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柳宗元对苏轼贬谪生活的影响

赵雅娟

（韩山师范学院潮州师范分院 广东潮州 521041）

     苏轼曾经在给朋友写的一封尺牍里讲到的：“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1]（《与程全夫十二首》之十一 ）在对苏轼全人格的形成如此重要的贬谪期间，柳宗元和陶渊明被他视为“南迁二友”，确实不能说是对于这两个诗人的比较单纯的偏爱。深入地分析和探究苏轼对于其“南迁二友”的真正的会心所在，是深入了解和探讨苏轼人格及其审美态度形成的重要机枢。

在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中，作为苏轼的“南迁二友”之一，柳宗元这样极端的被评价的人物可能很少存在。他既是作为“道济天下之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战友被宋代的士大夫们所推崇，另一方面，又因为他的追随王叔文进行的“永贞革新”的失败而遭到极大的毁谤和打击。即使他自己也不能对这些毁谤做到无动于衷。虽然柳宗元不承认自己真的有罪，认为自己只是因为“愚”才得到这样的结果。苏轼作为封建时代的典范性的士大夫代表，他对于柳宗元的看法也不能摆脱儒家知识分子的常态。他对于柳宗元的态度可以这样概括：矛盾。一方面，苏轼同柳宗元一样，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封建知识分子，他对于柳宗元的才华是深深佩服，并且受其影响比较深的。但是另一方面，苏轼在宋代的意义，在于他虽然非常的自由潇洒，同当时的道学家程颐等人极为不合。但是苏轼的自由在于他能够在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范围内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对于儒家道德及儒家从董仲舒时传下来的“天人相应”等观念是深信不疑的。所以他对于柳宗元追随王叔文进行改革，以及柳宗元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表示激烈的反对。也就是说他一方面受到柳宗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反对柳宗元思想最深刻的地方。这就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矛盾，那就是苏轼到底接受了柳宗元什么东西？而他为什么又那么推崇柳宗元呢？从现存的苏轼本人对于柳宗元的评论来看，苏轼对于柳宗元推崇最多的就是他的诗歌的艺术水平。但是，依照儒家“文如其人”的观点来看，苏轼既已认为柳宗元的人品不足一提，那么他又有什么必要推崇他的诗歌创作呢？对于中国古代人来说，人品是比个人才华还要重要的评价标准，苏轼这样一个极注重道德评价的士大夫，可以放弃这个神圣的标准独独取中柳宗元的诗歌创作吗？应该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 苏轼与柳宗元思想之异同

苏轼对于柳宗元没有一个专门的完整的评论，但我们从他的书信及序跋中可以梳理出苏轼对于柳宗元的基本态度，可以看出这两个异代的诗人是在怎样的程度上达到一致，而又在何种程度上造成分歧。从而为更准确的解读苏轼丰富的内心世界开一条新路。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到苏轼与柳宗元最大的区别在于苏轼的较为保守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苏轼的思想更趋近于被他尊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而同柳宗元有很大不同。韩愈作为中唐发起古文运动的先驱和领导者，自称他所谓的道是“周公、孔子、孟子、扬雄之道。”他也继承了从西汉董仲舒以来的儒家“天命观”思想。认为“天人相应”，天是有思想、有情感的。能够施行赏罚的人格神。而柳宗元则不这样认为。他曾专门针对韩愈的这种思想写过《天说》来同韩愈辩论。刘禹锡还写了《天论》来声援和补充他的说法。在《天说》里面，柳宗元明确提出了他对于自然界的看法，“天地，大果菰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2]（《天说》）表现出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现代看来，无疑是正确和先进的，但当时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了儒家思想的范围。作为封建时代高峰时期的代表人物——苏轼，在这点上对柳宗元的观点很不以为然，甚至对他进行激烈的批评。他曾在《与江惇礼五首》之二（黄州时期）中讲道：“向示《非国语》之论，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为书尔。所示甚善。柳子之学，大率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为不相知云云。虽多，皆此类也。此所谓小人无忌惮者，君正之大善。至于《时令》、《断刑》、《贞符》、《四维》之类皆非是，前书论之稍详。今冗迫，粗陈其略，须面见乃尽言。然迂学违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复云尔。”[3]明显表现出他对柳宗元的超出儒教传统说法的反对礼乐教化、天人感应说的反感，甚至说他是“无忌惮”小人。

在反对柳宗元的哲学观点的基础上，他也反对柳宗元的政治观点及他所参与的“永贞革新”运动。“圣人之所以能绝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无。……读柳宗元《五就桀赞》，终篇皆言伊尹往来两国之间，岂有意教诲桀而全其国耶！不然，汤之当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过而免于讨，可庶几也。能用伊尹而得志于天下，虽至愚知其不然矣。宗元意欲以此自解说其从二王之罪也。”[4]（《柳子厚论伊尹》）认为柳宗元追随王叔文、王伾进行改革是犯了悖逆的罪名。在对柳宗元文章的批判上，也是围绕政治观点的不同而得出自己的结论。比如下条材料中认为柳子厚“敢为诞妄”。“柳子厚敢为诞妄，居之不疑。吕温为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过于此者，必呱呱然。虽子产不至此，温何以得之？”[5]（《柳宗元诞妄》。“或曰柳子厚《瓶赋》拾《酒箴》而作，非也。……然子云论屈原、伍子胥、晁错之流，皆以不智讥之；而子厚以瓶为智，几于信道知命者，子云不及也。子云临忧患，颠倒失据；而子厚尤不足观。二人当有愧于斯文也耶！”[6]苏轼本人由于其比较保守的哲学观点以及政治立场，即使看到柳宗元文章中表现的思想意识是纯正的，但是还是不由分说地对柳宗元的个人品德和修养进行了相当严重的批判。这种对柳宗元的看法是历史遗留问题。除了少数极具眼光和判断力的士人，比如范仲淹以及后来的王夫之等人，但在当时很多封建文人士大夫都是这样看待的，即使是同柳宗元同时代并且同为古文复兴运动健将的韩愈，所以对于苏轼这样的见解我们只能说他还不能摆脱这种封建儒家思想的某种束缚。由于柳宗元的问题是一个引起历代文人关注的问题，所以苏轼的这种判断引起了后人的种种猜测和异议。

“徐敦立侍郎颇好谑。绍兴末，尝为予言柳子厚《非国语》之作，正由平日法《国语》为文章，看得熟，故多见其疵病，此俗所谓没前程者也。余曰：‘东坡公在岭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与陶渊明并称二友。及北归，《与钱济明书》，乃痛诋子厚《时令》、《断刑》、《四维》、《贞符》诸篇。至以为小人无忌惮者。岂亦由朝夕抽绎耶？……’”[7]（《渭南文集卷十》）此种说法，虽属戏说，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苏轼对于柳宗元作品的关注和熟悉，也说明了苏轼对于柳宗元态度方面的矛盾。一方面苏轼对柳宗元是怀着一种欣赏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在研习柳文的同时，不能接受柳宗元的一些比较激进的说法，并且出于自己比较保守的哲学政治观点，他对此不能不一吐为快。金元时期的王若虚则对苏轼的这几则评论也表示了不同意见：“柳子厚《断刑》、《时令》、《四维》、《贞符》等论，皆敷实中理，足以破千古之惑。而东坡痛非之，乃知秦、汉诸儒迂诞之病，虽苏氏亦不免也。”[8]（《滹南遗老集》卷三十）

刘克庄在他的《后村诗话前集》卷一里面对苏轼的说法也提出了异议：“吕温坐伾、文，守道、衡二州，卒于衡。柳子厚诔之曰：‘迁理于道，民服休嘉。’‘赋无吏迫，威不刑加。’又言‘二州之人哭逾月’。坡公谓温小人何以得此。然余观其集送江华毛令绝句云：‘布帛精粗任土宜，疲人识信每先期。今朝临别无他嘱。虽是蒲鞭也莫施。’太守送县令之言如此，则子厚所书非溢美矣。”[9]

总的来说，不管苏轼本人的看法是否正确，无论如何，苏轼认为柳宗元这些哲学观点是有些离经叛道的，对此表示了自己的不满。甚至于说柳宗元是“小人无忌惮者。”这正是说明了苏轼之所以不是思想家而只是文学家及儒家学派的领袖。所以柳宗元作为思想家和哲学家的一面是苏轼所拒绝接收和坚决反对的。这也影响了苏轼对于柳宗元的道德的评价。但是从哲学观点上看他们有比较严重的分歧。但这也并不说明苏轼对于柳宗元在思想背景方面的完全不认同。他对于柳宗元等人的才华和见解在某些方面还是非常佩服的，并且为他们的政治态度的选择“错误”表示遗憾。“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10]（《续欧阳子朋党论》）从另一方面讲，他们毕竟都是儒家的忠实信徒。充其量是因为他们对于儒家的认识和解读不同。在立身大节即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方面他们是一致的。这也导致了他们相似的政治挫折和生活遭遇。他们在很多方面也具有共同点。比如在儒释合流方面他们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观点。

柳宗元对于佛家的见解在其所写《送僧浩初序》中有很清楚地表述：“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奭然，不与孔子异道。”[11]这种以为儒释相通的说法与苏轼在很多场合所发表的意见一致。 “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虽贤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过而遂之，则贤人君子有时而为盗。是二法者，相反而相为用。儒与释皆然。[12]（《南华长老题名记》）而苏轼对于柳宗元的关于佛教的见解无疑也是十分欣赏的，以下两则材料均说明了这一点：

“所要写王维、刘禹锡碑，未有意思下笔。又观此二碑格力浅陋，非子厚之比也。”[13]（《与南华辩老十三首之八》，惠州）

“释者以文教，其译于中国，必托于儒之能言者，然后传远。故《大乘》诸经至《楞严》，则委曲静尽胜妙独出者，以房融笔授故也。柳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诸碑，妙绝古今，而南华今无刻石者，长老重辨师，儒释兼通，道学纯备，以谓自唐至今，颂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亮简正如子厚者。盖推本其言，与孟轲氏合。其可不使学者昼见而夜诵之。故具石请予书其文。”[14]（《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

对于柳宗元的文学才华，苏轼更是不遗余力的加以推崇，他多次在给自己家子侄的信中讲“宜熟看前后汉史及韩柳文”（《与侄孙元老四首》之二）[15]，“予读子厚《三戒》而爱之，又尝悼世之人，有妄怒而招悔，欲盖而弥彰者。游吴，得二事于海滨之人，亦似之。作《二鱼说》，非意乎续子厚者，亦聊以自警云。”[16]（《二鱼说》小序）柳宗元的文章思想同样的给了他启发，也就是说他除了对于柳宗元的一些较为激进的哲学思想表示反对外，柳宗元的文章和对社会人生的精辟见解他也是很佩服的，从而产生仿效之心。

在诗歌艺术方面，苏轼把柳宗元的诗歌同郑谷相比，“郑谷诗云：‘江上往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此村学中诗也。柳子厚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赋，不可及也已。”[17]（《书郑谷诗》）认为柳宗元是一个具有天赋的诗人，非寻常人之可比。后来更是把柳宗元的诗歌艺术与他最崇拜的陶渊明相提并论，可见苏轼对于柳宗元的其他方面是推崇备至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们在对爱国诗人屈原的评价上几乎持相同的观点。屈原对于中国士人及诗人具有极大的影响。他的《离骚》同《诗经》一样已经成为中国文学思想的一个源泉。他的诗歌里表现出来的哀婉缠绵、忧郁凄怆的风格以及后来的头将报国的举动，在后世也引起了很多争论。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责备屈原“狂狷”不能做到明哲保身，以后汉书的作者班固为代表，另一类则以《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为代表，认为其精神“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柳宗元和苏轼在对于屈原的态度上大体是保持一致的。柳宗元在贬谪的途中，曾写过好些骚体文，他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他写的《吊屈原文》热情的歌颂了屈原至死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表达了自己对于屈原的无限向往和同情，并对当时败坏的社会风气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他说：“委故都以从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视其覆坠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穷与达故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藏！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偷风之不可去兮，怀先生之可忘！”[18]而苏轼在早年所写的《屈原庙赋》里发出了几乎同样的感慨：“吾岂不能高举而远游兮，又岂不能退默而深居？独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益疏。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兮，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自子之逝今千载兮，世欲狭而难存。贤者畏饥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惟高节之不可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与。”[19]他们对于屈原的九死不悔，忠贞不渝的品质同样的赞赏和倾慕，对于那些批评屈原的人表示愤慨和鄙视。只是柳宗元当时自己处于贬谪的悲愤当中，所以其笔调更加的“蕴愤而增伤”，但是他们两个在对于屈原这种精神上面的见解是一致的，对于屈原的见解也是间接地表现了他们在对于国家民族的忠贞以及个人立身处世方面是有相似之处的。而这种对于屈原精神的共同赞赏也成为苏轼理解和欣赏柳宗元的一个思想基础。

二 苏轼与柳宗元生活遭际与态度之异同

在哲学观和政治观方面，苏轼与柳宗元具有激进与保守之别，但同样的儒学背景也使苏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和赞同柳宗元的一些观点。比如他的《论封建》，就认为：“自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皆废。”[20]在对于屈原的看法上作为诗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儒者，他们是相似的。在关于人生最终价值方面，他们也同属于货真价实的儒家思想。“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在他们的心里占据了极重要的位置。在被贬谪期间，他们虽然个人排解方式不同。但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则是一致的。在贬谪期间，他们都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贡献给了思想学术方面。柳宗元的大部分论文和文章作于在永、柳期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21]（《与李翰林建书》）苏轼也在黄州、惠州、儋州完成了他的几部关于儒家经典的注释和新解。“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舍弟已了却《春秋》、《诗》。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22]（《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二十一）不能不说是“异代而同心”。而决定他们生活态度的出发点却是非常不同的。柳宗元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他虽然信仰佛教，但是主要兴趣在于佛教精神的理论系统。苏轼喜欢佛教，则主要得益于他的自我解脱，取其实用性。在中国传统的由道家演化而来的道教的追求养生方面，他们几乎就是完全持相反的态度了。苏轼自贬到黄州之后，就开始把一部分注意力转到这个方面，在他致别人的书信中，有向人求药的，也又向人介绍养生之法的，也有向人馈赠药物，还自己炼丹，服食朱砂的事也是有的。但柳宗元出于自己坚定的唯物主义信仰，不但自己不相信这类养生之法，（见《与李睦州论服气书》）而且拒绝别人分给他的药物（见《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认为这个有害无益。这不能不说是他们之间较大的区别的。也就是说，柳宗元是一个极为注重实践和现实的人物。他对于生活采取了一种在当时来说称得上科学的态度。不相信这些虚无缥缈不得验证的东西。而苏轼在起初又何尝信，只是贬谪之后，为了保存实力所作的一种可以一试的努力吧。总而言之，苏轼不像柳宗元那样严格。他对生活进行了一番审美观照，使生活在有限的条件下变得更为美好。同苏轼相比，柳宗元显然在个人生活方面有些自苦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苏轼不具有柳宗元这样坚定的唯物主义思想，在有些方面他是比较守旧的，这也就是他与柳宗元产生分歧的地方。

苏轼同柳宗元最大的不同也许就在于对于自己遭遇的不同处理态度了。这里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原因。从社会原因方面讲，苏轼处在一个儒教中兴的时期，那时的儒生最注重的就是内心的修养。所谓“道学”在当时已经有相当大的市场了。苏轼自己便是其中一派“蜀学”的代表人物。在这种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下，苏轼在自己遇到挫折之际，当然就会说出“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穷困便相於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为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义，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义尔。兄虽怀坎凛于时，遇事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23]（《与李公择十七首之第十一》在黄州）这样的话来。而柳宗元则不然，他一直生活在悲戚当中，他虽然没有完全颓唐，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了著述上面，但他所作的诗总是露出悲戚之感，抱怨命运的不公，嗟叹自己生活的不幸。这也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虽然柳宗元没有像苏轼那样直接面对牢狱之灾，但是他被贬之后的条件和遭遇显然要比苏轼险恶一些。

首先，永州更为偏远。更由于柳宗元的政治事件的牵连程度及在当时的影响之大，使得他的友人们竟然在几年之内不敢和他联系。这给本来心灵就饱受打击的柳宗元带来了更大的心灵创伤。还有由于他所参加的政治集团在当时所受到的直接是皇帝的反对和压制，这对于柳宗元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柳宗元恐怕是轻松不起来的了。在思想方面，柳宗元虽然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儒家信徒，但是他事实上是一个杂取众家之长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冲破了儒家的束缚，得到新的发展。而对于宋代儒学家们影响甚大的跟他同时的韩愈的道统说也许那时还没有提出来，所以儒家的那一套注重内在修养、内在超越的思想体系并没有对他产生影响。他是在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时代成长的诗人。他拥有自己的比较独特的心路历程，所以他的生活遭际也许与苏轼有相同之处，但他们在对待这种生活的态度方面显然有比较大的不同。苏轼由自己的遭遇联想到柳宗元，他从柳宗元的诗歌中得到一种安慰。但是他并不打算像柳宗元那样长期的悲观和怨愤。那也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社会思想背景。这不妨碍苏轼在精神世界的层面接受和欣赏柳宗元的诗歌和其他的艺术作品。

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事实是一个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使自己离开地球，也就是说，苏轼作为封建文化达到最高峰的宋代著名的文人士大夫，他不可能脱离自己所处的社会思想背景，而进行更加超前和深刻的思考。但是他凭借自己诗人的直觉，感受到了柳宗元的深刻。也就是说，他不能抵制柳宗元思想的深邃和犀利，他从智慧和情感的角度承认了柳宗元的伟大。传统的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轼，使他不能超出众目。从这个角度讲，柳宗元是个哲学家、思想家，而苏轼，是一个生活上的智者。柳宗元拥有极具穿透力的思想，却没有苏轼解脱自己的智慧。而苏轼，具有这种智慧，但却没有摆脱桎梏，深入思考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苏轼也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和标准。

三  苏轼对柳宗元的独特领会

对于大部分苏轼的读者和仰慕者而言，苏轼本来就是那种既潇洒出尘而又关心民间疾苦，既出世而又爱人的伟大而不可企及的形象。但是作为一个性格独特、情感丰富的诗人，我们必须承认，苏轼之所以成为苏轼，黄州、惠州以及儋州之贬起着重要的思想催化剂作用。也就是在这个重要时期，他开始更加专注地接触柳宗元和陶渊明。

对于柳宗元，很多批评家认为他是一个最接近屈原的诗人。严羽曾在《沧浪诗话》里讲到：“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当代著名的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把柳宗元作为继承屈骚传统的代表。这些是不言自明的。他的诗歌虽然语言平淡，但是情韵悠长，情景交融，总是弥漫着一种忧伤迷离，无法消除的凄清愁苦，然而又是极有气骨和格调的。这点是苏轼也看到了的。“柳子厚南迁后诗，清劲纡馀。”[24]（《书柳子厚〈南涧〉诗》）他的这种诗歌的风格事实上正反映了柳宗元的性格和人生观。情景交融到了他把自己个人的生活同自己的事业人生太过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婉转缠绵，一往情深，无法解脱。苏轼在评价柳宗元时，从艺术风格上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25]（《书黄子思诗集后》）这里的至味是什么呢？苏轼却没有说。但是从苏轼在黄州所写的诗歌《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以及词《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中所流露的心境和清空的意境可以看出受到柳宗元在永州所写的《自衡阳移桂十余本植零陵所住精舍》以及《湘岸移木芙蓉植龙兴精舍》的影响，这也许也是苏轼对柳宗元诗中至味的一种理解吧。苏轼在“少年得志”之时遭受“忠而被谤”之屈，其内心不可能是一如既往的平静，正如他自己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所写：“处患难中不戚戚，只是愚人无心肝尔，与鹿豕木石何异！所谓道者，何曾梦见。”[26]（《与赵晦之四首》之三，黄州）

在这种情况下，柳诗走进了他的阅读视野，也同时走进了他的心灵世界。但是，他不能明目张胆的对柳诗的内容加以赞扬，在那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他只能借柳诗对自己的不幸的遭遇进行一种“同病相怜”的排遣。柳宗元的那种少年锐气，那种执着缠绵如同屈原一般“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情怀，在苏轼那里也得到了共鸣。

苏轼是从柳宗元的内在的激愤悲楚走向了陶渊明的表面的超脱。苏轼本人的个性有一个蜕变的过程。他的悲剧命运的开场甚至比柳宗元还突兀，但是大体的结局是相同的。他经历了“乌台诗案”之后开始同柳宗元的思想状态比较接近了。在他给友人的书信中，他总结了自己得罪的原因：“愚闇刚褊，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与刘宜翁使君书》）这同柳宗元对自己的反思没什么两样。“宗元曩者齿少心锐，径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以陷于大厄，穷踬殒坠，废为孤囚。”（《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柳宗元是少年得志，也就早受挫折。苏轼则比柳宗元大概晚了十年左右。

在黄州时期，他自己也把自己所犯的错误同柳宗元相提并论。“示及书图，览之愧汗，不惟犯孟子、柳宗元之禁，又使多言者得造风波，甚非相爱之道也。”[27]（《与杜子师四首之第一》黄州）可见柳宗元在此时的作者心目中，已是同自己相当接近的难友了。

在贬谪的路途上，他们甚至走着一条道，所以也就看着同样的景物。同样的柳宗元的吟咏沿途景物时的心境和状态，被苏轼由他的诗歌再一次的温习。“仆自东武适文登，并海行数日，道傍诸峰，真若剑铓。诵柳子厚诗，知海山多尔耶？子柳子云：‘海上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人肠。若为化作身千亿，遍上峰头望故乡。’”[28]（《书柳子厚诗》）这难道不可以看成是离家乡和亲人越来越远的苏轼内心的痛苦的悲鸣么？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柳宗元的诗歌被苏轼全面的发掘和欣赏了。他从他的内心走向他诗歌的美学，当然因为苏轼是一个诗人，面对一个与他心灵相通、境遇相似的诗人所描述的类似的景物和状态，他不可能无动于衷。这样的结果就是柳宗元诗歌的重新被发现。而且苏轼还将柳宗元的风格嫁接到了陶渊明的诗歌之树上。“柳子厚诗云：‘鹤鸣楚山静。’又云：‘隐忧倦永夜。’东坡曰：子厚此诗，远出灵运上。”甚至是他的诗歌的技巧，又“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知诗病者也。”[29]（《题柳子厚诗》） “元符已卯闰九月，琼士姜君来儋耳，日与予相从。至庚辰三月乃归，无以赠行，书柳子厚《饮酒》、《读书》二诗以见别意。子归，吾无以遣，独此二事，日相与往还耳。”[30](书柳子厚诗后)）

苏轼曾在自己早年所作的《屈原塔》诗作及《屈原庙赋》中对屈原的最后选择表示同情和肯定。但是，苏轼毕竟是苏轼，他同柳宗元具有不同的性格，处于不同社会政治环境之下，他的儒释道杂糅的文化观念以及通脱的性情使他慢慢得以从自伤自艾中摆脱出来。反而对于柳宗元的始终无法摆脱的忧伤苦闷表示不解。“柳仪曺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盖妙绝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与蝼蚁，同尽归丘墟。’仪曺何忧之深也。”[31]（《东坡题跋》卷2）当然，这也就是他与柳诗最终“分道扬镳”的契机所在了。但是柳宗元精神中所包含的屈骚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始终存留在苏轼的精神世界里，使苏轼丰富的诗人情怀更多了一份对生活的执着，他用这种执着去爱和关怀整个世界和人生。

参考文献：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华书局1999年7月

吴文治编《柳宗元卷》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10月

王安国笺释，唐柳宗元著《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