫风盛行，经久不衰。许多习俗与柳宗元熟悉的中原文化大为不同。汉书概括南方习俗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很符合永州的实情，而且一直被沿袭下来。柳宗元在《永州龙兴寺息壤记》中予以证实：“永州居楚越间，其人鬼且禨。”迷信鬼神是永州人主要的风俗，即使是舜帝和娥皇、女英二妃，也是敬之如神，柳宗元后来也被推上受享的神坛。为了与祭山、祭水、祭火等自然神的祭祀相配套，永州到处还建有土地庙、山神庙，雷公庙、龙王庙和镇妖塔等设施。此时的柳宗元，已清楚了“天人不相预”的道理，但他的高明处，能从这些不科学的外在形式里，爬剔出合理的内核，认同并参与这些习俗活动。从柳宗元的文章里反映出，火灾、水患和重赋是当时永州人无法摆脱的噩梦，尤其以火灾为甚。柳宗元就亲历过多次，并留下痛苦的记忆。他在城内住了五年，遭受火灾四次，所有家当毁于一炬。他在《逐毕方文并序》一文中，记载了火灾频发的情形：“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灾，日夜数十发，少尚五六发，过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即使晨不炊、夜不烛，也难避免。屡受火灾之苦的他也如永州人一样，选择了民间通用的方式驱逐火怪“毕方”。文中连吓带哄，让毕方离去，以求彻底杜绝火灾之患。当旱灾频频出现时，寝食难安又无奈的他，同样遵从永州的习俗，前往黄溪神祈求灵雨，以解百姓久旱之苦。为了纪念此事，还特意写了《 韦使 君黄溪祈雨见召从行至祠下口号》一诗。水患也威胁着永州百姓，每到春夏之交的雨季，洪水泛滥，人为鱼鳖，百姓苦不堪言。他还是依照本地习俗，作了一篇《舜庙祈晴文》，祈求舜帝杀死黑蜧，驱散阴霓，退去洪水。他还写了《愬螭文》，向水神诉说水怪——螭危害生人的罪行，请求潇水女神，整肃河川，惩治水怪，保护民众。柳宗元在这一系列的求神活动中，隐隐地获得了一种价值实现之满足感，即使是无果的结局，毕竟他在为征服自然、利安元元在想、在做。他的思维、行为的方式已经永州化了。

柳宗元这种入乡随俗的所为，引起一些论者的怀疑和指责：“子厚恶引神，而集中不少神怪之作，殊不可解。” [3] 这样的指责显然是欠公允的。柳宗元在虔诚地跪天拜神时，内心何尝不知道于事无补，然而，闲置的柳宗元，除此外，他又能做些什么？不这样做，岂不更让百姓心寒、自己不安。这样的作为，至少表明了感情上对百姓的关心，文化上对民俗的尊重。再说，柳宗元通过了解习俗，也深入地了解了百姓。譬如，永州产蛇，永州人有捕蛇、养蛇、食蛇的习俗；而且，越是毒蛇，越是喜欢。当朝廷允许以蛇抵赋时，永之人更是奔走相告，喜形于色。柳宗元从捕蛇者的热闹的表面，看到背后的悲戚和无奈。以一个小小的捕蛇的习俗，反映出赋税繁重的民生大事，其积极意义显而易见。另外，永州的习俗，也促进了他的文学创作。在《乞巧文》中，借民间乞巧的民俗形式，反其意用之，表达了自己“愚“的个性和一腔愤懑；在《谪龙说》里，用龙女回天的传说，暗示出政治上的自信和坚定。梦中与愚溪神的对话，西山与造物者的神游等等的描写，无不带上了明显的永州意识。永州意识不仅使他的作品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同时也大大地增加了内容深度和艺术魅力。

柳宗元毕竟是一位清醒的无神论者，又有极高的文化品位，对永州的种种习俗持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他不可能像当地人那样，不加甄别地全盘接受。特别是对一些陋习、恶习、愚昧和迷信的风俗，他会毫不客气地批评和嘲讽。如《永州龙兴寺息壤记》一文，柳宗元对笼罩着神秘气氛、奉为神土的“息壤”，作了科学合理地解释，明确指出：“夷之者死”非死于其“神”，而死于己“劳”，消除了人们已久的疑虑和恐惧。《永某氏之鼠》虽然还有其它的寓意，但对迷信者的嘲讽之意，也很明显。还有《永州铁炉步志》对只图虚名、不看实际风气的讥讽，《哀溺文》对迷恋钱财行为的哀叹；《辨伏神文并序》和《鞭贾》对缺失诚信恶习的谴责。这一切，足以说明柳宗元并不是好写“怪力乱神”，随波逐流。当然，批评和嘲讽绝不是柳宗元的最后目的，他总想为永州做点什么。这很容易使人想起他那不要师名而为师之实的所为，绝不只是为了培养几个进士。帮助永州人走出愚昧和落后，重塑永州精神，应该是目的之一。他在认同地方习俗时，始终不失智者和先行者的本色，始终没有遗忘补天的理想追求。

柳宗元永州十年，是他与永州意识磨合、交融的十年。他的最艰难的人生和最辉煌的人生，都重迭在十年之中。他失去过、彷徨过、更辉煌过，“十年现象”发人深省。而今时过境迁，千年岁月匆匆而过，当我们站在柳宗元草庐遗址前，踏在这块曾留下了柳宗元足迹的土地上时，除了慨叹，还会思考一些什么？不能只记住了：“柳子和永州两相遇，柳子幸矣，永州幸矣！”不能只回味着：“永州给了柳宗元命运的转折，文学家的才华、政治家的成熟和思想家的深刻。”我们要深思：永州文化传承于舜帝的道德文化，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永州意识是永州文化的主体，蕴含着极大创造性。永州意识可以历史的造就一代文宗柳宗元、理学祖师周敦颐、书法奇才何绍基，还有世界唯一的女书文化等等。难道不能再一次创造更美的未来、更多的奇迹！文化的魅力是无穷的，从柳宗元的“十年”中，去寻找和发现永州意识内在的价值，应该是柳宗元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 王国安 . 第三届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学术讨论综述 [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5,(1).P238.

[2] 蔡自新 . 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K]. 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3.P109.

[3] 何书置 . 柳宗元研究 [M]. 长沙：岳麓书社， 1994.P98.

＊ 作者简介：夏卫平（ 1955 ——），湖南东安人，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教师，湖南科技学院柳宗元研究所成员。此文为湖南省教育厅立项课题，课题号 04C 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