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 平

摘 要： 柳宗元是一位“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他的为人、为官、为文，都可以作为这一结论的有力支撑。他身上的浪漫主义的特征也非常明显。无论是他所追求的完美理想和身上表现出来的气质，还是作品中洋溢的激情、优美的意境和丰富的象征意蕴，都散发出强烈的浪漫精神。浪漫精神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柳宗元的一生。政治理想的幻灭，是因为浪漫精神。文学创作的成功，也得益于浪漫精神。舍弃这点，对柳宗元的认识就难以全面 。

关键词： 柳宗元；浪漫精神

＊ 对于柳宗元，人们往往过多地关注了他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不经意地忽略了他的浪漫精神。因为，从作者到作品，从表现的内容到创作方法，都指向了这个无庸置疑的结论——“极强的现实主义精神”。 [1] 但柳宗元同样也给读者另一种感觉：当细读柳宗元的作品时，常常会被他理想的完美所感动，强烈的激情所冲击，奇异的构思所惊叹，优美的意境所陶醉。他的作品中非现实主义的成份太多了，说他是一位充满了浪漫精神的作家，绝非标新立异。相反，如果忽视了柳宗元的浪漫精神的特质，就很难对柳宗元的人生和创作的种种现象，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和令人信服的描述。

一

具有浪漫精神的作家不同于现实主义作家最大区别是，总喜欢把自己的理想设计得超凡脱俗、尽善尽美，因为他永远在追求和表现一种应该属于未来的人生，柳宗元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柳宗元本来生活在不适合浪漫精神存在的中唐后期，代表盛唐那种奋进慷慨、浪漫飘逸的气象，在安史之乱的冲击下，早已渐行渐远，一去不返。现实里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紧张时局，诗坛上弥漫出来的伤感、寂寞和无奈的氛围，再一次提示了“近黄昏”的末世特征已经来临。深受陆质新学影响的柳宗元，对社会危机应该看得更清，不应该对现实寄予太高的期盼。可是陆质新学在给了他探求真理的敏锐目光和坚强毅力的同时，也给了他目空一切、天生我才的浪漫气质。他和他的朋友们，设计出再造盛世的政治理想：一是决心“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辅时及物”。目标是何等的崇高、远大。二是“内控宦官，外削藩镇”；皇上仁爱，官为民役。减轻赋税，革除弊政。措施是何等的浪漫和完美。这样的理想基本上是以尧舜、孔子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 [2] 的理论为基石，以诗人的浪漫情怀为主导，体现了儒家精神的最高境界，也是封建士子追求和守望的精神家园。然而，浪漫不实的因素实在太多。太多抽象、空洞，太多的虚幻、玄乎，还裹挟着太多的书卷味和太多的不可操作性。由此可见，在柳宗元的心里，也许他一生都没有走出圣人所构想的那个尧舜神话的理想，也许他始终存有刻意效法屈原浪漫情怀的故意，也许他还沉浸在盛唐的追梦、寻梦和造梦的时代氛围中没有醒来。政治上的浪漫是危险的，当他带着浪漫走进现实时，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对阵较量，顷刻间，理想、仕途、人生，连同他的浪漫情怀，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他的理想虚得像梦，美得像梦，也短得像梦。一切难以置信，一切又符合逻辑。

然而，错在那里呢？学者们可以找到无数条永贞变革失败的理由，但就是不愿意正视浪漫精神致败的事实。柳宗元混淆了个人人生理想和社会政治理想的界限。作为个人的理想，浪漫一点、超前一点，即使完美无缺，也无大碍。即使无法实现，也可享受追求过程的乐趣。浪漫精神永远不是政治家首选的素质。历史不止一次告诉了人们，缺乏现实基础的理想，无论多么耀眼夺目、色彩斑斓、梦幻动人，其结果不只是空中楼阁般的虚幻那么简单，往往会制造出惨痛的悲剧。政治斗争从来是残酷的，腥风血雨、刀光剑影是常见的形式。变革的结局，“二王八司马”的命运足以说明之。理想的美丽，除了激起一时斗志、燃起几分热情外，埋下的却是丧失冷静、沉稳和周密等种种危险因素，会加速失败的到来。柳宗元的浪漫理想，回报他的不正是永州十年的人生苦旅，柳州四载的魂飞魄逝。柳宗元的悲剧既是政治悲剧，也是浪漫精神的悲剧。这一点与屈原很相似。

有人说，柳宗元是一个追梦者，一直在不知疲倦地、追逐着一个遥远的无法实现的浪漫美梦。我相信。惟其如此，柳宗元的的执著和倔强才更显动人。又有人说，柳宗元在《三戒》中所写的麋、驴和鼠，是自比、自喻和自警，是柳宗元梦醒时分的所悟。我也相信。惟有如此，柳宗元的聪明、睿智才得以表现。因为这两种认识正是对柳宗元的真正理解。

二

一般的讲，作为封建社会的政治家，最好是磨平个性、抑制激情；而作为文学家，个性张扬和热情洋溢的浪漫，应该是基本要求之一。作为双料的柳宗元，他政治上的惨败和文学上的巨大成功，有力的证明了他更适合于文人这个角色。

柳宗元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无论为人、为官，还是为文，都表现出正直倔强和富有激情的特征。就其为人而言，柳宗元颇为自负、自信、任性和独立，棱角鲜明甚至有几分狂傲。最了解他的好友韩愈，对他的个性也作了一些生动的描述。在《柳子厚墓志铭》几处提到柳宗元易于激动的性格。“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儁傑廉悍”、“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在这盖棺定论的评价中，韩愈好像有意把柳宗元的政治悲剧归之于性格，既出于友情，也符合实情。对此，柳宗元自己也清楚。他在《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认可这点：“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在贬永期间，他也开始了关于个性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思考。特意在《与杨诲之书》中教其内弟为人，要像车轮一样“方其中，圆其外”，才能行于官场。这是柳宗元肺腑之言，也是政治生涯的一次回顾和总结。他以自己的教训为鉴，告诉其弟，由于自己“恭让未洽”，被人视为“狂疏人”和“轻薄人”，以至于树敌太多，“卒不免为连累废逐”。语气带有几分成熟，几分苍凉。挚友刘禹锡也认为柳宗元的为人，过于个性张扬，“疏隽少检”（《唐故柳州刺 史柳 君集》）。尽管生活的磨难，使他的个性变了不少，但在他与刘禹锡的那场“天人之争”的论辩中，给我们的感觉仍然是，性格依旧，激情不减，还是那么本我率真。改了个性就不成其为柳宗元，如果意识不到个性的缺陷也不是柳宗元。

当柳宗元把自己的个性和激情，带入官场时，就意味着把悲剧带进了命运之中。为官需要激情，但最需要的是政治智慧、政治手段和政治的游戏规则。永贞革新应该是古代历次革新中成功希望较大的一次，同时占有天时、地利和人和。特别是集团的骨干成员学识、眼光、能力，足以领导和完成好这次变革。但是，他们缺少的是成熟、老练、手段、办事的节奏和一些实际操作的经验。他们凭借的是，一个个“少小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的勇气，年轻气盛，激情飞扬，豪气干云的浪漫，为唐王朝轰轰烈烈地干一番惊天伟业。他们胸怀着青史留名的大志，匆忙登场，全力以赴，大有堂?吉可德大战风车的激昂。这些年轻的斗士，本来就树敌太多，再加上宦官和藩镇的联合，胜负立见分晓。激情有余而冷静不足，理想远大而政治幼稚，这是革新集团的致命伤，也是柳宗元政治上的不治之症。失败再次证明了，浪漫精神不适合政治。

柳宗元一生最大的成功，莫过于社会角色的切换，由权利的中心转移到“南蛮之地”，由志向远大的政治家变为闲置孤独的文人。贬永的柳宗元，远离了勾心斗角的名利场和喧闹的都市，在神奇、宁静的潇湘交汇处——永州，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找回了真正的自我。为文需要张扬的个性，需要洋溢的激情，需要浪漫的精神。这一切本来就属于柳宗元。

在文学创作的世界里，柳宗元的浪漫精神可以自由地、任性地、无拘无束地穿梭于古今，遨游于天地，中间无须顾及权力的威严、官场的陷阱、利禄的诱惑，同僚的猜忌，自由的精神无处不至，何等地惬意，何等地快哉！从《天对》中，探讨万物的起源、演进，到《田家》诗谈及农家日常琐事；从《非国语》对君王的数落评点，到《鞭贾》对生活中虚假可哀的买卖双方的嘲讽。他无须考虑任何清规戒律、礼仪形式，他可在《感遇》诗中“揽衣中夜起，感物涕盈襟”地低呜之泣，也可在祭文里对吕衡州之死作泪尽之哭；他可以以“长歌楚天碧”的方式驱赶寂寞，也可用“高歌足自快”之高音抒发豪迈；他可以忧 国忧 君忧民，也可以思亲思友思乡；他可以往来于佛寺庙宇，也可以走访于农夫渔父。哀怨时，可以不让屈原，忧患时，能够直追杜甫。为了充分抒发感情，他可以“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为了追求文章的气势，也可以“参之《庄》、《老》以肆其端”。曹辅《祭柳侯文》评其文：“其文也，若秋涛之鼓雷兮，汹涌澎湃而无垠。” 《唐书·本传》言其赋：“其湮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感悲恻。”苏轼称其诗：“极似陶渊明”，“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 [3] 张岱慕其游记而直呼他为“记山水手”。他们对柳宗元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然而也是片面的。他们忽视了重要的一点是，柳宗元为何能如此。其实，这一切，与柳宗元不拘一格不满现状的浪漫精神密切相关。柳宗元就是柳宗元，他可以借鉴别人的形式、技巧，但充实其中的始终是柳宗元的浪漫精神。

文学天地里的柳宗元，真正尝到了浪漫精神带给他的心身的愉悦和创作的成功。他最要感激的是永州，因为永州这块土地为他的成功提供了所需的一切。他在元和五年送表弟时所说的“甘终为永州民”一语，我相信是真的，因为合情合理。

三

“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这里的“放荡”，指的是创作上所需的一种精神状态，也是文学家的一种素质。富有强烈的浪漫精神的柳宗元，注定了他的一生属于艺术。浪漫精神在文学上的体现主要有：自我、奇异和尚美。柳宗元的创作中所体现的正是这样的特征。

在柳宗元的作品中，总是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感觉到作者“自我”的存在。《天对》中的自我，是那样的高大，与造物者平起平坐，探讨着宇宙万物的大事。咏史作品中的自我，是那样自信，眼空千古，英雄伟人，任“我”评说。即使在描写自然风光的山水文学中，山光水色处处有“我”在，处处因我美（柳宗元语：“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他笔下的一山一水、一石一草、一只致残的小鸟、一棵受伤的小树，都蕴含着自己的情感，折射出他的个性色彩。仅以柳宗元草庐周围的景物为例，足以可以说明。门前的那条愚溪，还有愚溪边的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岛、愚堂和愚亭，都赫然冠以“愚”字，难道不是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的张扬吗！景何愚、智之有，所愚者，己也。“愚”，表明的正是作者的一种执著、坚定的禀性。还有那个“过而陋之”的小丘，虽是“唐氏之弃地”，实是唐朝之弃人。寄寓在《小石城山记》中的自我，明代大古文家茅坤看得最清，深有感慨地说：小石城山“暗影自家”，作者是“借石之瑰玮，以吐胸中之气”。（《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此言实为确论。奇妙无比、宛如神造的小石城山，张扬出来的正是作者的品格、才华和命运。

柳宗元的浪漫精神，催生出他的创新意识。王安石称柳宗元为文学奇才，更多的是指他的奇思异想。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柳宗元表现出极强的创新欲望、求异心态。政论文中，他敢于对最权威的“天人合一”的观念置疑，大胆提出了“统合儒释”这个前无古人的构想。山水文经他之手，由注解式、片言只语式的描写，成为了整体的美文和珍品。人物传记更是打破传统规矩，把一系列聪明智慧、德才兼备而命运坎坷的小人物推向前台。寓言小品不仅摆脱了千百年的附庸地位，成为独立的文体，而且文学性和象征性被大大地加强。凡是柳宗元所使用过的文体，或多或少地都渗入他的创新意识，散发出一种浪漫精神。“八记”从整体构思到相互关联，从景物描写到意境的创造，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出了突破和创新。“八记”共分两组，每组四篇。前四篇的景点在愚溪之畔，后四篇在潇水之滨，愚溪东注潇水，两组分散的景点以水而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极像一组流动的山水画。每篇重点突出，或重在写山，或着意画水，或描绘静态，或捕捉动感，让人美不胜收，拍案惊奇。清代汪基说：“摹写情景入化，画家所不到。”算得上慧眼独具的评价。如此写法，在柳宗元以前的作家中，无人开其端。在以后的写手中，也无人力所能及。也许，他们缺少的不是柳宗元身上“极强的现实主义精神”，而是他的浪漫精神。

柳宗元又是文学意境上的唯美主义者，在山水文学中表现尤为显著。特别是读它的“永州八记”，给人的感受是那样的美妙。“八记”中的美的山、美的水，蕴涵着人性、人情和人生。那刹那的感觉，那无穷的余味，使我们宛如行走在一幅画里、一首诗间、一个万念全无精神超脱的禅境中，享受着美的旅行，心灵的净化。后人的任何赞美，都显得那么苍白。一首《江雪》小诗，创造出的境界却是那样阔大无限，寄寓的意蕴又是那样的丰富难尽。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寥廓的天地间，在寂静无声的潇湘江面上，在一叶飘荡的小舟中，一个披蓑戴笠的渔翁顶着漫天的飞雪，迎着凛冽的北风独钓寒江。这个意境肯定不是写实的，朱子刑早就指出：“寒江鱼伏，钓岂可得，此翁意不在鱼也。”这是非常深刻的理解。这个意境传达出来的意蕴相当多，特别是丰富的象征意义。那严寒寂静大雪压境的环境，难道不是一种高压的政治形势的象征吗？那位“独钓寒江”的渔翁，不正是诗人自我形象的重叠，独立人格的象征和理想追求的诗化吗？然而，景物与主体渔翁的构图造型，又是那样的和谐，大小对应、虚实相生，具有“画”的视觉效果。难怪范溪文推崇备至地说：“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钓雪》一首之外，极少佳者。”还有那条说不完、道不尽的愚溪，其貌清澈晶莹、牢笼百态、美不胜收；其形蜿蜒曲折、峻急奔突、千姿百态。看似作者在写实，其实，柳宗元更注重的是它的象征意义。描写愚溪的美形，是为了更好地突出溪的“愚”性。突出愚溪的“愚”，实为写自己的“愚”。文中极富暗示性地强调了愚溪的 “不合于俗”的特征：有水，却“不可以溉灌”，“不能兴云雨”，无媚俗之态；有景，却无智者之至，权者之游，无赏识之人。很显然，“不合于俗”既是自己政治品格，也是自己精神品格。既是自己政治理想破灭的原因，也是文学获得巨大成功因素。汪藻称其文“瑰奇绝特”（《永州 柳 先生祠堂记》），不仅仅指写景，也包含写意。柳宗元的作品所以能惊动千古、魅力不减，因为他创造出来的意境，不但形式美，而且意蕴美。

综上所述，无论柳宗元有多强的现实主义精神，但不能抹去读者对他这样的印象：理想坚定而个性鲜明，思想深刻而激情洋溢，描写朴实而意境新奇。如果说柳宗元也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精神的作家，一点也不为过。至少是一个富有浓郁的浪漫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关注柳宗元的浪漫精神吧，它带给了柳宗元的人生悲剧，更带给了他的巨大成功。也许就是它，才真正地改变了柳宗元的命运，留给了后人不尽的话题。

参考文献：

[1] 游国恩等 . 中国文学史 2[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P173.

[2] 杜方智 . 从柳宗元著作看永州民俗文化 [J]. 零陵学院学报 .2003.

[3] 吴文治主编 . 柳宗元资料汇编 [Z]. 北京：中华书局 2004.P46.

＊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课题（ 05A 0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