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柳子文化，高扬中正之气

杨荧郁

（湖南省永州五中  湖南永州 425100）

柳宗元，是我国古代社会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所以，后世人们景仰他、学习他、研究他。尤其是到了当代，对柳宗元的研究，可以说是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热潮。面对其研究的热潮，笔者在反复地思考：我们今天研究柳宗元，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借鉴他的治国方略？柳宗元并没有主宰过乾坤朝代呀，并且今天的这些研究者们也都不是什么主宰乾坤朝代的人呀！是为了学习其文章的写作技巧？文章写得好、写得多又有什么用呢？这个花花世界有几个俊男亮女去读你那些跛文章呢？余此等等，想了很多很多。其实，柳宗元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我们今天研究柳宗元，主要的应当是担负起传承柳子文化的义务，高扬出柳子身上那种特有的“中正之气”！不管你的身份如何，也不管你在做何种工作，只有这样，对柳宗元的研究才有现实意义。

横览一遍《柳河东集》，纵观柳子毕生所为，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称道：柳宗元周身上下充满了一种“中正之气”。这种“中正之气”在当时那种“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仇敌”（《寄京兆许孟容书》）的社会环境里，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早年，柳宗元“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想到和选择的是一条“中正”之路。有人说，柳宗元读书能到朝廷做官，这样的“中正”之路谁不愿意去走？诸君注意：这是他“学而优”的结果，是经过严格考试“考”出来的。他没有像今天的某些官员那样给其上级送过礼！并且他的做官“不以是取名誉”，更不以是去捞钱，而是“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又有人说，柳宗元的所谓“辅时及物”，“辅”的不过是封建统治制度的“时”、“及”的不过是贵族地主阶级的“物”，难道也能称之为“中正”吗？不错，柳子的“辅时及物”的确不符合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政治要求和方向。但我们是唯物论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他的“辅时及物”未尝不符合“中正”之标准。因为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可能要求一个处于千多年前在孔孟儒家正统思想统治下的封建士大夫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而喊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 “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来。

柳宗元确有才华，也很幸运，他28岁便做到了蓝田县尉，30岁便任监察御史里行，32岁便升为礼部员外郎。随着“官运的亨通”，他的志向更大，“中正之气”也更浓烈。他说，平生“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礼部员外郎的任上，他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并实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如取缔劫掠民财的“宫市”和“五坊小儿”，免除除正税之外的苛捐杂税，把长期被藩镇垄断的盐铁转运大权收归中央，并试图接管宦官兵权，等等。柳子等人的这些新政与我们现在某些官员一到任就大兴土木，打着“开发”“搞活”的旗号，以抓经济建设为名大肆收受钱财，只管捞好处的腐败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令人痛心的是，正当柳子等人这些“急生民之困”的举措得到普遍推行的时候，手握实权的宦官们和藩镇势力联合起来把王叔文集团的革新力量打垮了。柳宗元的人生悲剧也就从此开始。

柳宗元在三十三岁那年，“以愚触罪，谪潇水上”（《愚溪诗序》）。来到当时的蛮荒之地“南夷”永州之后，他身心“不合于俗”。常常“行歌坐钓”，自比“谪龙”，依然守望着一个“正”字。在“南夷”，在贬所，他虽然也有“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里云间翔”（《笼鹰词》）的希冀，虽然也给关心他的官僚写过“陈情书”之类的书简如《与萧翰林俯书》，但他决不忏悔自己有什么罪过，更不像当时的某些同僚那样为谋求新职而厚颜无耻地多次《上宰相书》向皇帝请罪乞怜，而是执着地以对“圣人之道”的忠诚和对“生人之患”的关心来要求自己，“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与杨京兆凭书》），或“断往古，明圣法”（《与顾十郎书》），或“长吟哀歌，舒泄幽郁”（《上李中丞献所著文启》），更加高扬起一种“不能摧折”的“中正之气”！

茫茫宇宙，只有“正气”才是天地万物之灵魂，只有“中正”才是人类文明之精髓。这是真理。这真理早已被柳宗元所掌握。所以，不管身处何种环境，柳宗元首先所想到的就是要像历代前贤如屈原、司马迁等人那样去坚守它，秉承它，并把它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为此，他 “中之正不惑于外”，“秉其正以抗于世”（《与杨诲之书》）。毕生都表现出了一种勤勤勉勉努力探索、不懈战斗的严正态度。特别值得称道的是——

（一）他敢于怒斥唯心主义的“有神论”。当时，处世圆滑的一些学者文人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出发，提出了“天”有意志，“天”可以对人类“赏功而罚祸”。柳宗元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天地等物本是一种客观存在，并无什么意志。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疏、痈痔、草木也。”（《天说》）并且还指出，“天”是无法对人类实行赏罚的。说：“天地，大果疏也；元气，大痔痈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何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同上）因此，柳宗元明确地提出了天和人“各不相预（干涉）”的观点，说：“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究之矣。”（《答刘禹锡天论书》）这就是说，自然界的生长繁殖和年成的凶歉丰裕以及社会的治乱等，都是自有其规律的。谁也干涉不了谁。如此等等。为了批驳横行当时的“天人感应”邪说，为了说明宇宙的本源，为了说明宇宙的无限性，也为了说明自然界的发展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诸问题，柳宗元根据当时的科学知识撰写了《天说》《天对》《天爵论》《时令论上》《断刑论下》《非国语•三川震》《蜡说》等等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从多个角度和不同层面深刻地阐述了他的“无神论”思想，既继承了王充“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又抨击了当时所谓“君权神授”的唯心主义“天人感应”论。在此，我们除了敬佩柳宗元的学识、胆量和“中正之气”之外，也对当代某些趋炎附势、看风使舵而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采取不闻不问之态度的“清高”者们嗤之以鼻！

为了彻底砸毁当时思想上“君权神授”的邪说，柳宗元还专门作《贞符》一文。文章以西汉大儒董仲舒等人“推古瑞物以配受命”的说法为对象，尖锐地批判了“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谬论。他断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并无什么“赏功罚祸”的天意存在其间。他甚至满怀激情地喝道：“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其矛头直指当朝的最高统治者。当时，唐宪宗初即帝位，他喊出这样的话来真可谓石破天惊！柳宗元是在以一种横扫一切唯心主义的大无畏气概蔑视一切迷信思想。对于那些以宗教迷信作掩饰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观点和作法，他都要予以无情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在此，我们感到，柳宗元骨子里的那些“中正之气”已经形成了一种最难得和最宝贵的精神和品格！

（二）他敢于批判韩愈贪生怕死的“史道观”。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冠之帅。”是一个“浩然而独存者。”（苏轼《韩文公庙碑》）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领，是“古文运动”的直接发起人。可以说，没有韩愈的直接发起和努力实践，就没有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及其成就。而柳宗元则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响应者和大力支持者。应该说他们是两个难得的志同道合的人。既然是志同道合，两个人在思想上就应该不会出现较大的分歧。即使有一点分歧，也应该能够互相包容。但是，作为满怀“中正之气”的柳宗元，眼睛里是掺不下半粒沙子的。元和八年，韩愈被调为国史馆修撰，曾作《答刘秀才论史书》，认为写历史的人“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因此不敢尽史官的“直道”之职。柳宗元知道后，他马上作《与韩愈论史官书》，对韩愈的看法严加指责。批评韩愈由于利欲熏心而产生的提心吊胆，说“居其位”就应该要“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并对韩愈提出的一系列历史人物如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左丘明等，逐一指出他们或“天刑”或“人祸”与其“直道”并无联系。其语气之坚挺，无不令朋友觉得羞怯；其感情之沉痛，无不令读者产生共鸣。为了承传太史公的“直道”精神，柳宗元还为统治阶级开明人物段秀实立传，传这位历史人物“坚持正义、同情人民和清廉耿介”的事迹和品格。并再撰《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相呈，希望他能够继承司马迁的“史道”，认真撰史，切勿“苟过时日”。其“中正之气”溢于言表。

（三）他敢于坚持“对事不对人”的处世原则。柳宗元既批驳当时一些学者文人的唯心主义谬论，又指责朋友韩愈的贪生怕死，是否说明柳宗元就是一个不讲友谊的人了？非也！该讲友谊处他还是最讲友谊的。例如，元和十年，也就是柳宗元等人第二次被贬时，他得知自己被贬至柳州，而刘禹锡被远谪播州（今贵州遵义）。柳宗元觉得当时的“播州”太偏远太荒漠。哭着说：“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于是，“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幸而“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事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是韩愈，一个是刘禹锡。两个人都是柳宗元的好朋友。好朋友又要怎么样？你韩愈贪生怕死有虚荣心，我照样要予以批评、指责和揭露；他刘梦得穷愁失意有困难，我也是要去关心、援助和呵护的。柳宗元就是这样一个“愚拙耿直”方正不阿的士大夫，他满怀“中正之气”，为人处世秉持着一条“对事不对人”的根本原则。对比今天某些为了个人前程和利益，见利忘义，既做师公又做鬼，拉帮结派，甚至不择手段只顾踩在同志身上往上爬的所谓官员，我们在深恶痛绝之时，对柳宗元的为人更加钦佩！

（四）他带头践行和发扬“为文以明道”的文章传统。“文以明道”本是秦汉散文的基本方法，也是古代文章的优良传统。但到了六朝，这些原则和传统却被内容空虚的骈辞丽句所淹没。为了恢复、传承和发扬秦汉文章的基本方法和传统，发挥文章固有的作用，柳宗元在为文的题材取舍和立意构思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未尝敢以轻心掉之”。（《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以人物传记为例，其取材都为封建社会里一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物，《种树郭橐驼传》传的是植树造林的人；《梓人传》传的是做木工的人；《宋清传》传的是卖药商人；《李赤传》传的是江湖浪人；《河间传》传的是“淫妇人”；《童区寄传》传的是放牛娃，等等。这些传记言近旨远，它通过对下层人物的记述和特写，反映了中唐时代广大人民的苦难生活，揭露了尖锐的阶级矛盾，也寄寓着作者的忧心如焚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从而更加高扬了他所怀抱的“中正之气”！当代的某些“作家”们，只知道一味地拍马屁，专门去采访和报道那些所谓的影视名人、部门领导和高官厚禄者。读一读柳宗元，不觉得自己的灵魂有点扭曲了吗？

此外，他揭露上层社会某些求官者“交贵势”“走高门”的卑鄙行径，如《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序》。他鞭挞和讽刺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如《三戒》《罴说》和《蝜蝂传》等。为“利安元元”，他不仅提出了“为吏者，人役也”的口号（《送宁国范明府诗序》），还呼吁建立“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的“公天下”（《封建论》）。作为文人，他还对当时“为文之士，多渔猎前作”的恶劣作风给予了严厉的谴责（《与友人论为文书》）。所有这些，无不表现出柳子毕生“秉正抗世”的“中正之气”，也揭示出了柳子文章之所以备受后世推重，以至“登文章之箓”永远“垂声”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就是：他的文章基本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

为了高扬“中正之气”，柳宗元曾经发誓说：“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摒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多么坚定的“中正”之志啊，闻之令人肃然起敬！为了高扬“中正之气”，柳宗元毕生都在“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序》）他在柳州刺史任上千方百计赎归“人质”的举措，就是一种“遇行尧舜孔子之道”的光辉实践。从而更加真切地表现出了这位封建士大夫全心全意报效社会的赤子情怀。

古往今来，宇宙为什么常变常新？因为有正气在。所以，我们人类，只有高扬正气，才能发展、繁荣；只有秉承正道，才能进步、和谐！

为了称颂人间的“中正之气”，柳宗元曾以“托物言志”的方法写了一篇《永字八法颂》，他以字写人，希望世人各自严格要求，公正无私，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就像写正楷书法那样按规则把一笔一画写正写好。如果我们生人都照此去做，那么，不仅能打造出个人“中正”完美的形象，更能打造出全社会“中正”“和谐”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