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接受柳宗元诗歌在理论上的成熟

-—以刘克庄《后村诗话》为中心

杨再喜

(湖南科技学院 中文系，湖南 永州 425100；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莆田(今福建)人。他的《后村诗话》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诗学理论著作。郭绍虞先生评价该书“网络众作，见取材之博；评衡惬当，见学力之精”^①，其地位在“南宋诸家诗话上也”^②。在柳宗元﹙773-819﹚诗歌接受史上，该诗话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标志着宋人对柳诗接受时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

一、在苏轼“陶、韦、柳”并提的基础上，突出柳诗“悽怆”的情感特点

柳宗元虽然诗文兼擅，但在中晚唐、五代和北宋前期，他的文名掩盖了他的诗名，其诗歌处于默默无闻的境地，对此，宋代的陈善﹙约1147年前后在世﹚在其《李杜韩柳有优劣》一文中曾说“唐世诗称李杜，文章称韩柳”^③。柳诗孤寂的接受态势直到北宋中期的苏轼﹙1037-1101﹚才发生改变，宋代的范温﹙生卒年不详﹚明确指出“子厚诗尤深远难识，前贤亦未推重。自老坡发明其妙， 学者方渐知之”^④。苏轼在柳宗元诗歌接受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把柳诗与陶渊明﹙365-427﹚和韦应物﹙737-792﹚之诗相提并论，揭示出三者共有的艺术特色，他说：“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⑤这种对柳诗的评论方法不仅抬升了柳诗的历史地位，而且得到了后人的赞许和激发了学习的兴趣，苏轼也因此成为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 ^⑥。到南宋时，诗学家们已经习惯了“陶、韦、柳”并提的称呼，但大多数人还只看到他们诗歌所存在的“温丽靖深”、“枯淡”等相同的艺术风格。刘克庄在此方面也接受了对苏轼的观点，他指出：

⒈阮、陶之高雅，沈、谢之丽密，韦、柳之靖深，一洗古今诗人寒俭之态矣。^⑦

⒉自有诗人以来，惟阮嗣宗、陶渊明自是一家。…唐诗人最多，惟韦、柳得其遗意；李、杜虽大家数，使为陶体，则不近矣。本朝名公或追和其作，极不过一二篇。^⑧

但刘克庄对“陶、韦、柳”同流的认识并不局限于此，他采取知人论世之法，对当时诗学家们的疑惑作出了正面的解答。在南宋诗坛上，诗学家们在把 “陶、韦、柳”之诗进行比较的时候，发现了柳诗在情感方面的迥异之处，并大多由此贬“柳”而扬“陶、韦”。蔡启﹙生卒年不详﹚的言论最有代表性，他说：“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闵已伤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愤死，未为达理也。乐天既退闲，…惟渊明则不然，观其《贫士》、《责子》与其他所作，当忧则忧，遇喜则喜，忽然忧乐两忘，则所遇而皆适。观三人之诗，以意逆志，人岂难见？以是论贤不肖之实，亦何可欺乎！”^⑨蔡启认为“酸楚”的柳诗是不能与“忧乐两忘”、“ 所遇而皆适”的陶诗相提并论的，并且由诗而及人，对柳宗元进行了贬斥。针对蔡启等人的观点，刘克庄不以为然，提出了“忧时原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⑩的观点，他从柳宗元后半生被贬永州﹙今湖南永州﹚和柳州﹙今广西柳州﹚的身世遭遇出发，发出了“今观名世作，多在谪官时。太史沅湘笔，仪曹永柳诗”¹¹ 的深沉感慨，他把柳宗元﹙世称礼部郎官为“仪曹”， 柳宗元曾任礼部员外郎，故名﹚与太史公司马迁相提并论，作为苦难诗人的杰出代表，并进一步揭示出其诗所特有的情感意蕴:

⒈青云失脚谪零陵，十载溪边意未平。溪不预人家国事，可能一例受愚名。¹²

⒉子厚永、柳以后诗，高者逼陶、阮。然身老迁谪，思含悽怆。如《哭凌司马》云：“恬死百忧尽，苟生万虑滋。”乃犯孔北海临终之作， 不祥甚矣。坡公云:“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惜不令子厚见之。¹³

⒊昔何文缜常语李汉老云：“如柳子厚诗，人生岂可不学他做数百首！”汉老退而叹曰：“得一二首似之，足矣。”文缜后从北狩，病中诗云：“历历追前劫，依依返旧魂。人生会有死，遗恨满乾坤。”虽意极忠愤，而语不刻急，亦学柳之验。¹⁴

他认识到柳宗元在贬谪之后，虽也曾投迹于山水田园之中，诗学陶渊明，有其相似的一面，但由于特定的贬谪生涯，使其诗歌“在表面的闲适恬淡下激荡着不平之气、悲愤之情”¹⁵，对柳诗作出了更合理和更深刻的解释，这是对苏轼之观点的理论拓展和深化。

二、在同韩愈等诗歌的比较中，称誉柳宗元为“本色诗人”

“本色诗人”的称呼，大致开始于北宋初期的田锡﹙939-1004﹚，他在《览韩偓郑谷诗因呈太素》中云：“风骚复古少知音，本色诗人百种心。顺熟合依元白体，清新堪拟郑韩吟。”¹⁶这里所谓的“本色诗人”主要是针对元稹和白居易诗歌的“顺熟﹙流畅自然﹚”之特征而言的。诗歌发展到南宋后期，以理学家和江湖派末流诗人为代表的不良诗风引发了对诗坛的巨大冲击，刘克庄对此深为不满：

⒈近世贵理学而贱诗赋，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¹⁷

⒉余尝病世之为唐律者(晚唐体)，胶挛浅易，僒局才思，千篇一体；而为派家者(江西诗派末流)，则弛鹜广远，荡弃幅尺，一嗅味尽。¹⁸

刘克庄所批评的诗歌创作现实，实质上也就是与他同时代的严羽﹙南宋末年﹚在《沧浪诗话》中所非议的“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¹⁹的情况是相吻合的。为了拯救当时诗歌的流弊，刘克庄重提“本色”诗论的重要命题，推崇柳诗的“本色”风格，标举柳宗元为“本色诗人”。他在对“本色”诗风的阐释上赋予了新的涵义:

﹙一﹚指柳宗元坚持以“古体”诗歌进行创作的艺术精神。刘克庄作为南宋江湖派诗人的领袖，针对“近岁诗人，杂博者堆对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变化”²⁰创作倾向，他希望“欲息唐律，专造古体”²¹，主张诗人应选作古体，以充实唐体的内核，而当时的诗人又存在着“不离唐律”²²的倾向，宗唐之风盛行，在此情况下，刘克庄发现了唐代古体诗人的代表作家柳宗元。所以当“举世为元和体，韩犹未免谐俗，而子厚独能为一家”²³和“自渊明没，雅道俱熄，竟作唐诗之时，独为古体以矫之”²⁴的时候，刘克庄作出了“韩、柳齐名，然柳乃本色诗人”²⁵明确论断。刘克庄对柳宗元“独为古体以矫之” 的创作精神深表赞许，对柳宗元的“本色”之风格也由衷地发出了“岂非豪杰之士乎!”²⁶的赞叹。

﹙二﹚是指柳诗具有含蓄隽永的情感意蕴。对此，刘克庄在三个方面把柳诗同韩诗进行了对比：“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者万首，要皆经议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²⁷、“柳子厚才高，它文惟韩对垒；古律诗精妙，韩不及也。”²⁸、“自唐以来，李、杜之后便到韩、柳。韩诗沈著痛快，可以配杜；但以气为之，直截者多，隽永者少”²⁹ 等。在对比之中，刘克庄认为韩诗“非本色”的原因在于其是过分驰骋才学，注重议论，气魄有余而音韵不足的“文人之诗”； 与之相反，柳宗元的诗歌具有“精妙”和“隽永”的“本色”特点。

﹙三﹚指柳诗呈现的自然之美。刘克庄说：“贾﹙岛﹚太雕镌，姚﹙合﹚差律熟，去韦、柳尚争等级。”³⁰贾岛在语言上的雕琢与柳诗形成了明显的差距。就整个唐诗的语言艺术而言，他认为：“唐诗多流丽妩媚，有粉会气，咸以辨博名家，惟苏州继陈拾遗、李翰林崛起，为一种清绝高远之言以矫之，…前世惟陶，同时惟柳，可以把臂入林，余人皆在下风。”³¹ 刘克庄的观点也为后人所继承，到明代时，吴宽﹙1435-1504﹚还把柳诗作为唐诗自然美的代表，称其“蓄于胸中者有高趣，故写之笔下，往往出于自然，无雕琢之病”。³²

刘克庄力推柳宗元，倡导其“本色”风格。他在《跋刘澜诗集》中主张“诗必与诗人评之。今世言某人贵名揭日月，直声塞穹壤，是名节人也；某人性理际天渊，源派传濂洛，是学问人也；某人窥姚、姒，逮《庄》、《骚》，摘屈、宋，熏班、马，是文章人也；某人万里外建侯，某人立谈取卿相，是功名人也。…诗非本色人不能评。贺、韩皆自能诗，故能重二李之诗。余少有此癖，所恨涉世深，为俗缘分夺，不得专心致意；顷自柱史免归，人山十年，得诗二百余首，稍似本色人语；俄起家为从官词臣，终日为词头所闲，诗遂绝笔。何以异于蒙仲哉?君足迹遍江湖，宜访世外本色人与之评。但得其人，飞书相报，余当从君北面而事之” ³³ 。他把 “诗人”与“名节人”、“ 学问人”、“ 文章人”、“ 功名人”进行了区分，把“本色”诗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也勉励后辈以此作努力的方向。在此大背景下，后村先生把柳宗元作为“本色”派的代表人物，这对于柳诗在以后的传播接受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他的“诗非本色人不能评”的观点影响下，自然会有许多“本色”诗人对柳诗的“本色”风格继续进行阐释评论：

⒈刘婉多风，柳直损致，世称韦、柳，则以本色见长。³⁴

⒉韦、柳皆本色文字，大璞不琢，人知其美而往往易视，殊不知难于藻饰者多矣。故历观自来名为学韦、柳者，率多浮薄疏庸之笔。³⁵

⒊五言古以陶靖节为诣极，但后人轻易摹仿不得。虽王、孟、韦、柳与陶为近，亦各具本色。³⁶     

综上所述，后人在延续刘克庄关于柳诗“本色”论的基础上，又结合时代和个人的审美情趣，赋予了一些新的涵义，由此而促使对柳诗的接受不断挺向纵深。

三、对柳宗元政治操守和人品道德的全面肯定

在中国文人的观念里，如果一个人的人品操守为人所不齿的话，纵然他的文学成就如何突出，而其文和其人也最终逃脱不了被后世读者所抛弃的命运。早在《礼记》中就有了“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³⁷的著名论点。到刘克庄那里，他不但坚守了这一观点，而且以此成为判评诗人历史地位的首要条件。认为“诗之内等级尚多，诗之外义理无穷，先民有言，德成而上，艺成而下”³⁸，在他看来，诗学成就永远是次于诗人的品德修养的。

刘克庄一生坎坷，先后五次被罢黜，在人生遭遇的感受上与柳宗元存在着一定的共鸣。在柳宗元去世三百多年后，刘克庄怀着向往之情，亲临柳氏笔下的永州（又名零陵），面对此山此水，发出了“画图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未如”³⁹的感慨，对他的生活方式顿生羡慕之情，乃至萌生了“欲买愚溪三亩地，手苫茅栋径移居”⁴⁰的生活打算。所有这些，为其对柳宗元政治操守和人品道德正面的肯定准备了感情基础:

﹙一﹚以汉朝历史为证，充分肯定了柳宗元在“永贞革新”事件中的正义性。

柳宗元三十二岁时﹙805﹚在长安参加了由王叔文所主导的“永贞革新”运动，这一改革由于保守派和宦官的坚决反对，涉及了朝中敏感的皇权之争，只持续了一百四十多天便宣告失败，他旋即被流放到偏远的永州。而“﹙柳﹚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⁴¹导致“永贞革新”事件对他的文学传播接受之影响也最深。他被贬永州不久，宪宗皇帝颁发了“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⁴²的诏令，使他可能成为一个永无出头之日的罪臣。此后，人们大都以成败论英雄，甚至从私人恩怨的角度出发，采取一种先入为主的接受心态，而事实的真相却被掩盖，在“永贞革新”事件的记载中，除旧、新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官方史书外，在个人文献方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韩愈﹙768-824﹚的《永贞行》，该诗说八司马的政治革新是“小人乘时偷国柄…一朝夺印付私党”⁴³的阴谋篡权，受此影响，“虽其事之美者，反以为恶，而刘、柳诸人朋邪比周之名成矣”⁴⁴，乃至宋人王十朋﹙1112-1171﹚在读韩诗《永贞行》时说:“予自少喜读柳文，而不忍观其﹙柳宗元﹚传，惜其名齐韩愈而党陷叔文也。”⁴⁵在人品胜过文品的接受语境里，柳宗元在政治上的失败使其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受到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对柳宗元在“永贞革新”事件中的政治操守的评价，是评论柳诗的一个前提，也是一个无法逾越的政治障碍。他以汉朝的历史为类比，在范仲淹﹙989-1052﹚和王安石﹙1021-1086﹚两人正面评价的基础上⁴⁶，进一步对柳宗元的“永贞革新”事件作出了全面的肯定：

汉唐皆有宦官之祸，而唐之为祸尤烈。…前辈谓汉宦者与政，而唐使之典兵

之故。…八司马多隽才，必有为画策者，事虽不成，与晁错、窦武、陈蕃何异！

而退之《永贞行》云：“北军百万虎与罴，天子自将非它师。一朝夺印付私党，凛

凛朝士何能为。”呜呼！天子安能自将？不过付之中尉及观军容使尔。以成败论人，

世俗不足责，退之豪杰，亦以天子‘自将’北军为是，而‘夺印’为非耶！⁴⁷

在刘克庄看来，唐代同汉代一样饱受了宦官之祸， 在中唐时宦官掌握着北军﹙禁军﹚的实权，皇上只是虚有其名，柳宗元等人策划的夺取宦官军事权力的政治斗争，也就同汉代的晁错﹙前200-前154﹚、窦武﹙?-168﹚、陈蕃﹙?-168﹚等人同宦官弄权的斗争一样，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具有历史所公认的正义性，因而他称柳宗元等八司马为“隽才”，对韩愈以成败论英雄却不问事实真相的评论进行了反驳。刘克庄对柳宗元在“永贞革新”事件中的正面评价，为确立柳宗元的诗学地位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

﹙二﹚在同刘禹锡的对比之中，赞美了柳宗元公私分明的人格魅力。

柳宗元后半生的永州﹙805-815﹚和柳州﹙815-819﹚之贬，都与朝中一大臣武元衡﹙758-815﹚紧密相关。“永贞革新”由宦官的反对和中丞武元衡的阳奉阴违而导致失败，不久，柳宗元被谪贬永州；十年后﹙819﹚柳宗元被宪宗召回长安，武元衡已升迁为当朝宰相，又由于他的阻扰而再次贬到更偏远的柳州，因此，就私人感情而言，“宗元素不悦武元衡”⁴⁸ 。可在柳宗元刚被贬到柳州时，就听说武元衡由于主张镇压藩镇叛乱而被刺杀在上朝的途中，此时，柳宗元的私人之怨还未消除，本该兴灾难乐祸的，可由于武元衡在“削藩”上又与自己存在相同的政治理念，此时，他把个人的恩怨服从于国家的利益，却写下《古东门行》一诗，表达了对死者的哀悼和要求朝庭缉拿凶手的决心。

刘禹锡﹙772-842﹚作为柳宗元的好友，他的贬谪经历同柳完全一样，也在相同的时间里由于武元衡的缘故，先后经历了朗州﹙今湖南常德﹚和连州﹙今广西连州﹚两次贬谪。当他听到武元衡被政敌刺杀时，也写有《靖安佳人怨》一诗，而表达的却是一种窃喜之情。对此，刘克庄把柳、刘两人的诗歌进行了对比：

子厚《古东门行》、梦得《靖安佳人怨》皆为武相元衡作也。柳云：“当街一叱百吏走，冯敬胸中函匕首。凶徒侧耳潜惬心，悍臣破胆皆杜口。”犹有嫉恶悯忠之意。梦得“昨夜画堂歌舞人”之句，似伤乎薄。世言柳、刘为御史，元衡为中丞，待二人灭裂，果然，则柳贤于刘矣。⁴⁹

刘克庄认为，柳心系国家而无私心，具有不因人而废事的高洁品格；而刘始终没有忘记昔日的私隙，诗中含有讥讽之意，相形之下，两人品德高下立判，所以说“柳贤于刘矣”。

四、通过纵向比较，将柳宗元位列诗歌史上的“百世之师”

当诗歌发展到南宋末期，对诗人的历史定位问题出现了复杂混乱的状况，对此，刘克庄“独以胸中万圈，融化为诗，于古今治乱、南北离合、世道泰否、君子小人，胜负之际，皆考验而施衮斧焉”⁵⁰ 。刘克庄把柳诗通过纵向比较，认为其历史价值在于三个方面:

﹙一﹚上承陶诗之遗意。刘克庄在比较柳诗与陶诗的关系时说：

柳宗元…咏荆轲者多矣，此篇﹙指《咏荆轲》﹚“勇且愚”之评与渊明“惜哉剑术疏”之语同一意脉。陶、柳诗率含蓄不尽。…自渊明没，雅道俱熄，…未尝学陶、和陶，集中五言凡十数篇，杂之《陶集》有未易辨者。⁵¹  

刘克庄指出了柳诗在取材、用词、内在意蕴和古诗体制上(特别是五言古诗)与陶诗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他说：“子厚永、柳以后诗，高音逼陶、阮” ⁵²。

﹙二﹚对唐诗的开创之功。在刘克庄的诗学理念中，他认为有三个阶段的诗人对唐诗有开创之功:

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倡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太白、韦、柳继出，皆自子昂发之。⁵³

他把唐诗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在第一阶段， 唐初的王﹙勃﹚、杨﹙炯﹚、沈﹙佺期﹚、宋﹙之问﹚扭转了六朝的诗风，由此而享有盛名，但扭转的力度不够；在第二阶段，陈子昂彻底扫除了六朝纤弱的诗风；在第三阶段，柳宗元同李白、韦应物一起成为其中的代表，这也是唐诗风格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在刘克庄看来，柳宗元的开创之功当然体现在如上文所述的作为“本色诗人”方面，他曾说：“唐家数诗，往往一集可采者止一二首，余皆不必传，而柳子厚诗皆绝妙。”⁵⁴ 由此而来， 刘克庄对柳宗元的诗学地位多有明确的论断，除前文所引之外，还有：

1.编诗自唐人，有“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之名句。余既以四君子冠篇首。⁵⁵

2.唐诗人与李、杜同时者，有岑参、高适、王维，后李、杜者有韦、柳，中间有卢纶、李益、两皇甫、五窦，最后有姚、贾诸人。学者学此足矣。⁵⁶

将柳宗元的诗学地位紧列于李白和杜甫之后，这是继苏轼的“陶、韦、柳”并提之后的又一创举，“自此，这一诗坛结构的层次定位就被确定下来，到元明清一直到今天都没有遭到多大的怀疑和改动”⁵⁷ 。

﹙三﹚下启宋代重要诗人。刘克庄说：“近时诗人竭心思搜索，极笔力雕镌，不离唐律，…非不娱耳而悦目也，然视古诗，盖有等级，毋论《骚》、《选》。”⁵⁸这里，刘克庄指出了近时诗人﹙永嘉和江湖派诗人﹚妄目迷信“唐律”后所形生的不良诗风，期盼以古体之诗拯救之。柳宗元作为“当一世竟作唐诗之时，独为古体以矫之”的“本色诗人”，刘克庄充分肯定了他对宋代重要诗人的影响:

诗至于深微极玄，绝妙矣，然二子﹙薛能和郑谷﹚皆不能践此言。唐人惟韦、柳，本朝惟崔徳符、陈简斋能之。⁵⁹

刘克庄针对“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疎，一种则煅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⁶⁰的创作倾向，看到了崔徳符和陈与义﹙号简斋﹚在拯救宋代诗风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崔德符诗，幽丽高远，了不蹈袭，盖用功最深者”⁶¹、“及简斋出，…造次不忘忧爱，以简严扫繁縟，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⁶²那么，由此而来，柳宗元的“本色”之诗不仅拯救着唐代诗风，而且对宋代的陈与义等重要诗人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继往而开来、承前而启后的独特价值。对于柳诗的历史地位，刘克庄引用了宋代庆远节度使王安中（1075-1134﹚《咏罗池》中的诗句，他说:“子厚文章百世师，寻常稽首望罗池。…若为子厚分疏（诉说﹚者” ⁶³。他以诗学家的身份在理论上再次对王安中的观点进行了确认和肯定。

【注释】

①郭绍虞：《宋诗话考·后村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2页。

②﹙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90页。

③﹙宋﹚陈善：《 扪虱新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④﹙宋﹚范温：《碧溪诗眼·柳子厚诗》，见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28页。

⑤﹙宋﹚苏轼:《东坡题跋》卷二《评韩柳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页。

⑥尚永亮，洪迎华：《柳宗元诗歌接受主流及其嬗变——从另一角度看苏轼“第一读者”的地位和作用》，《人文杂志》，2004年06期，第92-100页。

⑦13141920232425262829303147495152535455565960616263﹙宋﹚刘克庄撰，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1页，第65页，第10页，第7页，第31页，第10页，第226页，第226页，第10页，第10页，第222页，第205页，第185页，第97页，第64-65页，第223-226页，第65页，第6页，第45页，第149页，第20页，第107页，第26页，第27页，第27页，第226页。

⑧1112182122273940﹙宋﹚刘克庄:《后村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十三《赵寺丞和陶诗序》，卷十二《唐博士祠》，卷六《愚溪二首》其二，卷二十三《序刘圻父诗》，卷二十三《圃集序》，卷二十三《圃集序》，卷二十三《竹溪诗序》，卷五《 零陵》，卷五《 零陵》。

⑨﹙宋﹚蔡启：《蔡宽夫诗话·子厚乐天渊明之诗》，见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3页。

⑩1733385058﹙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三《有感》，卷一百一《跋恕斋诗存稿》，卷一百一《跋恕斋诗存稿》，卷九九《陈府曹诗卷跋》，卷九七《序听蛙诗》，卷九七《晚觉翁稿序》。

15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页。

16﹙宋﹚田锡：《咸平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五。

32﹙明﹚吴宽：《家藏集》卷四十四《完庵诗集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97页。

34﹙明﹚陆时雍：《古诗镜·诗镜总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清﹚阙名：《静居绪言》，见王步高：《唐宋词鉴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36﹙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见申骏：《中国历代诗话词话选粹》，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88页。

37崔高维校点《礼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41﹙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十《寄许京兆孟容书》，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80页。

4248﹙后晋﹚沈昫等：《旧唐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四，卷一百六十。

43﹙唐﹚韩愈：《韩昌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53-54页。

44﹙清﹚陈祖范：《陈司业文集》卷一《记昌黎集后》，见章士钊:《柳文指要下》，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0页。

45﹙宋﹚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前集卷九《和永贞行序》，见章士钊:《柳文指要下》，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8-1149页。

46杨再喜：《柳宗元接受拐点的开拓者-王安石》，《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02期，第198-201页。

57明见：《论刘克庄的诗人层次论》，《三峡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