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宗元的理想“美政”

何生风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永州 425100）

一

被贬永州十年，柳宗元如果只是在孤寂忧愁中苦苦地等待北上的诏书，如果只用文字书写自己心中的哀伤、苦闷、超脱、坚忍，那么，柳宗元就只是一个平凡的贬官而已，千百年来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后人去欣赏和研究他。柳宗元之所以成为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人（据中国书友会、人民网文化频道和搜狐网读书频道共同主办的2007年度“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中文作家”评选活动的结果显示，柳宗元排行高居第七位），是同他在江湖中始终不忘对心中理想的追求——“身在江湖之上，而心系象阙之下”，“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分不开的。柳宗元超越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道德观念，无论在什么的情况下，都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用文章去描绘一个理想的“美政”，充分地表现了一个文人、一个知识分子最优秀的品质。

对于远离政坛的柳宗元来说，他的忧国忧民的理想也许只是一种梦想，这一理想虽然在中唐社会无法实现，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什么呢？柳宗元有从高官沦为江湖谪臣的遭遇，对政治和社会有全面的了解；永州十年有官无职的生活，让他有足够的时间专心思考问题；酷爱读书，让他通晓诸子百家学问；勤于思考，促使他对问题探根寻底；忧国忧民，让他的思想超越时空的局限。“美政”理想，是柳宗元在江湖生活中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是我们把握柳宗元的关键。

永州十年，柳宗元获得了相对自由的空间，除了偶尔例行公事参加一些衙门活动外，基本上是过着闲云野鹤般的日子。这种非官非民的生活让他的身份产生了位移，从长安到永州，他从一位御用文人转而成为了一位自由知识分子，或者说从一位革新能臣转变为一位江湖文人。尽管柳宗元主观上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总想表白自己始终是朝廷的官员，但客观现实却让他游离在政坛之外，成为一名旁观者。我们必须看到，这种身份的位移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不需要再按照别人的旨意写作，可以相对自由地表白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笔者在研究柳宗元的作品及对后世的影响时，时常感到他同封建社会那些一般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是什么呢？封建社会中一般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是以宣扬儒家正统思想为己任，虽然不乏有人对现实弊端进行大胆的揭露与批判，但都不会越过儒家正统思想的雷池。而柳宗元不仅在作品中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更重要的是他能够站在时代的高点，以一个旁观者的清醒头脑和敏锐目光纵横捭阖，力图描绘一个理想中的和谐社会，其思想内涵超越了时代和儒家思想的局限。近代学者林纾评价说：“柳柳州见解，可云前无古人。”毛泽东评价过：“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做了这么一篇。”笔者以为柳宗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名伟大的自由知识分子。从这一角度去审视柳宗元，更能够看出他独有的魅力。

那么，他的“美政”理想是什么呢？笔者反复研读柳宗元的文集，认为“和”与“中”是贯穿在柳宗元文章中的思想，是他追求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柳文不甚言道，而重言中”（章士钊《柳文指要》）。例如；

凡圣人之所以为经纪、为名物，无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尔。是故立之君臣、衣裳、舆马、章绶之数，会朝、表着、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则又示之典命、书制、符玺、奏复之文，参伍、殷辅、陪台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则又劝之以爵禄、庆赏之美，惩之以黜远、鞭扑、梏拲，斩杀之惨，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经兮，而无有失道者，和之至也。

——《守道论》

在柳宗元眼中，“道”是一种外在形式，“和”才是他追求的最终目标。关于“和”这一概念，柳宗元用了“中”、“大中”、“中道”、“中庸”、“当”、“时中”、“大中之道”等许多词语予以表达，据章士钊先生统计，这样的说法有39种之多，而出现的次数就更多了。

“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人之道，吾未信也。”

“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时令论》）

“当也者，大中之道也”（《断刑论》）

“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获是而中，虽不至于耆老，其道寿矣。”（《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非国语•序》）

“和则仁之质，戒则义之实”（《晋问》）

那么，柳宗元极力宣扬的“和”与“中”的思想的涵义是什么呢？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柳宗元用形象的笔法演绎了“和”的涵义：

有问之，对曰：“橐鸵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雠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柳宗元用“木”代表自然与社会中的万物，用“顺天”、“致性”解释了“和”的涵义。“顺天”就是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能凭主观意愿办事；“致性”就是要让每个主体得体自由的发展，不能让外力强加其身。柳宗元敏锐地批评了“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的现实情况。

那么，柳宗元极力宣扬“顺天致性”的“和”的思想的目的是什么呢？最根本的就是要让天下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过上自由而康乐的生活。在柳宗元之前，从没有哪一个文人象他这样“以人为本”，把天下的百姓生存和发展愿望当作他们的一种不可剥夺也无法剥夺的权力。

在柳宗元之前，孟子是“民本”思想的集大?烧撸�他�?“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对后世的“民本”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柳宗元也是受孟子思想启发的，但柳宗元进一步发展了孟子的思想。孟子是站在统治这者的立场上阐述问题的，“民”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必须严格按照统治者的意图进行管理，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为贵”是统治者应该树立的一种观念，“民为贵”就是统治者要将“民”摆在“贵”的位置上，“民安则国安，本固则邦宁。”柳宗元主张的“和”则是站在“民”的立场上阐述问题的，强调“民”是独立的主体：

“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

———《时令论》

这就是说一切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就是要“顺天致性”，从而达到“和”的目标。

二

柳宗元“和”的思想主要包括天人和谐、官民和谐与自我和谐三个大的方面。

天人和谐是柳宗元“和”的思想的基础和依据。不少柳宗元研究者认为柳宗元是一个无神论者，将“天人不相预”作为柳宗元的重要哲学思想，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柳宗元思想中“天人和谐”的主张。那么，既说柳宗元主张“天人不相预”，又说他主张“天人和谐”，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其实不然。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高的命题，是形成各种哲学思想流派的基础。历史上关于“天人”关系的争论相当复杂，其原因主要是对天的含义的理解存在分歧。“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有双重含义：一是有意志、人格化的‘天’，其实也就是上帝，其意志即为‘天命’；二是无意志、非人格化的‘天’，其实就是大自然”（金开诚《中华传统文化的四个重要思想及其古为今用》）。

正是因为如此，柳宗元的思想中也就有了“天人不相预”和“天人和谐”两种观点并存的情况。“天人相预”中的“天”是人格化的对象，是历代唯心主义者别有用心虚构杜撰出来的，是柳宗元批判的对象；“天人和谐”中的“天”则是客观实在，是人类生存的载体，是柳宗元景仰的对象。因此，“顺天命”与“顺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柳宗元主张“顺天”而反对“顺天命”，两者的区别是非常严格的。现在很多谈论“天人”关系的文章没有把“天”的两重含义说清楚，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混乱。

柳宗元的“天人和谐”思想包括三层含义：

其一，“天”是一个没有意识和感知的自营自成的“造物者”；

其二，“人”是不受“天”主宰的自由生命；

其三，“人”和“天”是不可分开的，两者的关系是“人”必须“顺天”、“合天”。

柳宗元论证了“天”是按照自身内在规律发展变化的，坚决否定了唯心主义者极力披在“天”身上的神秘色彩，从而为“天人和谐”的观点提供了依据。如果认为“天”是有意识的，“人”就只能成为“天”的奴隶，那么，“人”就失去了所有的自由，也就没有“天人和谐”的可能。“天意”永远都是一个虚妄的概念，是可以任人杜撰附会的，因此，只有先承认“天人不相预”，否定掉有意志、人格化的“天”和天意，那么，才能实现人与客观的天（大自然）之间的“天人和谐”。

在柳宗元眼中，“天”是自然的，“人”是自由的，但两者并非割离的。“天”和“人”是时刻联系在一起的整体，“人”是不能脱离“天”而存在的，“人”可以不相信“天命”，但“人”必须遵循“天”的自然规律——天道。因此，“人”必须和自然的“天”保持和谐，“人”只能适应“天”，并按照它的规律生活：

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径术，相土宜，无聚大众；季春利堤防，达沟渎，止田猎，备蚕器，合牛马，百工无悖于时。孟春无起土功，无发大众，劝农勉人；仲夏班马政，聚百药；季夏行水杀草，粪田畴，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纳材苇，仲秋劝人种麦，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举五谷之要，合秩刍，养牺牲，趋人收敛，务蓄菜，伐薪为炭。孟冬筑城郭，穿宝窖，修囷仓，谨盖藏，劳农以休息之，收水泽之赋；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讲武，习射御，出五谷种，计耦耕，具田器，合诸侯，制百徭轻重之法，贡职之数。斯固俟时而行之，所谓敬授人时者也。

———《时令论》

柳宗元认为“天时”是不可改变的，“人”只能“俟时而行之”。在《断刑论》中又说：

“果以为天时之可得顺，大和之可得致，则全吾道而得之矣。”

意思就是只有“顺天”，才能“大和”。

柳宗元不相信“天命”的存在，但他对客观的“天”是十分敬畏的，他认为“人”改变不了“天”，因而必须以虔诚之心对待“天”。在永州，他写下了《舜庙祈晴文》和《雷塘祷雨文》等祭神、祭天的文章。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于虞帝之神。帝入大麓，雷雨不迷。帝在璇玑，七政以齐。至德神化，后谁与稽？勤事南巡，祀典以跻，此焉告终，宜福遗黎。庙貌如在，精诚不暌。

———《舜庙祈晴文》

惟神之居，为坎为雷，专此二象，宅于岩隈。风马云车，肃焉徘徊，能泽地产，以祛人灾。神惟智知，我以诚往。

———《雷塘祷雨文》

以上文字并不是柳宗元否定自己反“天命”的思想，而是面对威严的大自然代表老百姓表达的一种心愿，正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柳宗元的观点：“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柳宗元认为只有“天顺”，才能“人和”。

三

官民和谐是柳宗元“和”的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对后世最有启发意义的。柳宗元的政治思想是柳学研究者研究最多的问题，绝大多数的观点是将“民本”思想当作柳宗元的政治理想。笔者认为，仅用“民本”思想概括柳宗元的政治思想不够精当，“民本”是柳宗元政治思想的基础，“官民和谐”才是他追求的政治理想。柳宗元的官民和谐思想包括皇权与社会和谐，官吏与百姓和谐两个方面。

皇权与社会的和谐，是封建社会官民和谐的根本，柳宗元在《贞符》和《梓人传》中系统全面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贞符》中，柳宗元论述了合乎正道的皇权符瑞——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文章在序言部分坚决否定了董仲舒之流“推古瑞物以配受命”的观点，表达了即使是皇帝也是同一般平民一样“天人不相预”；在正文部分，柳宗元论证了皇权必须适应社会的现实，顺应生民的需要，这样皇权才能得以保证。皇权的稳固取决于皇权与社会和谐，而皇权与社会和谐最重要的就是皇上与朝廷必须以德立国，以德治国，就是要得到天下百姓的诚服，如此皇权才能“不震不危”，而且皇权的延续也在于德：

“德昭者嗣，德怠者夺”

“非德不树”

“贞哉！惟兹德实受命之符”

那么，以德治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柳宗元在结束部分认为就是让天下形成和谐的社会，这样才能让皇权“人之戴唐，永永无穷”。

《梓人传》是柳宗元用文学手法系统而形象地表现朝廷皇权如何与天下和谐的文章，文章的寓意十分深刻，中心论点就是如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柳宗元认为首先是要分工明确，“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其次是天下人各司其职，“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最后也是柳宗元这篇文章独到的见解，就是人主（彼主）不能随心所欲管理国家，必须与百官和百姓（梓人）保持一致，上下和谐，否则就会“栋挠屋坏”。

官吏与百姓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具体的表现，是社会和谐最普遍的问题。柳宗元认为官民关系必须是一种和谐关系，绝不能将“官”的意志强加于“民”的身上，这是柳宗元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第一个超越，他在《种树郭橐驼传》一文中形象地论述了这一问题。

为“官”、“民”准确定位是实现官民和谐的前提，柳宗元提出了“吏为民役”的新见解，这是他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第二个超越。历史上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不少，荀况在《大略》中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礼记》中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慎子在《威德》中说：“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凡此种种，这些观点所论述的官民关系都是一种官主民，民从官的关系，“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荀悦《申鉴杂言》）。柳宗元则颠覆了这些传统观点，将“民”的地位上升到主人位置，将“吏”的身份降格为仆役，“主人”有黜罚“仆人”的权力，这才是彻底的民本主义思想。

在摆正官民位置关系基础上，柳宗元进一步提出“民”应该具有自由发展的权力，这就是“民自利”思想，这是柳宗元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第三个超越。在《晋问》一文中，柳宗元认为传统的“利民”这一民本思想不是真正地为老百姓着想，只有实现“民利”才是理想的政治思想。“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即由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为自己谋求利益。柳宗元认为“利民”者是“彼霸者之为心也，引大利以自向，而搂他人之力以自为固，而民乃后焉”，就是说“利民”者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利益放在后面的。而主张“民利”者则是“有无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恬而愉”，就是说“民利”是将老百姓的“恬”、“愉”放在第一位的。

柳宗元对传统民本思想的三个超越是他“美政”思想的精华，这一思想的实质是实现“官民和谐”，它揭示了官民关系的实质。这一思想在封建社会虽然是无法实现的，但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这一思想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以人为本”，“无忘生人之患”的博爱情怀，章士钊先生在《柳文指要》中说：柳宗元“取唯民主义以为政本，一切轻君而重民”。

四

自我和谐是柳宗元“中”“和”思想中非常重要的组成内容。柳宗元的自我和谐思想是他从自己一生曲折经历中感悟出来的，是他在永州十年自我反省的结果。

柳宗元对自我和谐的认识是建立在儒家所提倡的“中庸”思想的基础上的，中庸是儒家学者自我修养的目标。然而，实现中庸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如何才能使自己达到中庸呢？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儒家的一些经典用圣人的标准去阐释中庸，因此，一般的人感到是可望不可即的。柳宗元则将这一问题平民化、现实化，他认为要实现自我和谐（中庸）应该从三个方面努力：

一是在思想上应该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

二是在处世上应刚以柔通，外圆内方；

三是在人性上应不乘物以逞、贪婪奸诈。

柳宗元认为各家学说都有可取之处，兼收并蓄才能不断完善自己，才能为自我和谐创造条件。柳宗元这一思想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柳宗元始终把自己当作儒家弟子：

“好求尧、舜、孔子之道惟恐不得”，“遇行尧、舜、孔子之道惟恐不慊”（《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

“延孔子之光烛于后来”（《答贡士元公谨论仕进书》），

可以看出他对儒家学说十分虔诚和崇拜，但他是中唐以前第一个冲破了门户之见，对其它学说都予以了公正的评价的人：

“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皆有以佐世。”

“余观老子，亦孔子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

———《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易道。”

———《送僧浩初序》

“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太史公以着其洁。”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

———《与杨京兆凭书》

“务先穷昔人之书，有不可者而后革之，则大善。谨之勿遽。”

———《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

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是柳宗元身体力行的事情，在各种学说中，柳宗元对佛教学说最感兴趣，并将之融入自己的“和”的思想中。章士钊说：“大中者，为子厚说教之关目语，儒释相通，斯为奥妙。”对各家学说的兼收并蓄，使柳宗元“和”的思想更为丰富。柳宗元认为只有“立大中”，才能“去大惑”，而要“立大中”，就必须对各家学说“积于中，得于诚”（《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然后从这些学说中“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斜”（《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这样才能达到内心的自我和谐。

处世上主张刚以柔通，外圆内方，是柳宗元从自己痛苦经历中得出的切身感受，也是他对实现自我和谐提出的最具体的修养方法。在长安时，柳宗元和刘禹锡等革新家，满怀“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的理想，一心一意为国为民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这些改革新锐却显得恃才傲物，盛气凌人，党同伐异，排斥端士，他们以古代名臣贤相周公、管仲、诸葛亮等相互吹捧，结果是“出师未捷身先死”，正如柳宗元自我总结的，“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寄许京兆孟容书》）。

遭遇贬谪的巨大伤痛，让柳宗元明白了仅靠美好的愿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不可能的。痛定思痛，他在儒家所提倡的“中庸”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易经》、《老子》、《庄子》的思想，系统地提出了为人处世的刚柔观：

“纯柔纯弱兮，必削必薄；纯刚纯强兮，必丧必亡。韬义于中，服和于躬；和以义宣，刚以柔通。守而不迁兮，变而无穷。交得其宜兮，乃获其终”（《佩韦赋》）。

所谓“纯柔纯弱”，就是一味守柔而失之刚，结果只会削弱；所谓“纯刚纯强，必丧必亡”，就是执刚而失之柔，必将毁灭。所谓“韬义于中，服和于躬，和以义宣，刚以柔通”，则是柳宗元提出的自我修养和处世原则，其中“和”是最重要的要求。

在“刚以柔通”的基础上，柳宗元进一步提出了“方圆说”。元和五年（810），柳宗元的妻弟杨诲之在去探望父亲途中顺路来永州看望柳宗元，停留数日。杨诲之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士人，声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荣”，柳宗元觉得他就象年青时的自己，担心他走自己的老路，会“不幸而及危乱”（《与杨诲之第二书》），便写了《说车赠杨诲之》和《与杨诲之第二书》两篇文章赠给他，系统地表达了“圆其外而方其中”的观点：“吾以为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然后能志乎道也”，“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为至矣”。刚柔同体就是人的自我和谐的最高境界，也是外部世界和谐的条件。

柳宗元认为一个人只有在人性上不乘物以逞，贪婪奸诈，才能达到自我和谐的境界。柳宗元经历了从朝廷高官贬为江湖谪臣，从繁华都市贬到南蛮之地的生活，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所观察和认识。特别是在他大起大落的遭遇中，更深刻地体味了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也更深刻地认识了为人之本。柳宗元认为乘物以逞，贪婪奸诈是人性中最大的敌人，他在《三戒》的序言中说：

“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

通过寓言对人性的丑恶现象进行鞭笞是柳宗元给后世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之所以采取寓言形式也许是柳宗元身处贬地的原因，他担心直接的批判会引来别人的怨恨。这些寓言用意独到，至今发人深省。《三戒》是柳宗元寓言的代表作，文章通过临江的麋，黔地的驴和永州的鼠从不同角度将“仗势而妄为”的人性弱点表现得入木三分，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形象。

柳宗元可谓苦口婆心地劝诫世人，“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之为余再更！”中人是指一般的人，柳宗元希望世上大部份的人都能戒除贪念，和谐自我。

五

柳宗元的关于天人和谐、官民和谐与自我和谐三大观点构成了他较为完整的和谐思想，这是他一生追求的“美政”理想。这一思想是柳宗元贬到永州后才逐步完成的。以往的柳学研究者对柳宗元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宗教思想、伦理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旅游思想等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研究，但都没有对柳宗元的思想做综合的研究，因而显得庞杂。更有甚者有人从柳文中的只言片语，强加给柳宗元园林家、中医大师等称号，柳宗元似乎成了无所不能的“超师”。这样做似乎是抬高了柳宗元，实际上却让世人无法真正地了解柳宗元。

我们说，柳宗元只是封建社会的一位知识分子，一位文人，由于被贬永州的特殊环境，他实际上成了一位相对自由的知识分子。柳宗元在逆境中始终保持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节操和良知，勤奋读书，独立思考，忧国忧民，关注民生。柳宗元没有因仕途失意坠入自我世界，而是以天下为怀，将自己的理想与天下的理想紧密结合起来，渴望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时代，即使自己的理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他也相信有益于后世，“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着书者皆是也”（《寄许京兆孟容书》）。

古人认为，圣者立德，贤者立言，柳宗元也是将自己定位在贤者的位置。柳宗元以自己高尚的情怀和深邃的思想形成了以“和”“中”为核心的系统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的“和”的思想是在继承先哲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易传》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尚书》说：“沉潜刚克，高明柔克”，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孟子说：“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庄子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佛经上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凡此种种，可以看出儒、道、佛三种思想都包含了“和”的思想。柳宗元是一个熟读百家经典的文人，他对各家学说的真谛深有体味，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和“的思想。“统合儒释”是柳宗元一生都在努力探求的问题，许多柳学研究者都论述过这个问题，但很少有人能明确地指出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我们认为，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建构以“和”“中”为核心的系统理论。

柳宗元的“和”的思想不是对前人的简单重复罗列，而有自己的新内涵：

其一，柳宗元是历史上第一个将客观的天与人格化的天明确区别开来，使天人关系得以科学阐释的思想家。遗憾的是，在他之后的多数封建社会的哲学家、思想家有意或无意地将二者混淆起来，模糊了人们的认识，以至于分不清“天人和谐”、“天人合一”和“天人不相预”的区别。

其二，柳宗元的“和”的思想是以现实社会为对象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佛教的“和”是建立在虚无空幻之中的，其本质只是人在精神上的一种自慰。在佛教的“和”的世界里，人是没有自由的，也是不能作为的，“和”只能在超现实的极乐世界里能实现；道教的“和”是完全以我为中心的，身外的一切都与己无关，因而，实现“和”的唯一出路就是逃避现实；儒家的“和”是现实的，但儒家的“和”是圣人的“和”，是皇帝的“和”，是统治者的“和”，老百姓只是儒家的“和”的世界里的附庸，是受支配的对象，因而，也是没有自由的。柳宗元的“和”的思想发展了儒家的观点，第一次将老百姓的利益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在官民关系上实现前面所论述过的三个超越，因而，柳宗元的“和”的理想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虽然，这种理想在封建社会不可能实现，但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其三，柳宗元的“和”的思想突出强调了人与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观点。佛教认为众生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只能在虚幻的极乐世界中才能得以实现。道教视现实一切为羁绊，自认为自己同他人是平等的，但这只是一种“精神平等“而已。儒教则认为人是有高贵卑贱之分的，而且是上天注定的，不可改变的。柳宗元承认现实的人是有等级之分的，每个人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但柳宗元明确强调每个人都有自由生存、发展的权力，这一观点是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的。

柳宗元不仅在理论上积极探讨和宣传“中”、“和”的思想，也在自己的行动上努力实施这一理想。柳宗元担任柳州刺史后，作为一方的地方长官，他在自己的治下积极地营造“天人和谐”、“官民和谐”的环境。柳州本属南蛮之地，树木茂盛，杂草丛生，但柳宗元到任后，仍然发动当地百姓植树造林，创造更好的人居环境。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还身体力行，亲自到柳江边种柳树和到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橘树：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

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

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

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

——《种柳戏题》

手种黄甘二百株，春来新叶偏城隅。

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门利木奴。

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

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

——《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

唐时的柳州因地接蛮夷，残留了很多野蛮落后的习俗。柳宗元到任后，立即着手革旧布新。根据史料记载，柳宗元在柳州任上主要做了两件事情:

一是解放奴婢。在唐朝买身为奴的制度依然存在，“柳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赎，子本均，则没为奴婢。宗元设方针，悉赎归之。尤贫者，令书庸，视直足相当，还其质。已没者，出己钱助赎”（《新唐书•柳宗元传》）。柳宗元在自己的执政范围内，千方百计地消灭买身为奴的制度，他不仅要求所有的奴婢都可以赎身，而且对那些无家人来赎的奴婢，自己出钱帮助赎出。柳宗元的这一举措充分表现了他人人平等的“中”、“和”的思想，表现了他追求人人都可以自由发展的美好理想。

二是兴办官学。柳宗元元和六年来到柳州，当年十月就修复了孔庙，恢复了官学。柳宗元希望通过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改变柳州百姓落后的思想状况和愚昧的行为。“有唐柳子厚开开此邦之文教”（《柳州县志》），“柳侯为州，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三年，民各自矜奋”（韩愈《柳州罗池庙碑》）。由上观之，柳宗元就是力图通过提高百姓的素质，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实现他心中的和谐理想。