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柳宗元与河东裴氏交游考论(二) 柳宗元研究:第十三期 加入时间:2010/11/6 17:38:00 admin 点击:4471 |
|
柳宗元与河东裴氏交游考论(二) ——柳宗元与裴行立 万德敬 王鹏飞 (运城学院,河东文化研究中心,中文系 山西 运城 044000) 裴行立(774—820)是柳宗元刺柳州时的顶头上司,也是柳宗元死后为他出资归葬万年的恩公。裴行立小柳宗元一岁,寿47,与柳宗元同。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子厚以元和 裴行立是裴守真的曾孙,祖籍绛州稷山(今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裴守真,高宗时,为太 行立,重然诺,学兵有法。母亡,泣血几毁。以军劳累授沁州刺史,迁卫尉少卿。口陈愿治民,试一县自效,除河东令,宽猛时当。 由蕲州刺史迁安南经略使。环王国叛人李乐山谋废其君,来乞兵,行立不受,命部将杜英策讨斩之,归其孥,蛮人悦服。英策及范廷芝者,皆奚洞豪也,隶于军,它经略使多假借,暴恣干治,行立阴把其罪,贷之,许自效,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尝休沐,久不还,行立召之,约曰:“军法,逾日者斩,异时复然,尔且死!”后廷芝逾期,行立笞杀之,以尸还范氏,更为择良子弟以代,于是威声风行。徙桂管观察使。黄家洞贼叛,行立讨平之。俄代桂仲武为安南都护。锐于立功,为时所訾。召还,道卒,年四十七,赠右散骑常侍。[3](p4475) 本传既突出了裴行立的守信、仁孝、富有才干和谋略等美好品质,也没有掩饰他做人的瑕疵:“锐于立功,为时所訾。”这一点与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评价柳宗元“勇于为人”何其相似!“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也许是裴、柳两人在柳州的四年成为挚交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御史中丞裴行立徙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都督二十七州诸军州事。盗遁奸革,德惠敷施,期年政成。”(柳宗元《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同年冬十月,唐政府克淮蔡,元和十三年(818)春正月,大赦天下,普天同庆。是时,裴行立携僚属登訾家洲亭游嬉燕欢。是时,柳宗元刺柳州,裴行立以桂州訾家洲记属柳宗元,遂有《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州启》和《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在文中,柳宗元由衷的赞美裴行立富有审美的眼光,发现了这块宝地:“非公之鉴,不能独得。”在本文中匠心独运的是,它把写景与美政巧妙的结合起来。 柳宗元在柳州期间,某人莫诚救兄莫荡(案:莫诚何许人也?他和柳宗元是何关系?皆不详),以竹刺莫果右臂,莫果经十一日身死。其莫诚禁在龙城县。依照当时法律,以它物殴伤,十二日保辜内死者[2],依杀人论。柳宗元为此事向裴行立求情,请求“慈惠化人,孝悌成俗”的裴行立屈法申恩。我们知道,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礼入法的朝代,也就是说,礼在唐代具有很大的法律效力。柳宗元在此着重强调莫诚伤人虽然违法,但是合礼,意在为其开脱。这既有制度根据,也有人情因素。此事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元和十四年(819)二月,淄青都知兵马使刘悟斩其节度使李师道以降,诏天下系囚死罪降从流,流已下放,褒功宥罪。柳宗元有《为裴中丞上裴相贺破东平状》,文中说:“某忝居末属,特受深恩。”裴行立与宰相裴度同族,故如是说。柳宗元在文中模拟裴行立的口吻上书裴度,并对裴度进行了赞美:“自古中兴之主,必有命代之臣。……若阁下挺拔英气,迈越常流,独契圣谟,以昌鸿业。”确实,做为柱石之臣的裴度为国剪除了枭獍,“肃杀之后,每致阳和。”(柳宗元《为裴中丞贺克东平赦表》)是月,以刘悟为义成军节度使。癸丑,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加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动地欢呼,……腾天鼓舞。”(同前)柳宗元为之高兴的心情可以理解。中唐时代,藩镇割据者此起彼伏。夏绥银节度使杨惠琳,镇海节度使李锜,西川节度留后刘辟,淮西节度吴元济等鲸鲵均被克定。柳宗元在《柳州贺东平表》里说:“克夏擒吴,翦蜀平蔡。”现在又购得李师道,真是中兴太平之象,可喜可贺的大事。在这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平定李锜之乱与裴行立有关,《资治通鉴·唐纪》记唐宪宗元和二年,李锜谋反事: 李錡以宣州富饶,欲先取之。遣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将兵三千袭之。三人知錡必败,与牙将裴行立同谋讨之。行立,锜之甥也,故悉知锜之密谋。三将营于城外,将发,召士卒谕之曰:“仆射反逆,官军四集,常、湖二将继死,其势已蹙。今乃欲使吾辈远取宣城,吾辈何为随之族灭!岂若去逆效顺,转祸为福乎!”众悦,许诺,即夜,还趋城。行立举火鼓噪,应之于内,引兵趋牙门。锜闻子良等举兵,怒,闻行立应之,抚膺曰:“吾何望矣!”跣走,匿楼下。亲将李钧引挽强三百趋山亭,欲战,行立伏兵邀斩之。[4](p7642) 李錡(741—807),他是唐代宗室子弟,淄川王李孝同的五世孙。以父荫累至湖、杭二州刺史。柳宗元在《同吴武陵赠李睦州诗序》中说:“润(按:润州在今天江苏镇江)之盗錡,窃货财,聚徒党,为反谋十年。”文章还言及李錡反叛的一些细节情况。裴行立虽是乱臣李锜的外甥,但是却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是大唐的忠良。这与柳宗元的忠君正统思想是非常一致的。 也就在元和十四年二月,朝廷命户部侍郎杨于陵为淄青宣抚使,令分李师道所管十二州为三道,杨于陵按图籍,视土地远近,计士马众寡,校仓库虚实,使之适均,以郓、曹、濮为一道,淄、青、齐、登、莱为一道,兖、海、沂、密为一道。柳宗元为裴行立作《代裴中丞贺分淄青为三道节度表》。文章大量引用《诗经》和《左传》里的言典和事典,“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文心雕龙·章表》)表奏写得既典重又清雅,让人想起《旧唐书·柳宗元传》的评论:“宗元少聪警绝众,尤精西汉诗骚,下笔构思,与古为侔。” 同在元和十四(819)年,裴行立统兵讨黄洞。早在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黄洞首领黄少卿攻邕、管等州,经略使孙公器请发岭南兵讨之。唐德宗不许。唐宪宗元和(806——821)年间,黄承庆、黄少度、黄昌沔和黄昌瓘迭起为患。桂管观察使裴行立与容管经略使阳旻,争欲讨之,唐宪宗许之。在讨黄贼之前柳宗元为裴行立写了两篇文章,一是《代裴中丞谢讨黄少卿贼表》,在写给皇帝的这份表中,柳宗元强调了讨伐黄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渲染了讨伐必胜的气势;还有一篇是《为裴中丞上裴相乞讨黄贼状》,为达到目的,裴行立双管齐下,同时向裴度求助。中唐名相裴度是唐宪宗非常信赖的大臣,唐宪宗最后准许裴行立征伐,应该说裴度在这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裴行立讨伐黄贼之前,柳宗元还为裴氏撰《为裴中丞举人自代伐黄贼表》,在表里推荐一人,“窃惟斯人,雅堪厥职。”虽然在《代裴中丞谢讨黄少卿贼表》里就曾经说过:“窃以材非充国,敢自赞于无逾。志慕孟公,庶追踪于不伐。”但是我们觉得举人自代还是有点作秀的味道。古代军队在战争之前都要举行一种祭礼,“国有祀典,属于神明。”在征讨黄贼之前,柳宗元为裴行立作《祭纛文》和《祃牙文》以神其兵。但是,征讨之事结果如何呢?《新唐书·裴行立传》说:“黄家洞贼叛,行立讨平之。”而《新唐书·孔戣传》却说: 自贞元中,黄洞诸蛮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虏掠,幸有功,乃请合兵讨之。戣固言不可,帝不听,大发江、湖兵,会二管入讨。士被瘴毒死者不胜计,安南乘之,杀都护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阳旻皆无功,忧死;独戣不邀一旦功,交、广晏然大治。[3](p5009) 而《资治通鉴》卷第241也说: 初,蛮贼黄少卿,自贞元以来数反覆,桂管观察使裴行立、容管经略使阳旻欲徼幸立功,争请讨之;上从之。岭南节度使孔戣屡谏曰:“此禽兽耳,但可自计利害,不足与论是非。”上不听,大发江、湖兵会容、桂二管入讨,士卒被瘴疠,死者不可胜计。安南乘之,遂杀都护。行立、戣竟无功,二管凋弊,惟所部晏然。[4](P7774) 当时韩愈在元和十五年(案:裴行立已经去世)撰有《论黄家贼事宜状》,其文曰: 臣去年贬岭外刺史,其州虽与黄家贼不相邻接,然见往来过客,并谙知岭外事。人所说至精至熟。其贼并是夷獠,亦无城郭可居。依山傍险,自称洞主。衣服言语,都不似人。寻常亦各营生,急则屯聚相保。比缘邕管经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绥怀,威又不能临制,侵欺虏缚,以致怨恨。蛮夷之性,易动难安,遂致攻劫州县,侵暴平人,或复私仇,或贪小利,或聚或散,终亦不能为事。近者征讨,本起于裴行立、阳戣。此两人者,本无远虑深谋,意在邀功求赏。亦缘见贼未屯聚之时,将谓单弱,立可摧破,争献谋计,惟恐后时。朝廷信之,遂允其请。自用兵以来,已经二年,前后所奏杀获,计不下一二万人。傥皆非虚,贼已寻尽。至今贼犹依旧,足明欺罔朝廷。邕、容两管,因此凋弊,杀伤疾患,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阳旻、行立,相继身亡,实由自邀功赏,造作兵端,人神共嫉,以致殃咎。……[5](p469) 韩愈的这篇状向朝廷和世人揭开了一个真相。黄家贼造反并非本意,是朝廷派出的官员逼反的他们,实出无奈。这样,战争的性质就完全变了,在这时韩愈笔下的裴行立就是一个无才无德的反面形象了。裴行立早年谙熟兵略,并且在多次军事行动中表现了干练的才能,但是讨伐黄家贼的目的纯粹出于一己之私,身为朝廷大员,没有社稷观念,穷兵黩武,其心可诛。因为连年讨伐,邕、容两管“十室九空,百姓怨嗟。”这确实罪莫大焉,死有余辜,所以韩愈说他“人神共嫉,以致殃咎。”这与同一年(元和十五年)所作《柳子厚墓志铭》中所言“有节概,重然诺”的裴行立形象对比多么鲜明!一个令人钦敬,一个令人切齿。究其原因,是因为两篇文章的文体与写作目的不同。 柳宗元对待讨伐黄家贼之役真实态度,我们不得而知。当时他已经处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年,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裴行立是一个欣赏自己的顶头上司,为尊者讳当是柳宗元的首选。所以,柳宗元为作《代裴中丞谢讨黄少卿贼表》,次其表又有《为裴中丞伐黄贼转牒》称扬大军摧枯拉朽之威势。未几,又有《为裴中丞奏邕管黄家贼事宜状》报捷。现在看来,文学大师的这些文章是溢美失实之辞了,如果用“不虚美,不隐恶”的标准来衡量,一代文宗的这些文章,显然是不合格的。[6] 柳宗元文集中另有与裴行立交游之文三篇,前贤已辨其伪。《代裴行立谢移镇表》,“表盖他人之文,误编在此。”[7](p406)。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八月,以蕲州刺史裴行立为安南都护。元和十二年(817),迁桂管观察使。元和十四年(819),令裴行立讨黄少卿。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庚子(这个时候柳宗元已经逝世),唐宪宗崩,闰月丙午,唐穆宗即位。是岁二月,裴行立自桂管复徙安南,前为安南经略,今复为都护。裴行立在赴任到海门镇时故去。《资治通鉴·唐记》:“(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辛未,裴行立至海门而卒。”[4](p7779)《代广南节度使举裴中丞自代表》,“此表当是(唐穆宗)长庆后广南节度使举桂中丞仲武自代,非裴中丞也。亦他人作。误录于此(柳集)。”[7](p408)《为裴令公举裴冕表》,“(唐代宗)大历四年(769)十二月戊戌,裴冕卒。八年(773),公(柳宗元)始生。当无此表。……恐此表乃其先人之作,然亦不可得而考。此决非公之文也明矣。”[7](p541) 元和十四年,裴行立有一兄长“终于京兆渭南墅。”其人讳字不可考,一生“好学未仕”。裴行立请柳宗元为其兄做铭,遂有《故处士 又,元和十四年还有一个裴氏子孙辞世。此君也是裴守真之曾孙,裴侨卿之孙,裴叔猷的长子(裴叔猷和裴伯言是亲兄弟),讳字不可考。柳宗元为作《故试大理评事 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观风似面,听辞如泣。”《哀吊》篇又云:“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柳宗元的这些吊亡之作就达到了这种艺术效果。唐朝是一个当时各种文体都达到了极致的时代,而柳宗元无疑是引领这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大师级作家。在与以裴行立为中心的裴氏交游过程中,柳宗元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记、启、表、状、铭和文等应用文,这些文体在当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里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比如“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文心雕龙·章表》)文学的实用功能在文学大师的手里表现得元气淋漓。 参考文献: [1]柳宗元集校点组. 柳宗元集(全四册)[M].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2]后晋·刘昫等撰.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3]宋·欧阳修、宋祁撰.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4]宋·司马光编著, 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标点.资治通鉴[M].北京: 中华书局,1995 [5]韩愈. 韩昌黎全集[M]. 北京: 中国书店, 1994 [6]万德敬.柳宗元与河东裴氏交游考论(一)——柳宗元与裴墐[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8(4)。 [7]柳宗元.柳河东集[M]. 北京: 中国书店, 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