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坎坷和挫折换来的经验

——柳宗元《说车赠杨诲之》、《与杨诲之书》、《与杨诲之第二书》研究

马晓斌

（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  武汉 430074）

柳宗元散文中，有“说车”系统，对象只一个，即时年不足二十（“未二十”）的杨诲之1。它包括《说车赠杨诲之》、《与杨诲之书》（《与杨诲之再说车敦勉用和书》）、《与杨诲之第二书》（《与杨诲之疏解车义第二书》）三篇。元和五年（810年）十一月，杨诲之赴临贺（今广西贺县）省父²，路过永州。相隔五年³，当柳宗元再见这位亲戚加知己，发现志在“大政”的杨诲之，却不拘小节、不懂礼貌（“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后言、偃蹇而后行”），存在放肆（“子则肆之”）与任性（“任其心”）的迹象。这让柳宗元喜忧参半，喜的是，杨诲之“学古道，为古辞，冲然而有光”，即有“正”的一面；而忧的是，他身上明显的“陶煦（培养）”不够。柳宗元意识到，刚刚进入成年、有逆反心理的杨诲之，会因不全面的发展而增加“行于世”的困难，于是，不敢“怠于言”，把多年来的心得与体会，痛痛快快、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

一

杨诲之要离永州去临贺了，柳宗元送行于门口。千言万语，从何说起呢？恰巧，“有车过焉”，顿使柳宗元悟出，用它来喻游刃有余，是再确切不过的了。于是，《说车赠杨诲之》、《与杨诲之书》就自然而然地写出来了：（一）车必需四点。柳宗元说，一辆车，必需“材良（材质好）”、“器攻（材质好）”、“圆外（车轮动）”、“方中（车厢载）”。其中，圆外与方中为最重要：如果中不方，人就不安全；如果外不圆，就不能四通八达、周转得开。在此基础上，柳宗元接着说，还有车轴、车辐（“蚤”）、车辕、车盖、车轼等，共同构成全车；意犹未尽，柳宗元再由点到面，大谈众车：祥车（归葬的车）、兵车（“革”）、车巢车（“巢”，攻城战车）、安车（马拉小车）、辎车（有帷的车）、武车（“垂绥”，兵车）、巾车（“载十二旒”，有盖的车）⁴，但万变不离其宗，即，材良、器攻、圆外、方中，缺一不可。

（二）面对敌人，要效法车轮。柳宗元谈车的四点，是有喻意的，即，为“达于大政”，应该左右逢源、和如琴瑟。好在孔子是榜样，他一方面“恂恂（恭敬）”⁵而“诺（答应）”⁶，另一方面，“叱齐侯类蓄狗”⁷，即，该痛骂就痛骂、该礼貌就礼貌。⁸现在，从主观上讲，杨诲之自己要认识任重道远的艰巨性；从客观上看，还有更严重的“害足下者多”的情况。为此，柳宗元仔细分析了杨诲之的长短，他的优点是“长而益良，方其中矣”，即，材良、器攻、方中，不成问题，而缺点则是圆还未“遂（如意、成功）”。柳宗元真心希望：杨诲之为面对敌人而效法车轮，这样，才能有益于“显然、翘然（出类拔萃），秉其正以抗于世”。⁹

二

柳宗元的苦心孤诣，并未使杨诲之服气，他不同意《说车赠杨诲之》、《与杨诲之书》中的观点，于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回长信（“数千言”）问疑¹⁰，因有近三千字的《与杨诲之第二书》。在这里，我们可见柳宗元的再三“疏解车义”：（一）圆外即应变。杨诲之认为，柳宗元取喻不当，柔外刚中，在车，可能成为弊车（故障车）；在人，可能成为恒人（普通人），暗指柳宗元理论一大套、实际做不到。柳宗元见杨诲之不想接受，所以，特别强调车的“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这个“道”，照柳宗元的话说，不但叫君子之道，而且“刚柔同体，应变若化”。比如，既能义正辞严的痛骂¹¹，又能和颜悦色的柔声¹²；既能诺诺连连的恭敬¹³，又能郑重其事的规劝¹⁴，一切以“时中（适时、适宜）”为转移。

（二）说车是新圣道。杨诲之在回信中还说：“我不能为车之说，但当则法（效法）圣道而内无愧，乃可长久”，使柳宗元觉得，有必要把什么是“圣道”以及它与“说车”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分四节，讲清楚：1、圣道（圣人之道、尧舜之道、儒道、孔孟之道、君子之道）的内容。柳宗元说，我刚才告诉你的君子之道，又叫“圣人之道”或“圣道”，即，从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传承下来的、“儒者之所取”的“道”。它内容丰富、涉及广泛，比如“让”¹⁵、比如“戒”¹⁶、比如“小心”¹⁷、比如“不敢荒宁（懈怠）” ¹⁸等等，其中，尤为重要的，应属孔子对“（规）矩”与“纵（随心所欲）”的“度”的准确把握。2、圣人与人同（圣道即凡道）。杨诲之有意“则法”，却又承认“自度不可能”，知道做比说难。为了增强他的信心，柳宗元愿意把自己的理解讲出来。柳宗元说，毋庸讳言，圣人伟大，但是，千万不要把他们想象成“纵目（四只眼睛）、卬鼻（象鼻）、四手八足、鳞毛羽鬣、飞走变化”的“异类”而加以排斥，事实上，他们与凡人一样，也有自己的“乐”与“愁”。分析一下，圣人之所以能够“作言语、立道理、千百年天下传道之”，是因为“求诸中（时中）以厉（严格）乎己”，因此，所谓“圣道”，也就是凡道，并无特别与希罕之处。现在，杨诲之要做的是，怎样下定“决（心）”，克服任性与放肆，即，真正身体力行地“则法”，变不可能为可能。3、由狂成圣。年少轻狂，谁人不曾有？作为过来人¹⁹，柳宗元注意到，杨诲之与当年的自己，何其相似乃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使柳宗元有理性认识：“吾信夫狂之为圣也！”柳宗元说，山中的猴子，本来“轻、躁、狠、戾（怪僻）”，一旦“优人（杂耍艺人）”得之，不仅“未有一焉狂、奔、掣（阻挠）、顿（停下）”，而且，可以“为人所为”。这说明，如果加以“絷（zhí，约束）”、“制（控制）”以及“鞭箠（鞭策）”，那么，轻狂有改变的可能。柳宗元鼓励，杨诲之只要“肯”与人为善²⁰，即使以前有一些恶习，也是能够成为像孔子一样的圣人的（“舍子其孰能乎？”）。4、说车是新圣道。对自己的立场，柳宗元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坚定地对杨诲之说：“凡吾之致书，为说车，皆圣道也”。这句话，我认为，至少包含两层意思：①说车是新圣道；②我已由狂成圣。先看第一层，柳宗元说，既然杨诲之要“则法”圣道，那又何必舍近求远？我的“说车”即崭新的圣道，可以“则法”。为什么这样说呢？柳宗元自信，从尧、舜、禹、孔子等传承下来的“圣道”，在我这儿，已有发展，即，不但用圆外的车轮，把应变能力比喻出来，而且，它并非神异、容易操作，比如杨诲之，只要“求诸中以厉乎己”，就可能“则法”成功；再看第二层，柳宗元敢讲“说车”是新圣道，一定有原因，那就是，确认自己在经历了约束、控制以及鞭策之后，“求诸中以厉乎己”，已逐渐成圣。让我们看柳宗元的“厉乎己”：“方筑愚溪东南为室，耕野田圃、堂下，以咏至理（圣人之道）”。于是，才有车喻，才有创新圣道、发展圣道的可能。

（三）圆外，既不是宣传胆小，也不是倡导奸滑。杨诲之回信中，竟还流露出憎恶的情绪：“我不能翦翦（缩手缩脚）、拘拘（畏首畏尾），以同世取荣”、“吾未尝为（奸）佞且（虚）伪”，有你好为人师，教我胆小怕事、老奸巨猾的意思。误解之深，使柳宗元不得不起而辨明：1、我和“说车”，都反对胆小怕事。柳宗元认为，杨诲之把“说车”与胆小扯在一起，过于简单。他继续说，事实上，我从“少时”至今，从来就不曾胆小怕事过²¹，既然这样，那么，我又怎么会强加给你呢？你一定是“迷（歪曲）吾文”、“悬定（凭空想象）吾意”了。在这里，柳宗元重申一遍，圣道，源流清楚，中心内容在应变，与什么胆小怕事、谨小慎微，风马牛不相及。2、我和“说车”，都反对老奸巨猾。杨诲之的误解，还在于，把“礼让”等同于“忍让”，是老奸巨猾的表现。他这样说：“处众中，偪侧（拘谨）扰攘（乱世），欲弃去不敢，犹勉强与之居。”柳宗元分析，礼让与忍让，有天壤之别：礼让，由尧、舜、禹、孔子等一以贯之，是对“矩”与“纵”关系的积极的、艺术的、问心无愧的把握；而忍让是什么？它口是心非、问心有愧：“道人是非，不顾齿类（鄙视同人）。人皆心非之，曰，是礼不足者，甚且见骂”，是消极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柳宗元提出反问：“圣人之礼让，其且为伪乎、为佞乎？”肯定，自己追随礼让、信奉礼让，并用“说车”发展了礼让；而老奸巨猾云云，不仅尧、舜、禹、孔子等反对，我也嗤之以鼻。

（四）车轮告非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获胜。杨诲之还有一个说法：路上发生危险，都怪车（“今子又以行险为车之罪”），暗指讲车轮是小人所为、贪图侥幸²²。柳宗元怎么会认同？他先明确指出，车轮是君子之道（“夫君子亦然”、“夫车之为道”），与小人无关；再批判所谓侥幸的言论：“岂乐于行险邪”？当“不得已而至乎险”、“不幸而及于危乱”的时候，车轮发挥的作用是，一方面“不入”、“不居”23，另一方面“默足以容”²⁴，即，既可在原则性上加以拒绝（“不”），也可在灵活性上用沉默（“默”）来对付。两者结合得好，就能化险为夷、获得胜利（“不求险而利”、“期勿败”、“期勿祸”）。

（五）圣道因爱民而伟大。圣道给人的感觉，有点高不可攀，所以，柳宗元对它，还有一个通俗的提法，即，辅时及物（顺应时势、惠及人民）。²⁵这些，杨诲之心里清楚，但他的价值取向在“少年有为”的甘罗和终军，对辅时及物之道不以为然。既然如此，那么，柳宗元非要把几个历史人物作一些定性分析了。他说，伊尹与管仲，这两个人的做法，是有重大意义的。伊尹，商汤臣，《孟子·万章下》说他“思天下之民，……自任以天下之重也”²⁶；管仲，春秋齐桓公相，孔子夸他“如其仁，如其仁”²⁷。一言以蔽之，他们都有为民着想、以人为本的理念，与辅时及物的宗旨正相契合。相比之下，战国的甘罗，却是假仁假义、见利忘义（“夸世”）者，根本不值得羡慕。《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载，甘罗，年十二，事秦相吕不韦。秦始皇欲与燕共伐赵，甘罗请往相燕却先去赵。他对赵襄王说，燕、秦要伐赵，危矣，不如割五城给秦。赵襄王先割五城后攻燕，得三十城，又给秦十一城。秦始皇封甘罗为上卿。这种挑起战争、使生灵涂炭的做法，为柳宗元所不齿²⁸， 他愤怒地说，本来“得人（得到人民拥护）”²⁹的秦国，一下子竟变成了人们眼中凶恶而又残暴的国家（“视函谷关若虎豹之窟”）。而西汉的终军，又是什么人呢？在柳宗元看来，他是铤而走险、玩火自焚（“钓奇”）的人，与甘罗一样，只能算“小子”。《史记·南越列传》、《汉书·终军传》载，年十八，选博士弟子，以后，被汉武帝擢为谏大夫。武帝欲使南越为诸侯，派安国少季当使者，终军也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但安国少季早与南越太后有私情，此去，又恢复，所以，尽管越王、太后听，但南越人却不支持太后、丞相吕嘉也不欲归属。汉武帝就派勇士二千人往斩吕嘉。吕嘉反，杀越王、太后及勇士、终军等。于是，汉军攻陷寻陕、石门，火烧番禺，平南越³⁰。这段战史，以无数人的生命为代价，最让柳宗元痛心不已，他恨居心叵测的终军，干脆比作狗[“是无异卢狗之遇嗾（sǒu，唤狗）”]。

（六）由狂成圣在念善。在杨诲之心目中，还有两个偶像，即阮咸、嵇康。史书记载，他们都以狂或曰为所欲为的方式，来逃避现实、超然世外：《晋书·阮咸传》：“任达不拘，……纵情越礼”；《晋书·嵇康传》：“远迈不群，……越名任心”。显然，这与圣道所主张的辅时及物不相吻合，所以，柳宗元希望他积极“踊跃”、改变观念，向冯妇（人名）与周处看齐。冯妇，战国人，本以打虎为业³¹；周处，晋朝人，曾“纵情肆欲”过³²。他们两位，由于都“克念（善则）作圣”而终获尊崇。在这里，“善”字为最关键，因为，它关乎杨诲之能否“立于天下”的问题。

（七）与车轮建立感情联系。可以说，柳宗元既有自知之明，又有知人之明，在信的后半部，他说：“吾意足下（杨诲之）所以云云者，恶佞之尤而不说于恭耳。观过而知仁，弥见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独外之圆耳。”其中，“恶佞之尤而不说于恭”，把杨诲之最不喜欢的两个字“佞”、“恭”点出，然后，分两大层，加以一一说清。让我们先看：1、驳“佞”（三小层）。①车轮进退自如。柳宗元强调：“《乾》‘健’而运，《离》‘丽’而行”。意谓，只有圆外（车轮），才能做到强有力地、依正道地运行。不但如此，它既可上进，也可后退，有无穷的循环性（“欲如循环之无穷”）。②车轮不佞。从“恶佞之尤”，见杨诲之对圆外（车轮）憎恶至极、误解甚深。柳宗元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因噎废食（“惩于羹者而吹 ”），即，怕“行险”，就索性不接受、说它是奸（佞）。既然如此，那么，有必要把“佞”的本质是什么讲清楚。柳宗元认为，“佞”是自私自利（“以矜利乎己者也”），它表现在俗气的圆滑与随便的附和上（“突梯苟冒”）³³，所以，如“转丸（珠、弹）”般只走下坡路。³⁴车轮难道是这样的吗？③“时中”是车轮的关键。柳宗元说：“圣人所贵乎中者，能时其时也。苟不适其道，则肆与佞同；山虽高，水虽下，其为险而害也。要之不异”。这段话，以“圣人所贵乎中者，能时其时也”为最重要，它强调，外圆的应变能力，要以“时中”为转移，否则，适得其反，即，真理变谬论、正确成错误：a、杨诲之应批“肆”。杨诲之敌视车轮，却忘记了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所以，柳宗元认为，与其批评“（奸）佞”，不如自我批评“（放）肆”，在他看来，习惯了的、接受了的“肆”，就是憎恶的、反对的“佞”，两者并无本质区别。在这里，柳宗元用假言判断，表现逻辑思维。b、怪车轮“行险”是偏颇。杨诲之恶“佞”，是因为圆外（车轮）“行险”。柳宗元却认为，如果不“时中”，那么，即使是司空见惯的高山流水，也会险象环生、带来灾害，因此，不能偏颇，只怪车轮的“行险”。

让我们再看：2、驳“不说于恭”。除了憎恶“佞”，杨诲之还“不说（悦）于恭”，说：“忍污杂嚣哗，尚可恭其体貌，逊其言辞，……恭宽退让”。把“恭”即“礼让”等同于“忍让”、把圆外（车轮）解读为老奸巨猾。柳宗元非但没有介意，反而，以耐烦与诚恳，先追溯：一二十岁的时候，曾有“志气”，但“为恭、让未（融）洽”，于是，“时遭讪骂诟辱”，被称“狂疏人”、“轻薄人”，直到“罪至”³⁵，在永州的“七年”里，“追思咎过（反思过失）”，“讲尧、舜、孔子之道亦熟”，即，对“恭”即“礼让”所要求的艺术把握“矩”与“纵”关系，有了全新的感受与体验，从此确认，不“任己之志（任性）”为最难；然后，柳宗元告诫杨诲之：不要等到“巳（以后）不信（伸展）于世”时，再去“悦（喜欢）”恭，如果这样的话，“费力而多害”。总之，杨诲之要“详（细）之、熟（练）之”，即，与圆外（车轮）建立既爱且“悦”的感情联系。

（八）要与车轮产生共鸣。杨诲之有矛盾心理，一方面够大胆、说了很多，一方面又胆小、怕传出去，要柳宗元帮他保密、掩盖藏匿（“掩匿复盖”）。柳宗元下结论：“此又非也”，并用两层，把为什么“非”的理由讲清楚：1、想掩盖是任性的表现。柳宗元说：“今乃专欲覆盖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为也”，首先指出，想掩盖，是任性（“自任其志”）的再次表现；然后分析，作为君子，你、我有错，是必然的，它就象“日、月之蚀”，盖也盖不住，即，免不了别人的诽谤与议论³⁶。现在，杨诲之要做的，只能是“求益”，即，下定决心，用圆外（车轮）帮助自己克服任性与放肆。2、新圣道是大公无私的。柳宗元还庄严宣告：“凡吾与子往复，皆为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坚信，圆外（车轮）一定开放（“显达”）。事实上，杨诲之怕传出去的真正原因，是理不直、气不壮，于是，以私交为借口，想封闭，对此，柳宗元是反对的。他认为，既然无理，那么，就先要有敢于自我批评的态度（“子当自求暴扬之”）；然后，别人才能批评缺点，如圆还未“遂”（“使人皆得刺列”）；最终，听取批评、修正错误（“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己”），即，认同车轮、产生共鸣，接受圣人之道。

三

时隔一千二百年，我们再读柳宗元的《说车赠杨诲之》、《与杨诲之书》、《与杨诲之第二书》，只觉情理兼胜。所谓“情”，它表现在柳宗元给杨诲之写信的屡次三番上。柳宗元说，为了杨诲之接受圆外（车轮），不要说是写“一二（封信）”，即使是“百复之，亦将不巳”。这种重出越多，就越容易使杨诲之建立感情、加深印象、增进了解；所谓“理”，我们可见，柳宗元用事实说话，比如，五年前，柳宗元自信杨诲之为优，因为他“气益和，业益专，端重而少言”，五年后，却不自信了，因为他“陶煦”不够。为了“不欲足下如吾”，柳宗元才再三强调圆外（车轮）³⁷。由此出发，可以说，柳宗元不仅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思想家、理论家。在这里，姑且概括几点现实意义：（一）热爱人民。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且子以及物行道为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为己任；管仲衅浴，以霸济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其中，“以生人为己任”最重要。这个理念，在柳宗元那里，是从未动摇的：长安时期，他提出“生人之意（人类生存需求）”³⁸；永州时期，他强调“民利、民自利”³⁹以及“利安元元（百姓）为务”⁴⁰；柳州时期，他努力践行承诺，用解奴、办学、打井、植树⁴¹等政绩，造福人民。

（二）善于总结。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柳宗元总结出不说是鲜血和生命，至少也是用坎坷和挫折换来的经验。当然，这与杨诲之的独特身份有关，因为他既是亲戚，又是知己（“相知”）。柳宗元说，如果仅是亲戚，希望“勤读书，决科求仕，不为大过”而已；而对知己呢，则有更高要求：“责以尧、舜、孔子所传者，就其道施于物”，即，传承圣道、接受圆外（车轮）。现在，杨诲之排斥它，所以，就必须“以忧、悲、且怜之之志而强役（强迫使用）焉”。为此，柳宗元从“少时”谈起，由于“为恭、让未洽”，造成“罪至而无所明之”，直到“讲尧、舜、孔子之道亦熟”。其中，柳宗元有具体事例，如“与常人为群辈”、“不为之面，则为之背”、“旦著走谒于大官堂下”、“居曹则俗吏满前”、“益学《老子》”、“追思咎过”，也用有代表性的数字，如“十七”、“四年”、“二十四”、“二年”、“数十百人”、“八九年”、“二年”、“七年”等等。这些材料，不仅使杨诲之了解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的全过程，而且引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或曰方法，那就是圆外（车轮）。车轮这个本质性的线索，揭示了柳宗元如何看待他自己的创新：在迷雾中摸索时，他能够以直觉的方式，观察到一个细微的东西，因此，整个的情况完全改变了。车轮，与众不同，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特征，既曲折又复杂，不但丰富了经验，而且，将为人们永远记住。

（三）和谐车轮。我们注意到，《与杨诲之书》，有另外一个题目，叫《与杨诲之再说车敦勉用和书》。在这里，柳宗元把圆外（车轮）与“和（谐）”相关联，一定有深意。试阐发之。首先，柳宗元“以生人为己任”，是基于关爱这个理念的，一言以蔽之：亲和。对捕蛇者，柳宗元听其所“（悲）戚”⁴²；对柳州人，柳宗元除其所“怨”⁴³；对杨诲之，柳宗元补其所缺。可见，柳宗元有着世上最真诚的亲情、最美好的心灵。其次，柳宗元认为，面对敌害，要效法车轮，因为这个世界并不总是亲情，还存在许多伪情和欺骗。所以，必须如琴瑟般调和，即，该痛骂就痛骂、该礼貌就礼貌，使配合得适当。再次，柳宗元鼓励杨诲之与人为善，此有二义：跟别人一同作好事、用善意帮助人。前者，即所谓“和衷共济”，其关键在“肯”。只要“肯”，杨诲之，以及处于可塑期的青少年，都能由狂成圣。

【注释】

①杨诲之，柳宗元内弟。

②杨诲之父，杨凭。元和四年（809年），京兆尹任上的杨凭（柳宗元岳父），被御史中丞李夷简以贪罪弹劾，贬临贺尉。

③贞元十八年（802年）九月，杨凭任湖南观察使，驻潭州（今湖南长沙）；永贞元年（805年）九月，柳宗元被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贬永州司马，过潭州，拜望杨凭。

④清·张伯行认为，“类《考工记》（《周礼·冬官考工记》）”。转引自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338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⑤柳宗元用“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表述，参见《论语·乡党》。

⑥柳宗元用“遇阳虎，必曰诺”表述，参见《论语·阳货》。

⑦柳宗元用“而其在夹谷也，视叱齐侯类蓄狗，不震乎其内”表述，参见《左传·定公十年》。

⑧章士钊先生称之为“二律背反”，《柳文指要》412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⑨吴文治先生认为，“详尽地叙述了做人的道理”，《柳宗元评传》142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⑩已佚。

11柳宗元用“遭夹谷、武子之台”表述，参见《左传·定公十年》、《左传·定公十二年》。

12柳宗元用“当下气怡色”表述，参见《礼记·内则》。

13柳宗元用“济济切切、哀矜、淑问之事”表述，参见《礼记·祭义》、《论语·子张》、《诗·泮水》。

14柳宗元用“及为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庄以莅乎人”表述，参见《易·蹇》、《孟子·离娄上》、《论语·为政》。

15柳宗元用“尧、舜之让”表述，参见《尚书·尧典》。

16柳宗元用“禹、汤、高宗之戒”表述，参见《尚书·大禹谟》。

17柳宗元用“文王之小心”表述，参见《诗·大明》。

18柳宗元用“武王之不敢荒宁”表述，参见《尚书·无逸》。

19811年，柳宗元39岁。

20柳宗元用“傅说曰，惟狂克念作圣”表述，《尚书·多方》孔注：“惟狂人能念于善则为圣人”。

21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

22《礼记·中庸》：“小人行险以侥幸”。

23柳宗元用“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表述，参见《论语·泰伯》。

24柳宗元用“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表述，参见《礼记·中庸》。

25参见《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26柳宗元用“伊尹以生人为己任”表述。

27柳宗元用“管仲衅浴，以伯济天下，孔子仁之”表述，参见《论语·宪问》。

28柳宗元用“彼甘罗者，左右反复，得利弃信，使秦背燕之亲己，而反与赵合，以致危于燕，天下以是益知秦无礼不信”表述。

29参见柳宗元《封建论》。

30柳宗元用“彼终军者，诞谲险薄。不能以道匡汉主好战之志，视天下之劳，若观蚁之移穴，玩而不戚，人之死于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谏而又耸踴之，巳则决起奋怒，掉强越、挟淫夫以媒老妇，欲蛊夺人之国，智不能断而俱死焉”表述。

31《孟子·尽心下》：“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土”。

32《晋书·周处传》：“纵情肆欲，州曲患之。……乃入吴寻二陆。……遂励志好学，……言必忠信克己”。

33 《论语·先进》：“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34钱钟书先生认为：“唐人论立身行己，于圆亦有别择而不抹杀者，如柳宗元恶丸之圆而取轮之圆”，参见《管锥编》（三）92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35指永贞元年（805年），柳宗元参与“二王八司马事件”而被贬。

36柳宗元用“庶人谤于道、子产之乡校不毁”表述，参见《左传·襄公十四年》、《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37明·茅坤认为，“骨理特深”。转引自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247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38参见《贞符》。

39参见《晋问》。

40参见《寄许京兆孟容书》。

41参见韩愈《柳州罗池庙碑》。

42参见《捕蛇者说》。

43参见《井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