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满桂

柳宗元（公元 773 — 819 年）与杜甫（ 712 — 770 年），他们是几乎同时生活在唐代中叶，又一同在湖南留下光辉足迹的两位大文豪。“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藉》）。杜甫诗歌成就惟李白可与其并驾齐驱，李杜共同将唐代的诗歌创作推向了巅峰，赢得了“双子星座”的美誉。唐代文学领域同时获得了丰硕成果的是古文运动。柳宗元与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被史称“韩柳”的他们在古代散文发展的转折时期所起的重要影响，延续上千年，直达五四新文化运动。湖南有幸，这块潇湘大地先后承载过杜甫、柳宗元这样一批人杰。深入研究他们的诗作，探究其人文关怀、潇湘悲情 , 将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

忧国恤民：命运遭际的人文关怀

杜甫的一生，经历了从开元全盛时代、天宝后期的昏暗政治、安史之乱爆发，到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割据、吐蕃入侵这一唐王朝由盛转衰、由统一趋向分裂的特殊历史时期。杜甫现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是一幅伟大的历史画卷，记载和浓缩了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封建王朝——大唐帝国由全盛走向没落的过程。杜甫诗歌之美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艺术方面，更在于他那厚重的人文精神。这就是虽在千百年之后，仍能使我们感动落泪的真谛。

出生于“奉儒守官”官宦家庭的杜甫，一生都没有放弃理想追求。天宝五年（ 746 ），三十五岁的杜甫来到长安求仕。“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基丞丈二十二韵》）。权相李林甫怕应考者揭露自己的劣迹，玩弄各种手法使应考人全部落第，还以此标榜“野无遗贤”，遂使考试成为一场骗局。杜甫是这次骗局的受害者。李林甫万万没料到考生中后来还出了个诗圣杜甫，这真是绝纱的讽刺。这时的杜甫仍然执着地在政治上寻求一条出路，以实现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他一再直接向皇帝献赋、上表，希望能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注意。然而杜甫在当权者的冷遇下，困守长安达 10 年。生活磨砺了杜甫。 10 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清醒地看到，在社会的表面繁荣之下，掩盖着社会的危机，他打破了对盛世的幻想，揭露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表现出强大的忧患意识。就在这时，安禄山事件爆发。空前的民族灾难，把士大夫们一下子推到了国破家亡、水深火热的残酷现实之中。山河破碎、土地沦丧、人民流离……在血与火的现实面前，一些知识分子抛弃了原来的政治理想，独善其身，不再过问社会政治和民生疾苦。而杜甫却恰恰相反，时代的苦难更激发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人民的炽热感情。特别是至德二年贬华州司功参军后，他离开了宫廷，这促使他更坚决地走向了人民的一边，用自己的诗歌真实地写出人民的遭遇，为人民的苦难而大声疾呼。“安史之乱”前后，他写下了抨击腐败的裙带政治的《丽人行》，描述百姓受兵役之苦的《兵车行》、《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以及反映民生疾苦的《哀江头》、《悲陈陶》、《北征》、《后出塞》等等，真实地反映了统治者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也揭露了唐王朝残暴的兵役徭役制度给人民带来的极大苦难。即使暮年贫病交加，孤舟飘流，仍未放弃对人民命运的关切，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人文关怀还有所发展。杜甫在湖湘写的《岁晏行》，就揭示了“渔父寒天网置冻，莫徭射雁鸣桑弓”，“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的黑暗现实，体现了对下层人民的穷困的深深同情。杜甫的一生，可谓是不断地为广大人民的痛苦而呼吁呐喊的一生。

柳宗元出生的时候，距离平定“安史之乱”刚刚过去二十年。往后不到十年，又一次军阀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了。实际是唐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各种社会弊端集中形成的时期。柳宗元就是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度过了他的启蒙时代。耳闻目睹了战乱带给人民的困挠，特别是他随父南方一行，对战乱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破坏有了实地的了解。柳宗元后来在思想上重视“生人之患”，推崇尧、舜之道，立下“利安元元”（元元：即百姓）的志愿，这种心境和理想莫不有亦步亦趋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念之处。柳宗元 21 岁中进士， 26 岁考取吏部的博学弘词科，步入朝廷做官。早年春风得意，在这一点上，他比杜甫要幸运得多。柳宗元在自己的职位上，积极地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抓住在台上的有限时间，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改革朝政，打击拥兵自重、骄横不法的强藩，压制干政弄权、蠹国害民的宦官，举贤用能，减免赋税，清除朝廷积弊，解除民间疾苦，起到了一定的利民、安民的作用。可惜中唐历史上的这一次轰轰烈烈但却十分短暂（仅一百四十六天）的政治改革，以其主持者的流贬而告终。永贞元年（ 805 年）秋，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 柳宗元谪居潇湘永州达十年之久。柳宗元在永州，既无公务，也无官舍，非“官”非“民”，生活无着，寄居龙兴寺，筑室愚溪边，跌入杜甫式的生活困境中。但是他如同杜甫一样得以了解社会的最底层，接近“南荒”的穷苦老百姓，真正地体察民情，懂得他们的疾苦。在这里他写下了《罴说》、《三戒》、《捕蛇者说》等传世名篇。从不同的角度辛辣地讽刺了当时那些得意忘形、外强中干、贪残肆暴的人物，指出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表现出高度的忧国忧民的人文思想。尤其是《捕蛇者说》，它通过捕蛇者蒋氏讲述三代人由于畏惧残酷的赋役而宁可冒死捕蛇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横征暴敛，“苛政猛于虎”、“赋敛之毒甚于蛇毒”的黑暗现实，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改革社会弊病的愿望。他在永州写下的关爱小民百姓的《田家三首》，是一组描写农家现实生活的组诗。“尽输助徭役，聊就空舍眠”（其一）；“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其二）；“今年幸少丰，无厌饘与粥”（其三）。田家终年辛勤耕作所获得的果实，不仅尽为官府榨取，在一贫如洗的情况下，还得杀鸡设筵，招待催租里胥。丰岁犹然不能饱肚，歉岁就更不用说。碰上天旱年间，柳宗元还随同地方长官去祈雨，希望神灵感应，甘霖普降大地。“惠风仍偃草，灵雨会随车”（《 韦使 君黄溪祈雨见召从行至祠下口号》），表现了对百姓极度关爱之情。

杜、柳的人文关怀，还表现在他们那种对亲人对朋友炽热的人间真情之中。在杜甫的诗中，对家人的关怀是其笔力见长之所在。当长安沦陷、诗人迫于安禄山军中时，他写下了《春望》一诗，描绘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满目凄凉的图景，写出战乱离散之中“家书抵万金”的思家感受。他描写患难夫妻的深情的诗句是很多的。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中写道：“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表达了与妻同甘共苦，共患难、生死相依的愿望。又如《北征》：“经后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家独幽咽。”《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等等。在家人团聚的日子里，日常生活中的夫妻感情也被描写得十分美好，如“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放针作钓钩》（《江村》）；“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进艇》）等，实为杜甫夫妻一往情深的写照。在杜甫的诗中，还会发现他对儿女的感情是那么纯真深厚，领略到他那天性的舔犊之情。例如“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月夜》）；“世乱怜渠小，贫家仰母慈”（《遗兴》）；“熊儿兴无恙，骥子最怜渠”（《得家书》）；“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船，狼籍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北征》）。诗人把乱离之后的与子女的团聚，把苦难中难得享受到的天伦之乐看得是那么珍贵，读之令人动容。杜甫对朋友的情感也是十分真挚强烈的。天宝三年（ 744 ），杜甫结识了李白，二人曾一起漫游梁宋齐赵等地，“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范十隐居》），结下了生死不渝的友情。他们分手后没再见面，杜甫总是时时牵挂着李白，专为怀念李白的诗作留存下来的就有十四五篇。他在《春日忆李白》一诗中写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高度赞扬了李白的艺术才华。后听说李白长流夜郎，遇赦而还。杜甫深切思念，积想成梦，写下了《梦李白二首》：“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杜甫对李白的友情，除了关注其处境，同情其遭遇，哀叹其不幸外，还对李白的一生及诗歌成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如“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赠李白》）；“昔年有狂客，号称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这些诗句，反映了杜甫对李白的推崇，也说明了杜甫具有高超的识人慧眼。杜甫不仅对李白，而且对于和自己有过密切交往的诗人，如高适、岑参、王维、王昌龄、严武等，无不出于至诚，给予了热情的赞美。这种真诚淳朴的情怀，倘若没有高尚的人格是难以做到的。

柳宗元也如同杜甫一样，不仅忧国恤民，还表现出对亲人、朋友的关怀。上至相知同僚，下及流民、和尚、道士、农夫、商人、渔翁、秀才、谪吏，柳宗元都与他们相处亲和。当自己离开好友的时候，写文为诗殷勤寄意；当听到好友病故时，又写诗沉痛悼念。因而在永州写下了不少应酬赠答之类的诗文。《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初秋夜坐赠吴武陵》、《赠江华长老》、《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等，写于永州的怀念和吊悼友朋之诗就达十余首。吴武陵、吕温、刘禹锡都是柳宗元的好朋友，他们之间相交相知，诗文切磋，相互促进，成为非结社式的文化沙龙。在朋友当中对柳宗元影响最大、感情最深的是两个人，一是韩愈，一是刘禹锡。柳宗元与韩愈在某些政治见解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也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批评，但他们始终互相帮助和启发，并未因这些争论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终于两人同为古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柳宗元与刘禹锡情同手足，一生以道相勉，以情相慰，以心相印。两人同年进士及第，又一起参与王叔文政治改革运动，最终又同贬湖湘之地，刘禹锡为朗州（今常德）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这相同的志趣和理想，不幸的人生遭遇，把他俩紧密相连在一起。当他两人一同再度被外放远州刺史时，柳宗元为照顾刘禹锡上有年迈的母亲，主动提出和刘禹锡调换任所，甘愿到更远更荒僻的地方去。人间真情，感人肺腑。在柳宗元的酬答诗中，这种人文关怀体现得最充分。《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重别梦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望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三赠刘员外》：“信书成自娱，经事渐知非。今日临歧别，何年待汝归？”这些诗作分别展示了柳宗元与刘禹锡深切的友谊。柳宗元临终前，托孤、托编与刘禹锡之事，更是催人泪下。这种肝胆相照的友情与圆滑势利的世俗形成鲜明的对比。

杜甫、柳宗元这种人文关怀，受到中国古代儒家“仁”思想的深刻影响。孔子曾经说过，仁的本质，就是“爱人”（《论语·颜渊》）。“仁”的最高境界是“圣”，而“圣”的目标则是“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孔子认为，这才是尧舜之心。杜、柳的这种人文关怀，应当说是儒家“仁”思想的自我高度阐发。

落拓思归：山水诗文的潇湘悲情

唐代宗大历三年的冬天，杜甫乘着一叶小舟来到了洞庭湖。晚年他来湖南是因战乱投奔他的好友衡州刺史韦之晋和舅父摄郴州刺史崔伟，想待北方安定后再归秦。可是诗人再没有走出去，在湖南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年，写诗一百余首，把足迹永远留在这块土地上。杜甫晚年潇湘诗中，映入眼帘的，首先是满纸的离愁别绪，诗人的伤感，除了地理 和天然气候的因素外，还有历史文化的渊源，一则是潇湘神话的遗韵；二则是左迁流贬文学的传统。王逸《楚辞章句》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潇湘的神灵可以《山海经》中“洞庭之山”的“帝之二女”，以及《楚辞·九歌》中的“湘君”和“湘夫子”为代表。就其发展历程来看，潇湘神灵的形象从原始的“出入必以飘风暴雨”，化为“贞仁”殉节，到《湘夫人》中“思公子”的深刻婉转，《湘君》中的“望夫君”的殷殷期盼，加之以吊念舜帝的啼泪斑斑，交织成“求之不得”的凄恻情感，如同潇湘的烟云，弥漫在送别、客旅、相思、悼亡、怀古，乃至于自伤自怜的诗文中。屈原受谗，被放逐到楚湘一带，作《离骚》、《九歌》、《九章》等篇章，在《湘夫人》中，歌咏了娥皇和女英。在浓厚的神话色彩里交融了个人的愁屈冤结与耿耿忠心。于是湘妃之泣、屈原之怨、潇湘过客的愁懑，汇聚成一股落拓思归的泪泉，涓涓不绝于潇湘悲情之中。一千多年以后，行经潇湘山水的杜甫，犹萦绕怀想：“苍梧恨不尽，染泪在丛筠。”杜甫到湘阴北九十里的黄陵庙，游览了附近的娥皇、女英祠堂。诗人在这浓郁的湖湘文化的氛围中，加之以阴郁不展的气候，更增添了个人际遇的感喟，想到与京师山迢水远，风雪雨雾的重重阻隔，不禁悲从中来，他在《雨》一诗中云：“……浮俗何万端，幽人有独步。庞公竟独往，尚子终罕遇。宿留洞庭秋，天寒潇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齿发暮。”“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净客船。绣羽衔花他自得，红颜骑竹我无缘”（《清明二首》其一）。在“孤舟”中，他感叹地说：“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放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枫。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绣中。春去春来洞庭阔，白苹愁杀白头翁”（《清明二首》其二）。虽然年老病残，漂泊湘江，孤老忧郁，还是心有所系，北归的打算始终在心头。如他的《江汉》一诗：“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孤独之感，暮年壮心，思归之情都寄寓了在这潇湘风物里了。杜甫在洞庭湖，不禁被湖面的阔大所惊叹，在惊叹之余，写下《岳阳楼》一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诗人登楼所见浩浩荡荡，其大无比的洞庭湖，感觉到整个天地，日月星辰，昼夜都悬浮在湖水之中，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憾。然而在壮丽的景象，雄壮的气象面前，仍旧不忘自己晚年身世的孤苦和可悲，不忘“万方多难”的国家和人民。是年，就有幽州、成都的战乱，不安的社会危机，就不能不使诗人一洒忧国忧民的眼泪了。诗人到湘潭县南一百里的晚洲，他再次表达了对现实的忧虑：“羁离暂愉悦，羸老反惆怅。中原未解兵，吾得终疏放”（《次晚州》）。路过衡山，远望巍峨的南岳，写下《朱凤行》：“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凤声嗷嗷。侧身长顾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劳。”以凤凰为喻，再三表明自己受压抑的悲情。杜甫这次从岳州到衡州，以诗纪行，沿途写了二十余首湖湘纪行诗。浦起龙曾以这类诗与杜甫陇蜀纪行诗相比，指出：“彼多即景生情，此多抚时感时，盖涉历愈老，则悲叹愈多”（《读杜心解》卷一之六）。杜甫的“愈老悲叹愈多”，又加之，在这富有神话色彩、多愁善感的潇湘文化的氛围里，这种悲情就更添几分了。“老来多涕泪，情在强诗篇。”（《哭韦之晋大夫》）他只能用诗歌来抒发心中抹之不去的悲情。“遥扶北辰缠寇盗，欲倾东海乾坤”。诗人虽是“老病怀旧”，生意凄凉，但仍然要象屈原那样“虽九死其犹未悔”，不忘怀于回归故都，回到政治文化中心，实现安邦定国的宿愿。不只漂泊途径湖南的杜甫如此，贬往楚南永州作《吊屈原文》的柳宗元更是充满了落拓思归的屈子悲情。如他在《闵生赋》中写道：“肆余目于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彼淫溢以不返兮，苍梧郁其蜚云。重华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伪真。屈子之微兮，抗危辞以赴渊。”楚地的湘江、九疑山、苍梧之野，以及野死的虞舜、赴渊的屈子，这些蕴含文化底蕴的自然山川、风土人情，颤抖着他的心灵，其描写手法也直步屈原的《离骚》、《九章》。他的所谓“九赋”、“十骚”，即九篇赋和十篇骚体文，按内容可分为侧重于陈情和侧重于咏物两类。但不论哪一类，都有屈子的潇湘悲情。

柳宗元贬于湖南永州之后，开拓了游记散文的新领域，借遭人忽视、为世所弃的永州奇异美丽的山水来写自己被遗弃的孤独凄凉之感。在他的笔下，“唐氏之弃地”的西小丘，“奥之宜者也，其始龛之外弃地”的龙兴寺之东丘，“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的小石城山，“永之人未尝游焉”的袁家渴等，借如此之多的“弃地”，将本来无情的山水置于被贬被弃的孤寂伤感之中。但贬谪飘泊于潇湘的士子在现实的孤独处境面前，也不只是一味的哀怨和孤愁。在柳宗元的内心深处，生活的寂寞与感情的热烈，现实的孤独之处境与斗争的远大理想，一直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因而，他尽管既有摆脱不了命运安排的无奈，还有一股虽悲伤却不肯屈服的傲然之气，表现了身处逆境而不肯降心辱志的傲然执着。

柳宗元的诗歌与杜甫诗歌具有相近情调。在山水诗里深深渗透着痛苦的情感和抑郁的情怀，蕴含着一种悲慨之气，与杜甫诗歌风格的“沉郁顿挫”相比，柳宗元的诗歌是幽冷峭枝、凄清。如他的一首《溪居》诗：“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容。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这诗表面上看，是写自己生活的旷达闲适，独往独来，不拘不束，恬适惬意。其实并不尽然，像这种“不怨而怨，怨而不怨”，在似乎平淡的描写叙述中注入抑郁的痛苦感情。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诗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幽冷、孤独、凄清的气氛。“比老杜尤工“（方回《瀛奎律髓》），“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盖绝妙古今矣”。苏轼《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称之。柳宗元脍炙人口的五言绝句《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其实是一篇藏头诗，将四句诗的头一个字裁取相连“千、万、孤、独”的苦闷悄然而出；这同是一首排解内心矛盾的抗争诗，“寒江独钓”所钓者非鱼非雪，而代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与杜甫“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的执着品格，可以说是异曲同调。宋代苏轼对柳宗元诗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子厚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书黄子思诗集后》）。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因而促使中国文学带有浓厚深重的悲剧色彩。 鲁迅 先生曾经指出：“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中国小说史略》）， 钱钟书 先生也认为，中国古代的艺术欣赏“以悲哀为主”（《管锥篇》），中国古代的诗歌就更是如此。从屈原的《湘夫人》、《湘君》、《离骚》，贾谊的《鵩鸟赋》，直到杜甫的《哀郢》，柳宗元的《江雪》等。悲，是贯穿其间的一条明显的线索。这种悲，除了诗人的个人因素之外，主要是潇湘文化，时代氛围、社会现象的心理折射。其中积淀着一代又一代士人普遍的人生悲哀感和历史悲哀感。因而湘妃之泣、屈原之怨，潇湘过客的愁懑与执着，汇聚成一股落拓思归的泉流，涓涓不绝于“潇湘文学”的水脉里，流淌至今。

* 作者单位及职称：湖南科技学院 教授 . 邮编及电话： 425006 0746-8368579

科研项目：该文是湖南省教育厅立项项目《柳宗元与湖湘文化》成果之一，项目编号： 04C 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